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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金融危机中的农民工
金融危机中的农民工

　　农民工返乡：从挑战中寻找机遇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沿海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用工需求减少，加上春节临近，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集中返乡，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大量农民工集中返乡，是一种现实挑战，但其中也有机遇。
　　——从产业梯度转移的一般规律看，农民工返乡对满足内地企业用工需求创造了机遇。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劳动力的流向与产业转移密切相关。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沿海地区一批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继兴起，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加速向东南沿海转移。
　　近年，受土地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沿海地区酝酿新一轮产业升级，为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一批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大举内迁，用工需求明显增加，中西部地区一度遭遇前所未有的“用工荒”。
　　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阶段性规律和趋势。可以预见，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势必再次推动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沿海地区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用工需求自然递增，农民工返乡正好补缺。
　　——从“三农”发展状况来看，农民工返乡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破解“三农”问题需要政策、资金、技术，但从根本上说人才最为重要。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近年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大量外流，有知识、懂管理、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缺乏，直接制约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如今，中西部一些地方因劳动力素质降低，耕作粗放，“省事田”、“懒人田”并不鲜见，极大阻碍了农业科技进步；一些地方因劳动力存量不足，或耕地撂荒，或双季稻改单季稻，宝贵土地资源的效益未得以充分发挥；一些地方因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缓慢。
　　在国家强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有助于挖掘农村内部的增长潜力，有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来看，农民工返乡为推进农民自主创业，推动地方小城镇建设，进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带来了机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而提高农民素质，鼓励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是一条可行之路。多年来，一部分农民工走出土地、走进城市、走向市场，积累了一些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些生产技术。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转变了观念。各地既要看到返乡农民工增加了当地就业压力，同时也要看到返乡农民工为家乡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
　　当前中央启动扩大内需战略，大量投资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事业，投向公路、电网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小城镇建设力度加大，这一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地方政府有的放矢地引导他们就业与创业，必将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回流，必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小城镇建设，必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
　　农民工集中返乡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新情况，农民工就业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其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不言而喻，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各地应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培训机会，广开就业门路；鼓励扶持创业，拓展就业空间；引导农业开发，做好“山水文章”。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位，措施到位，因势利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一定能够从挑战中抓住农民工返乡的机遇，并将其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风暴袭来，“珠三角”农民工权益新诉求

　　尽管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仍有近千万农民工产业大军在这个春节后蜂拥至广东。全球金融危机给国内就业市场直接带来了岗位缩减，不少入粤农民工面临无工可找的窘境。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切实帮助这些农民工，维护他们的权益，成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重大考验。
　　大量农民工入粤 “珠三角”就业压力加剧
　　听说今年找工作特别难，贵州农民石清强大年初三就早早坐火车奔赴广州。但他每天出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力服务中心，看到的却是来招聘的企业很少，有时一天只有十几个岗位，而且多是有技术要求的活儿。石清强小学文化，年龄也近40岁了，在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几经周折，他终于在一家小企业找到了当保安的工作，工资仅800元。“今年工作实在不好找，工资也很低，但找到工作总比没工作好，先干着吧！”
　　目前，大量外省农民工正源源不断地前往广东，像石清强一样寻找就业机会。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发布的信息，最近是农民工入粤的首个高峰期，数字正不断上升。而根据2008年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变化趋势和2009年第一季度供求预测，第一季度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约为190万人次，比上季度有所下降。预计节后会有200多万名无明确就业目标的农民工涌入广东，而且大部分将进入市场求职，农民工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大。
　　与此同时，制造业情况不容乐观。据分析，2008年广东省制造业吸纳了55%的农民工就业，比上年度减少3%。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2009年制造行业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将继续下降，预计第一季度的用工量比上季度下降约5个百分点。采集者退散
　　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和广东省企业转型升级的加快，外向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适合无技能农民工的就业岗位将进一步减少，预计第一季度人力资源市场无技能农民工的求人倍率（岗位数与求职数之比）将低于0.8，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但技能型农民工需求仍然旺盛，预计2009年第一季度人力资源市场技能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将达到1.1以上。
　　为快捷有效疏导入粤农民工，广东省实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零休假”制度，设立入粤农民工求职服务专窗，开展“就业直通车”服务，也开通12333全省政策咨询热线。广东将通过省、市、县、乡（镇）四级联动举办1万场“零收费”农民工专场招聘会。

　　农民工找工难 权益保障问题凸显

　　根据当前的农民工就业形势，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教授指出，在经济动荡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伴随着一批企业的倒闭和找工难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也愈发凸显。
　　去年底，东莞大型玩具厂合俊的倒闭引起了广泛关注。合俊玩具厂的工人代表张伟曾反问记者，“为什么针对国有企业下岗员工有失业培训、有‘再就业工程’，而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工却相对缺乏？为什么国家、企业、社会对国有企业员工有这么多保障措施，而农民工中的很多人却享受不到？”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人力资源专家们分析指出，在当前找工难的农民工中，“高龄”和“80后”是两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群体。
　　首先是“高龄”农民工。从年龄上看，他们大多是60后生人，属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而且大部分人没有技术，很难适应新工种。记者询问了很多“高龄”农民工，他们大多没有愿望去学习劳动技能，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学习。记者在多个劳动力市场也看到，绝大多数单位招工的年龄上限是35岁，极个别企业把条件放宽到40岁。年龄偏大加上缺乏技能，使得他们常被用工企业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80后农民工产业大军同样需要给予重视。目前，新一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的年轻人，这个群体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掌握一定的技能，维权意识大大增强，往往会主动运用法律武器，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个务工群体少有务农经历，他们乡土观念淡漠，对城市生活向往并有着强烈的依恋情结。

　　有效化解矛盾 提供均等化服务保障

　　严峻就业形势使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进一步显现，而积极推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有效化解矛盾的方式。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说，历史上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是引发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受到重视的良好机遇。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使得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生计无着，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为产业工人建立失业保险；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部分城市困难家庭陷入困境，城市低保制度建设被提上日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蔓延到国内企业，我们更应抓住调整机遇，化害为利，化危为机，更多关注农民工的权益，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农历新年伊始，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在广东省委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就强调指出，应积极将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纳入到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范畴，广东在此方面可以先行先试。在新近制订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加快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当前，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蔓延至我国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农民工不可避免地成为直接承受冲击的群体，由政府组织提供公共就业培训服务，对解决目前农民工就业问题至关重要。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调查表明，无技能农民工就业难度加大，但技能型农民工供不应求。谌新民教授指出，“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和指导服务应更多覆盖农民工群体，使更多农民工享有技能培训和自我提升的机会。”
　　谌新民教授特别强调，现在一提到均等化的服务保障，好像就等同于政府要进行更大力度的资金投入，这使得地方政府都难免会“捂紧口袋”。实际上，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服务保障，固然需要当地政府打破户籍概念，加大财政投入，但更需要各级政府认真考量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既有政策的综合效应，将投入的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如在政府提供公共就业培训服务方面，这些年各地投入的资金并不少，并有明确政策规定，企业应将员工工资总额的2.5%用于培训经费。但这样大的投入却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在资金如何使用、培训主体是谁、培训效果如何考核等问题上没有建立明确细化的制度规章，没有发挥出这些政策措施应有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