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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讲解词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参观。阳陵是西汉王朝第四代皇帝刘启与其皇后王氏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所谓同茔，就是指同一陵区，异穴，就是说帝、后分葬在两座墓穴中。汉景帝在公元前153年，也就是即位第四年开始修建此陵，到公园前126年结束。前后共经历了28年时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陕西考古工作者就开始了对汉阳陵的调查、钻探和发掘，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努力，目前已基本掌握了阳陵的规模、形制和布局，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取得丰硕的成果。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就是通过三十年来的阳陵考古工作的成果展示，再现汉代“文景盛世”时期的物质生活和文化风貌。下面，请随我步入展厅，共同领略两千年前的“天汉神韵”。

世系表、景帝生平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构成中华民族主题的汉族也是在这时形成，汉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对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把“汉”作为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代称。

从我们面前的西汉世系表可以得知西汉共有11位皇帝，共经历了214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经历了秦末起义以及随后的楚汉战争，所以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全国到处民不聊生，以至于发生人吃人的现象。牧畜马匹极其缺乏，连贵为天子的刘邦想找四匹同样颜色的马为他拉车都很难找到，而王宫将相只能坐牛拉的车出行。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刘邦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于是他顺应了历史潮流，采用了反映道家思想的“黄老之术”和“无为而治”的治世之术。意思就是政府不过多的干预人民的生产，减轻一些刑罚和赋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汉经济慢慢地发展起来。

在景帝统治的十七年间，他能继承汉高祖、汉文帝所推崇的“黄老之术”，对内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平定“七国之乱”，对外“和亲匈奴”，使社会达到了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百姓富足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封建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文景之治”。

西汉九陵分布图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选址要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有传统习俗，风水观念，皇帝个人喜好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经济能力的限制，古代封建帝王陵墓的营建及其死后的葬礼、祭祀活动是非常庞大而繁复的，而当时的生产能力不可能提供像今天这样便利快捷的交通工具，如若统治者将其陵墓建在距京城较远的地方，必然会给上述活动带来不必要的浪费和麻烦。我们来看图板，中间是汉长安城，距它北边的平原是咸阳原。因为这里土壤肥沃，交通便利，而且距汉长安城只有十几公里，所以成为汉代帝王修建陵墓的首选之地。西汉十一位皇帝的陵墓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除了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布在西安的东郊和南郊以外，其余九个皇帝的陵墓全部分布在咸阳原上，呈一字排开之势，而阳陵是位于最东端的一座。它的东边是泾河和渭河的交汇之处，我们可以在距阳陵东边9公里的地方看到非常有名的“泾渭分明”的景观。阳陵的西边和汉高祖长陵接壤，北濒泾河，南越渭河与汉长安城相望。所以堪称是一块风水宝地了。
沙盘

这个沙盘模型是按照整个阳陵陵区面积的千分之一比例缩制而成的。陵区面积大约12平方公里。它位于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村北塬之上，地跨咸阳、泾阳、高陵三县市。现存的阳陵陵园平面呈不太规则的葫芦形，泾渭河交汇之处为葫芦颈，而陵园的西部就相当于葫芦的底座。陵区的东西长六公里，南北最宽处3公里，最窄处也有1公里。在沙盘中间的西铜铁路把陵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一般中国的建筑习惯于座北朝南，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使建筑物接受日照。而在西汉的建筑却并非如此，它继承了秦制，建筑物习惯于座西向东。因为古人认为东方孕育着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所以陵区的主体建筑都在西部。在陵园的西部有四座大小不一的墓冢，其中最大的就是景帝陵，东北侧略小的这座就是皇后陵，北面更小的那两座，据推测可能是景帝身边地位比较高的两个嫔妃的陪葬墓。在帝、后陵封土四周，我们发现大型从葬坑四处：其中帝陵封土四周81座，后陵封土四周28座，帝陵西北和后陵正南各发现14排24座从葬坑，我们称之为“北区从葬坑”和“南区从葬坑”。在南、北区从葬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军士俑，是守卫汉长安城的南军和北军的一个缩影。另外在帝、后陵的四周，还有多处建筑遗址，如罗经石遗址，一号建筑遗址等，这是当时管理陵庙、寝园或陵园的官吏和陪侍帝陵的嫔妃居住的寺舍建筑。帝陵以东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神道（神道是指与陵冢内的四条墓道相连接的地面上的道路，因陵园四座司马门与神道相对，所以也叫“司马道”），它在陵园当中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是专门供皇帝灵魂自由出入的道路，因此，不允许任何人侵占和破坏。司马道的南北两侧呈棋盘状分布着一些数量不等的墓葬和陪葬坑，这些都是王宫大臣的陪葬墓，大臣们认为如果他们去世后，能葬在景帝陵旁边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而且墓园离司马道越近，墓主的身份也就越高。陵区的最东端是阳陵邑遗址。邑，就是城的意思。秦汉时期，帝王在修建陵墓时多在陵区北部或东部修建陵邑，一是为了供奉陵园，也就是为皇帝守陵；二是为了繁荣京郊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当时阳陵邑大约有10多万人口，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多是从关东地区迁徙来的达官显贵及豪杰巨富。纵观整个阳陵陵园，它以帝陵为中心，布局规整、结构严禁，显示出唯我独尊的皇家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

概况

戳印瓦： 这个瓦片出自于阳陵陵区。其上印有三个字，用篆文书写。前两个字为阳陵，第三个字尚未辨认出来。它和“泾置阳陵”瓦当的拓片（原件现藏于北京古陶艺术博物馆），从考古学的角度上印证了阳陵的存在以及它具体的位置。讲到这里有些客人会问：“为什么汉景帝的陵墓叫阳陵呢？”在西汉，皇帝的陵称来源大致有：吉祥褒义字；当地地名；地名中的褒义词。据史记中记载阳陵陵区是在过去的弋阳县内，“弋”的意思是木厥，“阳”的意思是高明，很明显，“阳”的含义要好于 “弋”，因此，我们认为阳陵之名是取自地名中的褒义词。

脊兽： 脊兽是建筑物垂脊末端的一种饰件，一般做成怪兽的形象，起装饰或避邪驱恶的作用，在我国现在的一些建筑物上，仍然能看到。过去认为，这种屋面装饰出现在南北朝时期，而在汉代，只表现为垂脊末端的凸起物，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阳陵南阙门出土的脊兽，外形呈现出一个怪兽的形象，证实了汉代的建筑物上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脊兽形象了。

板瓦： 这块出土于南阙门遗址的板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同类文物中较大的一件，残长就有108厘米，宽43.5厘米，通过这片瓦，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陵区建筑的宏伟程度。

云纹瓦当和文字瓦当： 人们常说秦砖汉瓦，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汉代的一些瓦当。瓦当是古代檐口滴水瓦的瓦头，最初是起蔽护枋木和墙壁的作用，发展到秦代，瓦当面上开始出现图案或文字，就有了一定的装饰作用。汉代的瓦当和秦代的相比：从形制上看，面积增大，边棱加宽，瓦质发灰；从纹饰上讲有云纹瓦当、动物纹瓦当、文字瓦当三大类。阳陵出土的瓦当有云纹和文字瓦当。在文字瓦当上刻有一些吉祥的祝福语，如：与天无极、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等，这些词句除表示当时人们一种美好的祝愿和企盼外，还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而文字瓦当的大量出现被视为汉代工艺史的重要成就。

花纹方砖： 这块花纹方砖从侧面看是空心的，所以它是一块空心砖。空心砖的使用在西汉已经非常普及，因为它不仅可以省料、减轻建筑物自重，而且可以隔音，防潮，一般都是用于门前的踏步和砌筑台阶。从空心砖表面的花纹来看，可以分为素面，方格、回纹三种，而这块空心砖就属于回纹空心砖了。
   围棋盘： 围棋是发源于我国并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它的起源甚早，可能在氏族公社时期已经出现。在《左传》、《尹文子》等先秦典籍中都大量提到了当时士大夫奕棋的故事。源于此时的“举棋不定”等成语也都是取材于围棋中的术语。围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较为广泛的流传了。到了西汉，围棋已不仅是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贵族游戏，而且也被中下层平民接受。在我们面前的这件围棋盘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围棋盘实物。它出土于帝陵南阙门遗址。不过从它的做工来看，比较粗糙，棋道刻得也不标准；从质地来看，是用当时的一块铺地方砖加工制成的。由此推断，这块棋盘应该并不是皇帝的陪葬品，而是一些守陵人闲暇时自己刻出来的。这块围棋盘可以反映出当时西汉人民有着极为兴盛的体育活动，说明了西汉社会这种欣欣向荣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六博： 六博是中国现在所知最早流行于世，并且具有完整规则和道具的一种赌博游戏。它产生流行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成为最受欢迎的游戏和赌博方式之一。它的道具有棋局、棋子、箸三种，由于年代的久远和文献记载的零乱，其规则已无从考证。不要小看这个六博盘，它在西汉历史上还差点掀起一场引起全国内乱的风暴。汉文帝时，汉高祖刘邦分封的刘氏宗室同姓诸侯王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他们越来越不把汉室皇帝放在眼里，吴王刘濞就是其中之一，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在表面上行臣子之礼，每年仍然亲赴长安，朝拜皇帝，并时常派遣自己的儿子到长安联络感情。这一年吴太子又来长安，文帝为增进刘启与吴太子的堂兄弟情谊，便安排两人饮宴游玩。他们在玩六博棋的时候，因抢棋道而发生争执，身为太子的景帝刘启一怒之下将棋盘打在了吴太子的太阳穴上，顷刻之间，吴太子气绝身亡。而这件事从此就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刑具： 过去帝王的陵墓都是由刑徒修建的。秦始皇修陵动用了72万刑徒，汉景帝修陵墓也动用了数万刑徒。这些刑具就是在距帝陵西北1.5公里处的刑徒墓地出土的。整个刑徒墓地占地约8万平方米，埋葬了数万具戴这些刑具的刑徒尸骨。这是铁钳，当时的铁钳分为两种，一种是圆形，另一种是有与圆形圈成直角的铁杆，称为翘（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种）。这个铁钳重3斤左右，翘长30厘米左右，是戴在颈部的。前面这个刑具叫铁钛，铁钛也分为两种：圆形和马蹄形，重达2到3斤，是戴到脚上的。当时的刑徒就是戴着这样的刑具为汉景帝修陵，有些人因不堪忍受重负而起来反抗，被处以腰斩，而有些人就活活累死了。可见每个封建君主都有其残忍自私的一面。

玄武、青龙空心砖： 中国古代有代表方位的四神，它们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龙作为神话中的动物，具有超常的神通；白虎是驱邪食鬼的猛神，被汉代列为十二主神之一；朱雀又称“朱鸟”，也就是“鸾鸟”，“凤”是吉祥太平的象征；玄武的形状多为蛇缠绕在龟身上，由其位置在北而称“玄”，身上有鳞甲而称为“武”。龟蛇均为长寿的灵物，因此玄武寓有祈寿求福的吉祥意义。四神作为祥瑞的象征，既表明方位，又有避邪驱恶的功能。我们面前的这两块空心砖上刻有较为完整的青龙和玄武的图案，它们出土于罗经石遗址，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朱雀和白虎也会呈现在观众面前。

玉圭和玉璧： 这些是在罗经石遗址出土的一些玉圭和玉璧。中国玉器工艺源远流长，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汉代玉礼器减少，仅“璧”、“圭”两类，而用于死者身上的葬玉和随身玉制装饰品增多，表面花纹从比较抽象变为以写实为主。

罗经石遗址照片： 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东南约600米处，遗址所在地地形隆起，呈缓坡状。遗址内发现有夯土、砖铺地面、散水和瓦片堆积层等建筑遗迹。在遗址中心的最高处，有一块刻有十字凹槽的大石板，该石系整块黑云母岩凿成，四方体上隆起8厘米高的圆盘，表面刻有十字凹槽。经测定，凹槽宽、深均为2.3厘米左右。当地群众叫它罗经石。罗是分布排列的意思。如常说的“星罗棋布”，从名称可以看出罗经石显示了明确的规划，计度，也就是测量的用途。罗经石的作用分析起来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标定水平位置，二是测定高度，三是标示方位。这些体现了标石在测量中的关键作用，而且据年代来推算，它应该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测量标石。

帝陵从葬坑： 古代由于科技水平低下，人们的灵魂观念非常强烈，他们认为人死后还会在地下所谓的“阴间”继续生活，因此，当人在埋葬死者时都会将大量生活用品及器具随葬给死者，以期待死者在阴间过上较好的生活。正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汉景帝为了使自己能够在阴间继续过帝王生活，便依照其世间生活的情形用陶制作了大量的人物、动物、生活器皿，还随葬了数量很多的粮食、酒肉等生活用品。设置从葬坑正是为了将这些物品分门别类地随葬给长眠地下的汉景帝。在帝陵封土四周，呈放射状分布有大型从葬坑81条，象征着西汉王朝的政府官署和宫廷服务机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发掘了帝陵东南的11条从葬坑，而以下的展品皆出自于这11条坑中。

茧形壶：这是一件汉代常见的容器，由于它的外形酷似一只蚕茧，因此被称为茧形壶，主要用途是用来装酒或肉汤等。

沉箭式陶漏壶： 古代的一种滴水计时的仪器。壶内放一支有时间刻度的木箭，漏壶起漏后，壶内的水从水管逐渐滴出，浮箭随之下沉，从而可以从箭上的刻度看出时间的变化。

铜罐、铜钵：  13号坑内出土的一些陶器是古代盛放粮食或者水酒的容器，原本放在大漆木箱内。因年代久远，漆木已朽，只留下了这些陶器。

男俑：  正是因为受古人灵魂不灭观念的影响，“人殉”现象在原始社会已出现，而在奴隶制国家的商代，人殉现象发展到了顶峰，凡是奴隶主的墓葬，几乎都使用人殉，少至一、二人，多至数百人。当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奴隶成了生产中的主要工具，奴隶主认识到让奴隶从事生产劳动，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时，再也舍不得将奴隶用于殉葬了，用奴隶杀殉的残酷习俗才有所改变，开始制作偶人来代替杀殉，俑就这样产生了。用偶人代替活人殉葬，无疑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俑用于陪葬，到春秋战国时开始流行，到了汉代，进入了其第一个发展高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件陶俑就是阳陵最具特色的陶塑作品——着衣式陶俑，顾名思义，他们原本是穿着衣服的，由于年代久远，纺织品腐朽了。在其双肩与臂膀相接的地方有一个规则的圆形平面内有小孔横贯左右肩，据推测最初是装着木质胳膊且有关节可以活动。由于埋在地下两千年之久，胳膊已经腐朽成灰了。出土后就以裸体断臂的形象出现，有人形象地称它为“东方的大卫”。说到东、西方雕塑艺术，它们在表现手法上有很大差别，西方的比较直接，像希腊的雕塑通过人体的肌肉来表达艺术家的情感，而相比之下，东方的雕塑就含蓄多了，它们是通过人物的表情，身饰的纹路来表现。我们面前的着衣式陶俑，虽然衣服已朽烂掉，但我们可以观察这些陶俑的五官雕刻得非常精致和传神。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和秦兵马俑的陶俑相比，这些陶俑形体都非常小，这和当时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景帝统治期间，在政治上因其施行的是分封诸侯国，各诸侯国每年只向中央交少量的赋税，从财政状况来讲远比不上政治上施行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而且景帝本身比较节俭，他吸取了秦代苛政灭亡的教训，治世方法比较平和，所以在阳陵出土的陶俑都是按原人体积的三分之一比例缩小制成。

宦官俑：  除武士俑出土外，考古工作者在帝陵从葬坑中发现了宦者俑。此俑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宦者形象。中国的宦官制度早在夏朝都已经出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一件中国阉割宦官所使用的工具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两件宦官俑的出土为研究中国宫廷制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太官之印： 我们刚才提到着衣式陶俑都穿着衣服，每个军吏俑腰间还佩带着一个小囊，囊中装着一个官印，代表着不同俑的身份。因为衣服已经朽烂，所以这些官印散落在俑的身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铜的官印上刻有“太官之印”四个字。“太官”就是西汉时期主管皇帝膳食的官吏。

陶动物： 这些都是在帝陵13号从葬坑出土的一些彩绘动物，有山羊，绵羊、猪、狗等。这条坑象征着汉代宫廷的肉食品库。据有关史料记载西汉时期的六畜均可食用。但因马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代步工具，并由于国防的原因，因而轻易不被食用。牛是耕田的主要畜力，为官府所禁止宰杀。因此六畜中猪、狗、鸡、羊这四种动物常被食用，其中以猪和狗最为常见。西汉时期在食用猪肉和狗肉时，十分讲究，选择的原则是选幼不选壮，选壮不选老。也就是说以食用小狗和小猪为上。从马王堆出土的肉食标本分析，小狗以圈养一年以内的为佳，幼猪以出生两个月至半年之间的为佳。这条从葬坑中出土的53头次乳猪充分证实了汉代关于食用小乳猪的记载。这个肉食品库就是为景帝在幽冥中继续使用的，这也反映汉代宫廷生活的一个侧面。

轺车： 在阳陵从葬坑及陪葬墓中，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大量的木质车马。我国在不远于商代，已能造车，并在结构上初步定型。从商代到春秋末，我国古车只装独辕，独辕车至少要驾两匹马。这一时期，车不止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而且还是战争中的一种主要作战工具。各个诸侯国用战车数量来衡量国力的强弱。到了西汉中期，车主要被用作交通运输工具。我们面前的这辆汉代木车是一件复制品，因为车马均为木质彩绘，埋在地下两千多年已经腐朽成灰了。但上边的青铜饰件还在。从这辆车的结构来看，属于“轺车”。是一种四面敞露之车，可以坐乘。由于其结构简单灵便，适于远行，且速度较快，因此，又被称为“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