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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回忆钱锺书

许渊冲是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钱锺书在联大待的时间不长，但是还是给一些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还保持了联系，比如许渊冲。许渊冲在几本书中或采访中都或多或少提及老师钱锺书，如《追忆逝水年华》、《逝水年华》、《续忆逝水年华》，以及近著《梦与真——许渊冲自述》（下简称《许渊冲自述》）。
1938年9月，钱锺书自法国回国，到西南联大的清华教外语。钱锺书住在昆明大西门文化巷十一号院内，他独住的房子非常小，曾有“屋小如舟”之喻。据许渊冲介绍，联大的宿舍租用昆华中学南院和北院，“杨振宁和他父亲杨武之教授一家住北院附近的文化巷十一号，钱锺书教授也住在那里”。杨绛说，小院很热闹，杨振宁在院中高声朗读英文，钱锺书在屋里也能听到。
《许渊冲自述》中，作者配了一张1938—1939年西南联大教学大楼的照片，并说明：“朱自清、闻一多等在三楼大教室讲大一国文，钱锺书、潘家洵等在一楼讲大一英文。大楼后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招待所，许渊冲在此译‘三民主义’。”许渊冲对那时的钱锺书印象颇深。据他回忆，钱锺书是1939年3月31日给他们上第一课的：
钱先生教我时才二十八岁。他戴一副黑边大眼镜，显示了博古通今的深度；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看得出学贯中西的广度。他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显得风流潇洒；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却又颇为老成持重。他讲课时，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左腿直立，右腿稍弯，两脚交叉，右脚尖顶着地。他和叶先生不同，讲课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学生听讲没有压力，不必提心吊胆，唯恐冷不防地挨上程咬金三斧头。
在联大，钱锺书教英文，课上得生动，又不批评、提问学生，故颇受学生欢迎。他上课谈笑风生，常常用警句、妙语，能“化平凡为神奇，把中西文化化为Duo（二重奏）与Duel（二人斗，决斗）”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如1939年4月3日，钱锺书讲课文《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说的妙语如：“美容的特征在于：要面子而不要脸。”“宣传像货币，钞票印多了就不值钱。”学生们把他和叶公超比较，认为“他更重质，叶更重量；他重深度，叶重广度”。据杨振宁说，叶公超的英文课“极枯燥。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所以在当年六月的小考中，钱锺书虽然只要求学生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却不容易：《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

在联大，除大一英文，钱锺书还为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选过课的有许国璋、杨周翰、李赋宁、周珏良、查良铮等，后来都很有成就。许国璋回忆：“钱师上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
虽然学生的好评多，但钱锺书的英文课也不是最受欢迎的。据许渊冲介绍，当时大一英文分三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錢锺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学生们之所以不最喜欢钱锺书的课，恰恰是因为钱锺书上课不讲中文，全是英文，可能让程度低的学生感觉吃力。陈福田和叶公超差不多，缺点是不会上课，没钱锺书的课精彩。“大三的‘西洋小说’这门课本来是英国教授Pollard（吴可读）教，但他因患破伤风而不幸去世了，就由陈先生接任。陈先生西洋小说读得很多，但是感性知识丰富而缺理性知识，他只会照本宣科念吴教授的讲义，每句念三遍，要我们听写下来，把有趣味的小说课变成枯燥无味的听写课了”。
在联大，钱锺书“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他的英国音在联大没有陈福田的美国音受认可，大家听惯了美国英语，所以“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陈福田先生一口流利的美国音，说得比美国教授温德还快。无论钱锺书先生英国音有多正统，大家总听不惯，觉得别扭，在联大流行的就只有美国英语。”陈福田时为联大外文系主任，客观地说，他在联大是做过一些贡献的。许渊冲说，陈福田编选的大一英文课本影响很大，联大没有一个学生不受课本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钱锺书当时用的大一英文教材也是陈福田编的。
叶公超和陈福田似乎都不喜欢钱锺书。许渊冲说：“陈福田和叶公超都有排斥钱先生的思想，所以，钱先生在联大只教了一年（1939年），后来就去湖南了。”钱锺书对这些人评价也不高。据说他曾这样评价几位老师：“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杨绛否认钱锺书说过。许渊冲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妙，像是老师说的，并在《钱锺书先生与我》一文中条分缕析了一番。但钱锺书去湖南不完全是因为受到排斥。1939年7月，钱锺书自联大回到上海过暑假。此一去，他确实再没回联大。他是极不情愿地被父亲钱基博叫到位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的。钱基博让他去当英语系主任兼照顾自己。从钱锺书第一次给许渊冲这些学生上课时算起，他实际教这批学生的时间只有三个月。
1949年后，许渊冲又与老师联系上了。大概在1950年或1951年，许渊冲去吴达元家拜年，遇见钱锺书夫妇。那时钱锺书很胖，他一下没认出来。当时，吴达元和钱锺书夫妇讲林徽因家的猫发情，和钱锺书家的猫打架的事情。再后来，围绕翻译的事情，他们又有联系。1976年，报上发表了毛泽东词《井冈山》和《鸟儿问答》，还有外文出版社的英译文。译文没有押韵，有人说是钱锺书译的。许渊冲觉得远不如他英译的“吃一堑，长一智”译得好（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就写信把自己的韵体译文寄去，请老师指正。1976年2月26日，钱锺书回信：“惠书奉悉，尊译敬读甚佩，已转有关当局。我年来衰病不常出门，承命参与定稿，并非草创之人。来书云云，想风闻之误耳。”
为翻译毛诗词的事，他们通信不止一次。后来许渊冲自己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遇到两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不敢肯定是不是毛写的，就写信给钱锺书求教，并把原词和自己的英译文寄去。1977年2月16日，钱锺书回信；“我已迁居国务院宿舍，来书昨夜方转到（通讯处仍为文学所，每周有人转送）。所示两篇，恐非真笔；平仄不合词律（如拉丁诗之false quantity），即可知必出于生手学作。尊译远胜原著；Pater阅Poe’s Tales，不读原文，而读Baudelaire译文，足相连类。”钱锺书赞扬许之译文远胜原文，使其“得到很大的鼓舞”。
许渊冲为工作调动的事情找过钱锺书几次，都被老师婉转回绝。1980年，许渊冲希望老师能帮忙把他调到北京工作，钱锺书回信：“屡承惠寄大作，极感，未复为歉。我赴欧赴美，皆非为讲学；亦因无学可讲，故Princeton等二三大学来函邀我今年去走江湖卖膏药，亦一律坚辞矣。新粦等他去，足下更加擎天之玉柱，校方决不放行；他校商调，亦恐如与虎谋皮！我衰朽日增，一月前牙齿尽拔，杜门谢事。《围城》英译本去秋在美出版，俄文本译者去冬来函亦云已竣事，辱問以闻。”1983年3月，许渊冲到钱锺书家，希望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老师能把他调到社科院工作。钱锺书告诉他，他在社科院不管事，只是个挂名的副院长，一不上班，二不开会，三不签阅文件，所以头也不白，对调动的事无能为力。“况且，你到这儿来，肯定有人不愿意你一来，对他们是个威胁，他们会‘退避三舍’；你的‘价值’比他们高，但‘价格’没有他们高。”同年8月，许渊冲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客座教授，写信给钱锺书，再次问能否调到社科院工作。钱锺书回信让他找外国文学研究所卞之琳。许渊冲就把信转给卞之琳，也是不了了之。
何兆武给许渊冲写信说：“钱锺书先生眼高手高，于并世学人甚少称许，独于足下称道不已，诚可谓可以不朽矣。”钱锺书从来不吝隆词盛语夸赞年轻人的，大可不必当真。其实，钱锺书与这个学生在很多翻译理论问题上的认识并不一致。许渊冲认为，诗歌代表美，翻译代表真，所以译诗不是“得罪”美，就是“得罪”真，钱锺书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了真，而他选择了美。1976年3月29日，钱锺书给许渊冲回了封英文信，意为：你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跳得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但有色玻璃的翻译会得罪“译”，无色玻璃的翻译又会得罪“诗”。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得罪“诗”而不得罪“译”了。钱锺书心里清楚：“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他们围绕这些问题，还有过一些通信，在钱锺书生前，少数被许渊冲发表了出来，惹得老师很不高兴，怪其“把我的信示众了！”，“拙函示众，尤出意外；国内写稿人于此等处尚不甚讲究，倘在资本主义国家，便引起口舌矣”，“我与弟除寻常通信外，并无所谓‘墨宝’，通信如此之类……皆不值得‘发表’。”钱锺书去世后，他们之间的大多数通信都被这位学生拿出来“发表了”，不信您看看《续忆逝水年华》。
（许渊冲：《梦与真——许渊冲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