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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换对社会财富增值的作用
苗福生
一 引言
200多年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他那本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开篇（序论）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1972，1页）。提出了“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的著名论断。
在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斯密又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972，5页）。可见，斯密的认识是，“社会财富来自劳动，而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单是取决于参加劳动的劳动量，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王亚南，1972）。斯密的认识受到了经济学者和政治家的普遍重视和接受。对现代经济理论及现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第一篇、第二章，斯密对分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该章题目就是“论分工产生的原因”），明确提出，分工“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972，13页）“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972，16页）可见，斯密认为，交换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分工是交换的“结果”。
按照斯密的上述思路，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是分工，分工的原因是交换。也就是说，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由于分工而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把上述这一系列的关系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因果关联关系：
因为，交换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所以，交换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在这种因果关联关系基础上，我们可以推导出：交换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的结论（当然，不要从绝对意义上理解，否则，我们就无须从事生产创造，而只要发展交换就能“增长”财富了）。
然而，现代经济学虽然十分重视交换概念，甚至将交换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斯蒂格里茨，2005；曼昆，2005），但对交换的理解却主要停留在两方面，其一，“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涵是承认自愿交换对双方都有利”（斯蒂格里茨，2005）；其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换导致资源的有效使用。”（斯蒂格里茨，2005）
本文以斯密“交换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及其由此而推导出的“交换——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的思路为基础，通过对交换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作用的深入分析，对现代经济学对交换概念的理解作了延伸和补充：将交换能为双方带来利益延伸到能为三方带来利益—交换双方和社会；将交换在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作用进一步具体化为能“使要素由无效变有效，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使要素由低效变高效，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值’”。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论述了“交换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因而是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第三部分论述了“交换是三赢的——不仅使交换双方受益，同时也使社会受益”，第四部分论述了“交换使要素由无效变有效或由低效变高效，实现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或‘增值’”，结论部分对全文作了总结。
二 交换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因而是劳动生产率及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
交换为什么是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假定，有一个生活在孤岛上，以打鱼为生的渔民。以他的体力和技能，他每天认真劳作完全可以捕100斤鱼。然而对于他的生存来说，有5斤鱼已经足够了，捕太多的鱼除了更多的体力消耗之外，没有更多的意义。因此，他每天捕到10斤（保留一定的挑选余地）鱼之后，一定不再劳动而休息或游玩。
可是某一天，一个商人到了这里，他发现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及渔民的捕鱼能力，向渔民提出了用更多的鱼交换其它生活用品的建议，而渔民也乐于改变一下长年累月以鱼为生的单调、枯燥的生活方式。于是，渔民开始了辛勤的劳作，他每天的捕鱼量由原来的10斤提高到尽其所能的100斤，在保留自己的生活需用之外，剩余的90斤都被商人收走卖到外地。渔民通过交换，换回了更多的改善生活的用品，他的生活质量较交换前理所当然的有了较大的提高。表1说明了交换对各方利益带来的变化。
表 1 交换利益分配表 单位：斤

交换者利益1
（渔民利益）
交换者利益2
（商人利益）
社会总财富
交换前
10
0
10
交换后
100
90
100
交换后比交换前增加
90
90
90
我们看到：（1）交换前，渔民的劳动生产率为10斤，渔民对社会总财富的贡献也是10斤。（2）交换后，渔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100斤，留出个人食用的10斤，卖给交换者的是90斤。（3）交换使社会总财富增加——由于渔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社会增加了90斤鱼的供给。
由此，我们看到了本次交换所带来的三方面效应：第一，劳动生产率提高。交换将渔民自给自足的、个人的孤立劳动纳入社会总劳动，成为社会劳动总分工的组成部分，因此而增大了对渔民劳动产品的需求，刺激了了渔民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由原来的10斤提高到100斤。第二， 社会总财富供给增加。因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使社会总财富的供给增加——增加了90斤鱼产品的供给（假定渔民还继续保持10斤的个人留用）。第三，交换双方和社会共同受益。渔民用90斤鱼换回了能够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用品，获得了交换前所不能得到的、价值90斤鱼的利益；商人将鱼销向市场，也获得了90斤鱼的销售利益；而社会也增加了90斤鱼的财富供给，满足了部分社会成员90斤鱼的消费需求。
本例使我们清楚看到，尽管渔民具有100斤的潜在生产能力，在商人出现之前，由于没有交换将其纳入社会劳动总分工并提供产品销路，渔民只能按自己生活需要发挥10斤鱼的生产力。没有商人倡导并完成的交换，渔民的劳动就不可能成为社会劳动总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渔民的100斤鱼的生产能力就不可能得到发挥。社会也就不可能得到渔民所提供的90斤的鱼产品供给。由此可见，交换确实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因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没有交换的出现和需要，分工就不可能产生。而没有分工，就不可能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长。
如果我们确立需求足够大的假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的需求是无限增长、不能绝对满足的），有两方面的因素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一是在劳动能力方面，比如，社会分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劳动者的技能、专长的提高，机器、设备的先进程度等，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并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我们可称之为影响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直接因素（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因素）；其二是在客观上，以交换为主要代表的社会需求、产品销路等对生产率的拉动或制约作用，这种客观因素可能相当复杂，将会有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诸多方面，比如，社会上层建筑（政治、经济、法律等）制约交换，战争使经济交换活动中断，地理距离和交通不便影响交换，消费习惯不接受新产品等等。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我们可以把客观影响因素主要归结于交换的概念下—所有客观影响都可以用有利于交换，还是限制和制约交换来概括。交换通过从客观上带来和扩大需求及产品销路，产生并推动社会分工，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分工以及技术发展等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观（就生产能力而言）、直接原因，交换的便利和扩大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客观、间接原因（交换的背后是人的需求的推动。从本质上说，交换不过是人的需求的外在实现形式。由于我们已经建立了“需求足够大”的前提，当需求足够大时，交换是否便利和扩大就成为影响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言，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没有分工以及技术发展等所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社会财富的增加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交换所创造和提供的社会需求及产品销路，生产再多的物资财富，也不过是一堆对生产者不能带来任何利益的、毫无意义的废物。
因此，交换方便、快捷，社会制约条件少，就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国民就富裕；反之，交换不方便、渠道不畅，社会制约条件多，就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国民就贫穷。世界不同经济制度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现今的闭关锁国的朝鲜等国家，是在国内、国际限制交换作用的经济体制，其直接的经济效果（关心经济发展的人人所共知，具体数字无需赘述）是影响了国内生产分工的发展，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国民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提高。反之，现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充分支持和鼓励交换——不论是国内交换，还是国际交换；不论是物的交换、货币的交换，还是劳动力的交换——的经济体制。
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也曾专门就此——“经济自由”（即鼓励、支持还是否定、限制交换）——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肯定的结论：“一项由詹姆斯·格沃特尼、罗伯特·A·劳森和沃尔特·E·布洛克（1996）所作的研究证明：经济自由和繁荣密切相关。……按这项研究，自由度越大，用人均实际GDP计算的生活水平越高。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新西兰、香港）的增长快于有中度自由度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英国、加拿大、德国），更快于自由度极小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委内瑞拉、伊朗、刚果）。他们得出结论：‘在过去20年中，没有一个经济自由度持续处于高水平的国家未达到高收入水平。’”（马克·斯考森，2006）
可见，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鼓励和支持交换（在一定意义上，交换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财富增长速度就快，国民就富裕；否定和限制交换，劳动生产率就停滞或提高缓慢，财富增长速度就慢，国民就贫穷。
三 交换是三赢的——不仅使交换双方受益，同时也使社会受益
交换能为双方带来利益，已被现代经济学所公认。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斯蒂格里茨等人，分别在其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将交换列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或重要原理作了重点阐述（曼昆，2005；斯蒂格里茨，2005）。
然而，如果我们说，人不是孤立的生活在社会之外的怪物，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社会中，是社会成员的一份子，而社会成员的利益自然也就是社会利益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这样的利益关联关系：
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交换当事人是社会成员，
所以，交换使当事人受益，就是使社会成员受益。
又因为，社会利益由社会成员的利益构成——交换当事人是社会成员，所以，交换使当事人受益，就是使社会受益。
也就是说：
因为，交换使当事人受益——交换当事人受益就是社会成员受益——社会成员受益就是社会受益，
所以，交换使当事人受益—— …… ——就是使社会受益。
这个推论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把交换当事人的利益上升到社会利益的一部分来思考（也完全应该这样思考），我们就应该说，交换具有使交换双方和社会共同受益的三赢效果（当然，不要从绝对意义上理解。有的人会说，毒品交易使双方受益，但对社会是有害的。但这种双方受益而社会有害的例子毕竟是极个别的）。
我们不妨举一个最常见、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一个农夫生产了200斤蔬菜，每斤成本0.5元。他按每斤1元的价格到市场上销售，有100个人买了他的蔬菜，平均每人2斤，当天销售完，他收回价款200元。整个交换利益分配关系如表2。
表 2 交换利益分配表 单位：元

交换者利益1

（卖方利益）
交换者利益2
（买方利益）
社会利益
（社会总财富）
交换前
0
0
0
交换后
1×200＝200
200
200
交换后比交换前增加
200
200
200
通过此表，我们看到了此次交换的结果：（1）农夫的利益得到了满足。每斤蔬菜售价1元，收回价款200元（还可进一步计算，扣除0.5×200＝100元成本，此次销售个人净收益100元）。（2）买者的利益得到了满足。100个需要蔬菜的人自愿购买，说明他们认为此价格是合适、可接受的，否则，完全可以不买；交换使他们得到了各自所期望的蔬菜消费利益，使他们食用蔬菜的需要得到了满足。（3）社会利益得到了满足。交换使社会增加了200斤的蔬菜财富供给；满足了共101个社会成员—1个销售者和100个购买者—的需要和利益。同时，由于农夫的顺利销售，将刺激其继续生产或扩大生产，不仅带动农业，还将带动种子、化肥等一系列相关部门（农夫要购买化肥、种子、农用生产资料等）的生产发展，为社会其他生产部门带来利益。
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社会成员构成的。社会利益不是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它是无数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总和。没有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实现和满足，就不可能有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和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满足了，社会利益也就基本满足了。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以可接受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到所需要的商品，社会就稳定；反之如果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不能以可接受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到所需要的商品，社会就可能发生不满等社会问题—现今社会一部分人所产生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不满，正是由于其经济实力无法完成就医和上学的“交换”而产生的。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交换具有使交换双方受益的双赢性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由于交换当事人只能也必然是社会成员，交换当事人利益的实现，必然是社会成员、因而是社会利益一部分的实现，我们就应从交换双方和社会共同受益的三赢效果去认识和理解交换。对于各级政府及其决策人，这种新认识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交换仅仅有利于交换双方，可能不一定或不需要引起关注——那只是个别人的利益。而如果交换有利于社会利益的提高，是提高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一个真正以提高社会和公众利益为己任的政府，就绝不应该、也不会对交换的有益作用置若罔闻。
四 资源有效配置作用的具体化—交换使要素由无效到有效，实现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由低效到高效，实现社会总财富的“增值”
现代经济学承认市场交换具有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对此的认识似乎仅仅到此为止，没有更多的深入。个人认为，市场交换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也绝不仅仅是1＋1＝2的简单数量相加。在相当场合和条件下，交换通过对资源的有效配置，甚至可以像生产活动那样，同样起到“增加”或“增值”社会总财富的作用。
（一交换使要素由无效变有效，实现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交换不是生产，从表面、直接的意义上，不能增加物质产品。一个面包不论交换多少次，也不能变成两个面包；一栋别墅不论更换了几次主人，也不能变成两栋别墅。交换怎么能使社会总财富增加？我们来看这样的例子：
“一个男人在自家地里挖出一尊绝美的大理石雕像。一位艺术品收藏家高价买下了这尊雕像，卖主摸着大把的钱感叹：这钱会带来多少荣华富贵，居然有人用这么多钱换一块在地下埋了几千年无人要的石头？收藏家端详着雕像想：多么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居然有人拿他换几个臭钱。他们两人都感到满足，交易对他们是双赢的。”（梁小民，2005）
如果我们把本例中被交换的物品——雕像——当作社会总财富的组成部分，把交换双方的利益关系用数字表示，就可以把上例重新说明如下：
男人挖出了雕像，可以视为社会增加了一个雕像财富。由于男人仅按自己的理解评价雕像价值，他认为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甚至连砌墙都不好用的怪石头，故雕像的效用——物理价值和经济价值——为0，对社会总财富的贡献力也为0。
表 3 交换利益分配表 单位:元

交换者利益1
（卖方利益）
交换者利益2
（买方利益）
社会利益
（社会总财富）
交换前
0
0
0
交换后
100
10000
10000
交换后比交换前增加
100
10000
10000
对收藏家而言，他了解此雕像在收藏品市场上的价值高达10000元，他掏出了100元的货币从农夫手中买下了此雕像，农夫认为，他用一块一文不值的（他个人期望值）怪石头换来100元收入，当然欣喜若狂；而收藏家知道，他以低于市场价100倍的价格买到了此物，同样也欣喜若狂。表3反映了上述交换关系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变化。
我们从表中看到，此次交换带来三方面利益增加：（1）男人利益增加。由原来的0增加到100元。（2）收藏家利益增加。用100元投入，换回了价值10000元的艺术品。（3）社会利益即社会总财富增加。社会总财富，是由无数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财富总和而构成的。收藏家增加了一件价值10000元的艺术珍品，也就等于社会增加了价值10000元的财富。
一次简单的交换活动，通过使物由无效使用者向有效使用者手中的转移，实现了同一自然物——雕像——的价值由0到10000元的增值，使社会增加了一件价值10000元的艺术珍品，交换就是这样使社会总财富增加的。
这决不是特意挑选的个例，现实中，类似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
在现今的中国，许多人为了托关系等人情润滑的需要，带上好酒好烟向有关领导或有关系的人家中送礼（这只是多种送礼方式的一种）已是一种常情。而收礼者或收得过多，或不抽烟、不喝酒而不需要，放在家中任其浪费，既是社会财富的浪费，又是个人利益的损失。于是，回收高档烟酒的业务在中国许多城市的烟酒商店或杂货店应运而生。收礼的人把不消费或消费不了的高档烟酒以较低的价格卖回商店，商店再加价重新出售，既使这些剩余、闲置消费品重新为社会成员所享受，发挥了其应有的性能，又使交易的双方受益。
在各大医院住院处门口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人看望病人一般送花篮、罐头、营养品、果篮等等。由于中国社会的人情太重，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住院所收到的礼品，已远远超过了个人、甚至家属食用的需要，有的甚至超过了房间所能摆放的能力（如花篮等）。于是，回收果篮、花篮、营养品的业务在医院附近应运而生。昨天收到的果篮、花篮、营养品，当天晚上可能就低价返回到门口的商店。商店稍作整理（甚至无需整理），第二天可能又被别人买来，重新送到别的、甚至可能还是这个病人床前。同一个花篮、果篮、营养品可能将周转好多次。这种闲置、剩余消费品回收和再销售业务，既没有在营业执照中登记，也没有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其物品来源好像也不太光明正大（同正常的生产经营业务相比），但由于为交换双方带来了利益，所以既有人愿意卖，又有人愿意买（买者也不一定知道是再销售品）。而我更要着重强调的是，这种交换使那些闲置、剩余物品的物理价值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和利用。
又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富裕阶层家中有了相当的生活闲置、剩余品。有的是产品更新换代或追求时尚的剩余（如服装、家具、电器等），有的是不当过度储备的剩余。不论这些剩余、闲置物品的来源如何，其对社会成员具有的效用，不应在不需要的人手中白白浪费，是任何理性的人都能接受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有便捷的旧物回收及旧物交易市场，以较低的价格将这些闲置、剩余物品回收回来，再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出去。使那些生活较贫困、购买能力较低的低收入人群，以有能力支付的低价格从旧物市场购得生活必需品。既有助于社会闲置用品的调剂，使有限的物资财富资源真正为社会成员谋利益，又有助于富裕和贫困两阶层人员的利益，实在是社会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扶贫济困的一种有益尝试（可能比一年一度的集中下任务扶贫济困更有效）。
假设，每年全国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烟、酒、果篮、营养品、生活旧物等的价值为50亿元（包括已经回收或没有回收），如果打击、限制或禁止这种回收、再销售行为，这50亿元价值的消费品就可能因其所有者不使用而白白浪费掉，这些物品就不能实现对社会成员的功效作用。而如果社会鼓励和支持对闲置、剩余品的交换（回收）和再销售，即便以原价30％的价格回收，不仅使出让者得到了原价30％的利益（而原来一分得不到），社会也将重新增加50亿元的社会财富。这些消费品重新销售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将使其物理形态真正实现为人提供某种效用或满足的功能。从价值形态上看，即便这些消费品按原价的50％再销售，也将使社会再增加25亿元（50×50％）的货币销售收入。表4说明了这种交换利益分配关系。

我们看到：交换前，尽管在原所有者手中有原值50亿元的物品，由于闲置无用，效用是0。故这些物无论对原所有者还是社会，其物理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0。通过交换，将原闲置无用的价值50亿元的物品挖掘出来，使社会重新增加了具有50亿元价值的物品的物理效用，并且：（1）所有者按原值的30％售出，得到了15亿元（50×30％）的经济收益；（2）买者用25亿（销售商按原价格的50％出售，即50×50％）的经济投入，买回原价值50亿元的物品物理效用。（3）社会不仅重新得到了原值50亿元的物品供应，使这些物品对社会成员的效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同时又实现了25亿元的经济收入（出让者15亿元，经销商10亿元）。而这种种利益和效用——出让者的利益、经销商的利益、购买者的利益，物品物理效用的发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的出现，不是由于社会生产活动，而是由于交换活动而再次开发出来的。

表 4 交换利益分配表 单位：亿元

交换者利益1
（卖方利益）
交换者利益2
（买方利益）
社会利益
（社会总财富增长）
经济价值
物理价值
经济价值
物理价值
经济价值
物理价值
交换前
0
0
0
0
0
0
交换后
15
50
25
50
25
50
交换后比交换前增加
15
50
25
50
25
50

我们再来看看资金的使用。
假设某人有100万元的货币，但该人是个守财奴，他把钱藏在家中的地罐中。这种使用方式，除了给所有者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就经济的意义上说，这些钱不仅对其个人是无效的（而且还将随物价的上涨而逐渐贬值），对社会也是无效的。
而如果该人能够把货币交换出来，即便是最简单、保守的放到银行储蓄，也将为个人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利益。如，100万元的一年定期储蓄，按现行2.5％的年利率计算，一年就可为其所有者带来2.5万的储蓄利息收入。银行用这100万贷款，按一年5％贷款利率计算，一年可为银行带来的贷款利息收入为5万元。贷款者用这100万从事经营活动，按30％的年收益计算，一年可增加收益30万。表5说明了上述交换及其产生的利益分配关系。

表 5 交换利益分配表 单位：万元／年

交换者利益1
（卖方利益）
交换者利益2
（买方利益）
社会利益
（社会总财富）
银行
贷款方
交换前
0
0
0
0
交换后
2.5
5
30
130
交换后比交换前增加
2.5
5
30
130
我们从表中看到：（1）交换前，守财奴将100万元埋在地罐中，除了精神满足，不能给所有者和社会带来任何利益，故所有各方的利益都是0。（2）所有者将100万元存入银行（所有者与银行的交换），年定期利率2.5％，每年可获储蓄利息2.5万元。（3）银行用这100万元放贷，5％的年贷款利率，10年还本付息，每年可获贷款利息收益5万元。（4）贷款者用这100万元从事经营活动，按年收益30％计算，当年毛收益为30万元（可进一步计算，扣除付给银行利息5万，还本10万，净收益15万元）。（5）由于经营者将带来的100万元从事经营活动（购买生产资料等），故对社会总财富而言，实际增加的是130万财富的收益。
可见，货币在所有者手中不使用，不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不能带来一点点有形的收益。而交换出来，即便是最简单的储蓄，也可以实现储蓄者、银行、贷款者社会多方受益的多赢结果。
总之，任何要素，在无效使用状态下，对个人和社会总财富的价值都是零；只有在有效使用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对个人和社会总财富的价值意义。生产活动只能改变物质的物理形态并创造财富，只有交换活动才能改变财富的使用形态，完成财富的价值实现或效用发挥问题。如果交换活动通过改变要素的使用状态，使要素实现由无效到有效、对社会总财富的贡献由原来的0到有效数字的转变，也就同样起到了“创造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效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交换具有增加社会财富的功能。
（二）交换使要素由低效变高效，实现社会总财富的增值
交换不仅能使要素由无效使用者向有效使用者手中的转移而实现社会总财富增加，而且，也能使要素由低效使用者向高效使用者手中的转移而实现要素的价值增值。请看下面的例子。
假设有一块土地，在农民的手中，只能用来种田，每年农作物产量可获销售收入10000元，即对社会总财富增加的贡献为10000元。
一个矿主发现这块土地下面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若建成开采，每天的矿石开采收入（财富增加）为100万元，每年为36500万元。矿主宁愿用100万元的货币购买此块土地的开采权，农民得到100万元的交换收入，等于它原来辛辛苦苦劳作100年的总收入，又何乐而不为。而交换到矿主手中建成投入正常生产后，一天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就是100万元。交换利益分配关系如表6。
表 6 交换利益分配表 单位:万元／年

交换者利益1
（农民利益）
交换者利益2
（矿主利益）
社会利益
（社会总财富）
交换前
0.1
0
0.1
交换后
100
36500
36500
交换后比交换前增加
99.9
36500
36499.9
我们看到：（1）交换前，土地为农民实现的年利益为0.1万元，对社会总财富的贡献也是0.1万元。（2）交换后，矿主用100万元购买了这块土地，使农民得到了100万元的利益，比原来一年的收益净增了99.9万元。而矿主用这块土地开矿，一年的收益是36500万元。（3）矿主的收益也是社会的收益，故社会年利益也是36500万元，年净增36499.9万元。可见，同一块土地，由于交换使其实现了由低效使用者到高效使用者手中转移，年收益就由原0.1万元突增到36500万元。实现了对社会总财富36499.9万元的价值增值（36500－0.1）。
我们再来看机器、设备的使用例子。
汽车是运输的工具。然而，由于企业性质、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多数企业的运输都是以企业自运为主（特别是国企）。可是，就一个独立企业而言，很少或基本没有同时发生既向某地运货又同时从某地进货的情况，于是就只好是重车出而空车回或空车出而重车回，就往返全程而言，汽车的使用效率仅仅为50％。这种在国有企业习以为常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日益活跃的民间却被精明人发现了商机，在许多重要公路旁，经常会见到“空车配货”或“某方向有货”的招牌，民间的空车配货经济，已经在现代中国经济中默默的发展起来，甚至已有相当数量的国企司机加入——与其空车原路返回，不如顺便捎运一些货物，不增加车的负担，不影响归期，个人又可以获得一定的外快（尽管不允许，但远在外地，又谁能知道）。长途货物配运已经是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补充，既弥补了企业运力的不足，又使社会现有车辆运力得到了合理发挥。
假设，甲乙两地各有100个企业，各有向对方运货或取货的单方向运输一次的需要。如果没有或不允许配货运输经济（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民间配货是完全禁止的），两地的企业就各需自己配备汽车完成运输任务，甲地需出100辆汽车，而乙地也需出100辆汽车。而所有这些车都只是50％的利用率——或重车出、空车回，或空车出、重车回。
而如果允许配货经济，甲乙两地的企业将自己的运输任务交给配货运输公司完成。配货公司经合理搭配，使每辆车去时拉货，回来也拉货，消灭跑空车的浪费而实现100％的利用率，完全可以用100辆汽车完成原来需200辆汽车的运输任务。
这样，我们看到了，由于交换（配货运输）的作用，提高了车辆的使用效率，提高了社会生产率——100辆汽车完成了交换前200辆汽车的运输量。
透过汽车运输的例子，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到所有机器、设备，特别是先进的设备使用。由于国有企业多年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模式，凡事不求人，都要自己生产或配套，因此，为了一年使用一次或几次，也要花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费用买来先进的机器、设备，而一年可能要闲置364天。假设，某台机器正常使用，每天的生产能力为10万元，每年的生产能力就是3650万元，而如果每年仅使用一天，全年的生产能力不过是10万元，仅为其正常能力的1／365，即社会损失了3650－10＝3640万元的生产能力，或损失了3640万元的社会财富（如果认真的调查一下，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机器、设备的低利用率而对社会财富生产能力造成的损失，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突破所有制等的限制，把这台机器的能力“交换”出来，面向社会承揽业务，即便一年使用200天，也将比原来对社会、对企业的贡献大大提高。
我们再来看人力资源。
一个歌唱家，举办一场音乐会所为社会带来的贡献是100万元；而如果让其种田，每天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仅仅是10元。演出和种田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使歌唱家这同一的劳力资源、在同一天对财富的贡献相差10万倍（100万／10）。一个科学家，让其专心科研，一年为社会或人类所作的贡献为一亿元；而让其扫大街，每天对社会财富的贡献20元，一年的贡献也不过20×365＝7300元（还要假定他全年一天不休息）。科研一年对社会财富增加的贡献是扫大街的1370倍。一个政治家，如果让其正常发挥其管理国家的才能，其对国家经济发展、对国民生活福利提高的作用也许是用数字所无法表达的；然而，如果让他到工厂去做工，他每天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仅可能为30元，每年也不过10950元（同样要假定他全年一天不休息）。上述假设，就是改革开放前文化革命期间中国人才使用的真实写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大批革命家、科学家、艺术家，不能发挥其专长而下放到所谓“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像邓小平那样治国安邦的旷世奇才，却被安排到江西的一个工厂当了近10年的普通工人。任何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提高，对中国社会的开放和进步所起到的划时代的作用。以致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可能还要晚到多少年同样，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压力，邓小平能够合理的“交换”到最能发挥其能力的工作岗位，正常工作或提前几年工作，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可能还会早到几年。十几亿人的生活福祉提前或晚到几年，这种对社会财富增长的巨大作用，用什么样的数字能表述清楚？
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中，由于人的使用不合理，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影响人的能力发挥和事业发展的例子很多。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连小学教师都当不好，华罗庚发现了他，把他调到数学研究所，他充分发挥了其数学研究的才能，对“歌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世界级数学难题，做出了中国人的研究贡献。中国几乎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过是隐居山林的一介书生，由于刘备的三顾茅庐，他终于同意出山，辅佐刘备成就了蜀国的霸业。还是《三国演义》的例子，诸葛亮错用了马谡（小材大用），造成街亭失守，诸葛亮自责用人失察而自贬三级。如果不是华罗庚发现和启用陈景润，刘备发现和使用诸葛亮，歌德巴赫猜想和蜀国的霸业可能就是另外的结果。反过来，谁能肯定诸葛亮的年代，就没有才能并不比诸葛亮差的李葛亮、王葛亮、张葛亮；谁能肯定陈景润的年代，就没有具有陈景润才能，却没被发现的李景润、张景润、王景润；只是由于没有刘备、华罗庚那样的人发现和使用，这些人只能空怀满腹经纶，无用武之地而终其一生。
即便在今天，由于劳动力市场机制建立时间还不长，由于体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譬如户口、所有制、年龄、学历等约束），人力资源的不合理使用的现象仍然在某些地方还继续存在。
从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言，人的创造能力的闲置和得不到发挥是社会最大的浪费——如邓小平在江西当了近10年工人的浪费！！！人的创造才能的充分发挥，是社会所有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发展的源泉和根本。离开了有能力、有专长的人的推动，离开了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所有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发展，就不过是一句美丽的幻想和美好的空话。因而，为人才这种特殊商品创造公平、合理、方便的交换（流动）的条件，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在平等（劳动创造能力）的基础上，方便、公平的从低效能使用地向高效能使用地交换或流动，使每一个有专长的人都能公平的交换到最适于发挥其专长的岗位（人尽其才或人的能力高效发挥），真正的让陈景润们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不是教小学生，让诸葛亮们去辅佐大事而不是隐居，当然也让马谡们不能担起守街亭的重任，也许是一个开明的社会、合理的经济制度，一个以人民大众的利益和福祉为第一要务的政府，必须面对、研究和解决的、第一位的重点课题。
五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1）交换是分工的原因，因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也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因（当然不是唯一原因）。交换通过促进分工的发展，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社会财富的供给。
（2）交换是三赢的——使交换双方和社会共同受益。人是社会的人。交换双方的利益，不仅是其个人的利益，同时也是社会利益的一部分。交换实现双方利益，同时也增进社会利益。
（3）交换具有“增加”和“增值”财富的功能。生产活动通过改变物质的物理形态而创造财富，交换活动则通过改变要素的使用状态而“增加”和“增值”财富——通过使要素由无效使用者向有效使用者手中的转移而“增加”财富；通过使要素由低效使用者向高效使用者手中的转移而“增值”财富。
建立和完成在双方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交换行为（本文所分析的交换及其各种有益作用，都是以交换双方的平等、自愿为前提的，非自愿基础上的交换——不论是买方不情愿，还是卖方不情愿，都不可能产生上述有益效果。由于篇幅所限，在另文详细论述），从主观上说，是交换双方利益的满足；从客观上说，是社会利益的满足和增进，是物或劳务等要素实现效用最大化和最佳配置（就本次交换而言）。由此而进一步引申：参加并完成交换的人数越多，受益的人及社会（成员的）利益就实现的越多；参加并完成交换的要素越多，就有更多的要素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及其价值增加或增值，就有更多的要素实现了最佳配置，提高了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率。也就是说，发展和保护交换，是增进社会成员利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供给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既然交换的社会效果是这样的，那么，一个以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利益为己任的政府，就应保护社会交换活动的正常进行，扫清一切影响交换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障碍从上层建筑的角度为社会各种财富要素（产品、机器、资源、劳动力、货币等）的自由交换——由无效使用向有效使用，由低效使用向高效使用——创造一切方便，提供一切帮助和保护。从而通过社会交换活动的顺畅，既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满足，又使社会的要素实现最佳的配置和效用得到最大发挥。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除了做好上述的交换保障工作之外，政府原则上不应干预其他社会经济活动，资源的配置、经济生产、企业的整合、劳动力的调配、市场的价格（价格是市场交换的指示器）等等，完全是市场的事、是交换的事，是企业的事，唯独不是政府的事（当然不应从绝对意义上理解）。只要把市场的环境、秩序、规则保证好了，把交换的障碍较好的排除了，市场就会用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的指引，自觉的引导社会的生产活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人才的合理使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社会物资财富的增多，就会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福利得到较快提高和满足。

关键词：交换 分工 劳动生产率 社会财富 财富增值
Key Words: the Exchange ; the Division of Labour ; Productivity of Labour ; Social Wealth ; Wealth Appreciate

摘要：本文以亚当·斯密关于劳动与财富增长，分工与交换，分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