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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辜鸿铭对现代中国极有意义的卓见

辜鸿铭是晚清最大的异类！当中国人首次形成崇洋媚外民族性格的时候，辜鸿铭以他独特的洋出身，成为这个“三千年未有之时代”里的大明星。他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一身囊括四洋不算，还号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葡萄牙、马来亚等9种语言，得了13个博士学位，何止前无古人，差不多要后无来者了。很多人说他是疯子，但一个人能做这样的疯子，此生也不枉了。不闻当年来北京的洋人，口口相传着一句话：“到北京宁可不看三大殿，也不能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的价值，在于他的见识。晚清朝野，沉沉暮气，虽然也有一些朝气，但暮气的固然行尸走肉一般，朝气的也大多南辕北辙之辈。真正有见识的凤毛麟角，如郭嵩焘，一个见过世面、有思想、说真话的士大夫，本应是湖南人的骄傲，却被湖南人肆意侮辱为汉奸国贼，狼狈而死。当年郭嵩焘作为外交官，饱览欧洲文明之后，不由感慨：“孔孟欺我也。”这句话虽然不太有名，但较之后来陈独秀、胡适、鲁迅的那些名言，只怕更有分量————因为这是从一个标准士大夫而不是小愤青的口中说出来的！
我看到这句话，是在辜鸿铭的《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作为张之洞的幕僚客卿，客随主便，结识了大量高级官员和上流人士，如端方、文祥、张謇、袁世凯、盛宣怀等，甚至外国政要，如伊藤博文。辜鸿铭都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轻松而入骨的评价，有的评价甚至是当面指出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有现代官员所不具备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尊重士人。像辜鸿铭和张之洞为例，张是封疆大吏，辜是幕僚，吃穿用度皆仰赖张氏，但二人绝非主仆之份，而是亦师亦友。幕僚是师爷，是军师，是良师益友，在官场中有很高的地位。作为张的幕僚，辜鸿铭当面指摘这些朝廷大员的缺点，对方即使不快，也只能付之一笑，这并非看张的脸色，而是当时的官场文化使然。
我们今天的官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听取反面意见，除非对方是上司，或者势均力敌的同僚。中国原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宦官政治，现在已经全面化、完全化、正式化。现代中国，既不会有寇准、海瑞，也不会有李鸿章、张之洞。
但是，晚清官场和现代官场，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晚清社会和现代社会，也有很多“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地方。有人拈出“后清”这个概念，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我们且看辜鸿铭是怎么说的吧：

辜鸿铭对他的衣食父母张之洞，有很多毫不客气的评价。我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莫过于批评张之洞“夙夜在公”了。张之洞天天办公务到深夜，誉之者说“夙夜在公”，非之者说“起居无节”。辜鸿铭指出，《论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使民以时”，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髓所在。可惜的是，能把这一条箴言贯彻好的，不是张之洞等熟读《论语》的中国官员，却是西方政府。张“夙夜在公”，这诚然是“敬事”；但张“起居无节”，却是“无信”，更做不到使人“以时”辜鸿铭认为：如果官场上下都能做到敬事而信，则大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夙夜在公。（按，这个“夙夜在公”出自《诗经》，是一个小吏在疲于奔命时的不平之鸣。）
我没有接触过现代西方官场，却对香港政府略知一二。香港政府是一个高效的政府，却不会出现“夙夜在公”的情况。每年7、8月份，是香港公务员休假的高峰期，因此港府安排重要事项皆回避这个时期。在香港，“使民以时”贯彻得很好，香港公民包括政府公务人员，都享有充分的私权。实际上，很难想象，一个自身私权经常得不到保障的人，会去尊重别人的私权。对于中国这种唯领导马首是瞻的特殊官场，领导的一言一行都是金科玉律，根本不存在对私权的尊重，根本不存在公信力。偏偏领导只有在单位才是领导，在单位大包大揽，下班不愿意回家，由此形成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政府，只有无休止的会议、无休止的加班、无休止的虚文缛节、无休止的阿谀逢迎，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效率低下，体制呆滞，比士大夫主政的晚清官场犹有不及也。

其次一条。辜鸿铭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下，加了一个“官官商商”，实为灼见。他说自古以来，士大夫都不爱理财，对王安石这种“言利”之徒嗤之以鼻。但是天下之财，却又不可不理。他转而却抛开这个正论，去批评当时的“理财”，说明为“理财”，实际上是“争财”，而“争财”的要点，在于官商勾结，即所谓“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他因此提出将“官官商商”置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后，为士大夫共戒。
所谓“官官商商”，就是要封闭官商苟且的渠道，让官好好地作官，商好好地经商。而如此一来，商富而官贫，总是不公。他认为“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虽然到不得已时，要“宁可伤廉，不可伤仁”，但是“中饱”、“中饿”都是弊病，最好都不要出现。因此，他对张之洞的清廉很不以为然。张之洞本就起居无常，常连夜办公，还要让下僚自己备饭，长年累月如此，自然是侵犯私权的。
现代官场的官商勾结，与晚清没有本质区别。晚清官场尚有大量清流士大夫，鄙薄商人，虽难免与商人发生利益往来，却不会让子女亲族去经商。但如今不同，因为商人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而现在的官员大多以经济为尚，两者发生关系如鱼水交融。虽然有法令禁止领导干部直系亲属经商，但实际上如同一纸空文。因为天下不是皇帝的，也不是人民的，而是“大家的”，一来见者有份，二来上行下效，谁也别看不起谁！看来，如果真的要“为生民立心”、“为人民服务”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则罢了，这个“官官商商”却真是一条金科玉律了。

第三条．辜鸿铭在武昌见端方时，端方说他准备创办一所厘金学堂。辜鸿铭毫不客气地加以反驳，问端方：“是不是也得办一所封疆大吏学堂？”他进而说：“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大人之学明道。”我觉得这句话，足以写入《论语》去鱼目混珠了。
辜鸿铭见解如此，也许是出于他对自身教育经历的矜持。他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莱比锡大学、巴黎大学，都是综合类名校，所学又是拉丁文、希腊文、英国文学等曲高和寡的学问。因此对于那种培植“百艺”的专业院校，只觉汗臭熏天。这一点貌似过分，但仅就他这句话而言，却蕴含着巨大的真理价值。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发端于清末，但清末的大学堂，传统经典教育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到五四运动后，传统经典逐次被取缔，仅有极少偏什残留在国文课中，整个大学教育向专业化演进。到50年代院系调整后，党委进驻高效，系科拆并，院校重组，大学教育迅速苏联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清华大学由综合类学府变成工科院校。由此，清华开始培养高级产业工人。
毋庸置疑，大学教育专业化有巨大好处，尤其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但同时也必须指出，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存在巨大的弊端，那便是不能为中国提供文化传承的力量，而且单就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来说，也一定会后继乏力。就像黄埔军校如果只教打仗，是不可能培养出那么多名将的；而牛津之所以是长盛不衰的世界名校，难道与那句拉丁文校训毫无关系？清华呢？自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被腰斩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你认为清华还可以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么？“大师何在”，这可是上至总理、下到草民，都在探索的难题啊。
也许与美国的大学教育相比，可以清醒几分。美国在上个世纪初，也与我国现在一样，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但是上世纪中叶以来，有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芝加哥、哈佛、哥伦比亚等名校纷纷改变教学思路，尤其是本科的教学思路。在全社会的激烈论战中，美国高校完成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改革，即在本科大量引入通识教育。现在的美国名校，无论什么专业，本科生有一半时间都在学西方历史、文学经典、艺术、哲学等“看似无用”的东西，而且课程又多又密，且大多是必修课。有了这些学分，才能毕业，才能继续攻读，才能走向专业。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内容中也有“非西方文化”内容，而其中中国诸子哲学占很多篇幅。美国社会已经认同，只有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才具备“大学文化水平”，才够资格为社会服务。而反观我国，虽然近年来，“通识教育”的概念也被引入，但我们的通识教育存在着诸多弊病，如大多为选修课，如以西方文化为主，等等。即使有中国古代经典阅读课，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文言文本来就很无趣，既然是选修课，自然乐得不上。那么，这样的“通识教育”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再来端详一下辜鸿铭的这句话——“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大人之学明道。”他本来也举了个例子，意思是培养人才就像磨刀，只要刀子磨好了，不论牛肉羊肉都可以割，而不必为牛肉制一刀，为羊肉又制一刀。我觉得这个例子不大恰当，不过现在的大学教育确实太像职业教育了。

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立宪学说，辜鸿铭轻描淡写地指出，实际上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已经有很精确的立宪思想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就“虽不立宪，亦是立宪。（尤其“宫中”、“府中”的区分，与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关系趋同，诸葛亮真超前。）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而“宜开张圣听”一句，则是请开国会的意思。因此，《出师表》就是一篇立宪请愿书。他此说自有揶揄之嫌，不过诸葛亮这几句话，却是中国千百年来谁都没有做好过的。便是诸葛亮当时，蜀汉只怕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若能做到这一点，也将一定是个“和谐社会”了。
而辜鸿铭还提出了立宪政体必须注意的一条，即不能姑息百姓之奸。当时地方官员办事，很怕学生和群众闹意见，和今天的情况如出一辙。对此，辜鸿铭用《尚书》里的一句话来回答：“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意为既不要违反道义去取悦百姓以博取时誉，也不要损害百姓的利益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在公民意识高企，而公民素质不符的时代，如果事事都要迁就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官员虽可以博取暂时的名声，却必将有害于更多更大的群体。辜鸿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说处处迁就民众的立宪政体，可以说是“马拉马夫政体”。这算得上一条卓见

此外，辜鸿铭还有许多精辟的论断。如他将官场的溜须拍马，比作“生祭文”，因为古人只有在谀墓时才会如此下作。如他说当今官员有“三待”，以匪徒待百姓，以罪犯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如嫖娼现象应该由教化来改变，而不应该由刑法来管理。如《天演论》的思想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在《中庸》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等等。
辜鸿铭在世时已拥有世界声誉，也为西方所接受。他本人也是中西混血儿，又接受了高尚正规的西方高等教育，有足够的条件融入西方。但他一生崇尚中国文化，尤其崇拜儒家圣贤，并甘愿在道德的怀感中清贫而快乐地生活。他在充分了解西方之后才做出这样的选择，与20世纪早期西方出现的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思潮同步，但更为深刻。而他之所以能提出很多卓见，正是因为他有一段“石在他山”的经历，因此眼光眼界都很不寻常。
他既然常被人称作“疯子”，那么我们就不妨拿晚清的另一位“疯子”章太炎来与他作一简单比较。“章疯子”最大的成就在于朴学，今天杭州西湖他的纪念馆中，正是挂了一幅黎元洪亲书的“东南朴学”字幅。章太炎的社会思想，一直不够稳定，虽然他是革命派，但忽孙忽黄忽黎，可见其思想的起伏很大。据说他在日本写排满革命文章时，观念经常是朝令夕改，可见其“疯子”的绰号确有其来有自。他最出色弟子的黄侃，果然是一个考据大家，而不是社会思想家。而若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判，他远不如康有为。辜鸿铭的缺点，在于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也没有带出伟大的学生，但他有限的贡献是一针见血的，虽然只是一个针眼，却很深刻，能给人启发。他们几个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非要为他们划分个派别的话，我认为章太炎是清儒，辜鸿铭是宋儒，康有为是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