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罗生门》.doc

研究生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叙事学

学 院 ： 外国语学院
专 业： 日语语言文学
学 号： 2014020128
姓 名： 陈亚斐
授课老师： 李国栋
成 绩：

2015年1月
小说《竹林中》与电影《罗生门》叙事策略之比较
一、小说《竹林中》和电影《罗生门》主题的不同
《竹林中》是日本短篇小说巨匠芥川龙之介于1922年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其最为特别的就是叙事视角的独特性。芥川龙之介通过多端叙述（七段叙述）表达的就是自己内心中对于社会丑恶的无情鞭挞，对于人生和人性的怀疑，不用任何陈述性语言，而是通过叙事手法让人性的丑恶清晰地展现出来。作者试图以这个故事来告诉读者，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真相是常常被歪曲隐没的，以致客观真理无从认识，作品暗喻了人心叵测、不可捉摸，表现出强烈的怀疑主义的倾向。用黑泽明的话说“这个小说描写的就是不加虚饰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本性。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人死了，他也不放弃虚饰。”
黑泽明最终把《竹林中》和《罗生门》这两部芥川龙之介的经典作品融合到自己的电影《罗生门》中，但是黑泽明对于人性的理解显然和芥川的理解是不同的，比起芥川所表达的人性痛苦的叙事，黑泽叙述的是一种对人性的希望。电影《罗生门》赞扬了人道主义和道德的复兴，被认为反映了二战后日本呼吁社会精神和道德重建的心声。[1]
本文试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竹林中》与电影《罗生门》叙事策略的异同，阐述对于这两部名作的微薄之见。
二、叙事结构的重新整合
电影《罗生门》在小说《竹林中》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为故事设定了罗生门下，前来避雨的樵夫、行脚僧、杂工三人根据所见所闻讲述及评论的场景。但是我认为，电影相较于小说最重要的改动有以下三点：（1）增加了一个凶杀案的真相即樵夫叙述其在竹林中所见。樵夫因为小刀隐瞒了一些细节，但是他的讲述具有相对真实性、客观性，因为凶杀案件对其不具有威胁性及利益危害性，他无须为任何人辩护。所以，我认为樵夫的叙述在四个叙述中有更强的可信度。（2）电影巧妙地在小刀上添加了一个珍珠柄，使其由一把普通的小刀变成了价值不菲的财物。同时也加强了樵夫对所见事实叙述的不可靠性，使得故事真相更加扑朔迷离。（3）电影结尾增加了一个樵夫收养弃婴的情节。婴儿本是“希望”的象征，但他出生便遭遗弃又遭掠夺，但樵夫最终做出了收养婴儿的选择，努力承担起一个“希望”的未来。这是樵夫的一种赎罪以及善的回归的象征。行脚僧肯定了樵夫并感谢他让自己恢复了对人的信心。这是对基本的人道主义信念的重新肯定，对人的善性、良知、责任感的肯定。
电影对小说的改编非常成功，是导演对原著《竹林中》理解的基础上，自己对于故事的看法。我认为，影片结尾的改编更可视为电影艺术自我个性的彰显。电影作为大众传媒，是需要给社会人生以希望，是导演社会责任意识的写照。
三、叙事时空与多重内聚焦型叙事
原著小说《竹林中》共有七段叙述（樵夫、行脚僧、捕役、老妪、多襄丸、女人、武士），小说在故事层面呈现出来的是一宗抢劫、强奸、杀人案，小说中大部分人物对案件的描述都是在公堂上进行的，这提供了一个对故事进行回顾的场所。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对话和独白来展现不同的场景。樵夫、行脚僧、捕役、老妪四人是在公堂上面对高高在上的裁判者，对其所问进行回答，是对话的模式。多襄丸的招供体现了对话与独白的交汇。女人在清水寺的忏悔及武士借巫女之口的说明则显示出独白的特征。
与原著不同，电影《罗生门》有三个时空：
时空1：现实的罗生门下，樵夫、行脚僧和杂工的故事。三人在罗生门下避雨，无事闲聊，樵夫与行脚僧说起在衙门受审的案件，三人各自保持着对凶杀案件及社会的看法。最后，杂工抢走了婴儿的衣物，樵夫收养了弃婴。
时空2：过去衙门的时空中，樵夫、行脚僧、多襄丸、妻子真砂、武士（借巫女之口）受审的故事。而导演有意识地取消了审查官形象的出现，以画外音作询问，画面中出现的只有被审判者的身影。在这个时空中，樵夫与行脚僧也在现场接受审问，能与时空1联系起来。
时空3：凶杀案发生的时空，即竹林中。在这个时空中，导演采用了多重内聚焦叙事方式来拍摄。多重内聚焦叙事方式是指同样的事件被多次叙述，每次根据不同人物各自的位置现出。也就是说，让不同人物从各自角度观察同一事件，以产生互相补充或冲突的叙述。这种多重内聚焦也是内聚焦的一种变体。[2]
整部影片借由现实的罗生门时空（时空1）的叙述引出过去时衙门的时空（时空2），再从衙门的时空引出案件发生的竹林中的时空（时空3），在现实的罗生门时空（时空1）还引出了樵夫看到的竹林中的时空（时空3）。 可以说，这三个时空环环相套，使得影片中的故事丰满并富于变化。[3]
故事的不同叙述，使得案件更加复杂、扑朔迷离，而他们的叙述又相互冲突、充满矛盾，这体现了叙事学的多重内聚焦型叙事。四个主要叙事段落都采用了一个特定叙述者的视角，并由这个视角的持有者把自己的经历叙述出来。正如赵毅衡所说“特定叙述视角把叙述者对故事的感知经验局限于某一个局部主体意识，从而把整个叙述置于这个局部主体意识的能力范围之内。”[4]电影《罗生门》中每一段叙事都浸透了聚焦人物有意无意的谎言。由于四段叙事之间明显的相互矛盾，用它们来重建事实的真相几乎不可能。这也正是小说《竹林中》及电影《罗生门》所要表达的主题，不是要找出谁是真凶，而是借由这个故事表达作者、导演对社会及人生的不同态度。
四、 叙述声音及评论
《竹林中》乍看上去仿佛只有七个叙述者在建构故事，实际上还有一个叙事者把这七个人的话语组织起来。文中没有叙事者对事件的心理感受，叙事者几乎不留叙事的痕迹，几乎很难发现叙述者的身影，也难以察觉出叙述声音，这种叙事者被称为“缺席的叙事者”。[5]
相较于原著《竹林中》，电影《罗生门》每次前一段叙事结束后，樵夫、行脚僧、杂工都会展开一段评论，其内容远远超出了对故事本身的评论，指涉着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
评论具有揭示作用。这是叙述者对于人生、社会的探讨和看法，它往往超越作品的范围而具有普遍意义。总之，公开的评论是以叙述者鲜明的观点，直露的情感为其特征的。它最能显示出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作品文体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6]
电影《罗生门》运用叙事中的评论来突出叙事的差异、间离和歧义性，并引导观者走向对叙述背后的隐含意义的解读。这种评论主要是通过时空1中的行脚僧、杂工、樵夫在罗生门下的交谈议论来进行的。从这些谈论中可以看出：三个人分别代表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行脚僧是悲天悯人情怀、几近绝望的人道主义的代表。他高尚、纯洁、多愁善感，但是却显得软弱无力，面对即将倾覆的价值世界只能发出绝望而无奈的哀鸣。但对此他除了哀叹以外却做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举动。
杂工代表着一种持彻底怀疑和否定立场的虚无主义者。他否定一切，对世道、人心、真实漠然视之。这是一个极其尖刻、粗野、冷酷无情的形象。最后他剥夺走了婴儿的衣服，消失在雨中。
樵夫是《罗生门》中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他既是杀人事件的评论者，又是事件的亲历者。他既是善良的，又不能摆脱人性固有的各种缺点。一把镶有珍珠柄的小刀成为其撒谎的理由，但是这种谎言又真实得让人心痛，他要在兵荒马乱中养活六个孩子，生活的困顿造就了谎言。而在影片末尾他收养弃婴的举动则是整部影片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五、总结
芥川龙之介和黑泽明通过自己的作品，共同制造了关于人性的一个永远无解的悬念。小说《竹林中》与电影《罗生门》虽然叙事策略有所不同，但却带来同样的对于人的本性的探讨。影片最终落脚到对“善”的回归，展示了绝望、残酷和自私之后，人们对“善”的渴求。用一个富于希望的结局呼唤着社会精神的重建，重新将冷漠而破碎的心灵缝合起来，我认为电影超越了小说。

参考文献
[1]谭晶华著. 日本近代文学名作欣赏.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2003.
[2]胡亚敏著. 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阿占 张佐娟. 电影《罗生门》对原著叙事改编琐谈，2011.
[4]赵衡毅著. 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罗钢著. 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6]胡亚敏著. 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