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连续5).doc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连续5）
第四章  中国宏观经济与调控

   李克穆[ 李克穆，研究员，现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宏观经济组组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特别是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研究。]
    摘  要：文章通过对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展现了我国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轨迹。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基础，逐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宏观调控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计划手段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我国宏观调控逐步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间，我国实行的基本上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西方经济学及其引申的宏观经济、市场经济理论只停留在研究层面，没有从实践上直接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参与制定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宏观经济这个概念似乎是陌生的。回顾经济发展进程，在“一五”时期恢复经济、建立财政经济及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综合平衡，“二五”时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国家掌控经济，除了运用行政手段外，也运用了若干经济手段，而无论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都属于国家运用经济政策调控经济运行，实际上就是现阶段实施宏观调控的过程。其中，许多政策取向与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原理是趋于一致的。
    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调控”（macro-control）这个概念出现的并不多，发达国家通常表述为用“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y）干预经济运行，目的是稳定经济，这种宏观经济政策有时被称为“稳定政策”。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经历了无数次经济“增长——过热——衰退”循环，老一代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的经济实践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抑制了多次通货膨胀，数次使经济渡过危机。此间，频繁经历的经济调整、整顿、改革都属于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和稳定经济的过程。任何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国家，都需要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角度审示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在我国历经坎坷，最终走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道路的今天，从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的角度，把我国经历的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从中寻求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有益的尝试。
    本文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恢复发展时期（1949~1957年）、动荡发展时期（1958~1976年）、经济转型时期（1977~1990年）、全面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91年至今）。文章通过对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展现了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轨迹。
第一节  恢复发展时期（1949~1957年）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期的经济工作为新中国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经济建设拉开帷幕，面对旧中国留下的极其罕见的通货膨胀、衰败的工商业、全面崩溃的经济，恢复经济从何着手呢？
 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占比不到10%，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超过90%的农业国。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经过独立思考确立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所有制关系：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以及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立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变革中，资本主义经济很快在“公私合营”中消亡，个体经济也日渐衰落。
    1952年底，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主要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而不是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再经过相当长时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到1956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过渡时期的结束，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对资改造过于迅猛，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的生产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此，中央财经委员会具体领导了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斗争，通过“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等重要措施，对当时混乱的经济进行了有力的治理。在这次稳定物价过程中，国家不仅能够主动地对付物价波动，而且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预定的要求，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平息在预计的水平上。国家平息物价波动、治理通货膨胀的举措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显示了新生政权的执政者已具备了利用货币和价格运行的规律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经济的能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治理经济的举措。
 二、国家开始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制度
    首先，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政治上标定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格局和方向；其次，通过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最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第三，在稳定经济的过程中，中央财经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建立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制度和有关政策规定。
    1.统一和建立国家财政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负担沉重，支出大于收入。为扭转被动局面，1950年3月，陈云主持制定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内容为：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统一全国物资调度，清理全国仓库物资，所有库存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与此同时，建立一系列与上述制度相适应的经济运行的政策和规定。
    2.建立金融货币制度。具体表现在：统一全国信贷资金与调拨资金结算方式。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调节货币、稳定金融、调控国民经济的统一健全的货币制度。灵活运用货币信贷政策手段，对活跃金融市场、集中资金、支持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9年到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7次调整存贷款利率，基本统一了全国利率。通过完善货币制度，稳定人民币币值。
    3.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国家在改造私营金融业的过程中，采取了如下措施：没收、改组金融官僚资本；建立金融货币制度，加强新组建的国家银行；提供存款利率、开办特种储蓄、折实存款，再加上保值、保息存款等灵活的吸收存款的业务，增加国家银行的私人存款；改造私营行庄。通过经济恢复时期对金融业的改造，国家经济决策和管理部门对金融业的特性及其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认识，金融业开始在国家的完全控制下运行。
    4.实行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平衡。“一五”计划期间，陈云提出了“综合平衡”理论，被称为调节控制国民经济内部关系的“四大平衡”。此后，陈云又对他的综合平衡理论不断完善。1957年，陈云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与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陈云关于综合平衡的观点，在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调控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
    编制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目的，是对经济发展的规模、范围和质量等方面作出指导性安排，通过控制经济的总量比例关系，促使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协调稳定发展。1951年2月，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已趋于稳定的实际情况，决定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从1953年起实施。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限即定为1953年—1957年。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1）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2）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分配和生产指标；（3）工业；（4）农业；（5）运输和邮电；（6）商业；（7）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计划指标；（8）培养建设干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9）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10）地方计划问题；（11）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一五”计划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全面安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一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工业建设，由此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二是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三是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 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
    “一五”计划的特点：计划编制过程受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影响比较大；“一五”计划的编制正式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一五”计划也有“非计划”的举措，考虑具体国情，把一部分适于地方政府管理的职能下放给地方；促使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发展的轨道。
    “一五”计划的成绩：“一五”时期的计划指标到1956年基本完成，其中一部分超额完成。到1957年底，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五”计划前的1952年底增长57.3%，“一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
 四、“一五”时期的经济政策
    在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新中国的执政者开始考虑经济发展方面的一系列全局性问题。“一五”时期，集中研究和确定了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关系涉及到生产、分配、消费和积累核算，涉及到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以及投资的比例关系。这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开端，实际上就是运用宏观调控的最初尝试。“一五”时期的经济政策方面着重把握了以下几点：
    一是把握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所谓“适当”就是发展中要保持相应的经济效益，切忌盲目发展。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是一个难题，是一个始终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需要全面发展的局面下，加快发展成为各行各业的强烈愿望，形成一种“发展冲动”。这些愿望和要求显然是脱离国情和不切实际的。当时的生产能力、原材料供应和技术力量都是十分有限的，供给能力远远跟不上需求。在当时全国性的“发展冲动”环境下，一个体现正常的速度和效益的五年计划是难以产生的。
    二是把握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处理财政收支平衡、把握国民经济发展进度、控制宏观经济大局的重要环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下，尤其需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薄一波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二、三、四”比例关系，即：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0%左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40%左右。这一著名的“二、三、四”方针，是对当时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措施。“二、三、四”方针是宏观调控的“大盘子”，这一方针在我国长期以来制定宏观政策的过程中，一直具有重要影响。
   三是进行合理的经济发展布局。1952年，我国沿海各省的工业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其中，钢铁80%在沿海，纺织70%在上海、天津、青岛。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布局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关于现有布局是否平衡的问题，而基本上是从头做起，进行全面规划。
   四是调整农轻重关系。“一五”计划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为1：7.3。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中，重工业相当薄弱，轻工业也不发达，因此，谈不上极端不平衡问题。但作为基础工业，重工业滞后会直接影响轻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研究农轻重发展比例关系时，“一五”计划强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采取这一方针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领导人要从基础工业入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减少对外来资本和技术的依赖。
    此外，我国适当地把握了争取外援的问题。在苏联援助过程中，中央政府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始终注意处理好外来援助和自力更生的关系。
    上述分析，基本上概括了“一五”时期经济政策的研究和运用，即与宏观调控相关的几个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产生了最初的关于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问题的讨论。总的来看，“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为我国以后的工业化发展打下了基础。周恩来曾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所谓错误，除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外，主要是指全力发展工业，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以及经济增长出现“冒进”现象。“一五”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遗憾的是这一稳定发展的局面未能持续下去。
第二节  动荡发展时期（1958~1976年）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动荡发展时期的主题。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明显特征。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灾难性损失。
    频繁调整的“二五”计划，集中体现了急于求成倾向和“冒进”思路。“反冒进”、“反反冒进”的争论以及“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出台和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是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
    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在政治口号中难以实现，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严重扭曲，宏观经济指标残缺不全，难以进行有效的统计分析。
 一、频繁调整的“二五”计划
    “二五”计划期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以及其后进行的经济调整，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58年到1960年；二是1961年到1962年。
    “二五”时期的经济是在“大跃进”热潮中进行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支持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决策是随着人的“热气”变化，升温—降温、降温—升温。宏观决策几乎没有多少规律可言，随意性极大。从数据上看，“二五”时期的发展，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极不稳定。“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0.56%，最高年增长32.2%，最低年增长-31%。
    “二五”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被频繁调整，大致经历了如下几次大的调整：国家计委的主动调整、在“反反冒进”局势下的调整、编制“二五”计划的“两本账”、“大跃进”中重新编制“二五”计划、编制“三本账”、庐山会议后要求提前完成“二五”计划、三年补充计划。在这样一个时期，编制和实施工作始终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计划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二五”进入调整时期
    首先，以多变的计划调控经济发展进程。一系列修改计划的举措都是被迫进行的，这些计划调整主要是做“加法”，制定“多本账”和“前三年”、“后两年”计划指标，是这一时期计划工作的一大特征。
    其次，放弃了综合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计划是依据综合平衡的方式编制的，根据预先的设计，拟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平衡，合理安排各种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平衡。综合平衡思想对于克服“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困难局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反反冒进”的批评声中，综合平衡的思想难以贯彻实施。作为综合平衡重要手段的银行信贷等一系列经济管理制度，被当作生产发展的“绊脚石”予以破除和取缔，这是造成比例失调、经济发展失控的重要原因。国家计划制定部门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适应“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被迫改变制定“二五”计划的初衷，将“赶英超美”和“大跃进”的热度作为编制经济计划的依据，根据“温度”制定计划。
    第三，把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通过下放管理权限，实行“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门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当时，建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和西北七个协作区，以此种形式促进国民经济计划的实施和发展。当时的这种管理权限下放，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是为了推进“大跃进”，其结果是导致地方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盲目发展、投资规模迅速膨胀，最终加剧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比例的全面失调。
    “二五”计划，教训深刻，损失惨重，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其一，必须按照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其二，要从国情和国力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经济发展决策。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时期，要特别防止急躁和冒进情绪；其三，要坚持综合平衡思想，要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其四，制定计划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使国民经济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通货膨胀、经济衰退、财政连年赤字，使人民生活陷入最困难的时期。加上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从1961年起，国家开始被迫进入经济调整时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出台的。
 “八字方针”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出台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当时的调整，就是国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对严重的经济进行调整，避免整个国民经济继续向无序甚至崩溃发展。这一调整难度极大，其难度在于既要调整又要把握分寸，即不能明显地否定“大跃进”。
    国家计委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助。周恩来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两字。“八字方针”以调整为主，实际上强调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在各部门之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调整的内容不仅包括产业结构，实际上也包括生产关系。这一调整实际上持续到1965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一调整是“二五”时期宏观调控的成功之举，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1963年到1965年三年的调整时期，到1964年，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出现根本性好转，各项经济指标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周恩来在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时期基本结束，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持续数年的所谓调整时期都是针对“大跃进”带来的后果而言的。1965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与1962年相比，年均增长15.7%,农轻重关系基本实现了平衡发展。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国家财政收入开始好转，到1965年已做到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趋于稳定。国家终于摆脱困境，迎来了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新局面。但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建设再次遭受重创。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经济
    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涵盖了“三五”计划（1966年—1970年）和“四五”计划（1971年—1975年）两个时期。
 这10年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使国家长期处于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之中。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看，伴随着“文化大革命”一同起步的“三五”计划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全国性经济困难，提出以“吃穿用”为中心的“三五”计划；针对国际环境的恶化，提出“三五”在解决“吃穿用”同时，大力推进“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内容；随着国际局势紧张，“吃穿用”加“三线建设”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又调整为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在“战备”建设高潮下，“三五”计划基本完成。“三五”期间，存在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偏高、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等问题。
    “四五”计划是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制定和实施的，在此期间，经济管理部门已“政治化”，一系列规章制度被废止，生产企业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经过修订的“四五”计划纲要规定的主要经济指标有近一半没有完成计划。“四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由1970年的2253亿元增加到1975年的2997亿元，年均增长5.87%，“四五”计划能够勉强完成，主要是依靠这一时期建成的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这些工程使国家的经济总量有了较大增长。
    “二五”期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严重扭曲，分析“四要素”为主要标志的宏观经济指标，即：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贸易余额，其应有的经济意义已十分有限，和“一五”相似，分析这些指标仍然缺乏必要的统计数据的支持，缺乏可比性。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型初期（1977~199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解放思想，冲破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推进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是这一时期的主题。
   在工业领域，强调经济发展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在农业领域，坚定地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同时，以价格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各行各业的改革进程。通过宏观调控，多次治理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手段不断完善，逐步从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
    经济转轨过程中带有计划经济体制色彩。在中国现有国情下，要把握好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调控的度，促使经济朝着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方向发展。
 一、经济改革酝酿时期（1977~1979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这是这一时期对经济运行做出的一次重大的宏观调控。中央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改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从1980年年底开始，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逐步改善，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把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最初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设想。年近八旬的薛暮桥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一系列主张，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最早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学者之一。这些理论的出现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1980~1990年）
    1.强调经济发展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重速度、忽略经济效益的状况。“六五”计划初期，国务院明确提出经济发展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改变过去制定计划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的做法，这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大调整。十条方针是：第一，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发展；第二，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第三，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第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第五，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第六，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第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第八，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第十，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十条方针充分体现了调整和改革的思想，为进一步创造条件促使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推进农业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阵痛的广大农村，亟需新的有生命力的发展途径。“三农”问题关系国家经济全局，关系到国家稳定。“六五”期间，就农村经济问题，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在广大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到生产队总数的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97.8%。连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是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
    3.1984年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在改革的推动下，“六五”计划顺利实施，1984年的国民经济发展相当快，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627亿元，年均增长14.2%；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01.2亿元，年均增长39.7%。在此情况下，导致第四季度经济发展出现过热。薛暮桥认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宏观失控。1985年初，国务院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宏观调控，连续召开省长会议，纠正失误，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等发放，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政策，对通货膨胀应积极进行抑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赞成。
    4.“七五”期间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1986年至1990年的“七五”计划，是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七五”计划的方针是：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遵循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总方针，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七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平衡；二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三是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从总体看，1986年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从当年年底起，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消费需求增长过快，企业经济效益偏低，国家财政和外汇收支不平衡现象，又逐步抬头。为此，1987年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与此同时，为了稳定市场物价、维持市场秩序，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通知》，提出坚持改革、稳定前进、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方针。但是由于持续几年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双膨胀，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1988年，经济严重过热，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
    当时，在认识和应对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观点，由此关系到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实行双紧政策的过程中，加上企业原本存在的原材料、能源及流动资金缺乏等原因，从1986年起工业生产速度有所下降。为此，经济界有人提出经济出现滑坡，主张保持适当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起飞，并引用国外有些经济学家曾提出过的通过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观点。薛暮桥、马洪、刘国光等学者则认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形势已很严重，必须采取措施，要降温，要坚决抑制通货膨胀。
 当时，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坚决制止通货膨胀，通过理顺价格，抑制物价猛涨，由此，继续推进改革；二是忽略通货膨胀，试图绕过价格改革，用推广企业上缴税利包干的办法，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1988年9月，国务院开始实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这一整顿持续了三年，整顿的过程实际是对“七五”计划进行调整。治理整顿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其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其三，采取系列措施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其四，克服经济过热现象，降低工业增长速度。通过这一时期的治理整顿和宏观调控，市场零售物价趋于稳定，流通秩序实现好转，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升，投资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经济继续增长，社会总供给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人民生活继续改善；1990年进出口贸易实现顺差，全年进出口货物总额达1154.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国家现汇结存增加到110亿美元，对外支付能力有所增强。这是实行改革开放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宏观调控。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改革的步伐有所放慢，这是经济过热付出的代价，需要通过治理整顿、稳定经济促进改革回到既定的轨道。这一轮宏观调控体现了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这是改变宏观调控方式的重要尝试，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步骤。
    在改革方面，“七五”计划期间主要在以下领域迈出了新的步伐：其一，农村改革继续完善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二，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发展；其三，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开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发展较快；其四，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作用加强，工业生产的计划管理范围缩小，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形成网络，价格体系改革由以调为主转为调放结合；其五，对外开放，国民经济逐步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5.国家宏观管理和调控开始从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过渡。20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1984年后，国家对计划、财政、信贷、物价、工资等方面的管理全面进行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注重价值规律的作用，正式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将经济拉回到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轨道上的重大举措。国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实行指导性计划，这是计划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宏观调控。随着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国家开始尝试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控经济。这一时期，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陆续出台。财税制度在1980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基础上，1985年开始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商业银行。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增加了中央银行对信贷规模的间接控制，开始运用利率的杠杆作用。这一系列改革大大强化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使宏观调控进一步向市场化转变，逐步告别了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的方式。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变革，逐步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六五”期间，在所有制结构上，逐步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城乡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发展。
    6.价格双轨制与价格改革。实行价格双轨制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举措。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5年3月，国务院废止了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价格双轨制改革正式实施。价格双轨制是指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项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逐步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决定的双轨制。在当时情况下，价格双轨制是改革的产物，体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双轨制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一方面，它是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很好的过渡形式，它开辟了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道路，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和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悬殊大时，一些单位和个人钻空子，大搞钱权交易，时而将平价商品转为市场价销售，时而又将市场价的商品转为平价商品。
    价格双轨制的进程大致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到1988年，在这一时期，价格改革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出台了一系列调价政策，直到1988年“价格闯关”后，整个经济进入整顿阶段。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1991年，这一时期价格改革以治理整顿为主，物价总水平涨势得到了控制。第三阶段是1992年到1997年，这一时期的价格改革，使原有的价格双轨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总体看，表现为在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价格远未市场化的情况下，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高度市场化了。
 在上述10年间，宏观调控还包括以下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国家实行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使企业逐步成为具有经营管理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效益的、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这是企业发展方面的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变革逐步完善，为企业全面实行市场机制打下了基础。国家先后采取了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等方法，最终出台了利改税制度。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这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市场和国际这两个市场。从此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成为宏观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回顾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的经济发展，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这一转轨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第四节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91年至今）
    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经济计划的制定趋于规范化，经济发展也逐步进入协调、稳定的步调。从“八五”计划起，连续几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逐步改变了过去存在的那种计划编制反复无常、难以实施的状况，并进一步将计划制定从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向间接的指导性计划转变。一些经济专家将“八五”计划后的几个五年计划称为市场经济取向的新一轮五年计划。
    “八五”计划以来，国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了几次重大的宏观调控，事实说明，中央政府驾驭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宏观调控效果显著，国民经济长期保持了稳定较快增长。
 一、新一轮的经济过热与宏观调控
    “八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推动下，经过治理整顿，经济发展迎来了全新的局面。但在大好形势下，经济过热的毛病又开始复发。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其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其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过改革开放后10年的发展，已初见成效，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各行业的经济建设蓄势待发，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预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幕已经拉开；其二，“七五”末期的治理整顿抑制了通货膨胀，经济发展趋于稳定，经济建设具备良好环境；其三，一些地区和行业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经济建设成效显著，全国上下各行业都有一种获取改革开放成果的急切心情。
    实际上，上一论经济过热还没有完全冷下来，新一轮过热已开始表现出来。新一轮过热和新一轮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在改革的若干领域中，一些经济改革在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推进过快，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金融创新、拓展开发区等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一种失控、失调状况，几年发展下来，积累了大量问题。为适应快速发展需要，乱集资、乱拆借成风，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投资规模迅速扩张，社会总供求关系失衡。同时，物价明显上涨过快，通货膨胀压力不断显现。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强调，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次会议提出了“深化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防止经济过热”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在宏观调控方面正在不断总结经验，迅速提高驾驭经济全局的能力。宏观调控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着力整顿金融和财税秩序；二是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三是抑制需求，增加供给，促进总量平衡。
    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没有过多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性措施，比较注重采用市场化的办法，指令性计划明显减少，指导性计划增多，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的这一变化是经济转轨的重要成果。
 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环节
    1991年2月，国家体改委出台的《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初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围绕这个总目标提出了相互关联的五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