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80年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doc

论1980年文学发展趋势的变化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平时代的到来，1980年随即被赋予特殊的文学含义：就其自身的发展趋势来说，文学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同时贴近了大众生活，告别激情岁月的同时迎来了和平时期；文学内容也出现多样化，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成了时代的潮流，还有一些反应军事题材的作品。这一时期，斗争心态的淡化引起了作家创作心态的转变，文学逐步理清了和政治的关系，不再把社会功利视为文学的第一目标，从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从事着作家的职责。在这里我们将重点分析一下1980年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80年代 发展趋势 创作心态 转变
文学自古就是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起1980年，也许你会想到王蒙的《春之声》、汪曾祺的《受戒》、徐怀中的《西线轶事》、谌荣的《人到中年》等等一些优秀作品。的确，1980年出现了大批佳作，尤其中篇小说更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就，或许艺术成就方面不及《阿Q正传》、《子夜》等经典作品，但是从文学史角度考虑1980年却显得尤为重要，社会时代背景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出现了重大的转变。
首先，和平年代的真正到来改变了社会主体的心态，斗争心态的淡化使作家的创作心态也随之改变，为文学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1980年面临着时代的交替，也是一个由动乱逐渐走向和平稳定的交锋，新中国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和平的基础，然而并没有迎来完全的和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面临着不安定因素：抗美援朝、“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虽不是流血战争，但破坏力不亚于一场战争，和平并未实现，基于社会现实文学创造也比较激愤狂乱。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和平真正实现，文学也趋于缓和。如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王蒙《春之声》、叶蔚林《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都反映出和平的心态。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中提到：“从一场全国范围的民族自卫战始到一场全国范围的内乱终，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等等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战争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实陈思和先生所说的这种战争文化心理最根本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斗争心态，如：抗击外族入侵、国内革命战争、各种政治运动、甚至包含与天争胜等，恰恰是这种心态造就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激情文学，可以说这种心态影响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主流文学。五六十年代整个民族处于极不正常的“红色恐怖”时代，文学也难以幸免，红色的狂热使作家无法安定的写作，只能盲目的图解政治。“文革”结束后进入改革的时代，改革文学成为时代主潮之一，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锲《改革者》、张一弓《赵镢头的遗嘱》、水运宪《祸起萧墙》等都给人以启蒙思想。对比一下“文革”时期的狂乱，1979年的批判，1980年文学显得风和日丽了许多，和平建设成为时代的主题。
其次，文学功能的转折—审美意蕴的重视。十九世纪末，文学被赋予“启蒙”与“救亡”的重任。从梁启超开始就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只言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是以社会功效为标准的，“欲行一国之民，必先行一国之小说”，这本是极夸张的说法，但在那个国势衰败，民族危难的情况下，却赢得广泛认同，文人们纷纷响应且以启蒙者自居。文学渐渐偏离了最本质的轨道，审美意味越来越淡薄，谢冕在《百年中国文学系统：总序一》中指出百年中国文学有三点不足：“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力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其中“重功力而轻审美”可算是对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恰当论断。20世纪文学在颠覆传统的同时也是自己走上异化，审美意识严重缺失，文学功能单一化，这一时期改革小说隆重出场，1979年7月蒋子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乔光朴这一改革英雄形象，但和当时文学相似的是依然是依靠其社会影响轰动的文坛，其美学价值并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秦兆阳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题为《断丝碎缕录》的文章含蓄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小说没能描绘出乔厂长上的复杂矛盾，似乎一个问题重重的大厂仅凭乔光朴锐不可当的气魄就解决了问题。而且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性格也比较单一，应该说这一评论是中肯的。秦兆阳对《乔厂长上任记》批评是一个信号，此后便是理论界整体性的审美意识的觉醒。1980年1 月邓小平发表《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文中指出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到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国家的文艺政策也开始为文艺松绑。随着理论的解放，创作也开始转向，一场“剧本文学座谈会”的讨论，使1979年社会批判大潮骤然降温的同时，也宣告着“自由是有限度的”，政治不再把文学视作附庸，同时，文学也不要太干涉政治，政治和文学之间应该有适当的距离。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文学开始走向日常，把人民的日常生活写得情趣生动而充满美学意味。如1980年刘绍棠在《十月》上发表小说《蒲柳人家》，描绘了一幅京郊运河两岸的民俗画，小说具有田园牧歌般的风格，蒲篱苇舍，瓜田率流的运河图景令人心驰神往；汪曾祺的《受戒》也是一篇具有日常生活特征的小说，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丰富而复杂的民间生活面貌，以“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为假语创造了小和尚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使人感到那人性之纯美。小说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令我们怀念的乡村民俗；没有尖锐的斗争冲突，只有童年纯真的感情，在这种安定和平的氛围下，作者运用他的精妙手法吧唯美的意蕴传递给读者。其实小说的故事情节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传达出生活快乐的情调，传达出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第三，文学发展方向的转变。出现了民族化和大众化倾向，这一时期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许多作家潜下心来学习外国，不再是以往急功近利地学习西方，稳定的环境也使得作家们有睱尝试各类样式的文学作品，于是以王蒙的东方意识流为标志拉开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引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序幕。从《春之声》到《人到中年》都借鉴了西方现代小说中意识流、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流派的方法体系，引进了如反讽、变形、隐喻等艺术手法，表现人们心灵中存在的某些异化现象，以此达到社会心理分析的目的。王蒙、谌容等人的小说虽然具有明显的西方现代派手法，在世界化这条路上努力前行且影响更大的是新崛起的诗群——“朦胧诗”。虽然“朦胧诗”诞生于“文革”期间，1979年正式登上诗坛，但是真正形成广大影响却是在1980年《诗刊》社在北京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这是朦胧诗人的第一次集体亮相，继而10月的《诗刊》几乎以全部的篇幅刊登朦胧诗人的作品，再加上一些评论家的推波助澜，“朦胧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潮崛起于中国当代诗坛，并引发了有关“朦胧诗”的大讨论。这一时期有舒婷的《双桅船》、杜云生的《秋》和李小雨的《夜》。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指出：“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的不很懂得诗，未必就是坏诗……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何况‘古怪’不一定就不好”。谢冕对朦胧诗的艺术创新给予肯定，指出崛起的诗人应当大胆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表现方法。在1980年文学复苏的初期，无论是意识流小说还是“朦胧诗”都存在世界化和全球化的选择，表现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开放的文学视野和勇敢的创新精神。在此后的时间里，文学世界化和现代化一直成为当代文学所思考的问题。
第四，文学回归自身位置——走向边缘化。由于20世纪救亡图存的民族愿望，使得肩负着“救亡”“启蒙”重任的文学走上了历史前台，文学在这一时期具有了中心话语的地位，小说被认为“兴国家之民”的重要渠道。但随着战争的结束文学不可能在中心位置长存，文学必然会回到那个属于他自己的位置上去。于是，进入80年，文学开始边缘化，1979年那场社会批判大潮的迅速退潮不仅作为百年激情文学的尾声，同时也宣告着文学边缘化”的开始。在没有了战场的新时期，“战士”只能被“边缘化”，也只好退去那“救亡”与“启蒙”下的荣耀，走下神坛。1980年的文坛呈现的是一片日常气象，正如孟繁华在《1978激情岁月》中写到的那样“它风和日丽，安静平和，没有宏大的社会目标和英雄惨烈的战吼，意识形态的北京已经大大淡化”。文学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同时贴近了大众生活，告别了激情岁月的同时迎来了和平时期，无论是汪曾祺的《受戒》、谌容的《人到中年》还是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都远离了政治中心而切身体会那些平民的喜怒哀乐。这一时期虽然处于边缘化，但这只是一个十分微弱的变化，八十年代的“边缘化”还被如“改革文学”、问题文学等某些强势文学现象掩盖着甚至由于某些创作现象的出现引起很强的社会效应而引起错觉，文学还处在“中心地带”，但只要认真分析就会发现，随着文学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变化，随着文学创作规律和本质特征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某些有发展潜力的创作现象的陆续出现，文学的“边缘化”也正悄然兴起。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是伴随着社会背景而出现的，这是亘古未变的规律，因此我们才能看到温文尔雅的《受戒》，大胆创新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一些有优秀著作，从中洞悉了这一大的社会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1980年文学史上的变化虽是星星之火，但随后的文学事实表明它很快的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影响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文学依然是按照1980年形成的初步路向延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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