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结构新探.doc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结构新探

刘红军
（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08（2） 甘肃张掖 734000）

摘 要：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构成，在诸政权的共同经营下，经济结构日趋完善。随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工商兼备的多元化、完整合理的结构。多元化合理的经济结构既保证了河西诸政权的稳定，又为河西经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字：经济结构 多元化 农业 畜牧业 手工业 商业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地区，政权林立、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烈，社会经济发展十分困难。但就是在这样杀伐相继、日事干戈的社会环境下，地处偏远的河西地区却具“独安”局面。虽然该地区随民族争夺也几经政权更替，但更迭后的各政权大都利用了河西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采取外和诸邦，内励农桑的举措，实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各政权的多元化开发，既促使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也使得河西一带成了内地人民向往的乐土，连世家大豪也纷纷西迁，将河西地区作为他们理想的“遗种”之地。
河西地区的初步开发，应始于汉武帝抗击匈奴而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1]而此之前的河西地区，则是月氏、乌孙、氐、羌等少数民族的蕃息之地。他们“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2]从而保持着“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局面。
随两汉移民实边和河西屯田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修泽开堰，大力夯实农业基础，河西地区开始由游牧区逐渐转变为新型的农牧并举区，从而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结构。这样的转变既提高了自然经济的产值，也带动了河西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多元化格局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东汉明帝后期的河西地区由于“羌祸”和漠北匈奴的入侵，社会经济的发展曾出现过一度的衰落，乃至敦煌地区出现“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强多逆断绝，既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3]的局面。但河西地区已形成的较稳定的经济结构，并不会由于社会的一时动荡而发生大的转变，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苗头也会在动乱的夹缝中生长。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再度崛起。随着中原战乱的加剧，大量中原流民涌入河西，民族融合逐渐加强。曹魏以来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也传入河西地区，加之此后诸凉政权统治时的保境安民政策与多民族的共同耕耘，使河西社会经济主体由西汉以来的农牧为主体的格局转变为农牧并举、工商兼备的完整的多元化协调合理的结构。现将该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分析如下。
一、农业
民以食为天。谁都知道，农业经济尤其是粮食的供应对于一个政权存亡的决定性作用，肇始于许下屯田的曹魏统治者更不必说。故曹操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术也”。[4]于是把“急农兼天下”定为国策。这一思想在魏晋十六国各政权中都无一例外的继承和发扬了下去，从而为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支持和保证。
曹魏在取得河西控制权之后，首先平内乱，清吏治，抑豪强，移风易俗，整治社会秩序。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稳定劳动人手，招抚流民，开发农牧，疏通中西贸易，使得河西地区的社会出现了安定有序的和谐局面。安定的社会环境的出现，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曾担任河西政要的徐邈、仓慈、苏则、毌丘兴等人功不可没。
据史料记载，徐邈在魏明帝太和中出任凉州刺史时，为解决粮食问题，“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5]敦煌太守仓慈积极推行“抚恤贫赢”举措。[6]武威太守毌丘兴采取“内抚吏民，外怀羌胡”的政策，是汉羌民族回到原居“力田”。[7]金城太守苏则“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8]有了这些领导者的大力支持和重视，必然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时及十六国，诸凉政权为解决粮食问题，均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积极兴办屯田，大力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同时，抓住中原大量流民涌入河西的有利时机，采取定点安置、划区管理的办法组织流民屯垦。如前凉“劝课农桑，徙石为田，运土植谷，轻赋敛，西取戌己校尉地，以其置为高昌郡并移民屯垦，置武卫、石门、侯和、漒川、干松五屯护军，列置军民屯垦。”[9]西凉李暠“遣军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10]南凉、北凉也都有移民活动，目的也在于扩大屯田。如南凉“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11]的政策也就是徙民屯垦，而南凉的屯田至于湟水流域。北凉沮渠蒙逊时最重视农业。建国初，沮渠蒙逊便下诏：“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力”。[12]这决定了沮渠蒙逊最终能统一河西走廊，实现兼天下、定西域的大计。永安元年，他推行劝课农桑政策，要求各级官吏明于督察，增加生产等。通过以上各政权的措施，既提升了河西地区农业的地位，也保障了农业发展的稳定。
魏晋十六国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和塞外民族内附，大量流民进入河西。如前秦建元之末，徙江汉百姓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也徙七千余户。[13]南凉专以徙民为务，“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建和三年，徙显美、骊靬二千余户而归。弘昌五年，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和、武威、昌松四郡”。[14]这些移民大大充实了劳动力。而西凉李暠将大批流民“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15]因为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人口直接表现为生产力，土地的开发程度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提供，完全系于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和民户数量，这些移民的入注既是南北劳动力的大会师，又是南北生产力的大融合，必然会促使河西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入河西，于是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和生产工具也传入河西地区。如皇甫隆改进灌溉法，推广“衍灌”技术，是粮食大丰收。同时，为了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加普遍，引渠灌溉工程仅敦煌一地就开凿了北府、阳开、阳安等多条渠道。[16]此时先进的工具和耕作方式如铁犁、耧车、连枷等都传入河西地区，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关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农业生产发展的景况，嘉峪关壁画墓中有详尽的记录。嘉峪关新城1号壁画墓中的“劳作图”画着正在劳作的农民，一共六人，四男两女，两男扶犁耕地，两女持钵播种，另两人驾牛空拽耢。[17]可见此六人并非一家，是被集中起来劳作的，这正是屯田的佐证。3号墓中部分图画则反映的是军屯性质的营屯。图中有将军、士兵，同时还有驾牛耕作者。[18]这反映了该时期出战入耕，且佃且农的生活。而关于该时期生产工具的使用以及耕作技术的发展情况，在壁画中也有生动的反映，从耕地、耙地、播种到脱粒、扬场等一整套的农业生产过程都有所展现。
据统计，嘉峪关新城魏晋十六国墓壁画中，有34幅是反映当时农业发展状况的，其中包括犁地、播种、耱地、打场等主要生产工具及牛耕播种场景。[19]所用农具的齐全及牛耕的广泛应用，都说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高。其中的铁犁、畜拉铁犁、叉以及耙地、耱地等工具，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生产工具，有些相似式样的工具甚至在今天的西北农村还在使用牛耕的不断改进，即由二牛挽犁逐渐改为一牛挽双辕犁，不但耕作效率较高，而且有利于小块田地的耕作，这也反映出生产技术提高的事实。在采用先进生产工具和方法的同时，还注意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展水利灌溉事业。据《三国志·魏书》卷24《徐邈传》记载：“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20]这些水利工程的修筑与利用，无疑对农业生产起推动作用。此外，前引墓葬壁画中还有配备专人看管的果园图、采桑图等，并且对采桑、结茧到束丝等生产环节都有逼真的描绘。从壁画中看，从事这一生产的有长衣曳地的妇女，也有短衣赤足的婢仆，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由此还可以看出蚕桑业在当时河西经济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外研究表明，当时河西地区农作物的品种非常多，有胡麻、梁米、黄谷、土麦、白米、麦、黍米、黄米、胡豆、荠、谷等二十多种。[21]这也说明当时河西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繁荣。而北凉沮渠蒙逊与吐谷浑交战失利，其子被俘，沮渠蒙逊用以赎取其子的谷多达三十万斛，也是该时期农业繁荣，粮食丰收的又一佐证。
总之，魏晋十六国时期，汉、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先后建立政权，他们充分利用河西地区的自然资源，抓住大量流民涌入河西的有利时机，在汉代以来的基础上，耕籍田、劝农桑、兴水利、作区田，并且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以保护和管理农业生产，促使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繁荣发展，甚至一度出现“中仓积粟数百千万”[22]的局面。同时也使得河西地区的农业经济在河西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畜牧业
河西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气候条件，对于畜牧业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地广人稀，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全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两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23]从中可以看出畜牧业在河西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河西地区的畜牧业流传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商周以来黄河以西及湟水流域就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而氐、羌又是世代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其对河西地区畜牧业经济的贡献自不必说。春秋战国之际是戎、狄的畜牧区。秦汉前期是月氏、乌孙的蕃息地。《史记·大宛列传》云：“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24]《后汉书·西羌传》曰：“月氏故地，旧在张掖、酒泉地”。[25]月氏的主要畜牧业是养羊。《凉州异物志》曰：“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26]而乌孙的活动区域相对较小，据史书记载仅在酒泉至敦煌一带。《汉书·西域传》对其描述曰:“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榆，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但乌孙主要是养马。史载：“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27]汉朝初期，匈奴强大，破东胡，败月氏，独霸了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当汉武帝派兵击退匈奴后，其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河西走廊对于游牧为主的匈奴来说，有得之则盛，失之则衰的地位。虽然在汉武帝的大力追击下大部分“胡族”西迁，但留下来的部分仍然在河西地区游牧生息，从而使河西畜牧经济并未因匈奴退出而中断。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在“凉州畜牧为天下饶”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曹魏时期，有关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发展状况虽没有详尽的记载，但据少量的资料可勾勒出当地的发展概况。史载：黄初二年（公元221），曹真率军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牲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只，牛八万”。[28]所获可谓十分可观，但这个数字只是曹真部将所获得战利品，它并非当时河西地区所有的牧畜之数，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五凉时期，后凉、北凉、南凉政权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他们虽然都接受了汉化的农业生产，但绝不会忽视传统的畜牧业。据于河西的大量少数民族民众均擅长畜牧，但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在选择生产时必然会选择投入较少劳动力却能利用更大面积自然资源的畜牧业。同时，此时军事活动频繁，对于战马、毡毯、皮革的需求给畜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诸凉政权对于畜牧业都格外重视。前凉从张轨起，在对鲜卑人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也采取怀柔政策，让其在河湟、祁连一带山麓自由放牧。并且为满足国家对战马的需求，在规模较大的官营牧场即今山丹县南置汉阳以守牧地，到张玄靓（公元355—362年在位）统治时期，又改汉阳县为祁连郡。《山丹县志》称：“晋永和中，前凉张玄靓以汉阳守马牧改永固为祁连郡，马多至二百万匹”，[29] 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当时诸凉政权战马的主要供给地。南凉则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以晋人专力于农，其他部族则专于牧，而且迁徙西平、湟河诸羌于其统治区内，大大增加了从事畜牧业的人口数量。北凉为鼓励养马，制定“按赀配生马”的制度。而此时的诸凉政权都依赖河西著姓的支持，以豪族大姓为基础的庄园式生产也促进了河西畜牧业的发展。
另外，该时期诸政权间“掳掠”式的交流也促使了畜牧业的发展，掳掠的牲畜既补充了当地畜牧的数量，又改良了畜产品种。如前凉张重华时，谢艾伐斯骨真部，获牛羊十余万头。秃发傉檀掠乙弗部，获牛马羊共四十余万头。公元429年，北魏军队征讨柔然，西巡到弱水，沿途见柔然遗弃的马牛羊漫山遍野，仅马匹便获得百多万。[30]
关于该时期畜牧业的发展具体状况，河西地区发掘的魏晋十六国墓壁画中也有详尽的反映。
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有众多少数民族生产畜牧业的图像。如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群，酒泉西沟魏晋墓群，酒泉丁家闸5号墓及高台魏晋壁画墓群中均有出土的彩绘马匹画象。画像中的马匹数从一匹到四五匹不等，同时还有武士骑乘的马匹。显然画像并不是为了准确的说明马匹数量，而是以单匹马来表示骏马，多匹马来表示马群。例如，嘉峪关新城M6前室西壁第一幅“马群图”绘有骏马五匹，第二幅“马群图”会有骏马四匹。新城M12前室东壁“牧马图”绘有一牧马人驱赶马群。新城M3前室北壁西侧的“两马交配图”则说明当时河西对马匹的选种育种高度重视，[31]这也是促使河西畜牧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河西出土的画像砖中与生产活动有关的画像有89幅，而反映畜牧业的就有38幅之多。考古发现的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大约有“牧牛图”10余幅，从数量上看，每幅图绘牛3到7头。另据岳邦湖《岩画及墓葬壁画》中对嘉峪关新城魏晋彩绘砖画中的牧羊图统计，发现牧羊图有15幅，所绘羊的总数量有70余只。如嘉峪关新城M5号墓前室北壁“羊群图”中绘有羊12只，色彩不同，形态各异，而牧羊人则手执长鞭悠然自得。[32]此外，高台发现的墓葬中还绘有“骆驼图”，“鸡群图”，这反映出当使河西地区牲畜种类繁多，同时也说明，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畜牧业在当时的经济部门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河西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河西魏晋十六国墓壁画中反应农牧业发展状况的详细情况，据贾小军先生在《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第五章统计，酒泉、嘉峪关、高台等地的壁画墓中的壁画砖共1115块，其中涉及农牧、采桑、酿造图的共210块，约占总数的18%，而其中农作图116幅，畜牧图73幅，采桑图13幅，酿造图8幅。农作、采桑、酿造三者共137幅，与畜牧图相比较约为2:1，而116幅农作图与73幅畜牧图之比则为5:3，[33]这虽不能反映该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的详细比例，但可以说明经济结构是以农牧并举了。
伴随着农牧经济的深度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河西经济区具有了雄厚的潜力，而农牧经济的相互影响和互为补充必然会带动手工业、商业的活跃和发展。
三、手工业
河西地区农牧业经济的繁荣发展，既为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而且，随着对外交往和民族融合的发展，河西地区经济实力和生产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这促使人们的消费观念转变，消费欲望加强，这也刺激着河西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当时河西地区手工业包括冶铁、造纸、酿造、纺织、制陶、建筑等部门，其发展表现在生产部门增多、规模扩大、生产技术先进、分工明确等多方面。

纺织业是当时手工业中的重要部门。河西地区自然条件宜桑宜麻、宜农宜牧，因而纺织品的原料棉、麻、丝、毛兼而有之，十分丰富。但其产品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布帛的生产，包括丝织、棉织、麻织等。二是毡毯、毛褐等制品的制作，即毛纺织。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三十多幅栽桑养蚕的画面，从侧面反映出该时期河西地区农家普遍栽桑养蚕，并且规模可能不小。这为该地区丝织业提供了原料保障，故这一地区丝织业发展产品极为丰富，水平很高。当时的丝绸制品既作为官僚贵族的衣料消费，又当作商品出口西域各国。如前凉永乐三年（公元347年）谢艾再破麻秋，张重华“因功以谢艾为太府长史，封福禄县伯，邑五千户，帛八千匹”。[34]
河西地区由于拥有发达的畜牧业，故毡毯、毛褐的发展自然很丰富。自古以来就有括毛成线、织褐为衣的传统。晋代时，敦煌人单道开衣,祖褐被称为庶人常服。前凉时毡毯曾作为贡品进贡西晋。[35]北凉沮渠蒙逊也有向西秦进贡戎千匹的记载。[36]而作为原料和劳动指向型的纺织业，必然会在其原料就近的地区的发展起来。
另外，据竺可桢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温变化研究表明，魏晋十六国时期正处于中国气温变化的寒冷期，[37]而纬度相对较高的河西地区，必然会相对更冷，这就需要有更多的衣服、毡毯等物品来御寒，这可能也是促进河西地区纺织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该时期手工业的另一个重要部门则是冶铸业，由于时逢乱世，战事繁多，故对于兵器和军用器械如刀、矛、剑、箭、戟的需求量很大，而战备器械的充足与否，对战争的成败有很重要的作用，这客观上促使了冶铸业的发展。其次，该时期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大量屯田和水利设施的修建均需要大量的铁器。同时铁犁、铁叉等铁制生产工具都需要冶铸业的支持。第三，当时铸造各种器皿和货币也需要较多的金属。而关于此时采矿的记载虽不多，但从北凉的记录中可见一斑。史载：“酒泉南有铜鉈出，言虏犯者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数万斤”。[38]
除纺织、冶铸之外，建筑业也在当时颇有影响。由于该时期河西地区政权更迭频繁，都城、宫室及其与皇室有关的建筑修建不断，加之当时佛教盛行，塔寺、石窟的营建层出不穷，使建筑业成为独具特色的手工业部门。建筑结构的精巧，形态的别致，装饰的华美都登峰造极。以张骏时建筑的谦光殿为例，主殿巍峨壮丽，“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的四方个起一殿，按春夏秋冬轮流使用，“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以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冬三月居之。其旁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39]另外，张轨时修建的宣德堂，沮渠蒙逊修建的游林堂，李暠在敦煌修的靖恭堂都是建筑业的佳作。石窟的开凿也鳞次栉比。如先秦时开凿的敦煌莫高窟268、272、275号洞窟，北凉时开凿的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等都宏伟磅礴，村坞、民舍的修建自不必多说。
此外，手工业中造纸、酿造、制陶诸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为了满足贵族上层的消费和对外贸易的需求而产生，因此总体规模不大，而且存在地域性和不平衡性特点。其中河西酿造的葡萄酒曾名闻中外，当时还作为贡品送至中原内地。造纸也曾几次向中原贡书，但所用造纸的原料多为芦苇，麻布头，所造的纸质量不高。[40]
四、商业
河西地区自西汉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冲要，经两汉的经营，时及魏晋十六国，虽然由于中原地区经济衰败而使商贸活动范围有所减小，但在河西地区诸政权农牧工商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统治者又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商业的措施，伴随各民族融合趋势的加强，农牧经济优势互补，使中外贸易长盛不衰，境内交易累日不绝。史称“富商大贾遍天下，官私贸易不绝于境”。这既包括河西诸政权间的贸易和河西诸政权与西域及中原王朝之间的互通有无，也包括河西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市。
曹魏控制河西后，所采取稳定当地社会秩序的措施不仅为河西社会经济的振兴创造了条件，而且促使中西贸易关系较快地恢复。此后，中西交往愈益频繁，贸易往来规模日渐扩大。如“曹操据河西，西域虽不能尽其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故事”。[41]徐邈任凉州刺史时出现了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的盛况。仓慈任敦煌太守时，曾严令禁止河西诸豪强阻遏胡商。为想去中原经商者发给“过所”，并且保护到内地经商者。史载：“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现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遣路”。[42]这使一部分商人在河西市场上大量交易。前秦时则出现了“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得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43]的盛况。河西地区作为前秦国土的重要部分，其商业也不会落后。而五凉时期，前凉张轨恢复货币，“钱遂大行，人赖其利”。以致西胡致金胡瓶，主动前来进行经济交往。[44]河西地区中心城市姑臧由于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上，则成为中西商人从事贸易的中转站，并且设有专门管理商业交换的“市长”。西凉时的敦煌依靠经济繁荣、人口殷实的优势，形成“华戎所交一都会，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局面。西凉境内商业的发达，不仅表现在交换的频繁，而且货币经济也相当发达。如“王琴卒后，墓门前有石人狮子，子孙寒微，卖与汜氏，汜固字孔完，大将军掾纯之孙也，推家财百万与寡弟，二百万与孤兄弟。”[45]此外，西凉政权一直与东晋保持着联系。北凉也是该时期对外经济活动较为发达的政权之一。当时，西域有36国向它称臣纳贡，而且在北魏灭北凉时，也曾从其都城俘获了一大批粟特商人。
总体来看该时期的商业贸易具有如下特点：（一）以中西贸易和各政权之间的贸易为主的主体是由官方或大姓集团经手的进贡。买进的多为珠、玉、银等制品和火浣布，奇禽异兽等奢侈品。有张骏墓中所得的珍珠笔，琉璃榼，白玉樽，紫玉笛等这些产于阿拉伯或地中海的物品为证。[46]（二）以内地各民族间和民间贸易为主体的则主要以农畜产品、生产生活用具、手工业制品等为主，且大多数为初级产品。这是由农牧贸易的互补性所决定的。游牧区的马、牛、羊、驼等畜产品和猎产品以及药材等对改善农业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农业民族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生活用具、茶叶以及其它对改善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也同等重要。两者一旦接触融合，互通有无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该时期商贸活动频繁的原因之一。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正促进了河西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三）各商业活动具有自发性，公平合理，诚信无欺，双方交易立有文卷，注明买卖物品，买卖双方的姓名，中保人等。《吐鲁番文书》残篇中保留的一份合同中写到：“升平十一年四月十五，王念以兹驼卖，与朱越还得嘉驼，不相貱移。左来右去，二主各了。若还悔者罚毯十张，贡献。时人欂显丰，书卷李道伯共”。[47]（四）随着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城镇成为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支持和保证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五）各政权的商业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安邦守地，保据西土，并且有时还带有掠虏和臣服的含义。与强者贡献方物，虚以委蛇，卑辞修好，与弱者则恩威并用，杀伐相加。
综上所述，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构成，在诸政权的共同经营下，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完善，随着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形成了农牧并举、工商兼备的多元化、完整合理的结构。多元化合理的经济结构既保证了河西诸政权的稳定，又为河西经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经济在河西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注 释：
[1] 蒋福亚《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R]. 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 范 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1,P2879
[3] 陈 寿《三国志·魏书》卷16《仓慈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 ,P512
[4] 房玄龄《晋书》卷110《食货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 ,P3462
[5] 陈 寿《三国志·魏书》卷27《徐邈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 , P340
[6] 陈 寿《三国志·魏书》卷16《仓慈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 ,P512
[7] 陈 寿《三国志·魏书》卷28《母丘俭传》注引《魏名臣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 ,P762
[8] 陈 寿《三国志·魏书》卷16《苏则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 ,P492
[9] 郭厚安《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 [M]. 甘肃: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 ,P83
[10] 房玄龄《晋书》卷87《李玄盛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P2259
[11] 房玄龄《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 P3142
[12] 房玄龄《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P3195
[13] 房玄龄《晋书》卷87《李玄盛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P2263
[14] 郭厚安《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 [M]. 甘肃: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 ,P85
[15] 房玄龄《晋书》卷87《李玄盛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P2263
[16] 赵向群《五凉史探》 [M]. 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06, P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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