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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元审美”背后:一场呼啸而来的媒介革命
2014-11-21 09:26　来源：文汇报　 我有话说
　　嘉宾：邵燕君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采访：邵岭 首席记者
　　关于“二次元审美”的讨论还在继续。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认为，这一股审美观念的争鸣背后，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的媒介革命。这使得今天的青春文化同时具有了新媒介文化的诸多特征，需要我们从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大局来看待两种文明的更迭。我们面临的，不再是一个青春文化如何吸纳主流文化或者成年文化的问题，而是哺育了成年文化、主流文化的印刷文明，在媒介时代如何被引渡到新媒介的生产空间和叙述逻辑中去，从而获得重生的问题。要使人类文明得到良性继承，需要深通传统媒介“语法”的文化精英们以艺术家的警觉去了解新媒介的“语法”，从而获得引渡文明的能力——这正是时代对文化精英们提出的挑战和要求。
　　在媒介革命的大背景下，今天的青春文化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局。以前只是一种代际更迭，文化本身是有延续性的，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到了一定年龄，还会融入到主流文化的脉络中去。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二次元所代表的既是青春文化，又是新媒介文化。而整个世界即将进入的，就是一个新媒介革命以后的时代。
　　文汇报：我注意到近两年你一直在关注年轻人的文化选择，比如网络文学和《小时代》。不知道你怎么看待二次元审美浪潮？
　　邵燕君：不了解就无法对话，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对二次元文化的关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很赞同葛颖提出的，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包括二次元在内的青春文化获得了一个独立的成长和发展空间。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更愿意从媒介革命的角度来看待二次元文化。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二次元文化，其本质就是一种新媒介文化。
　　我们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媒介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媒介变化会带来信息形态乃至本质的变化。所以媒介学者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媒介即信息。就拿文学来说，各民族最早的史诗，其文学性是以口头文学表现出来的。到了竹简时代、羊皮书时代，文学形态就是言简意赅的。当简帛文化向纸张过渡之后，文学性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书信体多了，个体化叙事多了。再然后是印刷文明的兴起，就出现了长篇叙事文体。明清小说的出现不仅和市民社会的形成有关，也和印刷术的发达有关。西方更是这样，在古登堡的印刷机发明之前，主要的文化传承是在经院的口头辩论文化中。印刷革命之后，纸张大量生产，才出现了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西方文学的经典小说形式。
　　到了今天，网络这个媒介又和纸质媒介有很大的变化。它根植于消费社会的粉丝经济，是一种超文本，与ACG文化相连通。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网络性。比如对于网络小说，人们通常有一个感觉：长。动辄三四百万字。读者打听一部网络小说，通常不会问多少字，而是问需要跟多久，一年还是两年。在网络的空间里，长度是阅读时间，而不是字数篇幅。
　　那么在媒介革命这样的大背景下，今天的青春文化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局。以前只是一种代际更迭，文化本身是有延续性的，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到了一定年龄，还会融入到主流文化的脉络中去。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二次元所代表的既是青春文化，又是新媒介文化。而整个世界即将进入的，就是一个新媒介革命以后的时代。
　　我们不会再生活在纸质媒介的时代了。不管好不好，不管我们有多留恋，它都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交界时期，所以我们会觉得它还在延续。但是更年轻的一代，确实已经不在这个环境里。对他们来说，网络这个媒介将是他们真正主导的媒介。这就是这个时代即将发生的媒介革命，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仍然以文学为例，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不再存在“网络文学”的概念，相反，“纸质文学”的概念会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因为网络将是所有文学、文艺形式的平台，“纸质文学”除了一小部分作为“博物馆艺术”传承以外，都要实现“网络移民”。
　　事实上，新媒介时代，也未必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糟。麦克卢汉就认为，以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为基本判断标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文字时代/部落时代、古登堡时代、电子时代。我们以往认为的“文明时代”也就是古登堡时代，恰恰是“文明陷落的时代”，是两个伟大的“有机文明”之间的插曲。因为古登堡印刷术的出现结束了部落文化，保证了视觉偏见的首要地位，进一步加重了感官使用失衡的程度。而电子革命则恢复了人的感官使用比例的平衡，使眼、耳、口、鼻、舌、身重新均衡使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重新统合化，人们由此比过去更多地使用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尽管是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然而它又是综合的思维方式。
　　我们面临的其实不是一个青春文化如何纳入主流文化或者成年文化的问题，而是哺育了成年文化、主流文化的印刷文明，在媒介时代如何被引渡到新媒介的生产空间和叙述逻辑中去，从而获得重生的问题。
　　文汇报：如果我们认可印刷文明很可能是两大有机文明之间的过渡文明，至少不是终极文明，那么，想必也能接受，文明的发展轨迹未必是线性的，而是呈螺旋上升。在这一前提下，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两代文化交接的方式？
　　邵燕君：对。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作重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面临的其实不是一个青春文化如何纳入主流文化或者成年文化的问题，而是哺育了成年文化、主流文化的印刷文明，在媒介时代如何被引渡到新媒介的生产空间和叙述逻辑中去，通过“移民”获得重生的问题。仍然用我熟悉的网络文学研究领域举例。我们不能再扮演“超然”的裁决者和教授者的角色，而是要“深深卷入”，从“象牙塔”转入“控制塔”，通过进入网络文学生产机制而发挥影响力。
　　一方面，“学院派”研究者要调整自己的位置，以“学者粉丝”的身份“入场”；另一方面，要注重参考精英粉丝的评论，将“局内人”的常识和见识与专业批评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一些约定俗成的网络概念和话语引入行文中，也就是在具体的作品解读和批评实践中尝试建立适用于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这套批评话语应该是既能在世界范围内与前沿学者对话，也能在网络文学内部与作者和粉丝对话。研究成果发表的空间也不应只局限于学术期刊，而是应该进入网络生产场域，成为“意见领袖”，或对“意见领袖”产生影响。
　　比如，如果学者们提出的网络类型经典标准能够影响粉丝们的辨别力与区隔，甚至在点击率、月票和网站排行榜之外，再造一个有权威影响力的“精英榜”，那么就能真正“介入性”地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并参与其经典传统的打造了。
　　我还想强调一个概念，在这样一个引渡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应该是“重生”而不是“穿越”。穿越是原封不动的，重生不是。目前各种居于“主流”、“非主流”的文学传统、文学力量都要在新的媒介平台上重新争夺“文化领导权”。不过，“纸质文学”的“网络移民”绝不是原封不动地“穿越”，而是要经过脱胎换骨的“重生”。来自古老传统的“经典性”必然要穿越印刷时代，以“网络性”的形态重新生长出来——不管经典之作何时问世，“经典性”的萌芽都被携带在胚胎里，而考察这一胚胎形态的生长过程才是我们今天的研究任务。
　　每一次媒介革命都会遇到一个悖论，就是深谙传统文明、对传统媒介文化最有传承职责的人，因为不了解而拒斥新媒介。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介成长的一代，就是我们说的网络土著，则会因为不了解“旧文明”的特征，而对“旧文明”缺乏传承。由此产生的就是文明的断裂和损失。
　　文汇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亟需一批深通传统文明、带有先知性的学者，能够对媒介革命本身的冲击力有充分的警觉，在媒介革命展开之前，去深入了解新媒介的语法规则，从而最大可能地把旧文明的一切引渡到新媒介，在新媒介中重新生长出来。
　　邵燕君：这恰恰是每一次媒介革命都会遇到的一个悖论，就是深谙文明传统的人因为不了解而拒斥新媒介。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介成长的一代，就是我们说的网络土著，则会因为不了解“旧文明”的特征，而对“旧文明”缺乏传承。
　　麦克卢汉一再警戒媒介变革可能带来的文明中断。如16世纪古登堡印刷技术兴起时，当时注重口头传统的经院哲学家没有自觉应对印刷文明的挑战，很快被扫出历史舞台，而随之而来的印刷术的爆炸和扩张，令很多文化领域限于贫乏。这就是文明的断裂和损失。倘若具有复杂口头文化素养的经院哲学家们了解古登堡的印刷术，他们本来可以创造出书面教育和口头教育的新的综合，而不是无知地恭请并容许全然视觉形象的版面去接管教育事业。
　　而这种情况在今天同样存在。比如我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是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挑选出来研习和传承文学传统的。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传统成了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甚至和我们的审美取向、生活方式和情感关怀牢牢绑定。于是我们这些人成了最保守的传统的捍卫者，媒介变革成为对我们的最大冒犯。这种冒犯，很容易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激发出一种拒斥心理。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一个主流作家研讨会，大部分是70后作家，很多人都在说不用微信。那么现在微信都如此普及了。他们为什么拒绝呢？所以你看，在媒介革命的时候，恰恰是那些对传统媒介文化最有传承职责的人，有可能是最保守的。他们一方面对新媒介文化不了解，同时因为不了解而认为其浮躁、肤浅，对其蔑视。
　　问题在于，媒介革命的发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你看网络文学，很多人会有怎么突然之间星火燎原的感觉，其实它已经成长十几年了。漠视也好，拒绝也好，会有一天，你睁开眼睛，发现整个世界被新媒介席卷，旧世界轰然坍塌。年轻人不跟你玩了，老师站在讲台上往下一看，学生们都不听你的了。到那个时候，曾经身居主流的成年人一下子就失去了话语权，而那些在他们手里的文明来不及传承下来。
　　新生代根本不在乎能不能够得到你的吸纳。你看《小时代》就很明显，它为什么要进入你的视野呢？为什么要求得你的认同呢？你不是它的目标受众。而且它占据了新媒介的优势。你说它浅薄也好什么也好，年轻人不再听了。而新媒介的魅力无穷，他们根本来不及接受你传统的东西。
　　所以，在我看来，在媒介革命来临之际，要使人类文明得到良性继承，需要深通传统媒介“语法”的文化精英们以艺术家的警觉去了解新媒介的“语法”，从而获得引渡文明的能力——这正是时代对文化精英们提出的挑战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