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失地农民坚实可靠的未来.doc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国美事件”体现的市场精髓
叶檀

2010年09月30日
以条约规制条约，以法律对抗法律，以证据为自己说话，才是市场经济的轨道

　　“国美大战”未酿成腥风血雨。“国美事件”在规则下发展至今，体现了健全的市场法律体系的捍卫之功。

　　该事件和平解决的前提是，独立的法律没有被操纵，因此双方当事人能够也愿意在法律框架内行事。从双方争斗之初的你死我活、到今天的理性平衡，从数月前双方江湖味十足的宣言、到目前保持气度接受结果，从曾经斗得难舍难分的资本双方到社会公众，在短短几个月内，接受了难得的规则洗礼。

　　公平而独立的法律是安全垫，能让争斗的双方获得最终的安全保障。虽然香港公司法在公司机构设计上没有采取完整的分权制衡和权力平衡规则，而是采取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管理模式，侧重于管理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股东可以为所欲为。

　　“国美事件”成为重要案例，今后类似情况都可从中获得启示，社会因此达成底线共识，让社会成本降至最低。

　　如果任何一方对表决有所不满，都可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但作为理性人，需要的是利益下的平衡、平衡下的思考。任何对规则的滥用，将损害所有投资者的利益，必然会被投资者抛弃。这将使滥用一方既丧失利益，也丧失道义。

　　国美是在香港上市的公众公司，此次国美之争，主要遵守的是香港的规则，其中的精髓完全适用于内地。“国美事件”解决过程中的规则意识与操作精髓，可以移植到内地证券市场。

　　有三个方面可以启迪市场：第一，法律没有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工具，值得社会尊重，因此被多数人自觉遵守；第二，让利益相关方在规则下公开博弈，在激烈争斗中维持有序的平衡，公平的规则可以将表面的激烈与内在的平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为社会提供规则救济的安全垫；第三，尽可能用民事措施裁决经济事件。黄光裕受刑是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国美之争中是经济利益纠纷，此时适用民事措施可以大大节约社会成本。

到目前为止，国美争夺战的结果是：国美未倒，社会、员工、投资者付出的代价最小，黄光裕一方通过规则保护了自己的股东权益，法律规则与民事救济因此深入人心。以条约规制条约，以法律对抗法律，以证据为自己说话，才是市场经济的轨道。如果规则错误，我们可以提议修改规则，但是在规则确定以后、未修改之前，当事各方似应按规则办事。

给失地农民坚实可靠的未来
刘彦随

2010年09月29日
对失地农民的政府责任，体现在对土地的“功能性替代”，也体现在对农民“失地”必要性的慎重考量

　　“三成失地农民就业难”，湖南省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湖南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就业难、补偿低、社保不健全等成为城镇化过程中困扰失地农民的突出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大国，而土地是农业之根基、农民之根本，是农村多功能社会保障的载体。失去土地的农民，路在何方？
　　所谓失地农民，主要是指我国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因建设征用、占用农用地而失去土地合法经营权的特殊农民群体。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根本性的社会难题。在现有体制与政策背景下，农民失地不只是失去土地本身，还可能包括其他一系列权益。比如在有的地方，一些缺资金、无技能的农民群体失去土地后，很容易陷入投资无门、打工无路、种田无地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地方的农民失地就等于失业，湖南省统计局的调查就表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土地征用、转让补偿款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有些农民即使得到经济补偿，甚至一夜暴富，但往往因缺乏引导而“坐吃山空”，在盲目投资、过度挥霍之后，再次回到失地贫困的“原点”。从这个角度来看，补偿款对于失地农民固然必需和重要，而更关键的还有对失去土地的“功能性替代”——在给予合理货币补偿的同时，积极实施农民就业培训、拓宽农民就业门路、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换言之，政府不仅要“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渔”。
　　对失地农民的政府责任，一方面体现在对土地的“功能性替代”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农民“失地”必要性的慎重考量。从实践来看，大量农地征用纯属人为所致，许多农民完全可以不失去土地。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财政收入的利益驱使，不顾存量土地粗放利用，却热衷于征地、卖地，以地生财；一些大城市一味追求国际化、“摊大饼”，甚至一些中小城市、小县城也搞攀比，扩城区、建园区，设施建设大手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做大了用地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在城镇化进程中建设占用耕地不可避免，但政府不应人为助推失地，而应重视防止盲目建设造成群体性失地进而失业。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格局的快速演变，失地农民问题正在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别是一些平原农区，人多地少，城区扩展直接带来“城进田退”，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而近些年来随着企业型乡村的兴起，不少企业利用村庄整治与新农村建设的商机，与村集体联合开发农村土地，农民得到了一定的土地增值收益，但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命运全靠企业经营，因而注定要经受更多、更大的风险考验。面对种种新趋势新挑战，如何改变一些地方牺牲失地农民权益来维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局面，如何给失地农民坚实可靠的未来，值得深思。 
有必要重提“菜篮子工程”
李天扬

2010年09月27日
蚕食蔬菜基地的现象必须遏制，蔬菜流通的“绿色通道”要完全打通，蔬菜生产、流通的组织化程度应进一步提高
　　老百姓的“菜篮子”似乎越拎越沉了。
　　今年以来，菜价一直牵动着城镇居民的神经。“蒜你狠”、“姜你军”等新词，嬉笑间透出无奈。抛开这些被炒的“热门货”不论蔬菜价格普遍上涨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年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5%，创下22个月单月同比的新高。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5%，成为CPI涨幅扩大的主要推力。
　　“菜篮子”虽小，意义却不小。从宏观层面看，若任由菜价上涨，今年全年CPI涨幅控制在3%以下的目标将很难达到；从民生层面看，菜价大涨，将使城镇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的居民生活压力大增。
　　关于今年菜价的连番上涨，有一种比较新鲜的说法，叫作“最后一公里加价五成”，也就是说，是流通环节出了问题。当蔬菜从千里之外运来，运费加损耗加保鲜费用，开支高于菜价数倍，是很正常的。客观地说，蔬菜大流通，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在菜场里蔬菜品种一年四季如此丰盛，很大程度上是蔬菜大流通的结果。但是，不能简单地把蔬菜涨价的账算在流通上，而是要努力挤掉流通环节不正常的加价，打通蔬菜流通的“绿色通道”，解决农民进城卖菜难等问题，才是正确的思路。
　　与此同时，不能不提及“部分大城市蔬菜自给率过低”的问题。这个问题，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后，引起了各方重视。有媒体调查显示，许多城市周边的大量菜地，让位给了大规模土地开发，成为城市菜价居高不下的深层次原因。以北京为例，石景山、朝阳、丰台等地的菜地面积已从17万亩缩减至1万亩以下；再看浙江杭州，蔬菜种植面积也以每年10%的速度在减少。
　　菜价连番上涨的局面，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一个词——“菜篮子工程”。当时，为了解决居民吃菜难、菜价贵的问题，“书记菜场问菜价”，“市长冒雨访菜园”，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确实下了大力气。当时抓“菜篮子工程”，主要抓两个环节：一是生产，建立并完善市郊蔬菜基地；二是流通，如今很时髦的“绿色通道”一词，也是随着“菜篮子工程”叫响的。20多年来，城镇居民的餐桌变得如此丰盛，“菜篮子工程”功不可没。
　　现在，虽说从未有人说过“菜篮子工程”的提法过时了，但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一些地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弱化了，其实也就是“菜篮子工程”弱化了。其原因，或许是误以为“菜篮子”问题已经解决，或许是因为菜地的产出远不如土地开发。因此，今天有必要重提“菜篮子工程”，各级政府要像重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一样重视“菜篮子工程”，蚕食蔬菜基地的现象必须遏制，蔬菜流通的“绿色通道”要完全打通，蔬菜生产、流通的组织化程度应进一步提高，切实解决农民卖菜难、居民买菜贵的问题。 
“围堵”无助化解矛盾
范正伟

2010年09月20日
如何避免制造拆迁的“火药桶”，从根本而言，还需尽快在法治轨道上，理顺拆迁各方利益关系，明确政府职能和治理机制

　　在舆论的密集关注下，江西抚州宜黄“9·10”拆迁自焚事件有了最新进展。9月17日，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率队拆迁的常务副县长被免职。

　　在“最近三年八起拆迁悲剧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追究”的背景下,这一处理结果让人看到了决心。然而，此前一天发生的“围堵”事件，依旧让人无法释然。9月16日，自焚事件伤者的两个女儿上访，却被当地组织的数十位干部围堵在南昌机场，最后不得不躲进女厕所，用手机向媒体求救。

　　当女厕充当起公民讨要说法的最后屏障，我们既惊讶于一些地方干部法制观念的淡薄及其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漠视，也不禁感叹当地有关部门的“快速反应能力”——倘若在“9·10”事件之前，也能如此“给力”防范自焚，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就在几个月前，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城镇房屋拆迁立项前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被拆迁人的意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国土资源部更是一再发文，严禁各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土地开发、拆迁。遗憾的是，中央的三令五申，部委的明确禁令，都没能化作一些地方的执行力、改变某些领导干部的“土霸王思维”。 就在宜黄“9·10”拆迁自焚事件余波未了之际，不签字就停薪停职的“株连式拆迁”又在山东鄄城重出江湖。

　　《物权法》颁布数年后，许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领域，却阻挡不了推土机。纵观多起拆迁悲剧，本该保持中立的地方政府，却一次次在商业拆迁中冲锋陷阵。“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我只懂拆迁法，不知道什么物权法”，这些出自地方干部的蛮横言语，不仅把自己摆在群众利益的对立面，也损害着政府依法治国的权威，加大了基层治理的难度和风险。

　　从“野蛮拆迁”到“暴力反抗”，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对地方政府而言，要完成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使命，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和应对这一矛盾冲突。一方面，要恪守职责本分，把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公平正义放在首要位置，彻底切断官商瓜葛的“强拆利益链”；另一方面，在处理拆迁纠纷时要时刻省察：对被拆迁人的利益考虑是否周详，是否为其提供了公平顺畅的利益诉求通道？决不能把民众当对手，把维稳大局“地方化”乃至“个人化”，并以此排斥司法救济、干预媒体监督。

　　“在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如此判断。在我国城市建设的持续进程中，如何避免制造拆迁的“火药桶”，从根本而言，还需尽快在法治轨道上，理顺拆迁各方利益关系，明确政府职能和治理机制。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在京召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专家研讨座谈会，我们希望这一条例早日出台，实现拆迁思路的“根本性变化”，扼制“拼命抢拆”，为拆迁注入法治文明的基因,并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逮捕犯罪嫌疑人须严肃谨慎
范正伟

2010年09月16日
只要任何一个司法环节能够坚守程序正义、履行监督制约职能，冤案错案就会减少很多

　　最高检、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必要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和委托律师的意见。在近来不时有冤案错案曝光的背景下，这一规定的出台，表明检察机关正在加大对侦查机关违法不当行为的纠正能力，将对公民合法权益和司法公信力的维护起到积极作用。
　　逮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一个人一旦遭受逮捕，不仅失去人身自由，个人名誉、事业、家庭等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因此必须格外严肃谨慎。根据法律规定，逮捕的执行权属于公安机关，批准权则属于检察院或法院。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一种监督制约。检察院审查逮捕、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从而有效避免冤案错案的发生。
　　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再到“张振风案”，这些冤案的发生不仅让无辜公民遭受了巨大冤屈，给他们的亲人带来无尽辛酸，也对司法的公信力造成极大冲击。人们对法律的感知和信仰，往往来自于生活中的具体案例。正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那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
　　上述案例中，当无辜公民靠“妻子复活”、“真凶招供”、“亡者归来”等非正常因素沉冤昭雪时，一方面暴露了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等痼疾，同时也凸显了司法监督制约的严重缺席。所谓“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本应严谨的思考被追究的冲动所代替，理应发现的蛛丝马迹被当做细枝末节而漠视，导致现代版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屡屡上演。
　　试想，在“赵作海案”中，如果审讯过程能杜绝刑讯逼供，如果公诉机关敢于坚持原则不起诉，如果法庭审理能认真听取律师的无罪辩护，那么这起冤案就可能不会发生。正所谓孤掌难鸣，只要任何一个司法环节能够坚守程序正义、履行监督制约职能，冤案错案就会减少很多。
　　刑事诉讼是国家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对公民个人展开的追诉活动，双方力量悬殊。如果不对国家的追诉活动进行监督制约，“命案必破”的压力、“杀人偿命”的义愤、“惩治犯罪”的急切，就有可能使侦控机关失控，从而使以保护公民权益为初衷的国家力量走向反面。
　　正因如此，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成为现代刑事法律的两大基本功能，“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基本理念、对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的保护成为检验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坚守程序正义成为国家惩治犯罪的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
　　公平和正义是永恒的司法理念，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粒种子。日前，周永康同志强调，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人民群众公平正义的普遍诉求，如何成为国家的“集体良心”，如何守护社会的正义防线，时代期待司法工作者的回答。
主张权利不能总靠“自伤”
张  铁

2010年09月14日
以身体当筹码，用生命要权利，无奈的选择，原因就在于诸种公力救济方式的失效

　　拆迁再次引发悲剧。9月10日，江西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在拆迁时发生一起烧伤事件，拆迁户三人被烧成重伤。

　　事发后，对于是否有“强拆”，是否属“自焚”，现场工作人员是否进行了“救助”，媒体报道、网络传言与宜黄县发布的通告，多有出入。

　　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究竟是“强制拆迁”还是“思想教育”，是“风力作用”还是“悲愤自焚”，是“上前施救”还是“冷眼旁观”，都需要更为客观、中立和深入的调查。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被拆迁者冒着巨大的危险，往自己身上泼洒了汽油。

　　相信此次事件中烧伤的三人，都不甘心让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被火焰吞噬。自焚或意图自焚，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的诉求、主张自己的权利，是一种自助式的私力救济。往身上泼洒汽油如此，躺倒在推土机前如此，自制燃烧瓶、“土炮弹”也如此。

　　面对强大的拆迁力量，这种自我私力救济，效果可想而知。“不要以卵击石”、“就是自焚也得把房子拆了”等说法，频繁出现的各种暴力强拆事件，正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对权利的救济途径肯定不止这一条。从扣住铲车司机，到在树上搭建窝棚；从暴力抗拆，到“钉子户”以身体当筹码，用生命要权利，无奈的选择，原因就在于诸种公力救济方式的失效：

　　行政救济成为“自纠游戏”——参与拆迁、甚至在拆迁中获利的相关管理部门，也是拆迁纠纷的行政裁决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的行政裁决难免失效；

　　司法救济同样“鞭长莫及”——发生矛盾时，拆迁方往往先申请裁决，使得被拆迁者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而法院就只能对行政裁决简单做出维持或者撤销的判决，难以真正解决问题。而听证等救济方式，也因为拆迁双方信息、资本等资源的不对称而难以生效。

　　对于拆迁的种种问题，不能仅仅寄望于某一部法律的完善。更重要的，是疏通各种权利救济渠道。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不仅给被拆迁者的权利主张找到合理出口，也能提高他们的抵御能力和补救能力。

　　权利救济不能等到矛盾激化那一刻。被拆迁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谈判筹码与谈判能力都相对弱小，保障他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对其权利救济有积极意义。拆迁房屋评估制度、听证制度等的完善，是在拆迁之前就应有的救济手段。

　　纠纷发生之后，或可考虑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裁决机构，提高行政裁决的独立性和程序正当性。而法律理应为公民提供更有力的救济。突破行政诉讼藩篱，打通“民告官”的司法渠道，让拆迁的争议可以走上法院裁断。同时，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基金等特殊司法援助手段，也是当为之举。

　　救济，只是权利受损后的补救手段。或许，更重要的，是赋予公众、社会更多的权利，以平等的协商、有效的程序，在不正当行为发生之前，就扑灭可能引燃自焚者的火星。
节能减排不能让百姓如此"买单"
毕诗成

2010年09月06日
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行政手段，正在异化为对社会生活的“折腾”，对此不可不防

　　中央政府对于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目标决心很大，各地也都在不遗余力地想办法，有些想出来的是高招，有些想出来的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损招——比如河北某县，从9月3日开始对全县98条线路分3批实施“有序”限电，每批限电时间为22小时，从当日21点到次日19点。县政府办公室在限电通知里称，这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用电量控制指标；群众则非常不满，难道节能减排竟是这么个搞法？

　　很显然，这是因噎废食的拍脑门决策，打着“节能减排”等冠冕堂皇的幌子，却是在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做网络生意的做不成了，办企业的不能按时交工了，开养鸡场的没法照明陷入混乱了，老百姓只能靠购买发电机、储水桶过生活……如果一定要说如此限电能节省一些用电量、为节能减排做点小贡献的话，那么在另一面，则是在制造公共生活的混乱。我们实在想不通：这样的措施是怎么出台的？当地县委、县政府办公地点也是这么限电的吗，还是吃了“专线供电”的小灶？

　　某种程度上讲，当下污染严重、减排任务紧迫，正是由于很多决策者平时盲目追求地方GDP、不惜透支能源环境资源，没能做到科学发展造成的。现在倒好，监管者的失职却让老百姓来“买单”，这不是纠错，而是错上加错。节能减排是个系统工程，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的任务固然重要，但要建立在真正树立发展低碳经济理念的基础上，查找出影响节能减排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从而制定政策抓好落实；光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抠数字”，实在是无能力却要滥作为的表现。

　　节能减排的目的是让民众有更幸福的生活，如果以社会、生活的停滞为代价，不仅是极端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是对社会、对百姓极端的不负责任。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似乎不止一家，有报道说，还有其他县也在这么搞——由此看来，简单的指标化管理与数字化任务分解，很可能催生出一些影响很坏的扰民式对策。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行政手段，正在异化为对社会生活的“折腾”，对此不可不防。

　　同样需要防范的，还有对真正产生污染且属于落后产能的企业的迁就。近期媒体多有报道，有些地区为了维护GDP的持续增长，对淘汰落后产能阳奉阴违，变相保护。有的地方甚至把几年前就已经关停的炼钢高炉也列入今年的淘汰名单充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工信部上个月公布的18个行业、2087家企业的关停公告，就被媒体发现有些企业已经不存在，有些企业早已停产。

　　节能减排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要顺利完成“十一五”定下的指标，除了中央决心与全面布局，更需要解决地方干部的发展理念问题，解决考核与监督的路径困境。如果地方干部满脑子是怎么“不择手段”地应付指标，如果落后产能企业在地方干部眼里还是“香饽饽”，那么节能减排就很可能沦为一场猫鼠游戏，折腾老百姓，背离中央的初衷。

关注"三农"发展的"神经末梢"
张毅

2010年09月02日
在“三农”发展的长远规划中，一定要下决心解决“神经末梢”问题。否则，末梢不灵，手足无措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的十大热点。其中，农用生产技术服务投诉量同比上升118.5%，居投诉增幅首位。

　　这条消息耐人寻味。农技服务成为投诉热点，而且增幅居高，这说明农民科学种田的需求越来越旺，但农业技术服务还比较弱，从服务内容到服务质量，农业科技都供不应求。农业要发展，就必须正视新矛盾、解决新问题。

　　新矛盾是什么？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速农业现代化，任务非常紧迫。目前，我国科技对农业贡献率约为50%，而欧美国家科技对农业贡献率在70%以上。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今后，农业增产增效，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再靠扩大面积，增加量的积累，只能靠科技创新，实现质的飞跃。

　　农业现代化，要有三个支撑：政策支撑、基础支撑和科技支撑。近年来，中央面对农业农村发展历史欠账较多的现状，实施反哺“三农”战略，补贴农民，加大投入，加强科技，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完善。

　　比较而言，农业科技进步见效慢，过程长。尤其是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面广量大，而且一段时期内欠账过多，许多地方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困局。专家、农民“隔河相望”，两头急。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４0%，而发达国家达80%以上。因此，这个“118.5%”，再次提醒我们，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给农民以真正贴心、满意的技术服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必须跨越的障碍，也是反哺“三农”必须加强的环节。

　　关注这个“118.5%”，要不断充实反哺“三农”的政策内容，提升反哺水平。不仅要给农民经济实惠，还要给科技红利；不仅要满足农民务农增收的愿望，还要创造科学种田的平台；不仅要立足当前，加强物质装备，还要着眼长远，构建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注这个“118.5%”，要不断深化改革，细化措施，夯实发展基础。国家已经启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示范县建设，为新时期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增添农业科技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政策措施还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善，不能左右摇摆。

　　关注这个“118.5%”，还需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三农”工作，难点在基层，功夫在基层。农技体系建设，往往是“潜绩”，而不是“显绩”。这要求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改革发展的大盘子中，在“三农”发展的长远规划中，一定要下决心解决“神经末梢”问题。否则，末梢不灵，手足无措。

　　根深方能叶茂。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提升，必须把基础性的工作做得更实，让农业发展的根须扎得更深。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