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分析课程》提供给学生的相关资料.docx

中国电视生态失衡的十大症候 本文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9年度学术年会暨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成就高层论坛”而作，同时隶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电视文艺生态研究》，项目编号：07JC760002。

中国传媒大学 张文娟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三十一年来，中国电视在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的同时，也遭遇了内容发展的瓶颈。本文提出中国电视生态失衡的十大症候，试图在追问中思考中国电视的未来发展走向。这些问题包括：如何改变当代中国人“被迫”看电视的状况；如何看待电视传播中的“大众文化”、“收视率”问题；如何从莫大的对于“儿童”、“女性”、“娱乐”诸种观念的误解中解脱出来；如何找到电视人合适的角色定位；如何在对身体与灵魂、历史与未来的观照中拓展电视媒体的文化视域。

【关键词】电视生态 失衡 被迫看电视 误解 身体 灵魂 历史 未来 十大症候

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三十一年来，中国电视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电视更是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这其中包含了老中青三代人辛勤不辍的耕耘，他们的聪明智慧在电视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碰撞出绚烂的闪光，作为电视理论研究者与普通电视观众，我对他们的工作充满了敬意与顶礼。
但是随着技术的革新，电视传播面的扩大，电视制作手段的提高，电视艺术表达方式的进步数字化电视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诸种竞争压力，电视如何创造“精品”，如何真正实现“内容为王”，如何实现对于诸种生存困境的突围，越来越成为电视人迫切想解决的问题。在面对越来越挑剔的观众，越来越来势凶猛的新型媒体的境遇下，电视究竟该何去何从？当数字频道制作出来的思路仍然是老一套，没有新颖性、适用性的节目内容时，观众是否愿意买单？值此对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成就回顾之际，我们更要在总结以往经验得失的基础上，认清当下电视传播中的种种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广播电视发展的未来。
如何才能创造新的未来，首先要看清现实。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走出，参与到城市文化生活中来，他们远离了自然，“媒介环境”代替了“实在环境”，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电视是一种客厅文化，就象水和空气一样，在现代人的文化社会是客观需要的。影像这种直观的传播方式也是人们千百年追寻了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种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手段。人们对此会报以热望，也会有更多的人掌握了这种表达手段以后创造出好的作品，产生出新的竞争力量。
但是目前电视传播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根据我的调查与思考分析，我总结出以下十大电视生态失衡症候，以此入手思考当前电视传播内容瓶颈问题，试图藉此抛砖引玉，共同探讨电视未来出路。
一、 被迫看电视的中国人
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人正处在“被迫”看电视的境遇之中。我所说的“被迫”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电视传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你播我看”，观众处于被动的选择中，我们只能手握遥控器，在几十个频道中作选择。关于如何“互动”一度成为电视传播中的热点，也有不少节目成功运用“互动”获得了客观经济收益，或者伴随大众文化的洪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邀请参与到电视节目中来，但是绝大多数的节目仍然是观众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当我们在谈论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对于电视的评价与观念，我们讨论所有问题的出发点一般都是基于能够看到的这么多节目。
第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视，可是我们想看的电视没有，电视并不能满足我们个性化的需求。电视曾经以它对人们视界的拓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收视神话，人们争着去买电视机，人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电视机前流连忘返，我们曾经担心有很多人要成为看电视的傻瓜，因为看电视时间太多而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但是当前我们看到人们对电视起初的那种热情正在消解，电视上的东南西北风轮番吹完招数似乎也用尽了，人们也审美疲倦了。
既然是“被迫”看电视，就意味着如果有选择，肯定不看这样的电视。所以当一部分受众感觉还能满足或者忍耐的时候，更多知识分子群体选择了“逃离”电视。我做了调查，大学生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除了偶尔看看新闻与科教节目之外，已经基本不看我们电视台日常播出的电视了。他们选择了网络，如果要看一些电视节目，他们更乐意在网络上看港台和境外的电视。因此所谓收视率也是一个很可疑的数字。也有一些忠实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我所了解到的特别是中小城市中的孩子，他们放学后家长没有时间陪伴，父母也没有意识与能力去帮他们做理性选择，他们又处在强烈的求知欲阶段，公共电视可以提供免费的动画片，于是他们就只能在这些播出的片子中选择，进而创造出虚假的收视神话。最典型的就是《喜羊羊与灰太郎》。主持人杨澜在一档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讲述到在女儿放假的时候，每天都陪伴女儿看电视。因为喜洋洋与灰太狼的热播，杨澜平时在家的时间不很多，所以陪伴女儿的日子，杨澜特别珍惜。杨澜每天都津津有味的陪着女儿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终于有一天，杨澜的女儿，在看喜洋洋与灰太狼时，郑重其事的向杨澜挑明：“妈妈，我再也不能陪你看这么幼稚的动画片了”！

《喜羊羊与灰太狼》这部动画片的故事情节与动画效果在国产动画片中是不错的，但是它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它之所以得到了国内许许多多小朋友的喜爱以及部分“稚嫩”学生的追捧就是因为他们是在“被迫”所看的电视节目中选择了这个节目，可这却让很多制作人和评论人头脑发热，错把这个当作标准和精品了。有很多家长不理解孩子为什么喜欢看，其实际情况是它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嘛。
有来自尼尔森的调研数据表明，在用户构成方面，传统电视的用户大多集中在40岁以上。60%左右的中国观众是低文化水平（初中文化以下），大学以上学历观众占收视人口的12.1%。电视原本应该是一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产品。如果我们以为这种调查的结果只是让我们把目标受众只锁定在40岁以上、初中文化以下，那就大错特错了。

二、 虚伪的大众文化
现在中国电视娱乐节目铺天盖地，他们都打着“满足受众需求”的旗号追求自身的合法化，这其中其实存在一个“伪需求”问题。我们的电视生活也在相互复制与模仿之中，当代中国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是电视引导的庸俗的文化的复制，是一种伪大众文化。所谓的大众需求也是“伪需求”。电视台所谓的受众需求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灌注在观众身上，进而为他们培养一种收视习惯性。
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是《超级女声》，请大家不要沉浸在“超级女声”之类的超级选秀在“大众文化”胜利的一片喧哗欢呼声中的假像，只把眼光盯在成功的营销模式、运作理念上。依我看来，它实际上可以说是电视创造出的一种文化怪胎，让人深深担忧的是选手与家长们对于“明星”和“成为明星”的那种热情，在我看来，市场的成功却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化传播莫大的悲哀。是长期以来电视关于“明星”的各种观念（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电视一直致力于“造星”，最终又有了对于明星的模仿”）侵入骨髓对家长与孩童两代人心灵的戕害，“超级女声”运作的最大成功之处仅仅在于“成功”地把握了家长与孩童两代人的心理。当人们还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表示深深的忧虑。
柏拉图《理想国》中那些永远不能回头的人们对火把投射在洞穴墙壁上的影像所感到的惊奇与迷惑，暗示了人类对于影像最原始的冲动、迷恋以及莫大的误会。影像媒介通过“镜子”把一个幻象世界展示给观众，人们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电影和其他媒介影像中五光十色的想象境界,并接受着其中所传达的种种暗示。婴儿不仅如拉康镜像理论所说会面对自己镜像狂喜，也会在他的社会化的进程中，以其他人为镜子，并且相互模仿，使得同一个群体的最后特征驱同。 “学校是一切恶习集中的场所” 卡尔·维特的父亲说：“好孩子的好习惯如果能传给坏孩子，这当然是很好的事。但遗憾的这种是根本不可能有，只有坏孩子的坏习惯才能非常快的传给孩子。这是因为学习好习惯是需要努力和自我控制，而坏习惯却无须任何努力即可沾染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学校正是孩子的恶习集中的场所，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家长奇怪的是好的学的慢，坏的一学就会，所以人们又在试图避免一些负面特性的模仿。包括我们的影视文化，一些电视台大量引进欧美、日韩和港台的节目模式，几乎原版“克隆”，大兴抄袭之风。而就在这一不加思考的模仿过程中，许多品味低俗的文化垃圾长驱直入。如何从复制、克隆的怪圈中走出，如何在学习、模仿中完成真正的超越，这也许需要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复制和模仿本身并不可怕，我们需要警示的是那些类似学校“恶习”的部分，应该有效加以避免。

三、 虚假的收视神话
建立在被迫看电视与虚伪大众文化基础上的所谓的“收视率”其实是非常不可信的数字，可是长久以来电视台越来越依赖这个东西，甚至丧失了自我评价的标准。其结果是丧失了自身的文化品格，一味迎合大众的恶趣，结果还是吃力不讨好，流失了很多观众。
对于收视率指标，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这只是一个浅表层面的市场指标，收视率的数据不科学、不精确，带着很多主观性的因素，收视率与广告不挂钩，也不能代表市场价值，如凤凰卫视，“广告文化是品牌文化，不是产品文化，往往与一个栏目的品质有关，和收视率没有直接关系。” 胡智锋、刘春《会诊中国电视——关于中国现状及问题的对话》，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如果把目前由一、两家专业机构提供的收视率调查结果作为考察节目质量的标准，结果显然是不尽人意的。
对于电视的评价标准需要重新确立，既不是政治标准、也不是经济标准，而是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动态选择中建立以“文化人”为本、以“生态人”为本的标准。
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9年度学术年会暨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成就高层论坛”上，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张振华与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研究员黄勇，在他们的发言中都不约而同反复强调了“以人为本”，不能以“权”、“官”、“台”、“我”、“钱”为本，“以人为本”才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 被误解的孩童
关于儿童节目的问题，近年来有很多人在研究，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实践来看，问题仍然很多。这里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缺少对于儿童的理解。我们对于儿童的认识多数仍然停留在“误解”上。比如没有年龄段划分的孩童节目。中国的儿童电视节目，把 “儿童”只是放在与“成人”相对应的概念化理解上。凡是做过父母，用心观察过孩子的，都会感同深受，在他们生命成长的最初阶段，甚至相隔数天，孩子的成长变化也是惊人的。
把儿童理解为简单、幼稚、粗浅。典型地体现在动画片的制作中。其实真正的儿童节目应该是成人也喜欢看的，比如迪士尼的动画片。（现在很多打着动画招牌的其实是成人看的，儿童不宜，比如《蜡笔小新》等，另当别论）。我的学生对我讲，老师，你可千万别看大陆制作的那些节目，我妹妹天天看湖南卫视都看傻了，问她什么都目无表情，说“可以吧”；你装个“锅”看“东森幼幼”，那里的动画片我现在还爱看。
中国现在提出大力发展动画产业，抢占这块市场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多，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还没调整过来，没有把握什么是真正的儿童需求。我的一位长期有心关注幼儿成长发育的同事，对此问题做了一针见血的提示，她说：“那些做动画的，画画的人很累，因为需要很多不同的画面；看动画的孩子很累，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变动的画面上，眼睛一直被电视‘揪’着，没空思考。所以我们的电视工作者辛辛苦苦却制造了一代傻瓜。”“这样的孩子性情无法安静，对潜在性情影响也不好，他们总是没有目的地动来动去。”

五、 被误解的女性
女性习惯于放在“展演”的角色，这在女性主义相关研究中有很多阐述。但是客观上电视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关于女性的节目一是比较粗放，没有从年龄上加以细化，其实不同年龄的女性对于具体节目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第二是节目内容比较单一，谈到女性，无外乎化妆、服饰、情感之类，电视剧中关心的是家庭伦理道德，第三者插足等等。不能真正触及到普适性的女性生理心理的和谐。节目不够多样化。相关节目偶尔也有，但是信息不够整合，还显得比较零散。身边的男士也呼吁应该多一些让女性加强自我修养，真正体现中华传统女性美德的节目。
“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发现母亲》王东华著），母亲的素质决定着民族的未来和命运，在《卡尔维特的教育》中卡尔的父亲特别提到了选择妻子标准（勤劳、知书识理、善良，而不是漂亮、财产、虚名等）的重要性卡尔·维特的父亲提到：有些人在寻找自己的婚姻伙伴时，常常根据自己的情况，暗藏不同的动机，这种人让我感到厌恶。有人说，你看我的家境不佳，难道还能挑三捡四吗？为了婚后的生活，我非得找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不可；也有人说，为了今后飞黄腾达，在人世间取得令人顶礼膜拜的地位，别的都在所不计，我必须娶一个出身名门的姑娘为妻；还有人说，我是对我妻子的舞蹈着了迷才向她求婚的；也有人说，由于妻子长得漂亮，我才和她结婚的。要知道，这些都是错误的。为了自己和后代的幸福，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选择身体健康、内秀、善良的女人做妻子。我认为，只要对方没有家族病症和众所侧目的缺陷，大可不必为了某种目的去选择配偶。我的妻子不算是那种非常漂亮的女人，但我们非常相爱。我之所以选她，是因为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勤劳，知书达礼，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理解和支持我。虽然我是一个清贫的牧师，没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任何的抱怨。
。有识人士倡导“把母亲教育列为我国一个基本国策”。可是有很多人孩子长大了，对于育儿之类还稀里糊涂，甚至遗憾终身。绝大多数的女人都是会选择做母亲的，但是到底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这里面大有学问。包含两代人带孩子的差异，究竟应该如何科学育儿，中国百姓在这方面真的有着强烈的渴求。这里面还有非常突出的一点，也是我要大力呼吁的，就是请多做些关于如何给年轻母亲看的电视。现在的教育研究成果中非常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现代教育专家称“我们的教育是对失败教育的再教育。”确实，即使走到幼儿园最小的班级，我们也能看到每个孩子已经深深烙上了各个家庭的痕迹。在最近我参加的中医养生学习班上，老师也说“如果有一半母亲懂经络，中国的人口身体素质将会大大提高。”
作为大众传媒视听皆备的电视，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节目关注到此。

六、 被误解的娱乐
在电视传播政治文化到经济文化的转型中，某些理论研究者从理论上阐明“娱乐”是电视作为大众文化传播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于是大小电视台“娱乐”风大起，从戏说到选秀，一直到玩疯了——“娱乐”至死，玩笑开大了，终于有人又开始重新审视“娱乐”的“度”的问题。电视需要娱乐，但是电视不仅仅需要娱乐，娱乐的需求只是我们众多需求中的一纬，而且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娱乐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误解。
电视对于中国来说，原本就是个舶来品，经过了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至今仍然在克隆与创新，在文化殖民与民族文化的张力中寻求自己合适的定位；从电视理论的发展来说，对于西方理论的生吞活剥也导致了一系列不良的后果。比如将“电视就是娱乐”，“一切要以受众”为中心等等原则当作制胜法宝，片面加以放大、宣扬、教条运用，使得中国的电视唯收视率是求，一味讨好观众，结果无视文化品位、艺术规律，在面对市场与观众的时候，还是败下阵来。所以在当前，如何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真正读懂市场规律，了解观众真正的心理需求，真正做到将中国电视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让中国电视在促进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真正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魅力，才是当今学术界的真正的热点问题。

七、 心不平气不和的电视人
职业化的结果是很多人把成为某种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而很少和个人的信仰相关。在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有两段非常感人的话：“音乐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件工作，更不可以是偶尔为之。那是你的生命，是你深信不疑的奉献。因此你要先相信这种热诚奉献，随后人们也会跟着相信你的热诚。” “音乐的重点不在培养音乐家，而是在创造文明社会。若我们能及早发现这种张力，对未来就会更好。”电视人如果也能把电视作为自己的信仰，我们的电视肯定又会大不一样。
不可否认电视人中也有不少把电视事业与自己的信仰相连，但是更多的职业电视人还是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大于对文化创造的热情，基本还停留在功利层面。包括节目管理模式僵化、制作经费缺少、恶性收视率竞争、等米下锅式的制作方式等使得电视人处在各种生存困境的挤压中，身心也难以处于平衡状态。
中央电视台领导高峰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时提到类似《微观世界》这样的纪录片，作者拍了二十年，最后剪成七十三分钟，花费了大量精力和经费，日积月累、精雕细刻才把这部影片奉献出来。高峰先生也感慨现在的电视人缺少这样的职业精神，因为这是他们终身的信仰，也是他们做事情的基本态度，他们这些人即使不拍片，也会成为动物研究专家。
我校一位研究生曾经参加北京电视台一部重要作品的拍摄，一次请他和低年级本科生谈谈参与节目的感想，他说“累死了，电视真不是人干的活”。同学就质疑：“做电视的人总说累死了，那你以前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总要赶着做片子？你们以为熬夜就是敬业，其实结果是片子粗制滥造，漏洞百出。”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出问题的环节包括做节目的制度、管理、理念等多方面。随着内容竞争压力的加大，人们对于精品的需求，那些短平快的节目制作方式、等米下锅的捉襟见肘的情况应该多多改善了吧。
还有关于主持人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主持人漂亮、说话字正腔圆曾经吸引人的眼球，后来就把漂亮、说话字正腔圆变成至高无上的标准，把怎么说，说什么舍弃了。目前这种准则已经有了很多改善，可是仍然流毒非浅。仍然有很多主持人，他们缺少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节目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音乐节目不懂音乐、法制节目不懂法律、体育节目不懂体育，儿童节目不懂儿童，只在乎如何表现自己，急于让观众认同，结果弄巧成拙，让观众很反感。
八、被遗忘的身体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狱中无罪人，家中无病人”，是老百姓认为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但是有几人能逃脱疾病的折磨呢，“嘘寒问暖”我们太需要有人来关心我们的身体了。
电视上关于医药的广告很多，关于化妆品的广告很多，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对于身体的关注，这些建立在趋利主义基础上的叫卖，关心的只是他们的收益，有的甚至不惜血本做虚假广告，那些听起来甚至是包治百病的药，老百姓白花了许多冤枉钱对他们的身体却没有太多帮助。有些挂名为关心健康的频道，其背后操纵的力量仍然是经济的利益。一些有识之士大为忧心：“中国的部分广告正在做着亡国灭种的宣传”，当我们的专业化已经发展到怀孕也要找人论价“代孕”，当某些因为广为人知的饮料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殖力的时候，这样的言论也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人普遍的就医难，一方面是由于医疗条件还有待改善，另一方面是生病的人太多，再往后推论是人们的自我保健观念与方法都太差。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剧，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去找医生。很多时候，从凌晨排队挂号，下午才看上医生，一两分钟问诊时间，看完了仍不明就里。其实很多小毛小病都可以自我诊疗，这样既能预防，又能及时缓解，未来也就少点大病发生了。医药类的书籍在图书的排行榜中已经排第一了，电视还苦于不知道应该去做点啥，不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吗？
当然一些有识之士也早已敏感到这一点，在电视上开辟了“养生堂”之类的教人保健的节目，客观上收视效果很好，我周围有好多朋友很喜欢看，但是这样的节目一是太少了，不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一是信息太庞杂，不能形成系统性。有朋友就说“一开始还喜欢看，后来就不看了，因为后来就发现他们请来的人有的还胡说八道”。
在眼球经济时代，作为视听艺术的电视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我们视力的衰退。看电视原本就是累眼睛的事情，我们的很多编导借着自己掌握了很多编辑的新技术，让画面闪动得越来越快，他们认为这样才时尚、才吸引眼球、才能呼应城市的快速生活节奏。特技是能增强画面的动感，可是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片面夸大对于快速的追求是不正常的，况且还有很多编导在没完全掌握画面编辑技巧之前就追求快，那些快速变幻的声、光、电让人无从忍受，更无法谈及艺术效果。
九、 被忽视的灵魂
古人讲：“读书可以医俗，作诗可以遣怀”，“开卷有益”，读好书如结交良师益友。我们希望电视也能够带给我们这些，因为很多人看电视就不读书了。电视上一度对于学术明星的追捧绝对不是偶然现象。人们枯萎已久的心灵渴望得到文化的滋养。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礼记•中庸》）电视上曾经有很多好作品激荡过我们的胸怀，陪我们走过了峥嵘岁月。但是随着娱乐文化风起，为了利益不惜卖“身”卖“祖”求荣，很多关于崇高、终极价值的追问淡化了，在一篇热闹喧嚣的庸俗化大潮中电视的灵魂已经变得轻飘飘。
据悉，高级知识分子目前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最多只有半个小时，一个是因为他们很忙，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感觉电视节目水平低，不值得看，第三个原因是他们认为电视既然已经这样也就懒得去说了，“我们不说话是在忍耐，而不是没有我们的见解”。很久以来，知识分子能够主动参与电视传播的很少，多数是被动的。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只是电视台的道具，电视编导常按照自己的理解把他们的话串联起来，而他们自己常觉得最重要的话被删除了。电视台的领导经常会被某些“媒介常客”的思路所左右。2002-2004年我曾作为主创人员参与中央电视台网站网上论坛“电视批判”的创建，当时这个论坛在传媒批评界反响很大，邀请很多人传达了真实的对于电视批评的心声，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电视制作者、专家和网友的平台，但是后来因为制作经费的问题被迫停止了，真是件憾事。
有境界自成高格，电视的境界确实需要进一步提高。丰子恺先生有言“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我们最低的可以是生存境界，追求生活的富足、安适，往上应该关注艺术的精神维度，最高是天地境界，天地与我为一，具有一种世界性和人类性的胸怀。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认为，内地电视世俗化是使得电视“集体弱智、集体作秀、集体时尚化”的祸首，“其实，就是在国外，尽管白天看到很多娱乐节目，但晚上尤其是黄金时间，文化节目的分量和精度也让人刮目相看，西方的电视台从来没有将电视看成大众共同的世俗化平台。而是一个分层的平台，所以它的晚上总是为了“猫头鹰”的起飞而准备的”。
我以为电视上关于类似CCTV《百家讲坛》、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之类的节目应该更多一点，从节目的定位上，不仅满足一般观众需要评书式的播讲，更要从能够提高他们的境界入手，增强学理性提升。用古今中外真正大师的思想来启迪、烛照人们的心灵，发掘民族文化之根。有必要时，应该专门开《国学》频道，把中华文化精髓复兴起来。

十、 被漠视的历史与未来
“百善孝为先”，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孝道是做人的根基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源流长。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所谓《六经》皆是《孝经》的注解。我们的先辈圣贤是多么的重视孝道！如果天下人，人人皆力行孝道，从对自己的父母到师长，从对今人到古人，则家庭幸福、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可惜现在有些电视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把传统美德抛于脑后，继愈演愈盛的戏说风之后，又出现了对于“红色经典”、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进行恶作剧式地改编，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象”。历史题材作品允许艺术的夸张和虚构，但必须尊重历史的逻辑和必然性，不能随心所欲，胡编乱造。古人说：“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无不将历史与国运相联系，当作国家无形的领土和长城。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大声呼吁：“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司马迁著《史记》意在“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要“鉴前人之兴衰，写当今之得失”，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们应该坚决抵制“恶搞”、调侃和歪曲历史等行为，从“古为今用”角度，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保持对历史起码的珍视和尊重。
这种驱利主义的文化病态不仅表现在对历史的曲解，同时表现在对未来的漠视上。
“生态危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问题，如我们肆意破坏环境造成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过度开采资源引发的能源匮乏问题等，当前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严重生态危机正向全世界频频敲响警钟当人们从对待自然的“敬畏”中解脱出来，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享受着统治者“征服”的快感的时候，我们也遭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国外，环保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我们国内，只有一些宗教组织和有识之士在做着相关工作，电视在其中的参与力度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最近看到一些佛教协会推广的呼吁环保生态保护的片子《地球公民》、《吞噬地球》《吞噬地球》（Devour the Earth）是由英国素食协会和欧洲素食联盟所拍摄的纪录短片，开篇对于地球形成与人类历史的延续有段形象的譬喻：地球诞生于大约四十亿年前，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出现的。也没有人知道它的诞生原因。从那一刻起，生命开始在地面、水下和空中进化演变。然而，现在，留给生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想象一下，如果整个世界的历史浓缩成一年。这一年从一月一日开始。几天后，第一只细菌开始出现。进化的奇迹随之产生，生命开始存在于每一片水域、每一层泥土和每一块陆地。11月初，有了水母和蜘蛛。接着第一个蕨类出现在11月20日。同时水中有了鱼类，空中飞着有翅膀的昆虫。几天后，在12月1日到15日期间，恐龙不受威胁地控制着整个地球。12月31日晚上23点45分，人类出现了。就在两秒钟之前，工业革命时代来临了，我们开始攻占地球，征服了这个世界。
等。电影中有很多影片、纪录电影探讨人类未来的走向，如《后天》、《鸟》、《静寂的逃亡》、《罗拉克斯》、《细菌浩劫》、《难以忽视的真相》等，可是我们的电视还多数停留在制造时尚、做秀、追求享乐、消解历史之中。缺少真正的生态人文关怀，关于我们的危机宣传的不够，不能警醒世人。而且电视不但没有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相反制造出很多问题。消费主义的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电视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结语：努力走出怪圈
在上文中，我总结了中国电视生态失衡的十大症候，其实还远远不止这么多，以“十大症候”描述只是为了描述问题的方便，旨在抛砖引玉。总体来说，从节目内容上，当前中国电视还远远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节目类种还严重缺乏，比如严重存在重城轻乡、缺少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缺少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节目等，在此更难谈及个性化需求。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视，如何能改变我们“被迫”看电视的境遇，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数字付费电视上，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我所提到的“十大症候”一方面是节目内容缺乏问题，一方面的节目制作理念和方法问题。前一个问题还容易调整，多开个频道就解决了；后一个问题就复杂了，我所说的“怪圈”也主要指后一个问题。观众的需求是“伪需求”、大众文化是“伪大众文化”，观众反感的是没有“真正”的新闻节目，没有“真正”的金融节目，没有“真正”的女性节目，没有“真正”的儿童节目，等等。那么到底如何是“真正的”？我们的正知正见到底能从哪里获得？广播电视的发展处在既要解读上层的政策又要揣摩观众的心理的夹缝之中，经常是猜谜猜错了，这也是走不出怪圈的原因之一。其他诸多原因还有待仁人志士共同探讨。
“回顾电视发展的历史，不是一部苦难史，而是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奋进的进步史。”引自“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9年度学术年会暨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成就高层论坛”上，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张振华的发言

目前中国电视的发展也正处于整体转型的格局调整中，“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发展解决”，中国电视也一定会在科学技术、国家政策、经济改革、文化自觉的进一步动态调整中走出当前的诸多怪圈，按广播电视自身发展规律，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电视生态批评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张文娟

内容摘要

本文将自然生态学与人文生态学研究的系列成果引入到电视批评中，倡导建立一种电视生态批评方法，通过整体关注电视与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内在关系，以“生态中心”的价值尺度，把提升人的精神价值、完善电视文化，建立以人为目的的当代传媒体系为终极目标。

关键词
电视生态；电视批评；生态批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

21世纪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方面发生了生态性危机，就影视等传媒文化而言，在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危机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症候。面对自然的破坏与心灵的异化，如何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共在关系，既是现代学术的课题，又是当代艺术必须担当的使命。当代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以电视为主体的传媒文化日趋升位为一种主流文化。电视作为一种新的和重要的生存环境，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态，关注传媒文化与个体生命的关系，日益成为文化研究的重点。
在当今时代里，影像文化作为电子文化强有力的一支力量，正在重构着人类的文化，也正在重构着人类的审美观念，甚至加剧着文明的冲突。丹尼尔·贝尔认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美」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春译，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1版，第154页。
电视媒体在促进人们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快捷多样的形式。电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让人们在不知觉中确立了自身的行为方式。在一片喧嚣热闹的传媒世界中，人们独处内省和与他人交流沟通的时间和空间关系都受到了破坏。传媒介入造成私人空间的公众化和世界类像”的家庭化，导致了传媒（尤其是卫视）的世界一体化，从而使紊乱的信息传播全球化。亨廷顿认为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信息扩张和误读造成“文明的冲突”，另一方面，传媒信息的膨胀因失去控制而使当代人处于新的一轮精神分裂和欲望怂恿的失控状态之中，造成“文明内部的冲突”。由于一切自然生态的危机其根源在于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而电视媒体作为我们重要的社会环境，对我们的精神生态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在生态研究中，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和宏观社会环境的关系，还应该密切关注人与媒体环境的关系。在我们注重自然生态保护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媒体生态的保护。

一、时代要求我们以生态思维方式来重审电视
引入“生态”观念重审电视，我们会获得一种对于电视全新的认知。这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学术时髦，更是出于思维方式的突破。众所周知，20世纪末90年代以来，生态学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门“超级显学”。生态学的迅速发展，使新的生物学原则进一步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效用，生态学已经越出原先的“科学”的范畴，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断生根开花。
在电视研究的领域，“生态”一词也逐渐介入并在不同层面渗透。借助生态学研究中种族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的现有成果，通过对生态系统的概念、特征、类型，以及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功能的了解；对食物链、生态位、营养级、生态金字塔、生态效率、生态平衡的基本概念的借用，将生态学研究的系列方法运用到电视相关研究中来，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点上，电视研究将会获得一个新的视角。
新时期“生态哲学”研究的深化要求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生态系统整体性来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强调人对自然态度应该从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生态中心主义”；实现从牛顿——笛卡尔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按照笛卡尔模式，传统科学研究把统一的世界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进行研究。在研究自然现象时，把人和社会的因素抽象掉；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把自然因素抽象掉。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下面又分化出无数的专门学科，分别研究世界的部件。对于电视的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为电视生产本身分工的细密化，造成电视人才的培养更注重“零件”，从主持人、摄像、化妆师、美工、录音、编导、剪辑，最终造成电视研究者的目光很容易停留在某一局部，放大其中的一个元素，其后果不但可能导致盲人摸象的片面认识，而且丧失了对于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价值立场的总体判断兴趣与判断能力。
人类现代化在取得可观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电子媒体既是现代化的成果也对这两种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大概没有什么媒体能像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体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传播功能和影响力了。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在《理解媒介》 [加]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中首先提出“地球村”这一概念，并认为媒介正在使我们的社会重新部落化。有人将电视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因为它在传播信息和知识、开启人类心智、影响现实生活及人们的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博德利亚认为，媒体具有“敞开”和“遮蔽”二重性，媒体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以牺牲世界的丰富性为代价。我们越来越依赖电视，甚至从量上认为世界就是电视告诉我们的那么多，从质上习惯于把电视的话语方式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语言方式。我们看到，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只要能够接收到电视，人们的话语方式都是趋向于与电视主流话语方式相一致。因此有些学者忧心忡忡地警示:我们社会潜在的危险不再是生物克隆人，而是文化克隆人。
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两大领域的丰富成果为我们将“生态”引入到电视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电视领域快速发展涌现的错综繁杂的各种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维方式加以剖析解读，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与“电视”的结缘成了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理论研究的必然课题。

二、电子媒介播撒中的人文生态现状
在全球化进程中，一味的竞争和金钱至上改写着人们的精神家园，从而出现精神金钱化、信仰虚无化、人性扭曲化，道德沦丧化等诸多精神生态失衡状态，产生价值平面感、意义失落感、精神颓丧感，加之西方的价值观、信仰观的不断进入，人们的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深层问题日益显露出来。
20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加剧了文化的融合和汰变。电子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知的方式，作为文字和印刷文化特征之一的线形、逻辑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多维、直觉的思维、观看和认知方式的挑战。“图像化时代”，在直观理解的层面上消除了成人与儿童、文化人与文盲的差异。
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方式的改变，最根本的冲击在于媒介改变了我们的“环境”，“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是以尼尔·M·波兹曼为代表的“媒介生态学”和“传播生态学”的重要理论观点。我们原来生活在自然的“物理”环境中，，历史的传承和地理的分割是各种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而如今“随着信息技术介入越来越多的社会情景，传播媒介的变化改变了社会进程、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社会秩序是一种经由传播建立起来的秩序”。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大卫·阿什德著《传播生态学》，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中认为，信息技术介入社会情景，使得实在的社会情景改变了形态，因而形成了一种媒介生态环境，实在环境和媒介环境之间通过信息技术媒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我们现在更多生活在媒介为我们构筑的“媒介环境”中，传播生态环境为整个社会开辟了一个符号互动的场域，所有的现实生活（实在环境）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