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群的形成及其学科史意义.pdf

2023年8 月第2 7 卷第4 期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igher Education Study Edition)Aug.2023Vol.27 No.4学术共同体：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群的形成及其学科史意义杨柄，封海清2（1.广州理工学院，广东广州5 1 0 5 4 0；2.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 5 0 5 0 0）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大量院校内迁，原本因理念不同而区域分隔的民族学学人在内外部因素作用下，逐渐凝聚在一起，西南联大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以边疆人文研究室、文学院、社会学系为基点，在共同学术志趣、学缘关系等因素的凝聚下，西南联大形成了实质上的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并且凭借学界地位、学人关系以及在地因素等，围绕西南联大形成了非正式的民族学学人群。在共同学术追求之下兼容不同治学理念而形成的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对中国民族学研究对象定型、理念体系建构、学科精神形成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推动民族学本土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学科史意义。关键词：西南联大；学术共同体；民族学；学科史基金项目：2 0 1 9 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重点项目“新中国7 0 年来云南高等教育的成就与经验研究”（AB19001)；2 0 2 2 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多元文化中心一般项目“学科、民族、国家：西南联大与川滇地区民族学学人群的形成及其学科史意义研究”(DYWH2213)作者简介：杨柄，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封海清，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中图分类号：G640文章编号：1 0 0 7-8 6 0 6（2 0 2 3)0 4-0 0 8 6-1 0 收稿日期：2 0 2 2-0 4-1 8DOI：1 0.1 9 4 1 1/j.c n k i.1 0 0 7-8 6 0 6.2 0 2 3.0 4.0 1 0 文献标志码：A正如佩尔索拉认为“没有科学社团或“专业性群体就不能形成学科”1 ，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促进学科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在近现代学科发展史中多有验证。中国民族学发端之初即形成了所谓的不同学派，将民族学学人初步聚拢，推动了学科的初步发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学学人随各自就职的院校西迁，原本因理念不同而区域分隔的学人逐渐凝聚在一起，尤以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逐渐内聚形成致力于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学术共同体，彰显了西南联大“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精神，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关于西南联大民族学研究的探讨多以联大学人的调查研究或个人研究为主。如马玉华 2 对联大的西南民族调查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分析；杨绍军 3 、刘薇 4 等分别从民族语言、民俗等角度截取联大民族研究的部分进行探讨；张福强 5 、高永久等 6 则择取联大民族学者个体，对其民族学研究生涯进行研究。已有研究的方向与切入点已较为全面，但相对缺乏整体的研究视角。从整体的视角探究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构成要素，及其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史的影响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也具有启发当下民族学第4 期学科发展及学术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意义。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专门化、职业化研究体系与学科体系创建的时代。民族学在2 0 世纪初通过译介传人中国时，常与“民种学”“人种学”等名称混用，与社会学、人类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学科体系也不甚明朗。伴随着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些高校相继开设与民族学相关的课程、科系，开启了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初始建制。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相似学术成长背景的学人逐渐聚拢，并以相关院校与科研机构为依托，形成了中国民族学早期的各种“学派”。龙平平 7 认为2 0 世纪早期的中国民族学存在社区研究学派、历史学派与综合文化学派等学派之分，宋蜀华 8 1 进一步指出由于理论倾向和研究取向有所不同，早期中国民族学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多以传统文化为研究视角，偏重于民族志式的描述；另一种在理论上偏重于较晚传入的功能学派，重视实际应用。前者以南方的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为中心，代表人物有凌纯声、芮逸夫、杨成志等，主张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将实地调查与文献考据的方法相结合开展研究。后者以北方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为中心，代表人物有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承袭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因这些学人集中分布的地理位置之别，当时也有南派和北派之称。不同流派的学人群延续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开展早期的中国民族学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理念交流与方法互鉴，共同追求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目标。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民族学不仅具有较为明显的学派中心，也因之形成了华东、华南和北方三个区域性的民族学研究风格 9 ，而时局的转变则影响了民族学研究重心的转移。20世纪3 0 年代，中国进入了自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最为严峻的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西南边疆问题日益成为边疆研究中最受重视的区域。抗日战争爆发后，原集中分布在东部与北方地区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多随国民政府内迁。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布局的变化必然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战前所形成的几个学派中心全部迁至西南地区。这一变迁在客观上有利于随院校西迁的学者们在地理距离上更接近具有丰富研究价值的西南民族地区，加之抗战愈趋紧张，了解与开发西南地区渐显必要，加大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力度势在必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民族学学人大量聚集的院校、研究所先后迁人云南，而云南大学在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帮助下设置了社会学系，成为战时云南社会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就之一。在信息流并不是很发达的时代里，空间距离的缩减为学术活动与学人关系往来的开展降低了成本并提供了极佳的契机。在西南地区丰富的民族研究资源、共同的学术旨趣以及“抗战救国”的感召下，大量聚居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学者之间的联络以及学术交流更趋频繁。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学府以及学术中心之一，西南联大承续三校办学传统，发扬三校原有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基础与优势，成为战时西南地区民族学学人聚集的重要机构，西南联大以及围绕西南联大活动的民族学学人形成了实质上的民族学学术共同体。二、何以成形：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的成形过程学术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学术信念的部分学者，基于学科领域，致力于推动学术发展，围杨柄，等：学术共同体：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群的形成及其学科史意义一、时势与肇端：学科初起与院校内迁8788绕某些特定的主题以及若干核心人物，通过交往联系、协调配合从而形成的集体。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以学缘关系为纽带，借助边疆人文研究室、文学院、社会学系等平台逐渐内聚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并通过西南联大对相关学人的虹吸作用以及学人的互动而形成了非正式的民族学学人群。1基于学缘关系而形成的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许纪霖指出，随着传统宗法关系的解体，精英的关系认同转而以共同的教育为背景，特别是学校出身为中心 1 0 ，稳定的学术共同体通常以学缘关系，并通过科系、院所等团体方式出现。借助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工程调查沿线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契机，南开大学于1942年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成为聚拢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的重要“据点”。先后加人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学人均与联大具有渊源关系，虽无法直接辩明主事者当年选择这些人员组成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原因，但参考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师谱系 1 1 ，以及同时期云南大学“魁阁”研究室成员的教育背景 1 2 ，可知当时的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机构普遍存在相同教育背景学人聚集的现象。事实证明，相同的教育背景对于研究室的凝聚力以及学人间的切、进益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出于研究视角的交集，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联大文学院、社会学系往来甚为密切，实际上，其人员班底也基本由联大文学院与社会学系构成。据罗常培所述，其与陶云逵在联大共事期间合作互助，成为知已，“奠下了沟通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桥梁”，因此，罗将自已的得意弟子高华年、刑公婉推荐入职边疆人文研究室。1 3 学科属性更为相近的社会学系与边疆人文研究室关联也甚为密切，研究室成员黎宗献、赖才澄即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生，与陶云逵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西南联大关注民族研究的学人们因学缘关系而逐渐形成了聚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周围、以相关院系为活动基地的学术共同体。2随学缘关系弥漫延展而形成的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群具有雄厚师资与优质培养质量的西南联大与西南地区的院校之间存在诸多的学人转任、兼课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院校之间的学术联系。在昆明高校中，云南大学与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第2 7 卷据南开大学档案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概况，边疆人文研究室人员为陶云逵、刑庆兰（即刑公，原名庆兰，字公）、高华年、黎国彬、黎宗献5 人（参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 教学、科研卷）；据1 9 4 7 年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所载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包括陶云逵、袁家骅、刑公腕、高华年、黎国彬、黎宗6人；据冯文潜日记的有关记述，包括陶云逵、袁家骅、刑公腕、高华年、黎国彬、黎宗献、赖才澄7 人，虽然冯文潜不参与实地调研，但其自始至终都处于维持研究室运作的关键位置（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本文认为先后加人以及服务边疆人文研究室的有冯文潜、陶云逵（研究室主任）、袁家骅、刑公、高华年、黎国彬、黎宗献、赖才澄。其中，冯文潜、陶云逵、袁家骅时为西南联大教授，高华年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 9 4 2 年毕业生，黎宗献、赖才澄分别为西南联大社会学系1 9 4 2、1 9 4 3 年毕业生，黎国彬为西南联大地理系1 9 4 2 年毕业生。刑公为中研院史语所1 9 4 2 年毕业生，虽师从史语所李方桂，但得以就学是因罗常培提供了帮助，毕业后经由李方桂与罗常培介绍，人职边疆人文研究室（参见刑公腕为罗常培语言与文化所做序言，北京出版社，2 0 0 4 年）。如在外出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期间，该室同仁仍相互频频通信，语涉生活状况及学术研究问题，而作为长者的冯文潜、陶云自然就成为室内同仁的生活与学术问题“排忧解难”的人物。边疆人文研究室人员间的往来信函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第4 期西南联大关系最为紧密。以两校社会学系为桥梁，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面，两校保持着“通家之谊”。战时云大社会学系先后2 2 名教员中有9 位是联大教师，此外还有5位是联大毕业生，3 任系主任一一吴文藻、陶云、费孝通均毕业于清华、南开，陶与费最后也由云大转任联大社会学系。1 4 云大“魁阁”研究室先后1 1 名研究者中，出身联大或与联大具有历史关联的学者共有8 人，占比超7 0%，“在教育背景和学术背景上，魁阁成员之间有较强的亲和性，这恐怕也是魁阁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1 5 。此外，由于发展历史、研究志趣叠合的缘故，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与中研院史语所也有着密切联系。战前，史语所人员中，清华、北大两校毕业者占总数过半，若算上在两校执教过的老师，则比例更大，两校也成为史语所吸收学术后进的主要基地。1 6 陶云逵、罗常培等联大民族学学人都有任职史语所的经历。这种密切关系随着史语所与联大同迁西南而得以延续，最为显著的是北大文科研究所通过师资互聘的方式，与史语所联合培养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生，并开展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与研究。频频的学术往来加强了不同院所学人的关系。由西南联大虹吸作用与学人关系密切而形成的民族学学人群，即是以学术事业的发展为纽带连接学人而形成的非正式的学术共同体，并非十分严密的组织体系给学人交流与学术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三、以何形成：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形成之要素学术共同体需要以一定的趋同因素为其形成基础。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若只追求高度一致的学术标准和整齐划一的知识生产程序则会混灭其最为宝贵的学科属性。因此，在共同的学术追求之下，囊括在具体治学理念方面存在趋异性的学人而组成学术共同体，对于人文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及其弥漫而形成的学人群即是基于研究领域的趋同因素，而兼容不同治学理念的学术共同体，其形成机制如图1 所示。中研院史语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杨柄，等：学术共同体：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群的形成及其学科史意义重建中华民族文明史文化之民族，政治之国家西南联大边疆人文研究室文学+院89由区域而理解中华民族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图1 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形成机制1在趋同的因素中凝聚：共同关注民族研究范畴内的语言和民俗研究泰勒在人类学中以大量篇幅侧重语言和生活技术的描写，这表明在民族研究中，语言研究与以生活技术方式呈现的民俗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1 7 以西南地区丰富的民族语言与民俗研究资源作为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凝聚了西南联大的相关学人。90西南地区具有丰富的语言学研究资源，西南联大关注语言研究的民族学学人即以西南民族语言为其深耕之领域。一方面，他们所做的民族语言研究共同体现出蔡元培早年所言“叙述的民族学”特点。如罗常培的贡山语初探贡山怒语初探叙论，指导学生高华年完成的黑夷语法，与刑公合著的莲山摆夷语初探；李方桂指导学生马学良完成的路南撒尼课语语法；袁家骅与高华年合作发表的峨山窝尼语初探扬武哈尼语初探等，均对彝、傣、哈尼、怒、独龙等云南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描述、记录性的“初探”。另一方面，在“初探”的基础上，联大学人也注意“比较的民族学”方法的运用。刑公婉通过台语中的助词“luk”和汉语中“子、儿”之间的比较 1 8 ，以及对“吉贝”与“帛叠”等不同民族在衣饰方面的用词进行考订等 1 9 ，论证汉语台语之关系；高华年对黑夷中汉语借词进行分析，研究汉文化在黑夷族群中的传播 2 0 ；他们所做的研究基本与罗常培晚年所总结的“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从借词看文化的接触”等观点 2 1 相映成趣，实际上是将语言学研究推向文化语言学、语言人类学方向发展。此外，民俗研究也是联大民族学学人关注的重点。对于相对缺乏文献、文物资料遗存的边疆民族而言，从日常生活中具有古风遗留意义的民俗着手，来重新诠释其文化渊源显得更有现实的价值。张清常 2 2 、闻一多 2 3 等联大文学院学人对云南少数民族民歌进行研究，俱借以阐明各地民歌与故事中相通或“统一”的文化元素。而陶云逵 2 4 、马学良 2 5 、高华年 2 6 等则通过对彝族宗教、巫术、礼俗等民俗的研究，从不同方面着手，共同对子遗在古老民间信仰与习惯中的精神进行了分析。西南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的原始信仰、神话故事、古朴歌谣，被联大民族学学人视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个表征而加以取、分析，如陶云逵 2 7 对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与马学良 2 8 对课文经典及课民祭礼的研究，都显示出注重截取民族生活的日常片段与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互证，从而探讨民俗与文化遗留影响的研究理路。在这背后，他们都试图以文化传播的阐释方法，借助文化特质或文化因子的时空迁徙来勾画出中华各民族实为文化一体的文明演进脉络。这样的研究关注点并非个别联大学人所独有，而是那个时代的民族学学人所共同关注、思索的问题。2共同志向与学术论衡：“国族建构”共同取向下的论争与学科建设托尼比彻指出趋异型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观点上并不强求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学者间的知识出现反常，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允许能导致自我毁灭的争论存在。2 9 由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弥漫而成的民族学学人群，更符合趋异型学术共同体的特征。以西南联大为结点，联通史语所与“燕京一云大”学人而形成的民族学学人群所共同面对的是“中华民族究竟如何构成”的问题，也由此激发了学人群内部的争鸣。一方面，以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为首的史语所南派学人，从历史文献的梳理中坚定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另一方面，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一云大”学人，则认为即使追求政治的统一也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族群，因为从一些事实来看，这些因素的交融也并不一定会引发政治的统一。前者批驳后者“不问政治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后者批驳前者在深究空洞名词之中流失了学术的科学性。3 0 1 反观此时西南联大的学人，无论是陶云逵、高华年所做的民俗研究，还是罗常培、刑公腕所做的语言研究，西南联大的民族学研究者们大多都在不否定族群存在的情况下，试图寻找各民族在文化上融通的合理证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第2 7 卷第4 期据，从而论明中华民族实为一体。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此学人群内对“中华民族究竟如何构成”这一论题持有三种主张，即史语所学人所主张之“单一国族”，“燕京一云大”学人所主张之“多元民族”，联大学人所主张之“多元与共”。但学人间的论辩并未超脱学科研究的对象范畴之外，而有着共同的国家主义至上的价值追求，这也是中国民族学最鲜明的精神标签。不同于西方民族学，中国民族学自产生之初，即肩负着国族建构的使命。无论是尝试重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南派学人，还是立志由分析区域进而理解中华民族整体的北派学人，抑或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联大学人，都有着“国之大者”的现实关怀，他们所做的研究都为抗战兴国、建构国族这一共同的目标服务。傅、顾等具有国家政治背景的学人自不必说；费、吴等人也从未否认国族统一的必要，并声张“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3 1。联大边疆人文研究室在其调查大纲中指出，“按滇省西南摆夷之语言与泰国及缅掸人之语言同属台语系，泰国当局藉此为口实，宣传种族之一体谬论”，“以是拟对其语言作详细之调查，而明其究竟”，“将研究结果提供政府参考，以为设教施政之张本”。3 2 在国家主义的共同学术理想追求下，学科知识在学术论辩中实现了进一步的扩大生产，且由于不同治学风格的存在，为学人更新自身知识体系，为学科理念融合提供了契机。费孝通晚年也指出了当年这场论辩对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影响。3 3“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3 4 在学科成型的初期，学科知识变动迅速，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和共同规范的研究人员集结成群进而形成学术共同体，以群体的力量，在这一关键时期推动学科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及其弥漫而形成的学人群在促使中国民族学学科范式的形成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研究对象定型：以国内少数民族为主的中国民族学研究对象特征愈加凸显蔡元培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致演讲词时指出，欲知现代社会的真相，则需知道之所以为此的过程，乃至追溯未开化时代的社会文明，民族学意义即在于此。3 5 受此类观点影响，中国民族学肇端之初即关注边地较落后民族的研究。抗战时，迁居云南的学者“以地近边疆调查之机会较多，对于某种文化现象之比较研究，亦较丰富”3 6 。由此，西南联大相关学人纷纷将研究目光落到西南边地的少数民族，为实现对设想中的学科研究对象进行充分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在部分研究领域，西南联大的民族学学人具有拓荒之功。如罗常培、高华年等人对于哈尼、怒、独龙等民族的调查与研究尚属首次，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同时，这也是一个研究者集体转向的年代。早年罗常培专长于汉语方言研究，陶云逵则以体质人类学研究起家，在迁居西南之后，他们快速实现了研究方向的转移，并显著影响到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年轻学人。日益深重的边疆危机以及院校迁徙，使得中国民族学更多地卷人了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在民族学学人集体转向的推波下，中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偏重从此形成了传统。西南联大的民族学学人们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虽不能言及有全局之功，但因其学界地位而具有时代标志的意义。尽管当时的民族学学人关注对“未开化民族”的研究，但他们所秉持的理念与西方民族杨柄，等：学术共同体：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群的形成及其学科史意义四、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的学科史意义9192学居高临下式的立场并不相同。西方民族学初起之时，以海外“野蛮民族”为研究对象，借进化与传播等“文野之分”的理念为欧洲中心主义服务。中国民族学自开端之始就没有这样的忧虑，其所观察的对象始终是作为同在中华之下的相对“他者”一一国内的少数民族，并以“兄弟民族”态度视之。在内外因素作用之下，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自此成为中国民族学近乎唯一的研究领域。这一方面固然造就了中国民族学的“独具特色”，但另一方面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民族学的遗憾埋下了伏笔。王铭铭 3 7 提出中国人类学研究由核心圈、中间圈、外圈所组成的“三圈说”设想，但中国民族学的研究长期强调对中间圈之内的研究，对于作为“天下”的外圈以及打通三圈研究进行了选择性的忽视，以致今日部分学者发出了中国民族学研究范式危机的呼喊。局限于边疆与少数民族研究，而失去了“天下”的视角，造成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地位缺失，这是考察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史所应反思的一大问题。2理念体系生产：本土化的中国民族学“历史功能论”理论与方法基本成型战时内迁西南后，早期中国民族学的南北两派学人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面对共同的研究对象，虽在某些问题上仍相互推揉，但实际上，两种不同偏向的研究风格在此时已渐趋融汇。如：罗常培通过实地考察所得材料，撰成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指出“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一种文化特征，靠着它可以帮助体质和语言两方面来断定这个部族里许多分支的亲属关系；并且可以解决历史上几个悬而未决的族属问题 3 8 。最后罗常培总结出通过语源、造词心理、地名、姓氏别号、亲属称谓等分析不同民族文化特点，继而区分不同民族类别的观点，沟通起语言学与民族学的桥梁。2 1 此类研究方法的突破，获得了民族学界的认可。徐益棠在总结战时民族学“于中国民族分类研究上最可供给重要之参考者，则莫如语言学之研究结果，例如罗莘田、李方桂诸氏关于云南各族语言之论文”3 6 。此外，费孝通等北派学者在此时也开始注重纵向历史研究与横向功能研究的结合。费孝通在联大期间所著述的乡土中国系列著作，提出的从儒家伦理观念中概括出来的“差序格局”“礼治社会”等概念，都与其早年治学风格具有极大的差别。晚年费孝通对这段历史进行回忆，除了论及延续吴文藻等开创的社区研究外，还谈到受潘光旦、陶云逵等人的影响。特别是潘光旦对费孝通指出功能学派“我执”的弊端，建议应从中国传统理念中寻找新的思路，3 9 对费孝通治学方法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乔健认为费孝通的理论主张是将西方平面的功能论，转换为垂直的，即加人历史的因素，增强了功能论的包容度和诠释力，成为“历史功能论”L40。实际上，“历史功能论”不仅是费孝通个人学术生涯的成就，也是民族学本土化的成就，这一理论的形成可上溯到西南联大时期。费孝通的“乡土”系列，以及晚年在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时所运用的论证方法遵循着从文化史的脉络中关怀现实的研究思路，这一点与费孝通的“魁阁”同事陶云逵对西南部族“鸡骨卜”、大寨黑夷“图腾制”等的研究异曲同工。早期民族学南北两派在多种因素交织之下，交汇于西南。雏型于西南联大时期，经由费孝通等民族学学人提升与发扬，完备于新中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历史功能论是集体的产物，是中国民族学之于民族学学科的重大贡献。3“经世致用”：传统学术志向的延续与中国民族学学科精神的生成蔡元培在介绍民族学时就注意到其在复原和呈现国族文明以及国族融人世界、形成“大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第2 7 卷第4 期我”的功用。4 1 无论是秉持何种主张的民族学学人，都寄希望于运用学术之手段来挽救民族危亡。在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中，作为舶来品的民族学也逐渐“沾染”上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气质。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及其所弥漫开来的学人群，实际上与比彻等人所言共享着某种价值和文化、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学术部落 4 2 相通。如前所述，其所共享的价值之一，即对家国情怀的追求。无论是将民族学介绍到中国的先驱，还是继而为民族学中国化付出努力的后辈，即使浸润了欧风美雨，但是直面民族危亡时，他们身上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的共同信念。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国家化，势之必然，在抗战内迁西南之时，更推向了新的高度。上下一致、抗战兴国在当时无疑高于一切，社会舆论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都使得当时的民族学研究要服膺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样一来，无论是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都将本已与国家政治紧密关联的民族学学科进一步国家化，这一历史遗产在若干年后更得到大力的发扬。余英时指出，传统的中国学者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中矛盾，在“内圣外王”之道统与追求真理而具致知精神之间来回穿越。4 3 由抗战时期延续而来的民族学国家化，实质上奉行着“尊德性”高于“道问学”的路线，这使得中国民族学在具有国家认可的官方地位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学术与政治两者何尝能分？正如徐益棠所认为“今人常以学术研究与政治设施分为两途，在学术上可以分割，在政治上必须合一，之立论，似乎不甚适当，盖学术与政治，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不能连系与调整，其他尚复何望？且从学理言之，应改为在学术上可以合一，行政上必须分割也”4 4 。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所走出的“第三条路”一有限度的学科国家化，如陶云逵等人试图探索“文化之民族”与“政治之国家”的统一，从而兼顾学术与政治，或许与徐益棠的看法相近，似可供今日中国民族学之发展以有益的参考。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及其弥漫而成的学人群学人身上既有“以天下为已任”的国家抱负，也有着“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科关怀，他们与同时代的民族学学人一道奠定了中国民族学的过去，也开启了学科发展的未来。参考文献：1 】佩尔索拉，教育史是历史学科和传统人文学科的扩展M/卡特林娅萨里莫娃，欧文V.约翰宁迈耶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方晓东，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 0 0 1：5 6.2 马玉华。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0 9（3）：6 6 一7 0.3 杨绍军西南联大的语言学研究和学术史意义 学术界，2 0 1 1（1 0）：1 6 9 一1 7 8.4 刘薇论西南联大的民俗研究J文山学院学报，2 0 1 4（4）：3 2 一3 7.5 张福强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 0 1 9.6 高永久，冯辉边疆研究的传承：历史溯源与现实思考一一以陶云逵先生边疆研究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 0 1 9（3)：3 9 4 4.7 龙平平旧中国民族学理论流派M】/和龚，张山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 9 8 8：1 9 1 2 0 7.8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 0 0 3（1)：6 6 一7 2.9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1 9 0 3 一1 9 4 9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 9 9 7：1 6 2.1 0 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7：1 2.杨柄，等：学术共同体：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群的形成及其学科史意义939411刘超联大社会学及其谱系、源流与嬉变一一以联大社会系为基点的历史考察J学术界，2 0 0 8(3)：2 4 7 2 5 2.1 2 杨绍军“魁阁”和“边疆人文研究室”之比较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 0 1 1（1)：1 0 9 一1 1 5.1 3 罗常培。悼陶云逵教授J边政公论，1 9 4 4（9）：6 一7.1 4 杨海挺，石敏档案揭秘抗战时期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的师生渊源J云南档案，2 0 1 4（2：2 8 一30.1 5 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 9 9 8：9 7 一1 0 5.1 6 张辉近水楼台：史语所学人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 9 2 8 一1 9 4 8）J安徽史学，2 0 2 1（3）：9 7 一105.1 7 中村俊龟智文化人类学史序说M何大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9：1 0.1 8 刑公台语中之助词luk和汉语中的子儿J边疆人文，1 9 4 3，1（1).1 9 刑公。吉贝与帛叠说J边疆人文，1 9 4 4，2（1 一2.2 0 高华年论汉语借词与汉文化之传播J边疆人文，1 9 4 4，1（5 一6)。2 1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 0 0 4：1 一2.2 2 张清常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J边疆人文，1 9 4 4，1（5 一6.23闻一多说鱼J边疆人文，1 9 4 5，2（3 一4).2 4 陶云逵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J边疆人文，1 9 4 3，1（1).2 5 马学良，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J边疆人文，1 9 4 4，1（5 一6).2 6 高华年鲁魁山课课的巫术J边疆人文，1 9 4 6，3（3 一4).2 7 陶云逵，西南部族之鸡骨卜J边疆人文，1 9 4 3，1（2)。28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马学良文集中彝族古籍与文化篇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 0 0 9：2 5 3 一2 8 7.29边国英学术文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一学术部落与学科领地述评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 0 0 7(4):167174.3 0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M2 版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 9 7 9：1 2 8.3 1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M/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文集3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 0 1 1：3 2.3 2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 教学、科研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 9 9 8：7 3 9.3 3 费孝通顾额刚先生百年祭M/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 9 9 9：2 6 6 一2 7 2.34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4.3 5 蔡元培。社会学与民族学：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讲J社会学刊，1 9 3 0，1（4)：1 一5.3 6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之发展J民族学研究集刊，1 9 4 6（5）：1 5 8-1 6 0.3 7 王铭铭三圈说一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社会科学J西北民族研究，2 0 1 3（1)：8 2 一9 9.3 8 罗常培论藏缅族父子连名制J边疆人文，1 9 4 4，1（7 一8).3 9 潘光旦派与汇（代序）M/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 0 1 8：1 一3 9.4 0 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0 7（1）：5 一1 1.4 1 王铭铭蔡元培，远在的民族学丰碑J读书，2 0 2 2（2）：1 2 一2 1.4 2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0 8：2 2 一2 3.4 3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3：1 7 9 一2 3 7.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第2 7 卷第4 期4 4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回顾与前瞻G/潘蛟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选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 0 0 9：3 8 0.杨柄，等：学术共同体：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群的形成及其学科史意义95Academic Community:Formation of Ethnologist Groupi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Its Significance in Disciplinary HistoryYANG Bing,FENG Haiqing?(1.Gua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Guangzhou 510540,Guangdong,China;2.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China)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with the reloc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collegesand universities into the inland areas,the ethnologists who were originally separated by dif-ferent ideas gradually gathered togeth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and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w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Based on the Frontier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the Faculty of Letters,and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the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formed a substantial ethnology academic community underthe cohesion of common academic interests,academic relationships and other factors.In ad-dition,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status of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scholars,and the locality,an informal ethnology group formed around the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The ethnology academic community,with common aca-demic pursuit and the inclusion of different notions of academic research,has had profoundimpact on the setting of subjects,conceptual framework,and disciplinary spirit of Chinasethnology and has its disciplinary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ethnology.Key words: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cademic community;ethnology;disciplinaryhistory（责任编辑赵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