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动中的阶层“内卷化”现象分析.doc

社会结构变动中的阶层“内卷化”现象分析

个人社会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同的层次流动是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人为地的保持社会阶层的界限，是有害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所谓社会流动指的是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社会成员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在流动中看到上升的希望,一个社会成员如果看不到发展的希望,或者流动条件不公平,社会是不可能达成和谐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说明社会地位实际上是平等的，社会流动的本质反映的是占有资源的的变化，资源一般由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网络资源构成,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大。这种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较大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政治方面的较大差距。
社会流动有两个机制，一个叫先赋性规则、另一个叫后致性规则。先赋性规则就是说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决定于与生俱来的社会归属。后致性规则则是依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构造，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和实现流动主要依靠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再说的通俗一些，社会流动的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让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让那些技能低下、不思进取，只知道吃老本的人向下流动。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后天努力决定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不是依靠老子的本事和影响决定我们社会中的地位。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不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努力而是依靠一些先赋性因素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层次和地位，而且他们还害怕别人进入他们的阶层，想方设法的阻碍别人进入。据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统计，1980年后，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的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这就解释了社会上的要进入一些待遇比较高的职业尤其是国家企事业单位需要熟人介绍的现象。这是因为一些人总想着让自己圈里的人来分享更多的资源，所以他们拒绝流动害怕流动，尽可能的让流动操纵在自己的手里。社会流动是开放性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通过流动，新的社会岗位才会有人去充实，才能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社会流动越通畅，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的社会成员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上升流动。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活力，持续前进。现在中国的社会阶层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与现在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只有社会流动才会使其逐步的优化，阻碍流动最终就是阻碍社会进步、和谐。
人类社会分出阶层有利于激励勤勉、鞭策后进，这是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分配制度的基础，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少阶层生成的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因此社会要和谐安定，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必须有赖于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

一、社会流动中的阶层“内卷化”现象
1. 社会流动的两种主要理论观点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理论两个基本部分,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关于阶层之间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精英群体是不断循环流动的。所谓“精英”是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指社会中的有杰出才能者。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规模很小的群体。虽然精英群体人数很少，但是，其能量巨大，特别是政治精英，往往对于全社会甚至对于一个时代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英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人物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尤为巨大。这可能是因为自秦以来的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政府具有超强的管理功能，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深厚根基的精英文化所致。意大利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32)是倡导者；帕累托是精英循环理论的信奉者，在他看来，由于个人继承的天赋和在等级制中的地位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任何社会都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因为那些有才干的人会准备好补充到精英群体中，群众和精英身上的剩遗物的波动决定了依赖的循环。一个社会的精英流动越是顺畅，社会越是稳定。帕累托指出：新的精英通过不停的循环运动，从社会的下层阶级中冒出来，登入上层阶级，在里面发展壮大，随后衰落、被消灭、消失。”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第312页。
他写道：“贵族不会永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段时间后，他们就消失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历史是贵族的墓地。”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70页。
马克思对此做过解释：“统治阶级能够吸收被统治阶级中第一流人才越多，它的统治就越加稳定。” 一个社会的精英流动越是顺畅，社会越是稳定。当社会阶层的结构逐渐成形以后，一般不是精英循环的理想状态，这为20 世纪60 年代后出现的“精英再生产”理论。
“精英再生产”理论认为贫富可以世代继承，是可以“父贵子荣”，阶层的禀赋能够通过载体复制给下一代的，这是“精英再生产理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将这一理论发展成为“文化再生产理论”，他在《再生产》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专断”、文化资本等概念，认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会用制度化的方式将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固定下来。布迪厄对人的社会流动资本类型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都有相应的功能以及各自的制度化形式。在布迪厄看来，“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联系在于，上层阶级能够根据自身所拥有的教育和文化的资源优势地位，而从属阶层的成员则不仅在经济上受制于人，而且统治阶级通过文化符号（文化壁垒），利用社会和教育体制的不平等而使社会流动的不平等合法化。阶层“内卷化” 1968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 Geertz)在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时发现，这里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是简单地重复生产，没什么进步，他称这种现象为“内卷化”(黄宗智曾将“内卷化”译为“过密化”），黄仁宇和黄宗智等学者把“内卷化”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觉运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用“内卷化”表达发展变迁中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而是在一个层面上无休止地内旋内耗、自我伺服和自我复制。
。
现象是用一种家庭性的先赋因素，还有获得性的比如教育这样的因素，比较稳定地获得较好的社会位置。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和下层占有很少的社会资源份额，占人口少数的上层和中上层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这样就出现一个社会流动的特殊现象，因为占有社会资源和现有的经济文化基础目前相对稳定，社会流动逐渐减缓，而且呈现阶层内部静止化，跨阶层间的流动因为各种壁垒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少，特别是从弱势群体向社会上层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父贵子荣”和“父贫子衰”在强弱两个阶层内部复制，“精英再生产”和“弱势再生产”的趋势已经出现，我们把这种社会流动现象称为阶层“内卷化”现象。
我们发展市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市场可以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场所，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争取竞争的成功。然而，在市场演进的到目前阶段，由于利用公共权利获取市场利益现象的频繁发生，社会流动的力量是用先天的因素而不是靠后天的努力,并由此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原来期待的市场公平又不复存在了。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一部分社会中心群体实际上又在构筑一种“新的社会身份群体”。这种现象侵蚀着新的公平机制，这实在是历史的倒退。

美国的第一家族现象
在美国人嘴里，能被称为王朝的，只有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相比肯尼迪家族男性成员命运多舛、人丁衰落，布什家族显然强势得多。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不过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布什家族“占领”了国会议员、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总统、州长等高层职位。这还不算布什的曾祖父塞缪尔·布什曾当过总统顾问。“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布什家族的政治成就自然离不开他们家厚厚的钱袋子。但因为家族的政治名声太大，现在已经无人有兴趣或认为有必要去搞清楚布什家族究竟有多少钱了。人们只需设想一下，布什的曾祖父就是制造业大亨，布什的祖母出身于金融巨头之家，布什家族的产业已遍及石油、银行、军工企业乃至体育项目。
布什成功连任之后，美国媒体爆出布什的弟弟杰布将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的消息。虽然对4年后的大选进行预测为时过早，但杰布确实是目前共和党内无可争议的政治明星。1998年，杰布当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2002年再次当选，是该州历史上第一位两次当选的共和党人。在任期间，杰布大力发展教育，推出“公开办公时间”措施，政绩不错，很受选民欢迎。对他来说，共和党内部几乎没有对手。布什王朝的主心骨老布什，对王朝的说法他很不赞同。他说他从没有要打造王朝的想法，而且布什家族不是王朝，因为王朝是靠继承，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而布什家族的一切，却全来自艰苦奋斗。大多数的美国人，认可他说法，因为出疗效不是两个宝贝女儿闹点丑闻外，布什家族的负面新闻是非常少的，美国人还是很愿意这个传奇能够续写下去，最终成为一个神话。
朝鲜也是：
中国问题

2．阶层“内卷化”现象造成社会断裂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在分析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变化的时候将其概括为：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的了。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
如前面所指出的，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而失业下岗人员则构成城市底层社会的基础。问题是如何看待失业下岗人员以及由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在前几年，由于持续的经济低迷，大量失业下岗这个事实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的不景气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学者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的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
当然，并不是说上面这三个问题不是原因。而是说，应当对另外一些因素的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的就业机会，则需要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即使是新的经济增长来临，即使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了，他们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变。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这就是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通常也称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是指那些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存能力较差，凭借自身的力量或能力难以维持个人或家庭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群体。理论工作者经过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在１．４亿～１．８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１％～１４％左右，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将现在的失业者和下岗者仅仅看作是由于某些暂时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
说他们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社会保障大都是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下岗和失业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同时也意味着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之后最担心有的是“失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83.4%）。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表明，在下岗和失业人员中，其基本生活发生较大困难者，并不多见。其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在发生较大疾病的情况下，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二是在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上发生困难；三是在生活中遇到某些突发性事件的时候，会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
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在一个讲座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将是下降的。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在2000年的收入水平上，中国对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最多只有非农产品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速度高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同样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85年－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之上，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义上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如果说在50年代到80年代农民还可以用农业的收入换来品种和数量有限的工业品的话，在今天，许多农民反倒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从事其他产业的经营的话，他们反倒比过去几十年更像小农。
须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和人口涌入城市，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自身的转变。也就是说，留在农村的数量越来越少的农民，通过对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并以产业化的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而在目前的我国，农民之所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导致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根据许多地方调查的结果，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只够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
而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这种断裂的城市中又以另一种方式映射出来。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里人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里的学校里念书。他们往往居住在狭小拥挤、秩序乱和卫生差的城乡结合部。同时，他们还要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外地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户口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同时缴纳管理服务费50元---80元／年，到了北京之后又需要办理的证件多达六七种，每个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滋生出社会仇恨。 一个断裂的社会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
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变窄,或者被人为地设置大量障碍和壁垒, 阶层间流动就变得艰难，阶层的界限凝固化,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断裂状态。会有一部分人、一部分阶层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整个社会结构形成较为稳定金字塔等级结构。阶层分化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化现象，少数精英群体过多地垄断了社会经济资源，他们在社会权利的追逐上高度失衡。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在不同的方向上渐行渐远，和他们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为无法填平的鸿沟,从而出现了社会上层和弱势群体之间深深的裂痕，这样的社会就会出问题。
虽然还不能下结论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呈现两极分化，但从中国基尼系数和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将继续扩大的情况来看，我们目前在分配上出现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很快，另一方面我国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行业和阶层集中，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严重，正在走向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到 2001年城乡居民人均名义收入比率上升到2.46，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3.23倍，2005年仍然维持在3.22倍的高位。用城乡居民的综合基尼系数表示，2001至200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4、0.47、0.46、0.48、0.48,大大高于国际警戒线0.4,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0.4%)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8日。
。中国已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城乡差别，庞大的农民队伍，明显的两极分化，可以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出现“倒丁字”型的变动趋势。李强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ocio-economic index）测量中国就业人口，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64.7%的人处在非常低的分值位置上，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中在城乡差别和社会福利双轨制共同作用的社会结构现实，比一般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差，即与其他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分界，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显示了巨大的差异性。这就值得警惕。而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的经验看，两极分化就会引发社会危机和社会冲突，导致整个社会处于碎裂混乱之中，从而割断现代化的进程。
国际经验表明，比较稳定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一般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最突出的是在阶层断裂接合带上的群体往往会成为社会上下层共同指责的对象，比如目前饱受诟病的城管、税务、垄断行业、信访、社会基层工作人员，他们是上层和下层的结合点，由于两种阶层的价值取向，利益关系不能协调，以上管理者的要想获得双方的满意就难上加难，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当然也存在工作作风等问题，但根本上还是他们处在社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没有一个庞大的、负责任、有影响的中间阶层发挥社会“缓冲器”的作用，贫富的进一步分化，财富和社会资源急剧地集中在极少数人群手里，决不是什么福音，社会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如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卖淫问题等等，都可以从“倒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
到底是城市的面子重要，还是弱势群体的生活重要！既然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那么就应该考虑一下底层民 众的生活，要知道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固、社会的稳定不是靠城市的面子支撑起来的，而是民众的力量！

弱者的抗争
1.2001年种族歧视引发英国奥尔德姆镇种族骚乱
5月27日凌晨及夜晚，英国中部城镇奥尔德姆连续发生亚裔青年与白人青年冲突事件。这是15年来，在英国本岛发生的最为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目前已造成15名警察和10名群众受伤，有近20人在事件中被捕。
事件起因于26日晚在该镇一间名为“好味”的鱼条店外的一场争执。目击者、店老板沙里夫说，当晚7时30分左右，一名亚裔青年和一名白人青年在店外说话，两人年龄均在15岁左右。不知什么原因，两人吵了起来。不一会儿，白人孩子的母亲过来了，并用手机召唤在附近酒吧的另外几个人。不到5分钟，十多个白人青年分乘两辆出租车赶到，并立即开始狂砸附近亚裔住家的窗户和汽车。
这一消息在当地亚裔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应。大约9时左右，100多名亚裔青年手执棍棒和汽油弹奔赴当地一家白人开设的名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酒吧，袭击了在场的顾客。店主巴罗夫妇遭到袭击，另有两名顾客受伤送医院治疗，其中一人伤口缝了7针。巴罗先生的妹妹在附近开设的另一家酒吧被纵火烧毁。11时左右，又有上百名骚乱者向巴罗夫妇的住宅扔砖头和汽油弹。骚乱者还向警察投掷石块、汽油弹等。警方事后透露，有人在骚乱中使用了手枪，并发射了4发子弹。据报道，当日参加骚乱的亚裔青年多达500人。骚乱一直持续了7个小时。
奥尔德姆是一个亚裔人口较多的城镇。该镇总人口21.9万，其中亚裔2.5万，占11.4%，主要来自巴基斯坦(约1.4万)、孟加拉(约9000)和印度(约2000)。种族冲突是该镇近10年来非常突出的问题。难民在英国的处境也相当令人担忧。一些人因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环境而逃出难民聚居区，靠乞讨甚至抢劫为生。难民问题已成为英国政府的一块烫手山芋。

2.美国辛辛那提骚乱
2001年4月,白人警官罗奇枪杀的19岁的黑人年轻人蒂姆·托马斯引发的,托马斯的左邻右舍们证实说，托马斯只不过是到家附近拐角处一家小店铺买几包烟，没想到却横遭杀身之祸。事发后辛辛那提警察局慌忙说托马斯先后14次被捕，但连辛辛那提政府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说，如果看了对托马斯的指控，那么就会发现警察逮捕他的事由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违反交规，无照驾驶，没有系安全带，最大的“罪恶”也只是窝藏赃物。可白人警官罗奇却居然开枪了，并且是在极近的距离内直接打中托马斯的胸膛。罗奇事后居然诡称，他开枪的原因是因为托马斯一边跑一边往腰间摸去，“好像是在掏枪”。辛辛那提愤怒了，这个人口30万，其中占43%的黑人没有理由不感到愤怒，因为蒂姆·托马斯是去年11月至今第4名遭白人警官无故枪杀的黑人，大约有100多名黑人青年从怀恩街和第13街出发示威。走着走着，示威人群中突然有人发出一声号令，没等过路人反应过来，就见大街两旁大商场的玻璃应声而碎，黑人青年眨眼间就冲进商场，把售报摊、货架一股脑儿丢到大街上，一辆白人小商贩售卖热狗的货车也被推翻在地。早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白人防暴警察见状立即向黑人年轻人发射催泪瓦斯弹和橡皮子弹，甚至向他们投掷眩目手雷。
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辛辛那提终于陷入了全面瘫痪之中。辛辛那提市警察局长斯科特·乔纳森呼吁居民们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千万不要上街。他透露，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不得不在市政大厅和警察局总部四周警卫，生怕愤怒的黑人青年冲进去打砸抢,暴警察尽他们最大的可能逮捕参加种族暴乱的黑人青年。他们行动的时候往往是由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特警打前锋，挥舞警棍把那些手挥石块、罐子和酒瓶子的黑人年轻人打翻在地，紧随着马队后面配备了手枪的警察一拥而上，把被打倒的黑人年轻人逮捕起来。就这样，防暴警察一共逮捕了66人。与此同时，25名无辜市民被打伤后送进了医院，40多名过往行人接受消防队医生的现场包扎治疗。

4月12日，辛辛那提市市长卢肯下令全市进入紧急状态，每晚20时至次日凌晨6时实施宵禁，宵禁令自12日当晚生效，无限期延长下去。目前，辛辛那提已经从州高速公路巡警那里得到增援，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不得不调动国民警卫队。

3.阿根廷骚乱
2001年12月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动乱﹐当地时间19日凌晨首都附近发生2000人聚众抢掠事件﹐人们撬开商店的铁闸﹐抢走从食品到衣物鞋类的一切货品。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进行镇压。先是有数百人呼喊着反对政府紧缩措施的口号﹐星期二晚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圣林格尔破旧的商业区。示威者在街上焚烧垃圾﹐抢走小商铺的所有货物。电视画面显示了人们纵火和撬开商铺铁门﹑砸坏窗户的情况。一些中年妇女带着购物袋也参加抢掠﹐捡起散布在街上的商品。在越聚越多的人群中﹐一个身份不明的妇女高喊道﹕“我们没有钱﹐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吃饭﹗”警方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赶群众﹐但人群后来增加至二千人左右。警方说有五名警员受伤。但警方报告没有提及群众受伤的人数。人群最终被驱散。

4.澳大利亚土著民骚乱 30多名警察受伤
2004年2月16日电据当地媒体16日报道，澳大利亚一土著少年的死亡案15日晚引发当地近100名土著青年制造骚乱，（希基14日骑车时不慎从摔倒，被附近一个金属围栏的杆尖扎死。他母亲称孩子受到警察的追赶，但警方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多名警察在制止骚乱过程中受伤。骚乱发生在首都悉尼郊外一个名叫雷德芬的土著居民聚居区，警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受到骚乱者投掷的砖头、瓶子以及汽油弹的袭击。30名警察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骚乱者于16日早上被驱散。

5．巴黎骚乱
在2005年10月27日，巴黎近郊仅有2.8万移民的克利希苏布瓦镇，有两名十多岁的青少年为逃避警察追捕，躲入法国电力公司的一个变电站，被高压电击身亡。事发后，警方否认曾追捕过这两名青少年。为表达不满，该镇众多青少年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警察追捕无辜并导致其死亡的行为——骚乱由此引发，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政府机关，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令法国政府始料不及的是，这场骚乱迅速扩散至法国各地，“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不仅巴黎，连马赛、里昂、里尔等一些大城市也未能幸免，而且呈现出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据11月
6．国内的情况
四川等地

中国社会历来都是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过来的。到了上层社会的腐化、暴戾到了下层社会无法忍受的时候，就会以新一轮的暴力呼声进行洗牌，也就是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社会貌似最稳定，实际上隐伏着巨大的、不可预测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底部无疑是一座间歇性爆发的火山。

阶层内卷化的成因(不讲)

首先，权力因素往往对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中的机会平等发挥着某种强化作用。试设想，如果一个社会中权力要素占据统治地位或者是社会地位的核心，高度集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必定对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具有控制和影响作用。这样，不同代际之间甚至代内之间的权力传递性就非常强，例如，在一个权力资本对社会个体的代内流动以及代际流动具有重要影响的作用下，对其父亲有权的那些人来说，其职业选择以及收入增长和收入流动一定会在权力要素的帮助和作用下拥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而越是这样就意味着社会机会的越不平等；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权力因素对个体收入的代际和代内流动不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那就意味着一个父亲有权的家庭，其父亲权力因素、家庭背景以及收入状况并不直接影响或决定其子女的收入流动和职业选择，同样也就意味着经济社会的机会更具有平等性。
其次，教育资本同样也会影响收入流动性大小。一般而言，教育资本往往作为后致性因素影响个体社会的流动性，如果这种后致性因素影响了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即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家庭背景、收入状况等直接决定或者影响其子女的受教育状况、收入状况，并且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那么则说明这个社会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它从客观上排除了个人通过教育等后天努力去改变收入状况、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可能。
另外许多制度性安排作为先赋性因素仍然影响和制约着个体社会中的代际和代内流动。实际上，往往相对一个个体而言，某种制度环境实际上是一种先赋性因素，个体无法在短期内加以改变，只能够接受它，就像人们永远无法一生下来就能够改变自己所面临的生产方式一样。从广义上说，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为个体的努力提供了自由竞争的环境；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制度包括那些具体的体制和制度都是如此。例如，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管理制度将人口强制性地分割为两个部分，即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并且限制农民“乡－城”之间的流动以及整个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尽管经济学理论分析已经表明，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资源有效配置，实现生产要素所有者按要素贡献参与收益分配；但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在配合价格剪刀差政策推行的同时，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限制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剥夺了农民进城自由选择就业的机会；同时，城市居民享有的种种特殊的补贴(肉食补贴、价格补贴等)、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险以及社会生活保障、医疗、教育、生活方式等，农村居民却没有“资格”享受；所以，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市与农村居民收益和福利待遇的差距，影响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影响中国城乡和谐社会全面发展的最大体制障碍。

二、阶层“内卷化”的社会影响
阶层“内卷化”表明阶层间流动出现了障碍，底层人群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贫富代际传承和固化趋势明显增强，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资本”越来越少。阶层“内卷化”同时造成以下后果。
1.政府规模庞大，机构繁多，纳税人税负沉重。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公务员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我国历史上也达到了最高峰。据测算，中国在唐朝时，每3250人养一个“吏”，明朝是2700多人养一个，清朝是1300多人养一个，1950年代初，是725人养一个。2004年，有人测算是28人养一个，2005年初，又有人测算认为，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不到20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2006年10月10日《暸望》周刊一文，《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当警惕》，其中披露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隐形超编（从外部借调）普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50%以上用于“养人”（发达国家一般在20%左右）。在一些地方，财政支出的80%用于维持地方行政机构运转，根本没有财力公共设施建设。即便如此2007年12000名公务员的招考工作又开始粉墨登场。
2.“隐形世袭”挑战社会公正，社会关系更加紧张。
研究发现一些消极的流动倾向正在出现，一些不利于社会合理和公平流动的先赋性机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还很顽强，干部子弟凭借父辈官职进入体制内继续分享国家治理权的潜规则，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这便是现实生活中非常熟悉的“隐性世袭”，也就是社会上层的“内卷化”现象。比较典型的是国家管理部门，从毕业分配即可看出，本系统子弟比一般毕业生进入系统的门槛要低。世袭在当今中国就没有合法性。但因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世袭暗流”仍然涌动。目前存在着的权力（或利益）的获得途径与世袭制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能冠冕堂皇地拿到桌面上来，便以“潜规则”方式存在着。
“隐形世袭”泛滥的恶果，就是直接制造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严重危机。在靠“隐形世袭”这种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子弟、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而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如果因没有背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的涵义具体体现在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平等，主要包括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社会上层“内卷化”现象是对这两个平等原则的严重背离, 权力和人情超过了社会正义。弱势群体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而社会上层则过于强势，从而存在着上层剥夺弱势群体的一些利益，而弱势群体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从而带来许多社会紧张和矛盾，甚至危害到社会互信和公正。

3. 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加重社会运行成本
道光皇帝某日宣一大学士上朝，公事完了后，两人就开始闲谈，道光帝嘘寒问暖，无意间问及大学士早餐吃什么，大学士答道：“吃三个涴果。”道光帝大吃一惊：“你好阔气！”涴果者，寻常物，北京人所谓荷包蛋也。一个大学士，不大不小算得上一个省部级官员，早餐吃三个荷包蛋怎么就把道光皇帝吓得不轻呢？原来在道光帝这个首长办公室之内务府里，账目上每个鸡蛋的价格是三十两银子。涴果是加了工的鸡蛋，加工费及服务费也肯定所费不菲吧。一个早餐就要吃掉百多两银子，那中晚餐吃多少啊，这当然就让“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帝老儿也不免惊叹，怪怨大学士生活之奢侈了。
那么，道光帝之时，鸡蛋到底是什么价呢？它有两种价，一是官价、府价，一是民价、市价。官价府价是三十两一个，民价市价是三钱可买十来个。什么东西一入内务府，价格就不是翻番的事。百倍是低的，千倍是正价，上万倍者也不稀奇。曾给溥仪之妻婉容当过抄书先生的周君适爆过猛料：故宫有个宫门坏了一对铜环，换了新的，内务府的账目上这对铜环的价格是二万两银子，有好事者换算过，按当时的物价水准，这价格可盖十栋楼房。是内务府货物的进价高吗？想起来应该是很低的，皇上要的，谁敢高价吆喝？内务府的人到民间采购，“手把文书口称敕”，什么都是很便宜的，“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一丈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进价是这么低，到得官衙里，却贵得吓死人，这其实见怪不怪，官价从来都是吓死人的。如今之你我，相信也不会陌生，比方说：培训那么十天半月，培训费可能高达三五千或上万元；比方说，你要要害部门去领张什么表来填，不过是张纸，你可能要交一二百元；某地曾搞过一回什么“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晚会，一两分钱一个的气球，记在公家的账簿，便是一两百元了。
一个早餐要吃掉近“百两银子”，一个大学士哪来那么多钱呢？这本来是一件可以追根索底、穷究猛打的好线索，既可以还大学士以清白，也可以挖出一串大窝案的，但道光帝只从惊叹始，仅到惊叹止，并不深究，并不认真；而这位大学士也不辩白，并不讲出鸡蛋的真实价格，为什么？因为这位大学士在官场里混了这么久，当然知道官场里的生态法则。官场里的很多事，你心知我心知；你肚知我肚明；但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蒙着，谁也不愿做丑，谁也不愿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
末代皇帝溥仪曾对内务府动过一次手术，先是改变了内务府用满不用汉的定规：起用了汉人郑孝胥任首班内务大臣，再裁减冗员，据实作账，但改革改到半途，改不下去了，什么人的饭碗都可夺去，但“干部们”的饭碗是动不得的，何况这是人家一年可盛上百万两银子的大饭碗！什么改革都好说，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比登天还难的，这不，郑孝胥犯了众怒，当不成内务府大臣了，只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仍回到溥仪的身边当“帝王师”，讲讲课而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