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李娜想起郎平、中国女排及其他
丁辉《由李娜想起郎平》《羊城晚报》2012年3月25日星期日 B4版
李娜一句“我打球不是为了国家”引起热议，“我打球不是为了国家，而只是为了尽力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所宣示的“职业伦理”对“为国争光”的“国家伦理”所形成的挑战，再次成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理转型的象征性标志。这让我想到了郎平，还有曾经在“举国体制”中备尝兴衰沉浮的辛酸与苦涩的中国女排。
郎平在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体育”中浸润久矣！先是作为中国国家女排的主攻手，后是作为国家女排的主教练，其间的辉煌与荣耀、坎坷与辛酸，想来都是不言自明。由于承载了过重的“国家使命”，中国运动队备战各种世界级比赛的
2、训练都是“魔鬼式”的。有一种说法叫“祖国的召唤”，在“国家荣誉”面前，一切的个人利益都得让路，从而服从“祖国的召唤”。在郎平的印象中，只要国家队需要你，只需一个电话，个人即使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来，毕竟，在中国，正如那句广为人知的话所说：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2005年，郎平受聘担任美国女排主教练。执教之初，美国女排姑娘的自由散漫、目无纪律就使郎平困惑、震惊，继而是愤怒——天下竟然有这样对“国家荣誉” 如此淡漠、不负责任的国民！一场感冒都可以成为离队休息的理由，离世锦赛不到一个月，主二传突然说家里有事，走了，把全队就晾那了！赶紧临时抱佛脚，找主二传。郎平后来对杨澜说：这
3、跟国内太不一样了，在国内，国家队永远是第一位的，啥时候需要你，一个电话，第二天就来了。不用说郎平，我们这些看多了那些即使家里死了人，还坚持训练、参赛的先进事迹报道的普通百姓，肯定也会觉得这样的国家队员简直匪夷所思！
其实，说穿了，这是两种“政治正确”的紧张与冲突，在国内，“国家至上”是天然的“政治正确”；而在美国是“自由至上”，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国家的优先性。肯尼迪总统当年说了一句“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勿问国家为你做了些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这样
4、的话中国人可以在任一个场合，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在美国，说出这样的话则需要气魄和胆量，因为这很有可能会被极有理由地理解为是对美国人“政治正确”的挑战。
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正确”锻造了两种体育理念和体育精神。一种是视体育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所谓“为国争光”，体育成为前殖民、半殖民国家为曾遭受的屈辱在竞技场上寻求偿赎的行为；一种是视体育为自由、公正与和平的象征，最大限度地追求身体的极限与美。诚如杨澜所说，两种体育精神需要沟通，西方世界要学会从中国遭受百年屈辱的角度理解中国体育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色彩。但说句不客气的话，更需反思的也许是我们自己。如果一边是不断增多的金牌总数所代表
5、的荣耀与辉煌，一边是长期遭受“魔鬼式”的训练所带来的也许终身无法愈合的伤与痛，这样的“体育强国”本身不就值得商量？
郎平也曾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受伤害者。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辉煌曾把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动得血脉喷张，然而，女排姑娘们很快就尝到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苦头。1988年，中国女排奥运会卫冕失败，没有实现国人在赛前“六连冠”的预期。本就承担了过重心理压力的包括郎平在内的女排姑娘们从祖国“亲人”那里得到的不是理解与抚慰，而是打击与嘲骂。刚下飞机就接到电话，让女排的姑娘们直接把车开到火葬场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国女排收到了寄自祖国各地的“破鞋”，甚至上吊用的绳子。中国女排从“民族英雄”到“民族罪人”的身份转变，也就发生在短短的几天时间。这些都记载在当年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作品《汉城不是洛杉矶》中，这部作品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民族的冷漠、狭隘与丑陋。
此番，心直口快的李娜脱口而出的其实正是相比之下更小心谨慎的郎平他们早就如鲠在喉的一句话。更阳光、更自信的李娜恰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突出重围”、涅槃重生的希望所在！不才于书斋里欣悉李娜此语，情难自禁，竟颇似当年老杜“漫卷诗书喜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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