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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中国制造的“钥匙”
　　蛟龙探海，神九飞天，中国高铁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经成功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自主创新成果，正在谋求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之路上，不断迈进。
　　正如中国ICT产业权威市场研究和咨询机构计世资讯发布的《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白皮书所指出，具备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协同增效以及品牌价值提升特征的“中国智造”，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所必经的过渡阶段，要实现中国创造，首先就要实现“中国智造”。因此，不断探索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的最佳模式，推动中国制造实现转型升级，将成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特征。
　　“两化融合”正改变工业生产方式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随着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结合得更加紧密，未来工业的生产方式，也将发生显著的改变”。因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需要更深层次地推动信息技术和其他产业的融合，以引领颠覆性创新技术的研发，成功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
　　提及“中国智造”的技术核心——信息技术，邬贺铨认为，“信息相当于延伸了大脑的智力，使我们做到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例如，原来谈到网络，只是指通信，现在则远远不仅如此。就拿风头正劲的智能手机来说，虽然打电话的功能与其他手机没有区别，但它的功能早已超出通信的范围，其出色的人性化设计、高品质的感官享受，为我们开辟出智能通讯的全新体验。
　　同样拓展人类发展体验的还有3G带宽的出现，它不但使得网速更快，还凸显出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又如讨论正热的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移动网，实际上也是在原有生产技术之上，利用信息技术升级而来。“我国的‘两化融合’最初，也只是购买CLM、CLP企业管理软件，再到生产自动化，最终对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邬贺铨解释说。
　　3D打印是当前新型工业生产模式的典范之一，它打破了从前的加工生产思维方式，发展前景广阔。传统的加工是切除切削，不断把没用的削掉，这叫减法。而3D打印是将材料一层一层摞上去，打得多的地方摞得高，不打的地方摞得少，用叠加、层叠的办法形成产品，这叫做加法，使得材料利用率大大提升。随着对精细设计和打印材料的掌握，目前3D打印已经可以做到个性化生产，生产线甚至是灵活可变的。
　　所以，有的国家把3D打印看成是从中国手中重夺制造业的利器，用于提供个性化服务，进行个性化制造。未来，这种新的加工技术，将会改变现在的生产模式，从大规模的制造转变为个性化的制造。邬贺铨分析说，对于我国这种主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无区别化生产的工业大国来说，个性化制造的出现，将对自身传统生产模式产生巨大挑战。因此，我国要在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模式、降低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占据主动，更深层次地推动信息化和其他产业的融合。关键字：欧姆龙
　　虽然，现阶段我国“两化融合”面临一些难题，但也要看到自身优势。比如：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研究人员，具有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在智能信息处理方面，我国又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网络用户，网上资源丰厚，开发潜力巨大。而在医疗方面，我国的医院承载了全球数量最多的病人，病例资源丰富，如果能通过分析病例资料来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同样前景看好。“从本质来看，我们的资源不仅仅是水和能源等常说的实物资源，信息其实也是资源。能否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是未来占领发展先机的重要条件。”邬贺铨说。
　　“两化融合”需要系统创新
　　调查显示，在新工业革命来临之际，我国78.1％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已经主动开始谋求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这不仅需要应用信息化加工生产，对于生产中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一种创新挑战。《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白皮书指出，当前中国的制造企业，或通过配套加工、外包等方式，或凭借价廉、优质的产品，通过跨国零售企业的全球采购体系进入全球产业链。而“中国智造”的核心，就是在中国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却拥有广阔市场的情况下，通过与国际接轨整合产业链的方式，活跃和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商业体系链条中的角色。
　　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有172类制造业产品产量居于世界首位，占据了多个制造产品领域的隐形冠军。例如，集装箱产量占据全球的80%、电池80%、玩具70%、自行车60%、电话机50%、鞋50%、个人电脑40%……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中国制造仍缺乏核心话语权。以风靡全球的芭比娃娃为例，在我国生产价值仅1美元的芭比娃娃，在美国的售价高达9.99美元。事实证明，中国企业只有向产业链两端转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如果缺乏成熟的管理、体制创新模式支撑，想要进入到科技研发与市场营销环节，建立起自身品牌优势，成功转型升级谈何容易？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其实是一个系统性课题，需要对创新理念、管理模式、体制机制作相应的深入思考、调整。
　　在国家的创新体制层面上，邬贺铨认为，首先应该进一步优化教育体制。尤其是我国大学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要从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拓宽专业领域，进行学科交叉，开阔学生思维，真正激发学生的探索创新积极性，培养出大批时代亟须的复合型人才。在科研管理方面，可以集中经费进行重点项目研究，形成科研合力，减少因为项目同质化而造成的资金浪费。此外，对重点项目应有意识地进行国家布局，例如，材料基因组、合成生物等领域，美国都已将其列入了自己的国家计划。
　　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工研院的制度是：所有科研费用只有一半来自政府，另外一半来自企业。“这就意味着，科研院所从企业拿到的钱更多，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也会有所提升。那怎样从企业得到资金?除了转让成果，还可以提供技术与人才。政府追求的不是成果转让的所得，而是成果转化成产品后，企业利润的税费还给政府的大循环。这时，企业不仅可以生产产品，而且获得了技术，知道怎样改进产品。”邬贺铨解释说，这可以为我们的产学研良性互动提供借鉴。
　　产学研要想有效结合，研究所从中起到的桥梁作用也很重要。邬贺铨认为，现在除一部分大学专注研究外，多数大学应面向企业，真正做到产学联动，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而对于教授职称的考核也要有所转变，应该更关注其创新和发明专利对现实产业的贡献，加强科研人员将专利发明转移到实际应用上的动力。
　　“中国智造”企业是主体，管理模式创新需求迫切。当前，我国的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同步进行，必然对企业产生更多的管理需求，并将进一步催生管理模式变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关注内部管理体系的建立，并且已经付诸行动。有学者表示，要实现“中国智造”的转型，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更要创新中国的管理模式。只有寻找到与转型期相匹配的管理模式，才能重塑企业竞争力，真正实现“中国智造”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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