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袁成达：怎样抓住东资西进的机遇观察之一.doc

怎样抓住东资西进的机遇
—西部开发如何吸引东部民间资本观察之一
袁成达教授2004年5月10日发表于《西部决策参考》

（编者按：袁成达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东资西进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研究员，袁成达教授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投资银行家。他从亲身实践的经验和社会调查中进行经济学的理论概括， 又用创新的理论进行新的实践，历时二十年，在区域经济、新城开发、产业集群、园区经济、地方经济，企业发展、三农问题、文化与旅游地产等的产业发展规划、战略定位、商业计划与战略方案制定，新的商业模式的转型，尤其对产业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对接运营、招商引资、多渠道融资、包括公司上市的运作等先进理念与成功方法上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总结出融资有道、投资有方的丰富经验。应邀在全国各地演讲，把先进的经济理念与投资理念传播给企业家与地方政府领导。早期提出了江浙经济实现梯度产业转移，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出江西经济浙江化，安徽经济江苏化战略。2 0 0 4年初，袁教授又提出了“东资西进”的概念，8篇阐述“东资西进”的论文集中在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西部决策参考》上发表后，引起了东西部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认为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的推进有积极意义的理论成果。目前袁教授正至力于有关部委下达的课题的研究工作，还在“东资西进与中部崛起”的实践中，积极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永乐大地---武当村”与“长生天池---孔明湖”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与实施的工作。）

■ 东资有巨大的投资实力，是强烈的投资需求，众多西进的东资企业已积累了丰富的跨地区投资经验，创造了引人注目的业绩。
■抓住机遇加大对内外开放的力度，在出台诸多优惠政策的同时，下大工夫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西部解读“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最有效思路。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引进外资自然成为西部各省区市最求的目标。西部不仅需要国外资本，也应当看到国内民间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的巨大额度。这些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东部，我们可以称之为“东资”。东资西进，就是以东部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东部资本西进，到西部有条件的地方去投资。
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最近二十年的目标。必将极大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快速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创造财富，就必须激活各类资本，发挥各类资本的活力。我国国内资本目前主要有国有资本、非公经济资本和公众个人资本等几类。尽管由非公经济资本和公众个人资本构成的相对巨量的民间投资在国名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增大，但民间资本由于受政策、体制、市场环境和投资主体自身因素的制约，民间投资的巨大潜力远远未发挥出来。种种原因之中，最重要的是对民间资本性质的认识还没有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党的十六大关于民营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从根本上奠定了非公经济的合法地位，承认和尊重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和财富分配上的权利，对于激活民间资本，充分发挥其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抓住机遇，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在西部创造一个适宜于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让民间投资在西部大开放中唱主角，是现实而明智的选择。
东资实力雄厚，具有向西部投资的巨大潜力
东部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浙江福建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他们的资本实力有多强？据有关专家调查估算，仅温州一地，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00多亿元。而仅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在地下金融市场的“盘子”里，就盛着5000亿左右的庞大资金。
民营经济具有强大的财富创造力。以浙江为例，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居全国第一。其中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10强。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达到117家，独占1/3强。2001年“500强”中的浙江民营企业更是达到170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中，浙江企业有5家，占1/2。据相关资料显示：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2.46万家，位居全国第一。浙江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已居全国首位。全省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从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居全国第一。
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被人们公认为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制造商”。以“浙商”为代表的东部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不仅在创造财富，而且在创造着一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日渐成熟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组织、经营手段、产业集群机制，创造着市场经济新的经营模式。
温州人做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有歇业。温州打火机的龙头企业——大虎打火机厂生产的“虎牌”产品已占领国际打火机市场70%的份额。2000年，周大虎等温洲打火机企业老板到日本考察。日本最大的打火机生产企业广田株式会社占地50亩的厂区，只剩下稀稀拉拉的20多名工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周大虎等民营企业生产的温州打火机上打广田品牌的包装出售。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先进的经营理念，温州打火机怎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
由此可见，土生土长的中国民营企业最具有可学性。东部那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创业之时，也是“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长成“大树”。西部大开发，货币资本携带着人力资本同时西进，对于盘活西部国有资产，促进西部民营企业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非公经济资本雄厚，公众个人资本的实力也不小。公众个人资本，通常指的是那些拥有资本，但却因为职业及其他方面原因而不能通过创办企业来使用资本投资的自然人资本。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去深圳参加珠江三角洲公众个人投资的研讨会议，在演讲时他问了个问题：“你们下面坐的诸位先生女士谁有一千万以下，五百万以上的资产？如果有请举手。”结果，30%左右的人都举了手。看到过这则提问的人，大都认为数字保守。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比例，数额也是很可观的。激活公众个人资本的关键，就是推进公众个人投资。
目前，我国公众个人投资的渠道非常狭窄，主要就是银行和股市这两个渠道。股市炒股，风险又太高，所以多数人选择了存款，大多是抱着利率再低总比没有要强的无奈心理。所以，要激活公众个人投资。一方面要通过财商教育，提高公众的个人投资理念和投资素质；另一方面就是要拓宽公众个人投资的渠道，使公众个人资本有若干可供选择的投资平台。
东部民间资本不仅投资潜力巨大，而且西进的东部民间资本在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创造了引人注目的业绩。
在四川，从修建商城到经营商城，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温州人的投资越来越大。巴中的“温州创业城”投资额达1.8亿元，自贡的“温州商城”，投资额达3亿元。目前，温州资本每年在四川市场上流动的资金超过100个亿，年上交税收3个多亿，上交管理费1个多亿。
云南省的资料显示，仅浙江一省，在云南创业的人数已突破20万，创办的大大小小企业有1000多家，投资总量在100亿元左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底，西进的浙江民营企业生产经营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已发展到1000余家，100万元左右的约几千家，固定投资约20多亿元。而浙江省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西部10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西部大开发的浙江人已达100多万，目前累计投资总额达1000亿元，200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2000亿元。
对东资西进的总体绩效进行量化评价，目前尚缺乏理论依据，具体操作存在的困难也不少。但是，从投资接受地和资本输出地两个方面考察，仍然可以做出基本的评价。投资接受地的西部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社会固定投资额3943亿元，同比增长率15%；2001年为4704亿元，同比增长率29%；2002年为5671亿元，同比增长率20%；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东资西进推动西部投资增长、带动东西部区际贸易发展的良好表现显而易见。而资本输出地的东部企业，也在西部找到新的利润来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创造环境条件形成东资源源西进的良性循环
东资西进的前提，是民间资本的激活。民间资本激活了，就会流动，向着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流动。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非公经济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对激活民间资本已经产生并将长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此之前，非公经济尽管已被承认其存在的必要，但主要是从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国有企业压力，提高人们收入，增加税收的角度来说明发展非公经济的必要性，并没有承认非公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而，从事非公经济的人们，心里总不能踏实，“养肥了后被宰”的心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不是相互对立的，是完全统一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之中的，我们不但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经济，而且还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经济。发展非公经济是长期的，并不是临时性举措，非公经济同公有经济一样，都是长期存在的经济形态。
这就明确了非公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剥削经济，对于确立非公经济的完整法律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非公经济发挥自身作用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是非公经济存在的现实载体；没有资本，也就谈不上有非公经济。而我们历来又是把资本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资本的职能是剥削，仅此而已。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资本列入生产要素，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要让劳动、技术、知识、管理及资本都充满活力，充分发挥它们在财富创造上的作用。与此相联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强调不仅要尊重劳动的贡献，而且要尊重知识、技术、管理及资本的贡献。这样，就把资本从剥削性质中解脱出来，放到了生产活动中应有的位置上。这些重大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过程中财富创造活动的本质反映。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活动同过去有着极大的区别。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的财富创造活动，是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发挥着主要的作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被称为第一生产力。与此相关，管理、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了劳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未能与时俱进，着重于以劳动为基点来评价收入，这就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往往把劳动收入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把非劳动收入当做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前者是阳光性收入，是光荣的，后者是非阳光性的，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可耻的。这就极大地阻滞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把评价收入的基点放到生产要素的贡献和合法性上来，明确提出无论是劳动收入还是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指出按各种要素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收入是合法的；明确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些重大的理论创新，完全符合现实的经济生活的状况，对于从根本上消除民间资本在国内投资的种种顾虑会产生深刻的、长远的、巨大的影响，必将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对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大解放，是对非公经济的一次大解放，也是对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为激活非公经济资本、公众个人资本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创造了广阔的舞台，对民间投资的刺激会十分强烈，对民间投资的各种束缚和障碍也会层层消解。这就为东资西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事实上，敏感的东资已经出现了投资大幅增长的势头。早在1994年就西进的娃哈哈集团，2003年投资新疆1亿元成立娃哈哈石河子公司。华立集团在2002年出资1.7亿元收购昆明制药29%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此笔投资为该集团1996年西进到2001年投资总额的近2.3倍。2003年9月28日，浙江奥康集团投资10个亿的“西部鞋都”在重庆市壁山县奠基。据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2003年在西安举办的第七届东西部合作投资洽谈会上，浙江民营企业与西部省区签订的合作项目达68个，总金额达37.8亿元，而且又一批在浙江完成资本积累的浙江人已纷纷到西部考察，投资、创业。由此可见，西部各省区只要创造出比较全国其他地区更有吸引力的条件，就会形成东资源源西进的局面。
改革开放20多年，由于国家实施的非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东南沿海的特区带动了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由此造成的西部后发劣势是一个不利条件，但充分利用东部发展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吸取东部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完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使西部成为比东部更开放的地区。
因此，抓住机遇加大开放力度，尤其是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在提出诸多优惠政策的同时，下大功夫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西部解读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最有效的思路。西部大开发，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大开放，实现大开放是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前提。所以，能不能抓住机遇，要看能不能加大开放的力度。从东资西进的角度看，就是能不能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
综合西进企业的反映，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在：获取西部资源、环境、市场信息和政府信息缺乏规范、快捷、有效的渠道，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各类行政审批手续既多又繁琐，办事程序不透明、不规范、效率太低；有的地方，法规、政策不具体、可操作性差，不仅优惠政策不能兑现，甚至招商协议中的一些条款也不能落实，言而无信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乱收费、乱罚款、吃拿卡要什么都敢干，“设权寻租”现象不少；异地信贷卡得过严过死，融资困难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什么地方做得好一点、快一点，资本就会进得多一点、快一点。 可以说西部各省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并不差，行动也不慢。前不久，新疆乌鲁木齐市做出决定，今后对所有前来投资的企业和客商，首府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说“不”，并提供全过程跟踪服务。强调对企业和客商的投诉记录在案，谁阻碍发展就清理谁。对现行的行政审批事项，凡国家和自治区明确取消的坚决取消，其他城市已经取消的要比照取消，乌市自行设立的要全部取消。在“两区三园”推行“无费区”管理，除少量国家规定的证照工本费外，行政管理过程中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要一律免收。

扩大对内开放开拓东资西进的发展空间
东资西进，固然是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同时也是资本成长的内在需求。事实上，东资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着眼于全国市场来进行资本积累的。哪里有钱赚，就到哪里做生意，是东资，尤其是浙江人的创业之路。东资的巨大资本实力，是靠全国市场培育起来的但从分布看，西部仍占少数，因为东部的钱好赚。以温洲的民营企业为例。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温洲人在投资、经商、办企业。其中，东部地区最多，为81万人，中部地区51万人，西部地区22万人。从人员流向看，主要流往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其中前10个城市为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武汉、西安、天津、重庆，共63万人。西部城市占了三个，比例并不大。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市场已相对成熟，投资的高收益已经过去，巨量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在温州工业园，工业用地价格已达40万元/亩，市区的商业用地还曾经拍卖出1120万元/亩的天价。有家媒体报道说，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某塑料加工厂的李总抱怨道：“我们的产品销路很好，我想再开一个分厂，可这地皮简直贵到天上，光这一项投入就要200多万元！上次我到外省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考察，那边的地比较便宜，在税收上还有优惠政策。我现在发愁，到底该不该把厂子搬过去？”而温州龙港镇的一个投资者因批不到办企业的地皮，已决定“把这笔钱改投到外地”。温州大学一位长期关注温州资本的教授指出，“其实，像这样拥有一笔资金，但在温州本地投资无门的商人大有人在。”东部民间资本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的前景下出现产业转移，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外迁，资本转移有诸多因素，资本自身的逐利性和扩张性构成的内在需求是最重要的因素。西部地区，什么地方赚钱的条件好，什么地方就会成为东资西进的投资接受地。
东资有巨大的投资实力，有强烈的投资需求，众多西进的东资企业已积累了丰富的跨地区投资经验，学术界对东资西进的智力支持日渐有力。
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各地加大开放力度开拓东资西进空间，已经成为东西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从经济学层面分析，对内开放，就是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与地区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都要全面开放。各个地区都要找准和强调自己的优势，坚持分工和有比较优势的原则。
人所共知，西部的优势主要是资源优势。其中，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是最现实的优势。但是，对优势要作分析。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发达地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环境在不断改善，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速度加快，西部地区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弱化。何况，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会不断提高。西部广阔的地域可以使土地出让租金降到极低的价格，但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乱收费等违规行为不能制止，就会大大提高投资者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土地资源的优势的吸引力。
因此，为东资西进开拓空间要有新思路。专家学者在分析西部地区引资困难的原因时，把西部规模经济发育程度低列为重要一条。规模经济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规模经济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规模的扩大获得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成本下降的比较利益，形成内在规模经济在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中获得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平均成本下降的比较利益，形成外在规模经济。内外规模经济的相互转化推动产业升级。对于投资者，资本只是一种生产要素。投资的目的，是通过资本转移，寻求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以获得理想的回报。能与资本形成最佳组合的生产要素——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一定水平的技术和管理，通常存在于规模经济中。
被称为“彭西部”的华夏论衡（北京）西部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西部大开发年度报告课题组组长彭真怀博士在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西部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三线”建设中形成了并非薄弱的工业基础，但由于国企改革的滞后，长期处于资金缺乏。不仅自身竞争乏力，而且阻滞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东部的规模经济远远高于西部的规模经济，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远远高于西部。据国家统计部门的“基普分析系列报告”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国有资本比重最多的五个省区，前四个仍然在西部，有青海（71%）西藏（67.5%）、新疆（66.23%）、贵州（65.07%）。而其他的数据则显示，青海、甘肃、西藏等省区的工业总产值，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仍高达80%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西部经济中的比重过大，严重制约市场经济的发育，是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的症结所在。解开症结就是空间。优势和劣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国有企业比重大而且普遍缺乏竞争力是西部的劣势，但国有企业里“库存”着可以同民间资本实现最佳组合的巨量生产要素，国企退出提供民企发展空间就能转化成吸引投资的优势。
连续召开了8年的东西部合作投资贸易洽谈会，在2001年首次出现跨地区投资和经济协作成交额与国内贸易额持平，而且成交商品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表明东西部经济协作已从商品贸易为主向跨地区投资为主转变，表明东部向西部的产业转移在加快。抓住契机，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就要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放宽市场准入，为东资西进参予国企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就能不断拓开东资西进的广阔空间。
东资是在中国本土市场化过程中成长的资本，其自身的资本成长过程就是东部规模经济的发育过程。只要从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长远性的角度研究制订相关政策，“国退民进”的结果就是：东资在形成西部规模经济中获得预期回报；西部涌现大批有强大实力的市场竞争主体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西部市场化速度加快，经济运行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快速提升。当然，开拓东资西进空间并不是仅指“国退民进”。我们只要具备大开放的眼光就能视野宽广看到许多东资西进空间。换一个角度讲，没有大空间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开放。因此，抓住机遇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就是要在西部现有的产业结构中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寻找空间，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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