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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的过度自信与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现象
摘要：近年来，行为金融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其研究的最重要的心理偏差即是过度自信。本文介绍过度自信现象的心理学解释以及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实证研究例证，并对过度自信现象的研究做出了一些评价。

正文：
过度自信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低估失败的概率的心理偏差(Wolosin，et al，1973；Langer，1975)。Kahneman，Daniel和Amos Tversky（1979）等心理学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们在形成自己的判断时经常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我们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一、产生过度自信的原因：
1、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
当我们在主观上支持某种观点的时候，我们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我们原来的观点的信息，而对于那些可能推翻我们原来的观点的信息往往忽视掉。比如，我们讨厌某个国家，那么，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关注这个国家的负面消息，用以证明这个国家确实不招人喜欢，而且越来越讨厌；在工作中，如果我们赞同某个方案（特别是那些自己提出的方案），也会举出众多理由，数据的、图片的、事实的、分析的，来不断支持该方案，使其越来越正确。
2、难度效应(hard-easy effect)
许多研究表明, 人们判断或决策的信心水平受任务难度及领域的影响(Gigerenzer et al, 1991;Kvidera, 2008)。通常对较难任务做信心水平评估时, 才会引起过分自信和较差的校准。而任务难度过于简单, 过分自信的现象就会消失；相反,会出现系统的信心不足(Juslin, Winman & Olsson,2000)。Lichtensten 将这种现象称为信心的难易效应 (Craig et al, 2008)。人们在面对更难解决的问题时更易产生过度自信。对于CEO来说,他们展示才能的突出机会就是要决择能给公司、股东、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投资项目,这样的决策涉及复杂的信息处理,要求管理者在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对公司现金流进行预测和规划,这也正是对CEO最具有挑战的地方。各种研究结果表明,CEO在处理公司经营这样的复杂问题时大多会表现出较强的过度自信。
3、启发与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
人们进行概率判断时利用的启发法会带来偏差，这些偏差是一种认知偏差，不应归因于动机性的理由，是人类思维过程中普遍的缺陷；并且人们不能够从毕生经验中推导诸如均值回归和样本规模效应这样一些基础的统计原则（Kahneman and Tversky，1982) 。主要包括以下3种启发：
A．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指人们根据那些具有代表性和相似性的特点来进行概率判断，这种代表性启发法过程中偏见的产生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1）对结果的先验概率不敏感。人们根据代表性进行概率估计时常常忽略关于结果的先验概率信息；（２）对样本规模不敏感。（3）对机会原则的误解；这种误解主要在于人们夸大了随机过程中局部序列的代表性；（4）对可预测性不敏感；合乎统计规范的预测会根据所获得信息的有用性来预测极值和致信区间的范围，但是当人们根据代表性来进行预测时往往不考虑现有信息的可信度，从而很好怀疑可预测性；（5）对有效性的错觉；人们进行预测时倾向于选择那些对输入信息有代表性的结果，认为这种与输入信息匹配的预测是有效的，而很少考虑到预测的精度；（6）对回归的误解；很多情况下人们意识不到回归现象的存在，即使人们意识到了回归现象的存在也会进行很多荒谬的因果关系的解释；
B．可获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
人们根据那些容易达到思维中的事件或证据来判断某个群体或某事件发生的概率。但可获得性不受频率或概率的影响，因此利用这种方法进行判断会产生以下偏差：（1）由于例子的可恢复性带来的偏差：可恢复性我理解为一种事物在脑海中的浮现速度，这种浮现速度与个体对事物的熟悉程度及事物本身的重要性有关；（2）搜寻集合的有效性；搜寻集合理解为人们进行判断的范围。当人们进行频率或概率判断时总是从自己容易想到的信息中搜寻答案3）可想象性带来的偏差：可想象性可理解为人们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对一种情况的发生进行想象的可能性。可想象性使人们对那些自己思维过程中容易建构的例子和容易判断的概率和频率作出反应；（4）虚假的相关关系：当无实质相关关系的两个现象联结发生时，人们容易高估两种现象同时发生的概率；
C．调整和锚定启发（adjustment and anchoring heuristic）：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采用调整的方法进行预测：从一个初始值开始调整，得到最终的答案，但调整的过程可能产生偏差：（1）不充分调整；人们基于一个初始值进行调整时往往不能够超越初始值的范围，因此不能够对预测结果进行充分的调整；（2）对有联结和无联结时间概率估计偏差：容易高估有联结事件发生的概率，低估无关联事件发生的概率。这种偏差的关键性的启发在于：在计划中，人们对混合事件的估计偏差尤其显著，对有关联事件发生概率的高度使得人们对于一项任务按时完成怀有盲目的乐观态度；而在面对风险时人们又采用无关联事件的分析观点：低估复杂系统失败的可能性；（３）估计主观概率分布时的锚定：人们根据自己最佳的一个估计值来进行整个主观概率分布的估计，当人们锚定的目标不同的时候，整个主观概率分布的估计是随之改变。

二、过度自信在企业管理者中的表现
　　在管理学领域，许多研究发现，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普遍要高于一般大众。Cooper等（1988）对美国企业家的调查显示，创业企业家们认为别人的企业成功的概率只有59％，而自己成功的概率则高达81％。其中，只有11％的人认为别人成功的概率为100％，而相信自己成功的概率为100％的高达33％。这说明创业企业家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心理。但后续研究却发现，这些被调查企业中有66％以失败告终。Merrow等（1981）考察了美国能源行业设备投资情况，他们发现，企业管理者们往往非常乐观地低估设备投资成本，而实际成本往往是他们所预计成本的两倍以上。Statman等（1985）调查了其他一些行业，发现管理者们在成本和销售预测方面普遍存在过度乐观。
1、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Malmendier等（2005）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越大，投资和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越高，说明在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会造成过度投资；而在现金流缺乏的情况下，又会造成投资不足。此外，他们还发现，对于权益依赖型企业来说，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现金流之间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
　　Lin等（2005）采用类似的方法用台湾的数据进行了检验。他们用前述第3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在内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投资更多；（2）当融资约束程度更大的时候，上述两者的投资差距更大。
2、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Malmendier等（2008）在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中，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易发起并购，而且绝大多数是多元化并购；（2）对于权益依赖程度越低的企业，过度自信的程度与并购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越显著，也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偏好通过现金或债务融资的方式发起并购，而很少用股票的方式，除非他们企业的价值被市场高估；（3）相对于理性的管理者而言，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发起的并购会引起市场更强烈的负反应。这些结论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确实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造成大量损毁价值的并购行为发生，为企业带来损失（Malmendier，et al，2008）
Doukas等（2007）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会为股东带来正的市场回报，但程度要低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从长期业绩来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表现很糟糕，这一结论不同于其他类似的研究；（2）高频率的并购比低频率的并购业绩要差，说明管理者倾向于将以前的成功归功于自身的能力，从而造成过度自信，进而在过度自信心理的支配下发起更高频率的并购。

三、评价
可以看出，目前关于过度自信行为在经济领域中的研究是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外国学者在这个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却面临更大的困难，尤其是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原因主要是目前的大部分通用衡量指标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完善，与国外发达的证券市场存在较大差距，使得相关的数据难以获得。我国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的比较少,且尚不成熟,所以股票期权这种衡量方法并不适用。由于相关信息、数据获取困难,媒体报道、盈利预测以及消费者情绪指数也都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也有学者提出了更适合我国的替代指标，如企业短期内的并购次数或频率。总之，探索适合我国的衡量指标对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至关重要。
其次，关于过度自信行为的研究更多还是以经济领域为背景，纯粹的心理学研究却相对较少，这限制了对这个问题多维视角的解释，也不利于更好的挖掘其在经济领域中产生的深层次影响，因此，将心理学的理论与经济学相结合，或许是更好的研究途径，这种结合也会给其他引入心理变量的研究领域以启示。
另外，西方已经发现的企业管理者普遍存在的过度自信、过度悲观等心理特征可能也存在于中国企业管理者中，但目前尚没有研究证实，因此，研究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并研究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Dorota Skala, “Overconfidence in Psychology and Finance-an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Review”,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2008:33-50.
[2] Langer, Ellen J., “The Illusion of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5:311-328.
[3] Wolosin, Robert J., Steven J. Sherman and Amnon Till, “Effect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on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fter Success and Failur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3:220-235.
[4] Kahneman，Daniel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 1979.
[5] Gigerenzer, G., Hoffrage, U., & Kleinbolting, H. (1991). “Probabilistic mental models: A Brunswikian theory of confid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506–528.
[6] Kvidera, S., “Confidence and decision type under matched stimulus conditions: overconfidence in perceptual but not conceptual decision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08, 21:253–281.
[7] Juslin, P., Winman, A., & Olsson, H., “Naïve empiricism and dogmatism in confidence researc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hard–easy effect”. Psychological Review,2000, 107: 384–396.
[8] Craig, R. M., McKenzie, Michael, J. L., & Ilan, Y., “Overconfidence in interval estimates: What does expertise buy you?”,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8, 107: 179–191.
[9] Kahneman D., Tversky A.,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2.
[10] Malmendier,Tate: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The Journal of Finance.vol.lx.No.6.December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