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doc

国企改革大背景：科学发展观催生科学改革观国企改革大背景：科学发展观催生科学改革观
大纲
一、科学改革观的五大飞跃和五大统筹
二、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路线图”
　　1.路线图之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改革历程
　　2.路线图之二：多层面、多维度的组合操作方式
三、科学分析改革开放“刚柔相济”的大智慧
　　1.中国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和坚强政治基础
　　2.中国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
　　3.“刚柔相济”
四、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崛起
　　1.从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看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
　　2.科学定位我国经济成长所处的阶段
　　3.低调起飞，理性崛起
知识点
原理
K01：科学改革观的五大飞跃
K02：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统筹发展理论
K03：科学改革观的五大统筹
K04：改革开放的两大路线图
K05：中国改革历程的四大阶段
K06：中国改革开放的三种操作方式
K07：中国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
K08：中国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
K09：“刚柔相济”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体现
K10：“经济起飞”理论
K11：科学定位中国经济成长所处的阶段
正文
一、科学改革观的五大飞跃和五大统筹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党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进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使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是对“GDP拜物教”或者说“GDP崇拜”的反思，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提升，是对20世纪后期提出、并成为联合国重要话语和工作任务的“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升华。
人类发展观有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拓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和独立出来的贫穷落后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增强国力。为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确立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这种在“经济的”就是“合理的”观念支配下的发展政策，导致了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山川秀美等与人民世世代代利益息息相关的因素，都被经济快速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大体也经历了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共同历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不仅使自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也使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和环境组织的巨大压力。2003年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写入新的党章，使我国走出了GDP崇拜，实现从“单纯GDP增长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
科学发展观固然对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和政策服务面是“发展”领域。尽管“发展”与“改革”密不可分，但改革与发展的内涵和任务毕竟具有多方面的不同。我国经济在持续30年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山川秀美的严峻任务摆在面前，这客观上催生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催生了科学改革观。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说：“要坚持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中国进行了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衍生和胶着许多矛盾，迫切需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而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客观上需要“科学改革观”。
科学发展观也决定着科学改革观的原则和方向，因为科学改革观与科学发展观同源于以人为本。人民既是改革的持久动力和主体，又是改革成果的最终享受者；坚持全面、协调、渐进、稳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整体配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就必须做到：
第一，在改革的广度方面，要不失时机地从单项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使改革从经济领域推进和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第二，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要从过去机制转换式的改革，向全面的制度创新推进；
第三，在改革的操作方式上，要从过去的政策推进发展到全面的法治规范；
第四，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
第五，在改革的理论认识水平上，要不断地从改革的“必然王国”向改革的“自由王国”跃进。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统筹发展理论：第一，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第二，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第五，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统筹理论，对改革开放无疑具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行科学改革观，需要在改革的各个方面全面统筹：第一，统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第二，统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三，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第四，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第五，统筹科学改革和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30年，完全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的第二次新的长征，这次长征比第一次长征规模更加浩瀚，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时间更加漫长，迄今还在继续长征。要成功地走好这个新的长征，不仅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必须有能够顺利达到预期目标的周密行动路线图。
二、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路线图”
1.路线图之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改革历程
长征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改革之河”的石头是一脚一脚探出来的。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有“革命阶段论”，西方经济学有“经济发展阶段论”，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也有着自己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改革开放阶段论”。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大体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9月，即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这是改革的起步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试点和第一、第二步利改税；实行了基本建设资金的“拨改贷”；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即：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前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国民基石，而国有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则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破题开启了新的战场。
第二阶段：1984年10月～1992年1月，即从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前夕。这是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全面转向城市，指出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的活力；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带，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性突破，也是这一阶段改革成功的理论支柱。
第三阶段：1992年2月～2003年10月，即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基本内容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前进。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国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宏观体制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入WTO；加快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推进“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战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和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和论述了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这也使我国的制度创新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
第四阶段：从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至今以及今后10～15年。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宏伟历史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全面系统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攻坚”的战略任务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进。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高度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进一步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改革近30年的思想理论、改革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系统的总结。
2.路线图之二：多层面、多维度的组合操作方式
任何革命和战争的路线图都不会是一组平行的直线，而是纵横交错的布局线，改革也是一样。改革的发展阶段与改革的操作方式则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整体的路线图。如果我们对过去近30年的改革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深刻的透视，那么，改革的脉络、轮廓及其规律性，就会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从改革的进程来说，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改革的程度来说，是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改革的方式来看，则有三种情况：一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三是上下结合的改革。
（1）关于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农民的饥饿逼出来的，因此，农村的改革自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而且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是由农民在饥饿中被迫自发创造的。农民是农村改革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然后是曝光。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是处于或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或等待之中，直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才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进行的。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一种顽强的、自发成长的生命力，它在我国走了一条开始时被限制、后来逐步放开、然后大发展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路，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2）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
如果把开放也作为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那么，这种改革的基本方式，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尽管基层和地方都具有对外开放的内在冲动，并且或明或暗进行着对外经济交流，尽管诸如建立经济特区等政策是由地方申报和建议的，但无论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还是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都是先由中央政府作出决定，然后再从上到下贯彻实施的。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大经济特区的设立发展，沿海十四个城市和几个沿海成片地区的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崛起，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的成就，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实施，为中国内地的扩大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3）关于上下结合的城市国企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国有企业改革。城市国企改革，是典型的上下结合式的改革。职工希望通过国企改革提高工资和奖金水平，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则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全面提高国企效率，从而提高综合国力，提高职工生活水平，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实现社会稳定。上上下下都具有改革的积极性，上上下下都在推进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举措，既有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出台的，也有企业自己制定的。改革的成果，则三方分享。
三、科学分析改革开放刚柔相济”的大智慧
“刚”、“柔”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蕴含着丰富的辨证哲学思想。《易经》中论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指出了宇宙运行的法则,并认为有了刚柔，就可以判断物质世界的一切变化；《易传》则指出“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认为刚柔可以象昼夜一样相互转换；《道德经》提倡“贵柔”之道，特别强调以柔克刚，认为“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刚柔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其丰富的内涵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军事、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世哲学乃至治国方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中国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和坚强政治基础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这是中国所有事业的刚性原则，也是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来，社会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存在着不同声音。但笔者认为，正是“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刚性原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第一大智慧。
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共产党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先决性条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崛起，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诸侯经济；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舞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这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导，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近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错综复杂，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成功是不可思议的。
2.中国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
这主要表现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在世界各国的改革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论模式或改革路径：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也称“休克疗法”；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中国改革开放则采取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
例如，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不搞“雪崩式”私有化，而是渐进式多元化。当国有企业改不动时，先不要硬碰硬急于改革。一方面，逐步在国有企业内注入新体制因素，让新体制因素逐步“蚕食”旧体制因素，促进新体制因素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成长；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旁边发展起来一批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形成强有力竞争，以内在压力和外部示范两重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在改革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人们社会承受心理还比较脆弱情况下，强行和硬性在国有企业搞资产重组并购和职工下岗分流，势必会使百千万职工利益受损，可能激化矛盾从而可能产生难以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3.“刚柔相济”
“刚柔相济”是中国历史实践形成和积累起来的重要智慧，这在中国近30年的改革中也充分体现。
　第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刚性”原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本身，也在不断改革、不断调整、不断转型、不断完善，以不断适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客观需要，比如实现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我调整。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刚性”原则也是刚中有柔的。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是“刚性”，但我们从来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是“入宪”了的“刚性”目标。但在改革过程中怎么改、怎么搞，都在不断探索。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柔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四项基本原则”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至整个工作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刚性”原则。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与时俱进”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柔性”。我们的所有改革开放的决策、政策，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和某些结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四、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崛起
1.从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看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
“经济起飞”（take-off）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W．罗斯托。1960年，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该理论按照科学技术、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主导部门的演变特征，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历史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经济成长阶段的特征如下：
（1）传统社会阶段：此阶段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主导产业是农业。
（2）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农业产量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主导部门是工业部门，如食品、饮料、烟草、水泥。
（3）起飞阶段：增长成为各部门的正常现象。此阶段农业劳动力逐渐从农业中解脱出来，进入城市劳动，人均收入大大提高。主导产业体系是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如纺织业）和铁路运输业。
（4）向成熟推进阶段：起飞后经济持续发展，已经有效吸收了当时技术的先进成果，并有能力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产品。主导部门是重化工业和制造业体系，如钢铁、机械和肥料。
（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工业高度发达，经济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部门，主导部门是耐用消费品工业（如汽车）。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成为主导部门。在以上六个阶段中，起飞阶段是关键。起飞阶段是传统经济进入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罗斯托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也最透彻，因此罗斯托的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起飞理论”。
　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对于落后国家的赶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较强的解释力。20世纪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连续20年左右的经济起飞，基本上印证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轨迹也与罗斯托关于经济成长阶段的理论描述有着惊人的吻合。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中国目前处于哪个阶段？中国的起飞还需期待多久？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来审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近10%。2007年，我国经济是在经过近30年年均增长9.8%基础上的又一个高增长年，增长速度为进入21世纪后七年中的最高点：11.4%；按现有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计算，2007年中国的GDP总额是3.4万亿美元
(246619亿元)，几乎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财政收入总量为：5.1万亿元；外汇储备：15282.5亿美元，增长率6%，净增4619.3亿美元，连续3年居世界第一位；进出口贸易总额：21738.3亿美元（其中出口：12180.1亿美元，增长率25.7%；进口：9558.2亿美元，增长率23.5%；顺差：2622亿美元）世界第三位；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中国在2007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已超过了美国。图1是中国1978～2008中国GDP增长曲线（2008估计自然增长率为11.7%，国家宏观调控控制目标8%）：

图1 中国1978～2008中国GDP增长曲线
图2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日本几个主要经济大国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曲线比较图。

图2　2000年以来中、印、俄、美、日经济增长比较
2.科学定位我国经济成长所处的阶段
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使得国内外都出现了一种夸大和高估中国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倾向——
国内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稳居世界第三，应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不必太强调“韬光养晦”，而要突出“有所作为”。
一些外国政要和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在经济实力上是“世界老二”。有的国际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GDP总额达10万亿美元，比日本和印度两国的总和还多，中国正在与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冠军”。
针对以上高估言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增长和积累，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确实提高了；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的国民意识，客观分析和理性评估中国经济实力，更加稳健、审慎地面对未来。
中国GDP总量虽居世界第三，但按13亿人口一平均就是落后国家。2006年按人均GDP计算，美国人均GDP 42000美元，日本人均
41480美元，德国人均39710美元，俄罗斯人均8030美元。而中国2007年按全国GDP总量3.4万美元计算，人均只有
2610多美元，在世界上排名120多位，还属于地地道道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养活了世界1/5多的人口，承载着比当今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大的13亿人口的吃、穿、住、行、医、教巨大而繁重的任务。以民生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出来的GDP，首先要用来改善民生，不可能用更多的积累去推进经济高增长。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国家，幅员巨大而结构复杂的国土，使得每年都有局部自然灾害，差不多1/3的年头有全局性的自然灾害。而中国抗灾救灾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影响全球性环境的大问题。
若“天真”地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GDP为10万亿美元，中国在联合国、WTO、WHO等国际组织的会费会大幅度上升。
某些别有用心或者反华势力，总想以中国经济的“巨大”实力为“中国威胁论”制造舆论，从而在世界上制造煽动仇华排华情绪，遏制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综观以上因素，对照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国目前尚达不到“经济起飞”阶段，仍然处在“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个农业大国，大约有8亿多、约占总人口63%以上人口还在农村；城市化建设起步不久，城市化的水平还比不上世界上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全国东中西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在较长时期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中国的发展阶段仍然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即便按照8%的速度持续稳定的一直增长下去，到本世纪中叶，人均GDP也才能达到当时世界上中等发展国家的水平。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任务还任重道远，中国的起飞也必将继续经历一个较长的预热和启动阶段。
3.低调起飞，理性崛起
我们现在常常听到振奋人心的“中华崛起”之声。“中华崛起”并不是经济学语言，而是具有文学和政治学色彩的国人励语。因为中国自19世纪以来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蹂躏，中华民族150多年来一直梦寐中华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9年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而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国家经济实力翻了几番，我们终于有了振臂高呼“中华崛起”的底气。但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崛起，准确地讲，应该是“迎接中华崛起”，“为中华崛起而努力”。
“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的中国，确实正在崛起，但我认为应“低调起飞”、“理性崛起”。一来实事求是，客观评价自己的实力；二来不失为一种“起飞”或“崛起”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里“为而不争”、“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的古训和“枪打出头鸟”的俗语，无一不向我们揭示着内敛制胜和锋芒遭败的道理。反观西方大国的崛起历史，也多是在历经一番艰苦卓绝无声无息的奋斗、真正强大之后才向世界示强，鲜有边成长边大张旗鼓地宣称崛起和强大的。我国目前还应是千方百计争取有利于迅速赶超的外部环境、眼睛盯着世界、重在苦练内功的阶段，切不可“打肿脸充胖子”，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招致不必要的麻烦，让尚且稚嫩的翅膀逆风或负重起飞。

国企改革之理论支撑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野国企改革之理论支撑：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野
大纲
一、从注重经济社会形态到注重技术社会形态
二、从只重视社会主义表层特征到更重视社会主义深层本质
1．第一次重大转变（以1984年为标志）：从计划到市场
2．第二次重大转变（以1992年为标志）：从手段到目的
3．第三次重大转变（以2002年为标志）：从经济到全面
三、从“社”“资”绝对对立到互相取长补短
四、开拓认识新视野的主要经验
1．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2．注意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聪明才智
3．注意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知识点汇总
原理
K01：马克思主义看待社会形态的基本角度
K02：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认识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以1984年为标志）：从计划到市场
K03：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认识的第二次重大转变（以1992年为标志）：从手段到目的
K04：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认识的第三次重大转变（以2002年为标志）：从经济到全面
K05：资本主义制度会长期存在
K06：社会主义制度的长处
K07：社会主义制度的短处
K08：资本主义制度的长处
K09：资本主义制度的短处
K10：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的借鉴与吸收
K11：开拓认识新视野的主要经验

正文
一、从注重经济社会形态到注重技术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看待社会形态，至少有两个基本角度：一个是社会制度的角度、经济社会形态（即一定经济基础和相应上层建筑的统一）的角度。此即“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另一个是生产力角度、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迄今大体经历了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四个阶段。此外，马克思还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把社会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即“三形态”说。
看待社会形态的社会制度角度和生产力角度，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可是，长期以来，我们通常比较重视前一个角度，却严重忽略后一个角度。似乎“主义”问题或社会制度，就是社会形态的全部，统摄全部社会生活。这是一种片面的、以偏概全的观点。
实际上，社会形态的更基本方面，是生产力状况，是直接由它决定的经济以及文化发展水平。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各种社会制度都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受生产力制约并且归根到底是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而且，生产力并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人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生产力的主体化、人格化，就是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的客体化、对象化，则集中表现为生产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同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是统一的。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高低，绝不仅仅是个物的问题，它实质上标志着国民素质的基本水平，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制度及其具体体制的建设，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也告诉我们，各种社会形态的差别，虽然也表现在社会制度方面，但是，更基本和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还是表现在经济（以及文化）发展水平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制度是社会形态的形式，而生产力发展才是社会形态的内容。所以，在分析社会形态的过程中，生产力角度、技术社会形态角度，是比社会制度角度、经济社会形态角度更根本的角度。
现在，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从技术社会形态角度看，生产力还不发达，封建主义残余较多，总体上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了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国情，体现了把握社会形态的全面性和重点论的统一，而其新意和重点在“初级阶段”四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其低级形态是工业化），社会主义制度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我们应当更多地注意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以便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从根本上把中国推向前进。
二、从只重视社会主义表层特征到更重视社会主义深层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30年来，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认识，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
1．第一次重大转变（以1984年为标志）：从计划到市场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通常认为，正像列宁和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后，这三条基本原则都有重大变化：我们根本突破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由原来的独霸天下，变为原则上“占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也纳入到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的总原则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些变化中，由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我国新时期的巨大发展就是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取得的。
1984年10月，对于肯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代名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
2．第二次重大转变（以1992年为标志）：从手段到目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甚至连公有制都未提及，而是强调了比公有制等制度更深层次的社会主义目的，即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启示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至少包括两个层次：较浅层次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即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手段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学说也属于这些手段理论）。它们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表层特征。较深层次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如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理论。它们揭示的是社会主义的深层本质。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实质意义。前者尽管也很重要，但毕竟是为之服务的手段或途径。如果说，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硬核”的话，那么，前者则是这一理论的“外围”或“保护带”。假设这二者完全一致，无疑最好，问题是它们之间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最深层次的理论、哲学基础——唯物史观，在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指导下，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从中国现实出发，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或方向，合理确定现阶段的目标，调整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这样，科学社会主义就包括三个层次的理论：手段理论、目标理论、哲学基础（唯物史观）。它们是由浅入深的关系。其中，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唯物史观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
3．第三次重大转变（以2002年为标志）：从经济到全面
进一步说，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或目的规定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否就足够了呢？恐怕还不够。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人们确实主要追求温饱（即生存）和富裕而在温饱以至富裕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必然会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追求超出物质生活的更多、更高的东西。与此有关，十六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删掉了总纲部分原有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这无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再重复这个论断，而是强调，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论述，已经涵盖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它们体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从经济到全面特别是以人为本的深化。
我国理论界在研究过程中也愈益注意到，《共产党宣言》强调，实现“一切人”包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的追求。这就是说，在基本生活条件有了保证的基础上，自由是人们的最大利益，即在不违背人民认可的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人们都希望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于自由，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此相连的还有民主、平等、公正。当然，普遍富裕是不可缺少的基础和前提。这些，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目标理论中的主要内容。离开了这些内容，至多是有名无实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没有民主、没有公正、没有自由都不是社会主义。当然，我国现在不是没有这些东西，已经有了，但很不够，所以被邓小平称为“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纲领、基本实践的根本指南。既然这些基本原则尚且在不断变动之中，那么，以其为指导的制度、纲领和实践就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了。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手段理论更需要拓宽视野和思路，更需要突破和创新，我们在实践中应当继续大胆试验，大胆探索，以创造更好的、更加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体制。
三、从“社”“资”绝对对立到互相取长补短
在当今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它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等很多重要文献都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当彼此尊重，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段话包含不少新思想，突出的有两点：
1．它坦率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这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新判断。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现在，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革命的形势，短期内不会灭亡。其实，恐怕还不是灭亡问题，而是发展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还在发展，有些国家、有些时候发展得还很快。这同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同的。过去，我们一般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垂死，资本主义已经腐朽，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所以，急于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现在，我们纠正了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我们要在长期的“一球两制”的条件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从这个大的世界形势出发。
十六大在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时候，把“总纲”部分原来两句“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删掉了。这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就万世永存了，那是不可能的。凡是在历史上产生的社会制度都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这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用我们的语言讲，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是相当长时间才能实现的事情。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不懈地努力奋斗。用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的话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更多地去谈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才能实现的事情。这不仅没有积极意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