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家仲富兰著述（4）.doc

《图说中国社会生活变迁》跋

仲富兰
编定和校读完《图说中国社会生活变迁》丛书的校样，我百感交集，长久地牵挂在怀的书稿得以问世，郁结在心中12年的心事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结，怎不使我的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这套丛书的编撰，牵动着我与中国民俗学的情结；牵动着这十几年来，我治学历程中的酸甜苦辣。我是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民俗学的，在大学里虽然读的是哲学，但是中国世世代代的老百姓的社会生活状况，更令我感兴趣。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人文关怀”，大概就属于这种心境吧。书读得多了，使我对中国民俗学的原有体系逐渐产生了疑问，到1987年，我在上海《文汇报》“论苑”专版率先提出了“开拓中国民俗文化学新领域”的课题，没有想到，那篇文章在民俗学界引发了一些回声。1988年12月26日，我和上海一批有志于中国民俗学的年轻朋友，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俗文化学社（亦即今天的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的前身），由我主事，被推选为社长兼秘书长。当时学社的成员集合了上海高教、科研、新闻、出版单位以及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史志馆和全国各地的友人将近200人，大抵是一些好学上进，学有专长的英气勃发的热血青年。顺便说一句，事过13年，当时那一群生气勃勃的青年人都已步入中年，大多已成为高教、科研、新闻、出版和文化战线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人已经是教授、研究员、编辑、编审、博士生导师或者是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
我是一个不愿图虚名，而比较务实的人，如果不为中国民俗文化学术事业干点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空挂一个学术社团负责人的名头，那实在是一件很无聊的事。那么多奋发有为的年轻学者怀着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热忱，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大家走到了一起，当然要做一些事。从1988年12月学社成立起，我们在虹口区文化局老局长张乐竺女士的帮助下，就以坐落在乍浦路上的虹口区图书馆为发展基地，张乐竺局长专门指示图书馆的金贤孟馆长为学社辟了一间办公室，尽管简陋，也总算使学社同仁有了一个聚会的场所。可谓“始作也简，其毕也巨”。我们多次举办民俗文化学术讲座，举办老上海民俗展览和上海民俗文化艺术展览，还印行了28期《民俗文化研究通信》，编辑出版了三卷20多期《国风》学术集刊。一纸风行，在海内外引发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当时海内外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到上海市乍浦路245号的学社办公室。这一切都给了我们进一步开拓学术研究新领域的信心和力量。
从1989年起，学社同仁就酝酿着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工程，即编撰一套代表上海市民俗文化学术水平的大型图书。几经议论，最后决定编撰《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以下简称“图说”）的学术专著。当时对于“图说”的构想是，作为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地叙述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基本面貌和演变过程的专著，分为图片和文字两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平行系统。文字的叙述年限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图片的收集，也是围绕这个年代进行，解放之后的图片一张也不收。可以说，尽管后来到了90年代，中国出版界出版了许多“老照片”一类的图书，可我们在80年代末期筹划编撰“图说”这样的学术工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具有创新特色和走在时代前列的。
编撰“图说”工作的运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开始了其异常艰辛的创业历程。当时，一无经费，二无资助，三无任何出版社敲定挂钩，但我们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当时我们没有今天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意识，不懂“炒作”、“包装”一类的概念，不会得去利用当时诸多的社会关系，也不懂得去求助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以我这个“书呆子”为首的一群人的理念是传统的，甚至是保守的，总以为“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只要编撰出的书稿有质量有学术水平，总有慧眼认识它的主顾。做学问的人当然不是做生意，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漠视商品意识，此种认识上的局限，导致了这本“图说”必然要走着一条异常艰难的路程。
本“图说”的编撰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最初由我草拟了“图说”大纲，印发给各编委主要成员征求意见，再由我汇总各位的意见，对大纲进行修改审定。按照这个大纲，我们的工作朝两个方向进行：一是落实撰写文字的；二是收集图片资料。这无疑耗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和钱财。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社会信息的公开度是今日互联网条件下社会信息开放度所不可比拟的。为了征集各地的民俗图片，我们利用了学社初创时期与各地的联系，向各地友人发出信函搜求图片；细读解放前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良友画报》、《吴友如画宝》和《申报图画周刊》，寻求图片资料的线索；通过去拜访解放前的一些老报人和老摄影记者，从他们私人珍藏的照片中购得一部分图片；更有一些是查阅旧时代的珍贵的图书文献资料，并运用老式的照相机一张一张地翻拍（从事这项工作的胡毅华先生，为此耗费了大量的心力，我在下面还要提到）。在收集图片过程中，我们得到山西祁县的杨文龙先生、陕西洛川的段双印先生、山东济南的郭永生先生，以及北京、南京、江西、安徽、福建、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许多朋友的大力帮助。经大连王珍仁先生的穿针引线，时任大连旅顺博物馆馆长刘广堂先生的鼎力支持，使我们的图片收集工作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当书稿草成之际，我又按照有关出版社的要求，将书稿从头到尾仔细地改写了一遍，有的篇章则是另起炉灶，重新撰写。对照片的铺排，也总觉得不够完善，就这样不断地改写，不断地收集图片资料，以求日臻完善。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寻求出版。而在这个时候，“学术著作出版难”几成学术界和出版界普遍的症候。“图说”生不逢时，它既不是政府指定的学术工程，也不是某个学术基金组织的“重点项目”，而要向海外申请被少数人把持的学术基金，又非我所愿，在下虽然才疏学浅，但生性倔强，不肯轻易地向外人弯腰低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差不多与十多家出版社联系过，结果都是因为投资成本巨大，市场回报率没有把握而却步，有的出版社甚至已经到了编辑出样的阶段，还是因为商业回报率的原因和对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而提出种种难以接受的“修改”意见，委婉地拒绝了出版。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我的一些朋友说，如今不少出版社已经变成了“出版商”，对这句话我是一直不敢苟同的。直到今天，我对于这些出版社还是一如既往，既没有认为他们已经变成了“书商”，也没有对他们流露过丝毫的愤懑和责难，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社自身也要生存，也有它的经济利益的考虑，出书要讲经济效益，要赚钱，当然是无可厚非的。

另一方面，“图说”作为一个集体项目，我总觉得对它的运作和协调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做一项由民间发起的集体项目与做一项由政府教育文化行政机构指令的集体项目，完全不是一回事。政府或者教育文化行政部门可以运用政府和行政的力量来运作，而民间的运作方式就像“友情出演”一样，多少是出于个人相互之间的友情和义气为纽带来维系全体成员的行动的。至多是靠主事者的人望、威信和亲和力来协调。而作为组织指挥一个较大规模的学术项目，光靠“主编”的人望和威信是远远不够的。就如同俗话说的，“锣齐鼓不齐”、“张郎等李郎”，稿件各部分的水准也是参差不齐。催稿等得你心焦，改稿改得你心烦，协调之烦杂和琐碎超出我原先的想象。拖沓和迟迟难以出版成了我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我也时常责备自己，你不是主编吗？你就得承受这一切，把所有的苦恼和累人的活扛起来，撑到底。正是靠着这种素朴的信念，我一直坚持到今天。
当然，平心而论，“图说”历经磨难的12载，从某些侧面也反映了我这个主事者的个性。愚顽如我，抱着既定的目标，不低头，也不回头；不低声下气，也不趾高气扬，尽管路途遥远，崎岖坎坷，总是默默地朝前走，生性如此，一切顺乎自然。人家说，“性格决定命运”，有一定道理。时至今日，依然故我，而且无怨无悔。只是用这样的人生态度对待我自己的书稿，当然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而“图说”是一个集体的项目，我抱定“顺其自然”的态度，不去积极地寻找合适的出版机会，让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安祥地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就显得不合适了，客观上我在拖累着一群人的劳动成果，我应当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歉意。
上海文化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唐宗良副编审，是我大学求学时的一个学友，2000年初在一次偶然的聚会闲谈中，他得知我家里放着这样一部书稿，认真阅读后，他认为书稿不仅学术价值较高，而且知识性、可读性均较强，会得到市场的认可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于是，宗良兄多次奔走，欣然与出版社联系，为此书的出版花费了许多劳动，宗良兄就像助推器一样，重新燃起了我要将图说付梓出版的热情。无论如何，我对于宗良兄的热情帮助和诚挚的友情，表示我最衷心地感谢。
我还要深切地感谢上海学林出版社社长曹维劲先生的鼎力支持，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没有他的慧眼独具，热情鼓励和果干决策，“图说”的稿子和图片至今可能还搁置在我家的书房里。
我的砚友，现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完颜绍元在本书编撰的初期，协助我四方联络，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那段时光里，完颜兄辅助我度过了许多困难的时光，我要向他致以真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编审的无私帮助，为“图说”的出版，金良年兄曾经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帮助联系出版，隆情美义，感怀于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好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秘书长胡毅华先生，可以说是用力最勤的一个人。毅华兄是个平时言语不多，更重实干的学者，为人诚恳执着，做事井井有条，他和我一起，经历了从“图说”的最初动议酝酿到撰稿、收集图片的全过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交付出版的图片编排、复制和文字说明的工作量非常大，胡毅华兄夜以继日，念兹在兹，甚至在疾病缠身的痛苦时刻，他还是帮助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没有胡毅华兄的辛勤劳动，这套丛书仍然是不能问世的。对于毅华兄，我是充满感激和敬意，并引以为挚友而自豪的。我坚信本丛书的出版，如同一味良药，可以有助于毅华兄却病疗伤，早日康复。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将再度携手合作，为中国民俗文化学术事业作更多的工作。
在编撰“图说”的过程中，更有大量默默无闻的人，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和鼓励，例如，有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黄培伟女士，我甚至与她未曾谋面，但她默默无闻地为“图说”搜寻了照片资料。可惜的是黄培伟女士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言念及此，总使我悲痛不已。
在编撰本书在最困难的时刻，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的诸多成员给了我莫大的力量。历史学家和博物学家吴德铎（以笔名“枕书”闻名的专栏作家）先生，生前对“图说”极为重视，亲自为我联系出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吴先生提携后学的殷殷深情使我永铭难忘。另一位学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原三编室主任陈稼禾先生，也极为关心“图说”的出版，我们曾经愉快地合作过《文科十万个为什么·民俗分册》。可惜天不假年，稼禾兄英年早逝，学界失去了一位能干的精英人才，我则失去了一位鼎力相助的尊敬的兄长，至今我还在怀念他。如今，图说的出版，也可告慰吴德铎先生和陈稼禾兄的在天之灵。
还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从初步酝酿到最终付梓出版，前后共经历了12年的时间。图说的形式也由原来设想的一巨册改成四册丛书形式出版。12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当初聚在一起时，我的心情恰如唐代诗圣杜甫当年的豪情：“人生不相见，动如参如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赠卫八处士》）而今，我的情怀如同白居易诗云：“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赠梦得》）为了感谢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参加本书工作的诸位同仁，为了感怀和铭记我们共同走过的一段难忘岁月，只要是对于本书的出版作过些许努力，不论出力多少，遵循“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我都作为“参加本书编纂工作人员”一一署上他们的名字。十多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现在署名的依据是当初几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和主要编委的回忆，可能还存在疏漏，倘有遗漏，敬请各位海涵，并望尽快与我联系，留待本书再版时加以改正。
末了，我要深切感谢著名的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姜义华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丛书写序，使本书生色不少。本书的撰作，虽然经历了许多时间，但限于编撰人员，尤其是主编的学识和能力，错误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地盼望得到海内外读者方家的批评指正，不胜感激之至！

仲富兰
2001年5月8日于沪上凝风轩

补遗：
《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已经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并远销港、澳、台，为日本、韩国学者所重视，韩国出版界专门购了版权，有一些影响。不是我怎么能干，而是做了十二年的书，总是要比眼下不少“急就章”，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
但一直与我编书的胡毅华兄，却永远地离我而去了，这使我深感痛心，前不久，我为毅华兄的《清代俗语图说》写了序言，表达了我的哀思与惋惜之情，而且胡毅华兄的那本书也已经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付梓出版，尽管毅华兄生前未能看到，非常遗憾，但出版了，还是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他的。
原先我不懂博客，学着干，前二篇将文章未尽之义写在边上的评论里，有朋友给我指出，深表感谢！用补遗的方式，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人总是在学习中点滴地进步。
2005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