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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哲学诗化之可能性
房运梅作者简介：房运梅（1987—），女，广东梅州人，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摘要:通过探究诗化哲学出现及在中国的演变与研究现状，从诗性思维方式、诗意化的语言、诗意的生存方式三方面论证中国哲学具有的诗性特征，为中国哲学走向诗化提供可能性，并对走向诗化所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思考。
关键词：中国哲学 ; 诗性 ; 问题与思考
Chinese philosophy the possibility of poetic argument
FANG Yun － mei
( School of Arts，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25，China)

Abstract: Through inquiring the emergenc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etry of philosophy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prove the poetic featur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followingaspects ：poetic thinking mode；poetic language; poetic survival way. So that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poeticiz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besides，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problems that will appear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eticiz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poetic; problems

在谈“诗化哲学”这个话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中国传统文化并无“哲学”一词，汉语“哲学”一词是西周时期日本哲学家所发明，目的是将其与东方儒学区别1902年，中国第一次把“哲学”适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哲学”一词的使用，既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也不意味着在古代中国传统思想中拥有西方完全相同的哲学经验。明确中西哲学的相异之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哲学史自身的演变过程。一般来说，中国哲学史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先秦到19世纪末，未受西方影响的古代中国哲学；二是19世纪末之后的中国哲学，这一时期哲学形态构建相当程度是改造西方哲学模式，重塑自身，与古代中国哲学截然不同。显然，“诗化哲学”问题的提出是19世纪，但论题中国哲学诗化之可能性的话语资源是立足古代中国哲学，即是以先秦到19世纪的主要哲学文本为研究对象。

一、“诗化哲学”产生的原因与前提

对“诗化哲学”作出定义之前，首先理解“哲学”、“诗学”两个词的释义。“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诗学”（poetic）原初意义是创作或制作的艺术。“诗化哲学”（poetic philosophy）解释为“富有诗意和创意的爱智慧求真之学”。西方德国浪漫派提出“诗化哲学”有其历史必然性，主要是为解决有限与无限的分裂问题，关切人的生存，个体生命意志的冲动追求一种非理性的表达，围绕精神理念、书写与思维方式等方面展开，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具体而言，西方文明“诗化哲学”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西方文明工业化引起价值观念转变。文艺复兴唤醒人的力量，破除迷信，宗教、上帝从知识领域中退隐，解放思想，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等，为17到19世纪西方社会向外追求自然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到19世纪末，西方世界随着经济、政治、技术的蓬勃发展，大工业迅速改变人们传统生活方式，导致人们价值观念发生急剧变化，表现出神圣的失落与古老价值观的破产。这一时期哲学家从形而上学的外部世界，转向人内在心灵的探究。
二是德国浪漫派强调回归内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意味着价值已从上帝回归人本身，但科技造成的人类异化，变成了替代“理性”的另一种奴役人的方式，德国浪漫美学批判资产阶级的技术文明，试图以诗为审美中介力求解决人生、价值问题。在德国浪漫美学领域，哲学由抽象、逻辑、认识的形而上学变为涉及生命、生存领域的生命哲学。生命哲学采用诗性的表达形式，能使人进入一种迷狂状态，达到一种言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可见，德国浪漫派追求诗与哲学合一的愿望，宣称诗人首要目标就是用诗性语言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域，向世界展示全新的价值理念。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等一系列哲学著作，明显地带有散文诗化的特征，这些文本颠覆传统哲学与诗的对抗，表现出浓厚的诗化哲学色彩。
“诗化哲学”在德国浪漫美学视域内，从施勒格尔的“哲学是寻找并发现诗的工具”到海德格尔“人诗意栖居”，以诗意取代认知，以诗化哲学取代认识之思，诗与哲学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德国浪漫派使传统哲学乏味枯燥的逻辑语言、借用概念的表述方式发生一次变革，掀起诗化哲学浪潮。

二、“诗化哲学”在中国的探讨

国内学者对“诗化哲学”的沿用，受到德国浪漫派诗化哲学的影响，重新思考古代中国哲学在现代语境的重构，也涉及到古文论向现代话语转换问题，主要侧重在三个层面的探讨：一是哲学文本诗化。胡继华学者认为 “20世纪80年代诗化哲学文本，在现代世界重构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即个体与永恒同在、生命和宇宙同流的音乐化时空境界。”[1]如宗白华《美学散步》对生命活力的赞美，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二是历史批判的诗性。周志强学者认为“诗化哲学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现代性批评哲学，认为只有马克思才能真正实现诗化哲学的历史性转换：现代哲学乃是一种充满危险的思想实践，是通过审美的感召力坚持对现实的批判和剖析的新的符号系统。”[1]如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就是以批判的姿态对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的揭露，在历史性批判中显示着崇高诗性。三是诗与思结合。刘小枫学者认为诗化哲学不仅包括诗文内哲学的沉思与感悟，也包括哲学文本内带诗性的思想。“诗化哲学表明，哲学应像诗一样，赐人的有限生命以最需要的东西：静思、凝神、明觉；温柔、安慰、寄怀；天意、仁德、化境。”通过诗化语言救赎现代文明危机或以生命为基托的体验哲学，并指出未来哲学的方向应是走向诗化哲学的方向，而“中国哲学（主要指古代哲学文本——笔者注）很大程度上就是诗化哲学”。[2]
国内学者对诗化哲学的不同层面的理解，都指出哲学走向诗化所应关注的诗性问题，提供一种“诗与思结合”的诗化哲学思路，在诗与哲学交融的诗性文体中，体现中国哲学的内涵，而古代中国哲学本身兼有诗与思两种性质。刘士林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诗词’为文本形式，以‘中国诗学’为理论系统，以及以‘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3]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丰富诗性，而文章立意以古代中国哲学为对象，探讨中国哲学诗化之可能性，这里“诗化”一词的内涵是以“诗性智慧”为主旨，以诗词为中心的载体方式，及中国审美思维与精神方式对古代哲学的影响。那么，中国哲学的诗性何为？

三、中国哲学的诗性

诗性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学界对“诗性”的运用也极其宽泛，主要受维柯《新科学》提出“诗性智慧”的启发，“诗性智慧”指世界最初智慧，在原始人类身上所表现的生命意识、思维方式、艺术精神等特性。中国学术界也从中国审美精神、思维方式、诗话词话为表达载体等方面进行论述“诗性”。本文“诗性”的视角仅围绕古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展开论述。
综合张岱年、金岳霖等著名学者对中国哲学特点分析，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推天道以明人事”；2、哲学语言带有文学性和抒情性；3、逻辑论与认识论不发达；4、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根据中国哲学自身特点，本文立意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哲学的诗性，即“天人合一”思想决定思维方式的直觉性与整体性、语言的立象与文辞美，及哲学家生存方式的诗意化与个性化。
（一） 诗性的思维方式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人与自然合一，与西方思维通过概念、逻辑推理认识事物方式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是置于事物之中，非理性的、自我反思、直觉和情感体验方式把握人生、宇宙。如对“道”的表述，老子以神秘主义直觉带“神遇”方式，进而体悟“道”本体，体验“古之善为士（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诗思。《庄子·大宗师》阐述“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道”在老庄看来只能是非理性的直觉，超越逻辑思辨，以体验到达，超越判断的非理性精神。诗性思维不仅表现在用感性体悟“道”，还体现在想象力丰富的“神话思维”。《庄子》一书为描述大量奇异事件，如《外物篇》人鱼对话，《逍遥游》中描述姑射山上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至乐篇》人与骷髅对话等，这些想象物是庄子所处时代特有的产物。
在诗性思维指导下，哲学文本的行文显示出直觉性与感兴性。如庄子对“道”的理解，认为道虽然不是有限事物，却是无处不在，用感性思维将抽象复杂事物变得具体可感。中国哲学不仅与天地万物相系，且与日常生活、精神领域相通。从自然万物内感悟道的存在，抽象的“道”也可以花草鸟虫等常见之物来作比。《庄子·外篇·知北游》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这段话是庄子回答东郭子疑惑，“道”究竟在哪里？庄子认为万物表面上看起来有差异，其本质上是一致。如果只是这么回答，仍显得模糊不清。于是，庄子选取几个典型可感事物作比解释，使人们对“道”的理解更贴近。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以具体事物作比，还体现在运用寓言故事作比。同是在《庄子·外篇·知北游》中，为了进一步解释“道”，庄子举了妸荷甘和神农一同在老龙吉处学习的故事，通过故事揭示能够言出的“道”并非是真正的“道”。通过“比兴”的释义过程，沟通天意到沟通心物，以自然为人神相通媒介，生命与花草鸟兽依存的感性存在。
诗性的思维方式还表现为整体性。中国哲学主要体现人与宇宙融为一体，没有明确主客之分，无论是老子“玄览”得道方式，还是庄子反复讲的“心斋”、“坐忘”，虽强调的方式不同，却都主张回归事物本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属于本体论哲学。正是在整体思维方式影响下，对中国哲学理解过程更强调主体进入，体验中进行顿悟，涤清杂念，达到澄明境界。
（二）诗性的语言
有诗性的思维方式，必有诗意化的语言。老子把道分为“常道”与“非常道”。其中，“常道”是不能言说，属于本体论意义，而“非常道”是能用一般语言进行描述。庄子对“言”的进一步区分，发明“寓言”、“重言”、“卮言”等方式，实际上是中国哲学向文学（诗）的交融与对话，有些学者认为是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庄子》是诗与哲学融合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目。
修辞用语的凝练美、文采华丽美。《庄子》使用散文形式，以语言文辞的精到运用，彰显其强烈文学性。《庄子》篇提出“游心”、“无己”、“逍遥游”、“无名”、“神人”等概念，虽只有短短两字，显示语言的精简美。《庄子》对“神人”的描绘非常有文采，如《消遥游》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神人”本是一种神秘难言的精神状态，用抽象话语难以说清。庄子用文学化的语言，形象描述神人所达到逍遥无待境界，“神人”成了具体可感形象，皮肤像冰雪那样洁白，体态像姑娘那样柔美，他精神凝聚，使万物不生恶疾且年年五谷丰收。这种诗意化语言，使读者主观感受增强，便于理解作者所言的神人逍遥无待境界，饱含生命情感的文字，栩栩如生，可感可触。
立象尽意的含蓄美。中国古代哲学文本言意传达，通常采用意象来营造意境，人通过意境进行体悟与感知。老子以“水”为意象，从水的柔、下、静三性，论及人的意志、道德、涵养，进而表达老子对真、善、美人格层次的追求。水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处下而居上，接近大“道”，实现“无不为”而“取天下”的理想。庄子借助自然意象“风”传达“逍遥”之境，与自然融为一体，《逍遥游》鲲的形体之大，需要飓风方能使其“扶摇”直上，鲲至鹏“有待”的积蓄越多，行为方式也从游到飞，飞跃超脱束缚的困境而迈向逍遥。逍遥之境便通过“风”“鲲鹏”的意象得到形象阐释。
表意方式的动态化。古代哲学表达常综合运用排比、结构对称等多样性，丰富语言的表现力。《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前后结构上的对称，连续排比的运用，在理解“有名”与“无名”的对立，道隐无名的关系时，有动态的承接与逆转感，充满思辨的色彩。《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一，说明“有”生于“无”，“二”和“三”是“多”的开始，“无”到“有”的演变从结构对称性，加上“数字形式”的递增序列，体悟到一种不断裂变的流动感的产生。
（三） 诗意的生存方式
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暗斗依然存在，为求功名不择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这不单引起文人墨客的悲凉之感，也引起哲人对世俗、生命的沉思。追求回归到人的本真，超脱主客二分所带来的功利性，走向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状态。中国哲学认为天人本是合一，因人在知识、功利、道德的客观物质世界渐渐被异化，失去原来本真状态，主客二分便开始出现。张世英先生对“天人合一”论述：“婴儿在其天人合一境界中，尚无主客之分，根本没有自我意识，这种原始的天人合一，我把它叫做‘无我之境’；有了主客两分，从而也有了自我意识之后，这种状态，我称之为‘有我之境’；超越主客二分所达到的更高一级的天人合一，应该说是一种‘忘我之境’。”[4]只有回到主客一体的源初才能使世界以真实面貌显现。
庄子哲学，提出诗性的人类处境、诗性的人生境界，强调回归本真状态，回到天人合一思想。庄子所勾勒的人类诗意处境是万民能“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老子》），“无君于上，无臣于下”（《至乐》）；诗性的人生境界即是精神绝对自由的逍遥游。逍遥游，即逍遥无待，细分为“无名”、“无功”、“无己”，不是指肉体所受限制，而是精神上打破知性的遮蔽，摆脱人生困境，走向诗意的逍遥庄子还提出“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在宥》），“始于玄冥、反于大通”（《秋水》）等都是强调要回归天人合一，为达到这一境界庄子还提出通过“心斋”“坐忘”方式来达到精神的彻底自由。可见，不单是庄子文章如此诗意，连庄子本人也是处于一种诗意化生存方式中。
诗意化生存方式是作家个性化的生存方式，也是作者个性与人格的承载。庄子勾勒的诗意人生与人类处境流露出他对人类生命的悲悯情怀，庄子文字表面上洒脱自由，漠然无视，其实字里行间透着他对人世万物眷恋之情。“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能知其极”（《大宗师》）生命情感与万物紧紧相系，与人与物，庄子均以情相待，以情相惜。

四、走向诗化哲学应注意的问题及启示

中国哲学走向诗化哲学有其一定根源性与价值，它有利于我们今人更好地理解哲学，一改哲学晦涩与僵硬，让诗性与哲学达到融合。以上对中国哲学所具诗性特征分析，可以说中国哲学具备有利的话语资源与基础，但仍不乏一些问题的存在。
首先，中西诗化哲学话语资源差异，决定了中国诗化哲学须根基于传统资源与思维。以柏拉图与庄子为例。柏拉图《会饮篇》和《理想国》，庄子《内篇》和《外篇》都是代表性的诗化哲学文本。柏拉图的文本话语资源主要源自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荷马等人的史诗，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几何方法及其逻辑推导。而庄子运用寓言故事的方式来言说人生智慧，物我难分与道为一，进而归结为精神自由与独立人格，需主体自我转化与顿悟，不是逻辑思维的推理。
其次，全球化语境下，运用中国哲学话语指导当下诗化哲学的文本创作。中国哲学史话语体系构建带着西方哲学模式的深刻印记，以至于一些学者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其实这些学者是对借鉴西方模式研究中国哲学所导致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支离破碎这一层面上的否定。中国哲学虽没有像西方的哲学体系，但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种哲学。中国哲学走向哲学诗化征程，在当代语境下，必须注意当前西方话语的涌入，更应突出强调本土话语，所以中国哲学走向诗化，需用传统哲学话语指导当下诗化哲学的文本创作，而不是西方话语模式的诗化哲学。
面对文学崇拜的境遇，解构主义用拆除文学和哲学的壁垒来达到消解与颠覆的目的，德·曼认为，“一切的哲学，以其依赖于比喻作用的程度上说，都被宣告为是文学的，而且，就这一问题的内涵来说，一切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又都是哲学的。”[5]德里达用论证文学开放性与哲学的封闭性方式，达到文学颠覆哲学的目的。中国哲学走向诗化的问题能引起我们对文学崇拜的反思，文学热浪下，我们应多从哲学自身出发探求哲学本身话语权力与需要，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文学转换哲学，一旦哲学转换成文学，面临的灾难不仅是哲学话语丧失，文学也将失去其边界。

参考文献：
[1]王柯平、胡继华、周志强、陈太胜、李瑞卿、徐碧辉、石天强、刘悦笛.诗化哲学与历史批判——“文化与哲学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一组发言[J].中国读书评论.2007(8)
[2]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273
[3]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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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