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防战略略论.doc

攻守战略泛说

“攻、守”是战争时代的一对矛盾，于《易经》可表述为动或静，于做人可表述为进或退，于书法可表现为放与收，于团体可表述为扩张、收缩，对某一领域的占有、放弃等等。“攻、守”常常属战略层次上的决策，有时攸关成败、生死。很多情况下是“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有时瞬间互相转化。在错误的形势下，攻守易位，该攻时守，该守时攻，必然得到错误的结果；貌似正确的形势下，攻守对象搞错或攻守过度，也会一败涂地。
古今中外，由于选择了错误的攻守策略一战而败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说拿破仑滑铁卢的惨败、希特勒斯大林格勒的拐点是明显应该取“守”的形势下，由于贪欲过重、狂妄自大、头脑发热，做出了“攻”的决策所至；那么，南宋赵构在岳飞屡战屡胜，正准备引诱金军全面出击，乘虚直捣金国国都的大好形势下，冤杀岳飞，采取“和议”的策略，就是在他私心的驱使下，应该采取“攻”的时候做出了“守”的错误决策。
其实类似的例子，从中国浩繁的史料中能刨出很多。就先来说说《三国志》里的曹操和诸葛亮吧。
“官渡之战”让曹操一战成名。战前，曹操兵不满一万，与他在官渡对峙的是刚刚收拾了公孙瓒，威震四海“众十余万”的袁绍集团，有这样的实力对比，曹操手下众将都认为如与之对抗，必败无疑，应采取守策为上（实际是跑）。可是曹操认为：“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就是说：“袁绍为人，野心勃勃然而缺谋少智，外表严厉其实内心懦弱，心胸狭窄不容小错，但没有正真的威严，士兵人数众多却组织混乱，大将们骄纵而不能彻底执行政令，他的土地虽然广阔，粮食虽然丰盈，不过终成送给我的礼物罢了。”终于，凭着他的雄武勇略，加上善于用兵，在“白马之战”中，强渡急行、突斩颜良；冒险诈败、诱诛文丑，颜良文丑是当世名将，这大大动摇了袁绍集团的根基和军心。之后，又两次奇袭袁绍粮道，并且在第二次袭粮过程中，身冒矢石，奇计诱敌，击败袁绍五万卫送部队，擒斩了主将淳于琼，造成了袁绍军队的彻底绝望，最终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这就是曹操的胆略，清晰正确地估计双方实力，谦虚明断地纳谏，采取了以弱攻强的战略，并随机应变，必要时甘冒牺牲风险，坚决贯彻，最终取得胜利。袁绍在战后被气成“对穿肠”——呕血而亡，几个儿子也不怎么成器，最终，称雄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最大势力，由袁绍一方变为曹公一方。
那么有人会问，袁绍兵强马壮，采取攻势，应该是正确的决策，为何还会失败？其实，袁绍在战争过程中主意游移不定，并没有正真发现双方成败的要害，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建安五年，在曹操忙于攻打突然背叛他的刘备时，袁绍的谋士田丰曾劝他乘虚捣了曹操的老巢，说：“绍哥，动手吧！”他却说：“No！我的baby感冒了，不想用兵。”据《三国志》载：“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遇到了这么难得的进攻机遇，却仅仅因为小孩子生点病而错失它，可惜啊！”这就是该攻的时候不攻；在听说颜良文丑被杀后，谋士沮授对他说：“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我军数量虽多，然而士兵作战勇敢不如曹操的；曹操粮食很少，并且后勤保障远远不如我军。所以，明显曹操急于决战，而我军应该坚守，放长线，钓大鱼，拖垮他。”这又是一个攻守战略的决策关头，可惜袁绍并没有听进去。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的攻守策论，显示出他过人的战略眼光，在当时的情形下，连吴抗曹，谋荆州，图益州，征服蜀越，最后达到三分占其一的英明论断，的确是一条知己知彼，攻守皆适的千古良策，后来证明，它确实是三国蜀汉政权，乃至三国鼎立局面的催生剂。
据《三国演义》说，刘备听完了，就此认定诸葛亮是依靠，哭着说：“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老师您要还是不出山，继续‘躬耕’，那么全天下的老百姓（也包括俺刘皇叔）该咋办呢？”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被描绘成是半神半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但是，《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并没有那么完美，也不知是那本书说得对。
总之，诸葛亮的失误在于：在蜀汉成立后，蜀国与吴国已经强弱异势，吴国失去荆州，实力上略逊蜀国，这时，他没能劝刘备及时调整战略，适时转换攻守对象，而是机械地执行连吴抗曹策略。连吴连得连关、张、刘都直接或间接地被具有耐心和韬略的孙权干掉后，还继续连。当时曹魏政通人和、功臣不老、人才辈出，无论在地域、人力、经济、人才各方面远远强于蜀汉。虽有“不正统”一说，但是毕竟汉献帝还在位，曹操也只是当个丞相，舆论上蜀汉也算不上占优势。而实际上孙权谋袭荆州前后，三国形势已变为吴、魏联合对蜀，或者说吴国在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游移策略。这种形势下,他却在蜀国连遭散失荆州、秭归之败等重创后，内部主上不明，名将日凋，国土褊狭，兵源不足的情况下，固执地频频向强大的魏国发起进攻，最后损兵折将，耗材费货、积劳而亡，而无尺寸之功。并且直接促成了此后“三国蜀先亡”的史实。陈寿评价说：“……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是很妥帖的。（当然他代表了近于完美的古代儒士的人格，以及他和刘、关、张四人代表的千秋大义是不容撼动的，这里暂不去表述。）
近代也有一个大家极为熟知的失败例子，就是蒋介石。据史载，在30年代初的时候，他把攻守对象搞错了，当时如果把对中共苏区的进攻改为防守，而对进驻东北并已剑指华北的日军采取进攻的策略，估计中国形势会大变。一方面，当时的中共会立即主动与之合作，联合抗日，另一方面，对于当时未真正归属他的地方军阀们，如要调动他们的军队打“日本鬼子”，谁敢说个不字？（这在“西安事变”后的史实中得以证实，“台儿庄”战役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最重要的是，他会得到东北、华北及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拥戴。然而他却把苏区作为进攻对象，又想在进攻苏区的过程中处心积虑地削弱地方军阀，对日本却“攘外必先安内”、节节防御、态度暧昧，搞得里外不是人。“西安事变”后，变成被迫抗日，搞得非常被动。最后他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民心。
可见攻守策略之重要，“千古风流人物”们运用得当则功成名就，泽被子孙，说不定还能功在千秋；运用不妥则身败名裂，为他人做嫁衣。其关键在于决策者的胸怀、德行和智慧。一些风云人物，心胸宏大、无私为民、眼观透彻、虚心下士，收放舒展，进退自如地运用攻守策略，终成伟业，造福百姓；而另一些，或因器局才力所限，或因私心贪欲过重，没能很好地掌握住当时手中决策的权杖，最终遗憾终身或遗臭万年。
汉武帝刘彻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者的例子，他在位的最大功绩就是巩固汉朝的中央集权——这是他对西汉王朝的贡献；攻击匈奴，深入大漠，封狼居胥山，打得匈奴由强变弱，——这是对中原文明的贡献。就这样，他还是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力、财力使用过度。但是他还是意识到了，不叫他儿子继续执行“攻”策（实际是霍光，当时汉昭帝还年幼，由霍光辅政），在老百姓暂未揭竿而起之前，经霍光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走向安定。
秦朝就没能及时勒住“扩张”这匹野马的缰绳，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续执行他父亲的策略，而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并不像秦始皇是雄才大略，而是私心。《史记》载，他认为：“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做老大就是要尽力满足个人欲望，要尽量地high,立法律就是叫大家不敢反对，谁敢提意见就‘咔嚓’。像舜和禹那样整日辛苦，把自己献给老百姓，我才不去学他们呢。”结果是秦朝十分短命。
其实秦始皇早就感到了匈奴的强大难驯，他修筑长城，布置重兵戍边，都是积极准备对匈奴用武。陈胜吴广起义，史记说：“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几百乌合之众，振臂一呼，手里没有正规武器，不过是些农具木棍，他们所到之处，所有百姓都会奉献食物，得以纵横天下。”这主要是由于秦朝滥用民力过度，不得人心造成的。同时，也证明了其精锐大部队都驻扎在对匈奴边的境上，后来的史实证明秦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要不是秦二世弱智，赵高奸佞不容人，致使大将章邯反水，项羽的军队与秦军胜负难料。当然如果秦始皇不死得那么突然，如果大将蒙恬不死，如果其大儿子扶苏继位，秦国改为休息政策……可是历史没有“如果”。
秦朝灭亡以后，中原战乱，匈奴借机发展壮大，到西汉统一时，其疆域要远远小于秦朝时代的，匈奴当时之强，就连极善用兵、自称“乃翁天下马上得”的刘邦，也在汉初被其打败并围困过。汉武帝以前，西汉对匈奴一直采取忍让、绥靖政策，但匈奴一直不能大规模南下，除了惧怕深入中原不是汉军的对手外，谁又敢说当时秦长城没在其中起了重要的防御作用呢？其实西汉很多制度也是沿袭了秦朝的。可见秦始皇对匈奴的进攻策略是正确的，但整个王朝扩张过度，压力和损耗超过了国内的承受能力，导致过早灭亡。
历史上还有个扩张过度的例子，就是隋炀帝，他面临的情况和秦始皇很相似，经过数百年的南北朝大散乱，汉化了不少北方游牧民族的中原地区，刚刚统一、战疮未平，又面临着北方新兴的突厥部族的威胁，于是他也修筑长城。但是，当时的中原，已远不如秦朝刚刚统一六国那时富庶，许多地方近于不毛之地。于是，他又不得不开挖大运河，准备将长江流域南方的物资快捷地运抵中原，再加上在皇室宫殿建设上，爱面子，讲排场，最终滥用民力、财力过度，造成赤眉军、瓦岗军等农民军揭竿而起，后被唐朝替代。有趣的是，唐朝很多制度沿袭的是隋制，唐朝经济的一度空前繁荣也和隋朝开挖的运河大有关系。
有人说，历史是由千千万万小人物创造的。在古代，这句话表面很难令人相信。那时的小人物很少有决策的机会，即使有，也是最多能决定今年是种粟还是种禾，是养豕还是养雁等等这类鸡毛蒜皮的事；但是，这句话也有它的道理。在古代，一旦大人物把小老百姓逼到非要在是选择“老子革命了”、还是选择“死于苛政”两者之间做出决策的时候，大人物也就离彻底散失其手中决策权的那天不远了。当然，如果小人物们能够像杨升庵词里写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那样优哉游哉的生活，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宁可不去参与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