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流派.doc

古典进化论学派
内容
这一学派的学者主张：与各种动物一样，人类文化经历过较长时间后也会产生变化，较“原始的”文化阶段往往会被较“进步的”文化阶段所取代 。
古典进化论又称为“单线进化论”，因为这一学派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会经历一些特定的发展阶段，由“蒙昧”直线性发展到“文明”时代 。
·代表人物
泰勒
<原始文化> 《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的发展的研究》
泰勒给文化下了经典性的定义：“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论，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
指出文化是进化的。他主张研究事物的连贯性，研究文化应了解其发展史，具体地把人类文化的进步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
认为宗教起源于对神灵的信仰。他提出了万物有灵论（Animism），甚至认为“万物有灵”实际上是野蛮人和文明民族的宗教哲学基础。
摩尔根
《古代社会》《印第安人的房屋与家居生活》
原始社会分期理论:社会进化发展所经历的主要阶段——即蒙昧、野蛮、文明3个阶段，这些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以技术发明为基础的,技术的发明与文化的进化模式相互联系。
氏族制度的研究: 揭示了氏族组织包括氏族、胞族、部族和部落联盟这一系列的有机结构，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团体，它是原始社会的细胞。
亲属制度研究: 亲属制度与婚姻法则相联系，亲属制度基于婚姻，这是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理论的基本观点。

传播论学派
内容
传播学派否定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创造性，将民族文化的进步、发展与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割裂开来，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物质文化、社会制度和宗教观念等）都是在某个地方一次产生的。一旦产生出来，便开始向外“传播”。各个文化现象传播到某个民族中间以后，便在那里机械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定的“文化圈”
传播学派一般被称为德澳传播学派，在德语国家分成三支，一支以弗罗贝纽斯为首，一支以格累布奈尔为首，一支以施米特为首。其理论核心：认为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认为文化采借多于发明，认为不同文化间的相同性是许多文化圈（区域）相交的结果；认为进化论忽略传播迁徙；传播学派便从传播角度重构了人类文化史。

德国
拉策尔
著作之一《人类地理学》（1882-1891）一书，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类的分布、社会现象和其发展进程 ）
弗罗贝纽斯
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圈”概念，并考察各文化间相同元素的数量，即量的标准，以确定是否来自同源。
格累布奈尔
认为物质文化形式以及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某些现象都属文化元素（文化特质），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毫无变化的，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民族学方法论》
奥地利
施密特（1868—1954）
《矮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 主要反对文化进化论观点，施密特认为，人类文化起源于多元，人类社会的发展区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原始阶段、初级阶段、第二级和第三级

历史特殊论学派
主要观点：
民族学研究中，重要的是调查每一种文化独特的历史，而不是试图发现文化变化的普遍法则，只有具体的东西才是历史的和可靠的；重视对于文化区域的研究，开始关注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标本(如文化遗物与文化特征标本)的收集，并记录它们的分布，按照特定的类型进行分类。
·代表人物
博厄斯(Franz Boas，1885—1942)
《人类学比较法的界限》一文中，认为外部因素的影响在社会成长过程中更加明显；对心理因素的研究也有同样的结果。关于反种族主义，他写了两本著作《原始人的心智》及《人类学和现代生活》，从理论上系统地对种族主义加以驳斥。
人类学研究三大目的和任务，即重建人类史、揭示文化发展规律和探讨变迁的动力；主张用历史法取代比较法，不仅建立在一般性基础上，而且重视每一单个文化事例；反对种族主义、提倡文化相对主义（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
克鲁伯（Alfred Loues Kroeber）
文化形貌理论 ： 克罗伯死后出版的《文明与文化的登记簿》（1962）中，正式提出了“价值文化”，他说，价值是文化自己产生的结果。他在《文化科学的概念》一文中指出：文化是非人格性的。克罗伯在《文化成长的形貌》一书中阐述了文化的“超生物性”或“超有机体性”概念。
威斯勒（C.Wissler）
文化区理论：文化是社会集团或部落所表现的特质复合的总体。在设定文化区域时，把部落作为构成文化区域的基本单位

结构功能学派
主要观点
社会结构是个有机整体，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持某个社会的结构，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集团成员个人的历史终结、并不中断仕会结构的连续性，这是因为，由个人活动和相互作用构成的社会生活过程维持着这种结构，在这种情况下，集团的社会生活就使社会结构功能化了，即：集团成员个人对社会整体运行的员献，其作用是维持、延续社会结构的平伤性。因此，可以说社会与生物体极为接近

·代表人物
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1881—1955)
《安达曼群岛上的居民》。将社会看作是由各个部分在功能上整合的有机整体,结构—功能理论着重于分析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如社会的主要群体及组织)和这些部分在维持社会秩序及平衡方面的功能 ）
《社会人类学方法》一书特别阐述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有区别，结构是关于人的配置，而组织则是关于活动的配置，社会组织是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的配置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首次运用功能主义思想描述了土著居民的社会和文化。该书叙述了“库拉”交易圈，
《文化论》-把文化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认为文化实体是自成一格的，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特殊科学。认为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揭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认为文化的真正要素是社会制度。
《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一书中，明示法律和风俗是有组织地联合着，指出社会内部秩序的相关性和对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功能。
在《蛮族之性生活》（1929）一书中，主要分析了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生殖制度的功能。某一社区中某个人对于异性的整个态度，全为其宗教与巫术上的性欲观以及自幼所受熏陶所决定。

法国社会学学派
法国社会学派 产生于19世纪末。这个学派重视实证主义哲学，用民族学资料研究社会问题。1839年成立了第一个民族学学术组织——巴黎民族学会。

杜尔干
他理论和方法集中表现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一书中，社会现象有两个特征：一是客观性；二是社会性。
基本观点是“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或“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ence）概念。“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这些集体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按它们自身的权力而存在着。
杜尔干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1894）提出外婚制是对乱伦进行压制的最原始形式。
杜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从图腾制出发讨论宗教生活构成的基本原理
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
《赠予论》：人们进行礼物交换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社会需要这种互惠性制度，以保证社会活动的进行和社会规范的建立，交换活动产生并强化社会规范结构。他强调制度的功能性，使社会的整体需要一致而获得协调。
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 Bruhl,1875—1939)
《低级社会中的思维功能》（1910）、《原始人的心理》（1922）、《原始人的灵魂》（1927）
《原始思维》研究的基础是杜尔干的“集体表象”的概念，集体表象不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是通过记忆、摹仿一代一代传下来。
迪尔凯姆（David Emile Durkheim,1858--1917 ）
观点：“机械结合与有机结合”，社会是一个整体，这是研究社会的基础。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对宗教进行了定义（一个宗教是信仰与仪式活动之统一的体系，它们都同神圣的事物有关），归纳了宗教的一些特征，对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功能也进行了讨论。

文化与人格学派
·主要观点
在研究文化整合的机制时，美国人类学家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在人们的心理因素方面，而不大注意社会的因素。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假定人们都具有一些特定的人格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其文化中占有特殊的支配地位。
·代表人物及观点
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9—1948)
本尼迪克特的著作有《文化模式》（1934）、《菊花与刀》（1946）。文化模式论可以说反映了一种个人人格在整体文化氛围中的养成。不同的社会都有不同的文化模式，也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下长期的繁衍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都有其鲜明的特点，不同的文化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模式》是对未开化民族进行的研究，那么，《菊花与刀》则是对现代国家的民族性研究。
玛格丽特·米德（M.Mead）
她在《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一书中，申述她的论点，她的结论是青春期的情绪是文化造成的，认为青春发动期与心理变化有不可避免的关系，但仍受文化所制约。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该理论是阐述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等，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不同的意识层次包括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好像深浅不同的地壳层次而存在，故称之为精神层次。
《泛性论》泛性论（pan-sexualism）过分强调性的生命本质与身心活动地位的观点和理论。泛性论把性欲视为高于—切、决定一切的根本因素。

新进化论
莱斯利·怀特(Leslie Alvin White，1900—1975)
代表作《文化的科学》（1949）、《文化的进化》（1959）。
①坚持人类文化是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演化过程的，但怀特将能源的获取作为进化的标志，特别强调文化发展的独立性或超有机体性；
②文化进化的首要力量是技术的进步，反过来文化又决定发明和革新；
③认为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符号，而语言是符号表达的最重要的形式，使用符号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
斯图尔德《文化变迁论》
他认为人类的各个文化都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它们各自接着自己的路线发展，并没有一个人类社会统一的发展路线，特别强调文化和环境之间适应关系的重要性

结构主义学
结构主义的中心课题就是从混乱的社会现象中找出秩序。这种秩序即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它们不能从现实社会中被直接观察到，而要人类学家通过建立概念化的模式才能认识。这种通过建立模式来理解社会结构的全部过程，就是结构学派的基本方法
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1908)
《近代人类学的危机》《社会结构》
文化的各种要素必须在它形成一个结构时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进行观察，通过这个结构可以看到表面上无意义的事物的内在意义，结构人类学的核心是研究文化的深层结构；
《今日图腾制度》和《野性的思维》两本书中他认为图腾制度是从给动物种类分类变成社会分类的手段。
《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分析》一文中 亲属制度的结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说，人类学家研究亲属关系问题，有如结构语言家之研究语言。）
《神话的结构分析》中认为，神话是由一些构成单元组成的，称之为“总体构成单元”。

象征人类学
兴起于1960年代，其视文化为一套由象征与意义构成的象征体系，因此人类学家必须视异文化为文本，借由田野调查等长时间的研究方式，解读并细腻地诠释当地文化。

1、埃德蒙·罗纳德·利奇
其主要著作有：《罗万图兹——库尔德人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1940）、《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反思人类学》（1961）、《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70）、《文化与交流》（1976）、《社会人类学》（1982）等。
利奇首先对符号与象征做了区分，他认为符号表达了一种内在的关系，它与它所表达的事物同属于一个文化背景，是一种“局部代表整体”的关系，属于转喻关系，例如皇冠是代表王权的符号。而象征则代表了属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事物，如《圣经》故事里，蛇在伊甸园里是邪恶的象征，但蛇的动物学语境与邪恶概念的道德语境没有任何固有的联系，这属于隐喻的关系。利奇还特别强调情境的因素，例如只有在欧洲政治传统的情境中，皇冠才代表王权；而在用作啤酒标志的场合下，皇冠就不是符号而是象征了。
利奇对象征体系的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结构分析方式，另一种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式。在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论中，象征被看作是社会种类的反映，例如他认为宗教仪式就表示了“社会结构”，“这种用仪式形式象征的结构，就是那种社会都接受的，个人与群体之间‘恰当的’关系体系”。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式实际上是对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发展，利奇同意斯特劳斯关于人类思维结构本质上是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那些不能够被明确划分为二元对立的某一极事物就成了禁忌。禁忌来源于焦虑，而焦虑则是因为不能把某一事物明确划分到某一类别，于是把他们列为禁忌。例如，图腾既属于自然物种，又属于人类社会的范畴，是人类的祖先，所以，图腾也就成了禁忌。
另外，利奇认为象征不可能在孤立的条件下得到理解，象征总是潜在地具有多种解释，只有当象征作为一整套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象征进行比对时，它们才产生意义。因而，要正确理解象征的主题，就必须详细研究该象征的文化背景。

2克多·特纳（1920——1983）
专门研究宗教与仪式。他发表了《象征的研究》（1975），《象征之林》（1976），以及《恩登布人狩猎仪式的象征主义主题》。他由于研究以礼仪为中心的礼仪符号而体会到象征作用的力量，因而把研究焦点置于动态象征性上。
主要代表作有：《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延续：恩丹布农村生活的研究》（1957）、《象征之林》（1967）、《仪式过程：结构与非结构》（1969）、《戏剧、舞台与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行为》（1974）、《从仪式到剧场：人类游戏的严肃性》（1982）、《丛林的边缘：体验人类学》（1985）等。
对于象征，，象征就是社会存在的基本需要同社会共同的道德和价值观的结合。另外，这两极并不单纯属于静态范畴，它们也会发生变化，产生逆转，生物象征可能变得高尚，而规范性价值也可能会带有感情色彩。
对于仪式过程的研究，特纳将范·盖内普的分离、过渡和组合的人生礼仪三阶段改称为阈限前、阈限和阈限后三阶段，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仪式过程的核心：阈限，也就是过渡阶段。

3 道格拉斯
玛丽·道格拉斯（1921—— ）主要著作有：《开赛河流域的莱勒人》（1963）、《洁净与危险：亵渎和禁忌概念的分析》（1966）、《自然象征：宇宙论的探讨》（1970）、《文化偏见》（1978）、《埃文思-普理查德》（1980）、《危险与文化》（1982）等。道格拉斯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人类社会的象征现象上。道格拉斯的理论取向是“象征”和“社会”并重：社会投影于象征，象征构建和服务社会。
有关“洁净与肮脏”的研究是道格拉斯最重要的象征人类学思想。在《洁净与危险》
社会通过认知分类体系构置的各种社会仪式重新确立社会秩序，从而加强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稳定。
道格拉斯在论述了象征分类对于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能动作用之后，开始关注象征类型与社会类型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上。她认为，象征体系类型是由社会制度特点决定的，象征体系是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发展起来的。

解释人类学
格尔兹他认为：“文化的分析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他的代表性著作题名《文化的解释》（1973）和《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1983）（以及《爪哇宗教》（196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