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群女诗人探论.doc

白洋淀诗群女诗人探论

论文关键词：白洋淀诗群女诗人新诗史叙述
　　论文摘要：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中，白洋淀诗群已经成为经典。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正是在这点上，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在当下的新诗史研究和写作实践中，“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尤其是食指和白洋淀诗歌群落，随着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相关史料的挖掘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相关研究甚至成为考察和检测当代新诗史写作的一个必备指标和“常识”。
　　说到“非主流写作”、“边缘写作”、“隐秘写作”潜在写作”或“地下写作”就不能不提到白洋淀诗群。越来越多的新诗研究者和新诗史家已经认识到了白洋淀诗群在诗歌美学和新诗史中的双重重要性。“‘白洋淀诗群’从成形期算起，距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这是一群产生于黑暗年代而在诗中创造了个体生命小小的光明，在集体顺役时代坚持个人主义自由灵魂的美丽青春。他们的创造动力，没有任何功利企图，完全自发于灵魂的独白和对话。这种对个体生命，对艺术的自觉的感人信念，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事实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广义的‘白洋淀诗群’（包括更早的先驱食指等的诗），是70年代末以降广泛涌流的‘朦胧诗潮’（以《今天》创刊为重要标志）酝酿的重要环境，是其‘组织’基础这坚冰下的溪流，苍茫时刻的竖琴，理应得到历史的充分评估。要是有人断言这些诗在今天已不值得提起，那他就既没有理解这些诗歌，也没有理解当时诗人所生活的时代，更没有真正省察过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
　　确实，近些年来白洋淀诗群的发掘与研究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新诗史研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不管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质疑者都不得不承认白洋淀诗群在当代乃至整个20世纪新诗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白洋淀诗歌”的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意义被不断发掘出来，人们惊讶地发现与“白洋淀诗歌”达到的人性与艺术的深度相比，80年代处红极一时的“朦胧诗”不过是浪得虚名，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代主义”诗风也只是向“白洋淀诗歌”的回归。被埋没的诗歌英雄和他们生长的土地引发了持续的激动与敬意。白洋淀成了诗人、寻梦者、怀旧者、文学史家、汉学家和旅游者的圣地，一次又一次由不同国籍的人士组成的寻访活动踏上了朝圣之旅。在1994年春天由一家著名的诗歌刊物组织的由一大批著名诗人与诗评家参加的寻访活动中，人们接受了一位老诗人的提议，决定以一个诗意化的名称“白洋淀诗歌群落”来为这段历史命名……它不仅如同沙漠绿洲与空谷足音那样填补了十年“文革文学”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象征出一个黑暗幽晦的年代里文学的反抗与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的新诗史写作与相关研究，朦胧诗谱系不再只限于“今天诗派”，即由1978年《今天》的创办到1980年的青春诗会直到朦胧诗论争结束而第三代诗人崛起这一发展线索，还延续到朦胧诗的“前史”阶段[1][①]，即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食指的诗歌启蒙、北京的地下沙龙和文艺小组，白洋淀的诗歌江湖以及民间状态的带有现代性探索性质的诗歌写作。
　　在关于白洋淀诗群的研究与新诗史叙述中，多多、芒克和根子等诗人逐渐在文学史中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认可和位置。而值得注意的倒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在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叙述中仍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仍处于被忽略的尴尬境遇。当然这种被忽略的状况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不能否认她们的诗不受到研究的关注与其诗作的散失和相对的被挖掘程度不足有关，而这也与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女性诗人的惯性叙述有关。当我们翻开一本本的当代新诗史和文学史著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诗发展进程中到底有几个女诗人受到了诗歌史家的关注呢？而一般研究者往往认为女性诗人在建国之后本来就少造成了目前文学史叙述的这种现状。但这种看似合理的说辞实际上多少有些占不住脚。当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再的挖掘非主流的历史、关注“边缘”的时候，难道在历史中真的没有女性诗人，或者说到底有多少女性诗人被历史叙述有意或无意地删减掉了呢？再有一个问题，也是笔者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建国后的新诗史写作中，很少有女诗人出现？相应的新诗史写作几乎成了一部男性诗人的文学性别史[2][②]，在1949—1976年间到底有没有女诗人在写作？如果有的话，她们又是如何被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的？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也比较重要的研究问题。而近年来，随着史料的挖掘，灰娃、成幼殊、张烨和林昭等人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而文革时期的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几位女诗人则仍然处于历史叙述的巨大冰山之下。
　　1968年底，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下，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700万青年学生离开城市来到边疆和僻远的乡村，接受时代的“锻造”和“洗礼”，开始了青春“流放”岁月。当时，插队到河北保定安新白洋淀的知青有600余人，主要来自北京、天津和当地的返乡知青。其中北京知青就占了半数，并且有60余人形成了知青诗歌圈子。这就是后来在文学史和新诗史中被反复张扬和强调的“白洋淀诗群”。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新诗史在叙述白洋淀诗群时，笔墨多在多多、芒克、根子、林莽等男性诗人身上。白洋淀的“三剑客”——芒克、多多和根子已经成为当代新诗史经典，他们如今在各种文学史著作、资料汇编、研究论文和各种诗选中频频露面。但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诗人却至今由于诸多原因仍深埋在历史地表之下，在当代新诗研究视野中她们大多被忽略，只是作为某种点缀偶尔被提及。

　　正是由于文学研究思维和模式的惯性发展，目前新诗研究界在看待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时多是大同小异的的毫无见地和创见的雷同叙述，而对于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相关地带和诗人则仍是漠然处之。在这一需要挖掘的地带中，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相当重要。笔者希望依据目前所见有限的资料对这几位女诗人在文革时期
　　1969年同芒克、多多、根子、林莽等一起插队到白洋淀的女性诗人，如赵哲、周陲、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陶雒诵、夏柳燕等，都在文革时期写有数量不同的诗作，她们的这些诗是应该受到关注的，尽管由于诸多原因对她们的诗歌进行研究有着不小的难度。
　　据宋海泉回忆，1969年3月初春，宋海泉、刘满强、崔健强和许建新等乘开往徐水的火车赶赴白洋淀，同行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和夏柳燕等[4]。凌晨时分这些人到达徐水，之后换乘马车向安新县出发。到白洋淀后，戎雪兰、潘青萍（潘婧、乔伊）、孔令姚等女知青插队到大田庄公社的邸庄，插队李庄子的则有何京颉、赵哲、周陲和陈佩玲等人。这些女诗人除了与白洋淀诗群的其他成员的日常交往和文学、诗歌交流外，她们之间则形成了相对稳定也更为密切的诗歌圈子[3][③]。
　　史保嘉（齐简）当时和戎雪兰、潘青萍以及师大附中、北大附中的同学都有着诗词交往。戎雪兰在白洋淀时经常与其男友在淀边画那些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现代派色彩的油画，也写下了几首小诗。
　　戎雪兰、潘青萍和孔令姚之间的诗歌交往由于同处一村则自然很多也更为密切。潘青萍在插队白洋淀的当年即1969年的12月就写下了《行香子》（未刊稿），这是诗人送给戎雪兰的。

　　渺渺故园，隐隐西山，锁重烟，芦荡漫漫。萋萋堤柳，
　　门雾霏然。悠悠碧水，沉野鹜，暗云天。京华结交，
　　常话铭禅。伥何年，天涯行帆？海角逢春，天示神忏。
　　今事蹉跎，婵娟素，渔火寒。

　　尽管《行香子》是一首词，但这对于那些身处逆境的无以为诉的青年人来说该是多么重要。她们，最初通过诗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找到了互相倾诉和交谈的特殊方式。这首词在冷硬萧索的背景上抒写了个体对故乡的怀念、内心的彷徨失落以及对未来的一丝期望。孔令姚写有《友情——赠潘婧》（1971年1月3日）一诗：

　　透明的玻璃使我们隔房相认，
　　相像但不一样。
　　仿佛在银光闪烁的镜面，
　　印上了两个苦闷的往像。

　　常人本应该拥有的友情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竟是充满了如此的苦闷和烦恼的纠缠。难以摆脱的记忆都是愁苦的往事，而这种迷梦般的痛苦记忆也只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才能抒发出来。
　　周陲[4][④]在1971年写有《情思（片断）》，诗人通过这首诗对爱情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思考——“让我把你安放在心灵的哪方？/可是供奉在情爱的殿堂？/哦，我期待的难道就是你吗？/——吻平箭创的伤痛，/一片迷茫。//谁在意这信笔的诗行？/它把我哀哀的情思依傍。/维纳斯，你发错了箭矢？/送来他？一动我愁烦心伤。”在那个阶级话语和禁欲的年代，写作爱情题材的诗歌已经是异端，而写下不无辛酸的痛苦而真实的内心世界则更属少见也更具有诗歌史价值。而周陲写于1970年的长诗《幻灭——希望》则相当痛切地呈现出一代知青辛酸无助的灵魂史和思想史。也正如这首诗的标题所揭示的，诗人处在焦虑的彷徨和寻找希冀，在幻灭与梦想的暗夜的痛彻煎熬之中。

　　幸福、爱情，这朝朝夕夕的期冀
　　已如淡淡的薄雾消逝了，消逝了，
　　——像晨露滴落下琼叶，
像热泪在冰雪中消融。

　　远去了，远去了，离我远去了，
　　你慢慢地隐去，缓步悄行。
　　徒望着你飘忽的背影，
　　倾听着你轻移的足音，
　　哪还有黄金的双手
把我引渡天庭？

　　美好的事物——幸福、爱情、理想——都在政治风暴中如“飘忽的背影”渐行渐远，消失的那么快、那么苍凉。在这冰雪般寒冷的时代境遇中，诗人不想单单洒下痛惜的热泪，她更想对那个红色而疯狂的非理性时代发出怀疑和良知的质问——“哦，又何必呢？早年的灯塔熄灭了，/它毕竟是少女的幻思与遐想。/人世间可还有一副黄金的双手，/能为我燃点永恒的亮点？/——把我这期待的叹息，吐向虚渺的太苍。”这其中也不乏浸润着痛苦的理想主义的歌唱和惨淡的对未来的憧憬。在白洋淀诗群的女诗人中，需要注意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赵哲。赵哲[5][⑤]的父母和家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作为独生女的她和同学一起来到白洋淀插队落户。同是白洋淀诗人的林莽认为赵哲的诗歌写作基本上是属于自然主义的方式。早在1969年4月赵哲即已写下小诗《丁香》。

　　一群女孩子兴冲冲走过，
　　满怀盛开的丁香，
　　留下一路芬芳，一路欢唱。

　　生活里更多的是丁香叶子的苦味啊，
　　姑娘，不信，你就尝尝。

　　四月，还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这更近于对当时的知青命运的时代隐喻。当女孩子伴着丁香的花香在欢快的歌唱中沉浸于幸福中时，诗人却最先敏锐地警醒她们“生活里更多的是丁香叶子的苦味”。这种清醒的心态和怀疑精神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同是白洋淀诗人的根子的长诗《三月与末日》。根子在三月的春天同样发出质疑的良知之声，而赵哲同样在四月的天气里体味到了一个时代的苦涩和苍凉。这首”四月”里的苦涩而充满理性质疑精神的诗作也让人想到艾略特《荒原》开篇的“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又不能不想到唐代李贺的“凄凉四月阑，千里一时绿”。赵哲在《丁香》中运用了大量的矛盾修辞和反讽手法，四月/失望，芳香/苦涩，青春/受难,假相/真实等。这种反讽的多重指向消解了“春天”这一传统意象在以往诗歌中欢快、充满希望和新生的一贯主题的惯性能指，揭穿了一个疯狂而迷乱时代的虚假性和欺骗性面具，从而也拆除了一代人关于青春、希望、理想、现实、未来的盲目乐观的信念，也拆除了乌托邦幻想中的时间神话，颠覆了人们对时代虚妄的歌颂和单一想象。它宣告了青年人心目中一个狂乱时代的荒谬现实的开始。

　　撕下六九年最后一页日历，/像刚刚结束一场可怕的梦魇/灵魂在痛苦中苏醒，/希望又迎来新的一年。/夕阳爬上了东边的断壁，/即将来临的，又是/长夜的凄寒，/长夜的幽暗。（《无题》，1970年元旦）

　　在一年新旧交替的时刻，诗人并没有廉价地盼望遥不可知的乐观和渺茫未来的乌托邦幻想，诗人阻拒了雪莱在《西风颂》中对不可知未来的希冀而恰恰以相当可贵的怀疑精神与这个黑色的时代进行对决和质问。在所谓“新”的时间的起点上，诗人觉察的却是夕阳所即将带来的“长夜的凄寒”和“幽暗”。而这时代的长夜中催生的是诗人的痛苦，更有痛苦中的人性的倔强的“苏醒”和大写的作为个体的人的诞生。
　　赵哲的《无题》（1971年12月）与芒克的诗风则更为接近，自然而纯净，清新而深沉。“深夜从睡梦中惊醒，/包围我的是一片可怕的虚空。/我伸手在无边的暗夜里挽留你，/挽留你神似的幻影。/我怕这悠长的冬夜，/我怕这死一样的沉静，/我怕听梦醒后空廖的回声。/真若如此，让我永远酣睡吧，/——我不愿醒。”诗人处于无边暗夜般的虚空和梦魇中，然而诗人真能就此沉睡不醒就此甘于沉沦吗？诗人在痛切的对时代的反思中以真诚者的良知为时代写下了墓志铭。

　　一闪一闪，是天上疏朗的星星，
　　一眨一眨，岸边渔火朦胧
　　疲劳的耕耘者醒了，
　　睡梦里如从前一样在书本里播种。

　　村头敲响了上工的古钟，
　　惊醒了盏盏如豆的昏灯，
　　耕耘者停止了梦里的笔耕。
　　揉揉肩头的红肿，
　　再去拉那拉不动的犁绳。

　　日后将会有怎样的收获？
　　泛着新绿的萎叶上，
　　叹息似地溜过五月慵懒的风。

　　——《耕耘》（1971年写于白洋淀）

　　在这首名为《耕耘》的诗中，“耕耘”是双重指向，既指向现实中的上工干活，又指涉诗人理想中的“笔耕”劳动。然而这两个向度相反的张力冲突使诗人在理想与现实中竟是这样的充满不和谐的痛苦甚至无奈。理想中的精神“耕耘”不断被乏味的上工的钟声所敲醒、打断。诗人作为个体和主体的理想就这样在日常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年代被搁置和抛弃。
　　《无题》（1971年）则在赵哲的诗中属于色彩比较明亮的，这是人性关怀的温暖的灯盏在寒冷时代的闪光。“在寒冬的北风里吹过，/你的双颊冻得通红。/你伸给我冰凉的双手，/我来为你暖暖，/贴在我炽热的前胸。/忘却人世的忧烦吧，/我会用温柔的手，/试净你心中的苦痛。/去迎接孕育在丁香条上的春天，/——前面的路，/我与你同行。”
　　而白洋淀诗群中的其他女诗人则由于史料的挖掘、写作情况的差异等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梳理。我们艰难地在历史烟云中寻找那些依稀难辨的历史往事的残片时，我们能做的不只是对这些早已为历史叙述所遗忘的事实加以重视，而是要就此发问，什么是历史，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当历史叙述在不断因各种情势而进行或大或小的转换的时候，总有历史大海中的一些岛屿被冲洗和显露出来，也总有一些岛屿处于不断漂移之中并最终被淹没。当我们今天返观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和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同样关注这些历史叙述中仍处于历史地表之下的地带，如这些被遗忘的白洋淀诗群中的女性诗人。
　　而白洋淀诗群中的这几位女性诗人由于史料的缺乏，历史叙述对女性的惯性忽略以及其他复杂原因还处在历史视野之外。这都需要研究者不断地进行挖掘的田野作业，将具有新诗史和文学史意义的部分不断彰显出来，尽管这项工作必将是长期而艰难的。而这正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带给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的长久的思考。

　　在这首名为《耕耘》的诗中，“耕耘”是双重指向，既指向现实中的上工干活，又指涉诗人理想中的“笔耕”劳动。然而这两个向度相反的张力冲突使诗人在理想与现实中竟是这样的充满不和谐的痛苦甚至无奈。理想中的精神“耕耘”不断被乏味的上工的钟声所敲醒、打断。诗人作为个体和主体的理想就这样在日常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年代被搁置和抛弃。
　　《无题》（1971年）则在赵哲的诗中属于色彩比较明亮的，这是人性关怀的温暖的灯盏在寒冷时代的闪光。“在寒冬的北风里吹过，/你的双颊冻得通红。/你伸给我冰凉的双手，/我来为你暖暖，/贴在我炽热的前胸。/忘却人世的忧烦吧，/我会用温柔的手，/试净你心中的苦痛。/去迎接孕育在丁香条上的春天，/——前面的路，/我与你同行。”
　　而白洋淀诗群中的其他女诗人则由于史料的挖掘、写作情况的差异等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梳理。我们艰难地在历史烟云中寻找那些依稀难辨的历史往事的残片时，我们能做的不只是对这些早已为历史叙述所遗忘的事实加以重视，而是要就此发问，什么是历史，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当历史叙述在不断因各种情势而进行或大或小的转换的时候，总有历史大海中的一些岛屿被冲洗和显露出来，也总有一些岛屿处于不断漂移之中并最终被淹没。当我们今天返观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和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同样关注这些历史叙述中仍处于历史地表之下的地带，如这些被遗忘的白洋淀诗群中的女性诗人。
　　而白洋淀诗群中的这几位女性诗人由于史料的缺乏，历史叙述对女性的惯性忽略以及其他复杂原因还处在历史视野之外。这都需要研究者不断地进行挖掘的田野作业，将具有新诗史和文学史意义的部分不断彰显出来，尽管这项工作必将是长期而艰难的。而这正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带给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的长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