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论.doc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仁政学说和王道理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性善论强调了加强后天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所蕴含的思想对今天的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孟子性善论的内容：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以上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性善论。注意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他认为，人性是善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别人的怜悯之心、同情心。他举例说，人突然看到小孩要掉到井去，都会有惊惧和同情的心理。这种同情心，并不是为了讨好这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乡亲朋友中获得好名声，也不是讨厌小孩子的哭叫声，而完全是从人天生的本性中发出来的，这就是“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也叫“恻隐之心”。此外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也叫“四端”或“四德”），就是孟子论述人性本善的根据。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很微小，仅仅在于人有这些“心”。如果没有这些“心”，就不能算作是人。在他看来，如果为人而不善，那不是本性的问题，而是由于舍弃了本性，没有很好地保持住它，绝不能说他本来就没有这些“善”的本性。因此，人如果有了不善的思想和行为，就应闭门思过，检查自己是否放弃了那些天赋的“心”，努力把这些“心”找回来，以恢复人的本性。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求其放心”，后世称为“复性”。如果反省自己，一切都合乎天赋的道德观念，那就是最大的快乐，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孟子性善论的论证过程：1. 以“不忍人之心” 论“本心”，确立性善论。孟子看重心的道德本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2. 由本心论本性，由不忍人之心得出四端说，所以人才有“仁义礼智”四德。即将善这种本性看作生而有之的先验的。孟子的四端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四端是人之本性的自然呈现，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所以孟子认为没有四端，则不能成为人；3. 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只有尽自己的道德本心去行事，就可以认识了解到自己的本性是善的，在内心上不会抗争，由此知本性与本心。而了解自己的本心是善的就知天了。确认人的善来自于天将人的价值源头客观存在化。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性善论是孟子全部人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性善论的提出，代表着中国人不仅将“人”作为哲学思维的主体，而且将“人”作为哲学思维的对象。人性，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物，并不存在所谓善与不善的问题。存在于人类生命之中的基本属性，如同人手中所持的工具，本来只是如何使用的问题而已。比如手本身，人们可以用手来从事劳动生产，也可能用手去做违法乱纪的事，不同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显然是不同的。孟子的人性说，是与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在孟子之前的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主体主要体现为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之类的群体，“人”是包含在群体之中的，缺乏个体意义下主体独立性。也就是说，关于“人”的问题，只能在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之类的群体意义下进行讨论，人们似乎更加关注的是“天”与群体意义下的“人”的关系。孟子的性善说是中国文化主流价值观从群体意义下的“人”向个体意义下的“人”位移过程中发展而来的。中国式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人”。如何分清人性的善与不善，原本只是一个伦理学命题，但孟子人性学说已远远超出道德领域，进而上升到了中国人对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理性认识的高度。不同的“人”从洞穴文明共同走向广场文明之际，必须进行本质上的界定。孟子人性论的提出，使个体意义下的“人”从群体意义下的“人”之中脱离出来成为可能。“人”既可以是群体意义下的“人”，也可以是个体意义下的“人”，而且可以是“个体”与“群体”关系之中“人”。孟子的人性说，其实质就是对每一个个体、族群按照儒家教义进行“工厂化生产”的过程。这就如同将将源于洞穴文明中的蒙昧“人”、野蛮“人”，进行“格式化”改造，从而实现“人”从洞穴文明向广场文明的“平滑”过渡。在孟子看来，人性为什么是善的呢？首先，人性本身就是善的。人性的善源于它的自然本性，因为人性与“天”性本身是相通的，人性的善就是“天”性在人性中的具体实现，其本身是与生俱来的。人性之所以是善的，就在于人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先天固有的道德意识。这种先天性的道德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标志。孟子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突然看到将要掉入井中的小孩没有不去救的例子出发，引发出了人性善的核心思想“四心”说。孟子通过对于“四心”说的论述，揭示了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所具有同类的本性，只有具备这种本性的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下的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现在有人忽然看到一个孩子要掉到井里去了，都会有惊恐怜悯的心情，这不是想借此同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不是要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名声，也不是讨厌那孩子惊恐的哭叫声才这么做的。由此看来，没有恻隐之心，不是人；没有羞耻之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之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的，不是人。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开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有这四种开端却说自己不能行善的，这是自己害自己；说他的君主不能行善的人，是伤害他君主的人。凡是具备这四种开端的人，如果懂得推广它们，（它们就会）像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涌出一样。如果能推广它们，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推广它们，那就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人的行为如有不善，是由于后天的外在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出于人性本身不善的原因。孟子性善论的提出，体现出人类先天平等的思想，但这远远不足以产生真正的全民化平等思想；或者说，这种先天平等的思想原本就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因为孟子并没有否定血缘关系下的等级观念和王权专制主义的不平等社会制度。这种基于先天性的人性平等思想，其本身是一柄双刃剑，比如“君子”与“小人”所生活的环境本来就有很大的区别，人所遭遇的“环境”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后天的人如何能够改变先天具有的“环境”呢？ 一、性善论的思想渊源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也。”他认为人的天性就像流水，东边决口就向东流，西边决口就向西流，一切是随着形势变化的；同样，“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的天性也无法分成善和不善，而是由于后天的环境、教育、修养造成的。孟子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反驳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水确实不分东方、西方，是随着地势而变化流向的，但是难道水不分上下吗?难道不是水往低处流吗?一切人都有善的天性，就像一切水都往低下之处流淌。当然，孟子也解释说，如果用力拍击，水可以高过额头；如果设法倒运，水可以流上高山。但那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迫于形势而改变了本性。同样，人的天性原本是善的，但也可能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变为不善，但不善哪里是人的天性呢。孟子在否定告子的同时，他又进行了总结和解释，并进一步指出，人的本性都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所谓性善， 至于有人行为不善甚至作恶多端，那不是他们天性不善，而是因为他们悖逆了自己的天性，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仁政学说和王道理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从思想史角度看，孟子的性善论与孔子的仁有着内在的思想脉络的关系。孟子的性善论既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继承，又是对仁的思想的发展。孟子把仁义并重，突现出孔子仁的能动性思想，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也。”他把孔子哲学中带有浓重个人体验色彩的仁、义、礼、智等概念抽象提升为普遍意义的伦理学范畴，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其严谨、缜密、完整的“性善论”体系。二、性善论的内容宋儒程颐指出“孟子所以独处于诸儒者，以能眀性也。” 5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人天生有善端，这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把这“四端”扩而充之，就是“四德”即仁、义、礼、智四种道德。他认为“四德”是人所本有的，并且是区分人与非人的标准，是人性的固有内容，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所以人性就必然是善的，人只要顺着善的要求去发展，就一定会成为善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见，孟子的人性论十分强调“人”与“非人”(禽兽)的区别,在他看来,人与禽兽的相异之处仅有一个:有无仁义等道德。有之,即是“人”；无之,则是“非人”(禽兽)。孟子是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来界定人的本质属性。这表明孟子将人视为社会的人。孟子认为，人类进入群体社会之后,人的属性具有两重性:一是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的社会属性。孟子对人性的界定接触到了人的社会属性,开始从人的社会属性上对人的本质属性作深层次的探讨,这是以往学者所未提及的。这就是孟子“性善论”对人的本质属性的探讨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之一。至于世上存在一些不善之人或恶的现象，孟子认为是由后天条件造成的，原因在“人”而不在“性”。由此可见，孟子是以心善言性善的，徐复观说：“因心善是天之所与我者，所以心善即是性善，而孟子专从心的作用指正性善。”9因仁义礼智四皆由心来，故孟子说“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故有之，弗思而已。”10 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也蕴含着古老的、朴素的平等思想。“性善论”认为,像人生而固有四肢一样,人亦生而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孟子的“性善论”中蕴含着如下思想：上自达官贵人、正人君子,下至贩夫走卒、斗筲小人,在人性上的“四端”是相同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称孟子的“性善论”为朴素的平等思想。其所以称朴素,是因为“性善论”中所论及的是道德、人格方面的平等,不涉及到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所以梁启超说：“孟子所以认心力如此其强大者,皆从其性善论出来。”这确实道出了孟子思想的基本特征。三、性善论的现实意义 孟子性善论在对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把人性向善的方面引导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强调道德修养的平等性、主动性和社会性。他为了促进社会安定，人们生活和谐作了深刻而又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教化方法，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及深远的影响。这些有意的探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应该指出，孟子性善思想对今天的我们的确有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今天我们追求的“善”的精神层次要远高于孟子的“善”。1、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党的十六大把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是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今天，我们对孟子性善思想的探究，其意义就在于对现代人的实践生活提供某利深刻、有益的启发，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情操。即孟子认为的“浩然之气”这是人的本性向善的必然要求。孟子高度评价了这种“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12可见，他对于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有着强烈的向往和追求，并推崇那种可以做到真正“不动心”的人。当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善”的追求，赋予“善”以更广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去努力打造真善美的统一。人只要顺着善的要求去发展，就一定会成为善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在理论上是完备的。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为善有利于鼓舞人们发挥主体能动性,自觉地接受教化与环境的培育与熏陶,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将社会道德作为人的行为的自觉规范。这也就是孟子“性善论”的社会实践意义之所在。中国古代被誉为“礼义之邦”、“文明古国”,孟子的“性善论”起过重大的作用。今天我们提倡“精神文明”,从孟子的“性善论”中仍可得到有益的启示。我们今天所讲的“善”指的是做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这样的人便是“善”的人。而现实中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构成却严重失调，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以孟子“善”的境界出发，我们应该把对个人享乐的价值追求转化为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和价值；把对追求物质欲望的有限目的转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把那种获取自利的个人主义，转向为全社会成员谋求共同利益的集体主义道德观；自觉抵制腐朽思想，以“八个为荣”为思想指导，拥有这种思想境界的人才能够重塑自我，营造良好的精神家园，才能做到至大至刚，永立于天地之间。这又对我们今天的腐败现象的治理以及自觉抵制腐败思想、拜金主义作风、享乐主义作风有着积极的意义。2、 促进人们道德责任感的形成，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孟子以同然论性善，使得他牢牢把握住了道德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认为人与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属于同类。比如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既然如此，那么就完全可以肯定仁义礼智信我固有之，当然也就诚善之性了。道德是一代一代人不断完善自身的永恒追求，人人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以同然为导向，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的利益是时代永恒的道德要求。只有每个人都将自己的需要推己及人，并由此产生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就会有高尚的道德行为，这样才能使道德的高尚性突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追求自身利益自尊自爱的同时，也能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尊重他人爱护他人，是社会和谐和道德建设的关键所在。要想以同类意识导向善，必须有一种约束机制，就是人的精神自律，其基础就是人同同类产生的道德责任感，它要求人际间的和谐，由我及人的道德实践。黑格尔说:“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得先要满足他人的需要，达到共同创造社会产品，彼此配合、联系，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3、有利于倡导人们遵守现代的道德法则孟子从天赋道德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实践公式，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其中“尽心”就是孟子所谓的“思诚”。在他看来，“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里，“诚”就是天的根本法则，而忠实地去实践“诚”则是做人的根本法则；“诚”的中心内容是“善”，那么“思诚”的中心内容就是“明乎善”，而“思诚”和“明乎善”就使人能够恢复和保持“良知”“良能”。更重要的是，人在“知天”之后就进人到“事天”，所谓“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7就是指通过存心养性的道德践履使自身的行动自觉符合天的要求。整个性善论都是从人心本善为理论出发点，将重心放在主体这种自觉的道德完善的实践中，突出这种道德修养的主动性。积德行善、诚实信用、抑恶扬善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要求和准则。只要坚守善的天性，并且持续不断地努力，完善自我就一定能达到君子的高尚道德境界。 反之，丧失了善的天性，就会走上歧途甚至绝路，沦为品行卑下的小人。每个人都是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因此一个人能否保持善的天性，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决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事情， 而必然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于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这对我们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都有诸多积极意义。中国古来已有“性善论”和“性恶论”之分，“性善论”者认为人的本性善良，应在人生中加以完善；而“性恶论”者则有西方基督的思想，那就是人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人间走这么一遭目的就是为了改掉自私、虚伪的恶习，来赎罪，无论出发点怎么样，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去伪存真、而后返朴归真。客观地讲，我一直是一个“性善论”的维护者，长久的文化熏陶，我很认同人皆平等，谦和来往的原则，家人、朋友和我的关系都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朋友，中国十几亿，全世界几十亿，这么巧啊，就和我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相识、相知，这岂不是几世修来的缘分啊。所以我以一种近乎于虔诚的心去面对每一段友谊，虽然做不到两肋插刀（这个世界上现在需要插刀的地方也并不多），但我能保证的是我的快乐痛苦都与朋友分享，朋友的快乐是我的快乐，朋友的忧伤也是我的忧伤，我曾经固执的认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善良是人们的本性，只要你对别人好，别人不对你好也难，可是，我错了，我狠狠地栽在了我认为纯纯粹粹的友谊上了。近来，发生了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使我终于看清楚了人性的丑恶，使我不得不相信，在干干净净的友谊里面也夹杂着虚伪、自私，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一个我肝胆相照的铁子，一个我能为之把心掏出来的好哥们儿，为了一己私利，在我的背后放黑枪，脚下使绊子，我倒下了，本就不坚强的我，怎么能经得起这所有的明枪暗箭？可是现在的我却强忍着笑着，笑着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疑惑的目光，笑着迎接来自周遭的指点，而最可怕的是我还要每天笑着面对她那张佯装若无其事的笑脸！我不能哭泣，哭泣只会让别人说我软弱，可是神啊，救救我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们常说：爱情是毒药，吃了让人周身皆痛；友谊是迷药，吃了让人忘了哪里痛，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友谊是咖啡，品的愈多，愈香浓，而与此同时，也愈清醒。前段时间也曾曾经为了此事烦恼了很久，白鹿里的一位仁兄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对：没有长久的朋友，利益才是维持友谊的纽带，当然我也许有些断章取义，但是意思是这样的，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能否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不敢马上回答，因为，这其中也毕竟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市场经济中，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早就已经被冲淡了，其实我们能拥有一份友谊已属不易，现在我真的认为人的自私本性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在关乎自己利益的时候为自己着想也是难免的。所以即使是有人负我，我也决计不会耿耿于怀的。其实不管是“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人们性格中的自私贪婪坏的一面，转而变为高尚正直好的一面，所以不论我们的本性好与坏，还是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来改造我们自己吧，毕竟只有自己高尚了，才能得到心灵的祥和与平静，这才是最重要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自从人猿揖别之后，人类就开始思索自己是怎样的存在，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如何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等问题。中国历史上的人性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反思。人性问题的提出，用是人类对自身的觉悟，即把人作为天地间的一个独特的族类为前提。从人类诞生到觉悟自身的独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早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的远祖还是自然界盲目必然性的奴隶。直到殷商时期，人们仍被至上的天帝主宰，在它的奴役下生活，对自身的力量缺乏应有的自觉，从朝政大事到播种、出行，都要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询问上天的意旨。到西周初年，周公以“敬德保民”修改天命，提出“以德配天”，开始注重自身的能动性。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当时社会的动荡和奴隶的解放，人的力量和作用被凸现出来，人对自身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的认识与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反映到理论上，于是就有了对于人自身本性认识的人性论的提出。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也是首先关注人性问题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命题，开启了中国儒家人性论的研究。他认为，人的本性本来相似相近，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只是由于后天环境的不同影响，才出现了人性的种种区别。孔子肯定了人具有共同的本性，并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但并没有对人性作出具体的阐述。战国中期以后，学者们对人性的讨论出现了第一次理论高潮。据孟子记载，当时流行的主要有四种观点：性善论，性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和有性善有性不善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出发，肯定人具有善良的本质，能够以同情心去爱人。这种善良的本质，就是植根于每一个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因此，他明确地主张性善论。孟子认为，人之性就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本质规定性，生理构造和物质欲求上的自然区别都是非本质性的，只有道德才是人所独具而动植物所没有的本质属性。所以，人性就是人的道德性。在他看来，人在生理上有着食色欲求等共同性，在心志上有着理义等共同性，但前者不仅为人所有，也为动物所共有，而后者才是唯人所有的独特规定。其次，孟子指出，人性是人的先天本性，人们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道德并非由外部灌输、植入人们的观念之中，而是人们内心先天就具有的，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故称之为“良知”“良能”。当然，他也觉察到人们天生具有的并非现在的道德观念，而是这些道德观念的萌芽，孟子称之为“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换句话说，这些同情心、羞耻心、谦让心、是非心就是人类先天具有的“善端”。最后，孟子指出，保存和扩充上述“四端”，就可以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进而达到至善。在这个意义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每个人都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那么，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又会有不善之人和不善之行呢？孟子认为，这并非因为他们本性不善，而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所致。他举倒说，就如山上本来生有茂盛的草木，可是牛群常来践踏，羊群常来啃啮，结果变得光秃秃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断定山的本性即不生草木。因此，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肯定每个人都具有现实的善，而是强调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可能为善的本性，或者说，天赋的人性是一种可能的善，是善的本质。孟子的人性论经宋代儒者的改造，成为古代儒家人性论的主导思想。这种对人性善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的意义上，表现了以人本主义的立场对人类原初平等的积极肯定。一方面，它为建立和谐、仁爱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又为社会道德的可能性寻找了一个主体自身的根源。在人类道德生活中，孟子的性善论突出的积极价值就在于他肯定了人有道德理性，并十分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仁义礼智根于心，道德并非外部的灌输与强制，而是主要对自我本性的自觉与扩充，是人自身存心养性的结果。由于他没有把人性断定为现实善，而强调它只是一种善的内在根据与可能性，现实的人善与不善，既不由先天命定，也不由外部环境决定，而是取决于主体自身后天的自觉选择与主观努力，这就肯定了人们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孟子的人性论回答了为善为何是可能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把不善归之于主体后天对环境的选择和影响。但是为什么本来是善的人性能够在环境的影响下变恶？孟子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稍后的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不满意孟子的人性论，认为假如人性本善，那么顺其本性发展就足够了，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礼义道德就失去了必要性。如果承认礼义道德是必要的，那就说明人的本性中有不道德的因素，需要对它们进行约束、改造。因此，他指出，人性并非人的道德性，而是人的自然本性，它的具体内容即声色欲望、好逸恶劳等自然属性。他参对这些自然属性作了一番分析后指出，人性本能，其善则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荀子认为，只有自然生就、不需要后天学习或加工的东西才能称为本性，这种本性在人便是声色物欲，如果顺其本性而发展，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造成社会动乱，因而，必须以道德对人的本性加以制约、改造，引导人们向善。他同样认为人皆可以成为道德完善的人，“涂（按，即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但这并非取决于主体的自觉，而取决于外部的道德教育与引导，却即所谓“化性起伪”。这就是荀子著名的“人之性恶，其善伪（按，伪之意非虚假，而是指人为）也”的性恶理论。性恶论虽然回答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问题，但也有一个类似于性善论的理论矛盾“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为什么人能接受道德教育，并使之制约和改造自己的本性呢？很显然荀子的性恶论无法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从封建统治者来看，荀子的性恶论虽然提供了加强封建道德教化是一种反人性的做法。而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性善论与之相较，却有其特具的理论优势，因为它肯定了仁义礼智这些封建的道德规范和要求，是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要求的，所以尽管孟子的性善论未能加强封建道德教化的必要性提供强有力的论据，但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在人性问题上一直采取扬孟而抑荀的立场。性善论成了儒家人性学说的主流思想。可是实际在人性问题上，孟、荀两派表面看起来是截然相反，几成冰炭，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只不过孟子认识仁义礼智这些封建的道德规范是人的本性的逻辑的展开，而荀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封建道德规范是改造人性的结果；孟、荀从不同的角度都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孟子告诉人们说，努力发挥自己固有的善性吧，沿着这条道路走，就能提借自己的人格，成为尽善尽美的圣人。荀子则向人们疾呼，努力用礼义改造自己吧，只有改造自己才有人格的完善，改造的尽头便是尽善尽美的圣人的实现。可见，孟、荀共同认为，人的价值是在同自身的欲望斗争中提高和发展的，人只有在道德化的道德上才能充分显示和提升自身人之为人的人格。因此，可以说无论从理论形式上还是致思的取向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奠定了中国历代儒家在人性问题上的善恶双重设计的理论格局。 历史上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如果简单地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公式，可以认为性善论或性恶论确实是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但这偏偏不能回答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框架中无疑是得不到解释的，因为，在这个框架下经济基础本身已经是不能再往前追溯的“本体”了。可我认为，对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根据有些学者的观点，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社会经济格局并不符合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线性划分，它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典型的社会经济形态。），恰恰不能采取纯粹的辨证唯物主义立场：一个内部结构超常稳定的体系，任何历史的、辨证的思想都会在那里失去效用。因此，要回答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还需要采取真正的“中国特殊论”的态度。根据笔者的理解，正是对人性善的假定使得中国的统治者力图维持或“造就”与之匹配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没有遭受剧烈的外力冲击的情况下，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提倡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从经济上保证此目的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马克思所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不存在竞争的强权下并不适用，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中国的特殊政治格局下受到了巨大的抑制。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精明的统治者利用儒家的学说从精神上为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内在支持。外在的、内在的、宏观的、微观的方面都紧紧地为使人性朝善的方向发展提供资源。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一切的努力恰恰也在于阻却人性向恶的方向发展（阻却的效果却是造就了虚伪的道德观以及中国人表里不一的坏习气。这算什么早熟的文明？分明就是畸形的文明。难怪自由意志论者认为中国人没有发展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受到了压抑。）。 从好的方面看，各种导向人性善的努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对于稳定统治秩序、降低统治成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个人而言，它也有一定的成就，那就是造就了一批高风亮节、人格完美的圣人（暂不论众多虚伪的小人）。但这一切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当迟滞了的变革终于在列强的枪炮威逼下开始之时，西方国家已经从以性恶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益甚多，在经济上不容得中国脆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同时在精神上也陷入了启蒙之后的第一次巨大危机，即宗教精神的丧失。前者为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带来了客观上的障碍，后者为中国转向性善论、并拒斥西方的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法制建构提供了口实。二者在特定的条件下结合起来，进一步为统治者大肆涉入个人的自治领域、加强对人性的改造并推迟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中国古来已有“性善论”和“性恶论”之分，“性善论”者认为人的本性善良，应在人生中加以完善；而“性恶论”者则有西方基督的思想，那就是人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人间走这么一遭目的就是为了改掉自私、虚伪的恶习，来赎罪，无论出发点怎么样，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去伪存真、而后返朴归真。客观地讲，我一直是一个“性善论”的维护者，长久的文化熏陶，我很认同人皆平等，谦和来往的原则，家人、朋友和我的关系都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朋友，中国十几亿，全世界几十亿，这么巧啊，就和我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相识、相知，这岂不是几世修来的缘分啊。所以我以一种近乎于虔诚的心去面对每一段友谊，虽然做不到两肋插刀（这个世界上现在需要插刀的地方也并不多），但我能保证的是我的快乐痛苦都与朋友分享，朋友的快乐是我的快乐，朋友的忧伤也是我的忧伤，我曾经固执的认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善良是人们的本性，只要你对别人好，别人不对你好也难，可是，我错了，我狠狠地栽在了我认为纯纯粹粹的友谊上了。近来，发生了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使我终于看清楚了人性的丑恶，使我不得不相信，在干干净净的友谊里面也夹杂着虚伪、自私，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一个我肝胆相照的铁子，一个我能为之把心掏出来的好哥们儿，为了一己私利，在我的背后放黑枪，脚下使绊子，我倒下了，本就不坚强的我，怎么能经得起这所有的明枪暗箭？可是现在的我却强忍着笑着，笑着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疑惑的目光，笑着迎接来自周遭的指点，而最可怕的是我还要每天笑着面对她那张佯装若无其事的笑脸！我不能哭泣，哭泣只会让别人说我软弱，可是神啊，救救我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们常说：爱情是毒药，吃了让人周身皆痛；友谊是迷药，吃了让人忘了哪里痛，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友谊是咖啡，品的愈多，愈香浓，而与此同时，也愈清醒。前段时间也曾曾经为了此事烦恼了很久，白鹿里的一位仁兄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对：没有长久的朋友，利益才是维持友谊的纽带，当然我也许有些断章取义，但是意思是这样的，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能否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不敢马上回答，因为，这其中也毕竟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市场经济中，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早就已经被冲淡了，其实我们能拥有一份友谊已属不易，现在我真的认为人的自私本性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在关乎自己利益的时候为自己着想也是难免的。所以即使是有人负我，我也决计不会耿耿于怀的。其实不管是“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人们性格中的自私贪婪坏的一面，转而变为高尚正直好的一面，所以不论我们的本性好与坏，还是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来改造我们自己吧，毕竟只有自己高尚了，才能得到心灵的祥和与平静，这才是最重要的 性善论和性恶论，更倾向于哪一边？南京的彭宇，在公共汽车站扶了一下跌倒的老太太，最后被老太太告上法庭（老太太称是彭宇将他撞倒的），法院认为，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彭宇和老太太素不相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彭宇所说是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当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老太太家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但彭宇在本案中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老太太家人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他借钱给老太太的可能性不大。” “而如果撞伤了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因此，可以认定这200多元钱并非借款，而是赔偿款。 据此法院判决，彭宇补偿老太太损失45876元。【请参见史上最弱智判决将把人性引向恶一文，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法官是基于什么做出如上的判断呢？从该案审理法官的推理来看，法官认为：“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如果不是他撞的，应该不会垫钱。”似乎法官认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去扶一个跌倒的老太太，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垫付人家的医疗费-除非他是撞倒老太太的那个人！撇开案件证据和法律规定不谈，本案法官大概是个“性恶论”者，从判决书的推理来看，也 就是说，法官认为，人的内心是丑陋的，人在内心深处未必愿意做好事，也未必愿意帮助特别是无私的帮助他人（如果有雷锋式的人物，其动机也值得怀疑）。如果法官不是看到听到太多当街被抢（或偷）而其他路人却视若无睹、当众被QJ却每人制止、孩子落水船夫要先收高额报酬才肯救人之类的丑恶现象，估计法官也不会做出“人之初，性本恶”的判断啊！ 性善论和性恶论，据闻最早是孟子与荀子提出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大人看见小孩子将掉进井里，人人都有恻隐心痛之心，都要去救他使他不至于落水，归纳为一点，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然而荀子却说：“人之生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所谓“人之生也固小人”。也就是说，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孟子说，人们看见孩子落水，都忍不住要去救他，而现在，可能大多是围观者，甚至有些是趁火打劫者！这是当前社会的悲哀。THANKS !致力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合同协议，策划案计划书，学习课件等等打造全网一站式需求欢迎您的下载，资料仅供参考-可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