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pdf

第 36 卷 第 5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Vol.36 No.5 2023 年 9 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Sep.2023 收稿日期：2023-01-02 作者简介：张保见（1973-），男，河南信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历史文献学。E-mail: 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 张保见（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摘要：布袋弥勒的原型布袋和尚，是唐末五代之际浙江奉化岳林寺一个来历不明的游方僧人。其在世期间，行为怪异；圆寂后，被附会为下生弥勒，始引起膜拜，成为一个地域神祇。布袋弥勒在五代宋初影响涉及两浙及其邻近区域，布袋和尚的事迹也被释赞宁记录而形成文本。北宋中后期，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有所关注。北宋末，传入陕北。官方对下生应世弥勒说法的限制或不支持，是北宋布袋弥勒传播的主要障碍。关键词：布袋和尚；弥勒佛；形象；传播 中图分类号：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23）05-0030-08 DOI:10.20101/ki.1001-5124.202212050布袋弥勒，也就是净土弥勒中国化后的弥勒佛形象，源自今浙江奉化。奉化，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析鄮县置，隶明州。明州，天宝元年（742）改为余姚郡，属江南东道，至德二年（757 年）复为明州，属浙江东道；五代属吴越国；宋曰明州奉化郡，属两浙路，绍熙五年（1194）以宁宗潜邸升庆元府；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庆元路；明初为明州府，洪武十四年（1381）改宁波府；清亦为宁波府。因境内四明山，故以四明代称。奉化县，元元贞元年（1295）升为下州，明洪武二年（1369）仍为县，始终归属之不改。弥勒在原典佛经中是佩戴天冠、形象庄严的未来佛，两晋时中原已流行对其信奉。南朝梁时，东阳郡乌伤县身着冠服的傅翕大士（今浙江义乌双林寺）被视为弥勒下生，成为维摩禅祖师，唐代一度被尊为天台宗祖师，是其本土化的第一次演变。五代后梁时，明州奉化县岳林寺出现的蹙额皤腹、后演化为笑口大腹的游方僧布袋和尚契此，被视为弥勒化身，并逐渐为佛教信众广泛接受，完成了本土化历程。弥勒佛形象在中国的演化和传播，事实上是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已经引起学界关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1-6，李辉、倪丽婷、朱丽霞、谢继胜、石建刚、李静、常青、杨富学、张长虹等学者的研究尤其应当引起重视。但布袋弥勒信仰在全国的演化传播历程，特别是作为传播源头的五代北宋时期，却为学界所忽视，语焉不详。鉴于兹，笔者搜罗文献，草成此文，以期引玉。一、高僧传记中的布袋和尚 事实上，活动在五代宋初的永明延寿已经记录了布袋和尚一首富含禅理的歌诗：“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腾腾自在无所为，闲闲究竟出家儿。若睹目前真大道，不见纤毫也大奇。万法何殊心何异，何劳更用寻经义。心王本自绝多知，智者只明无学地。”7325 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文本资料，只是对布袋和尚歌诗的采用，没有片言事迹交待。延寿大师生长浙江，长期在杭州、明州生活修行，自北周广顺二年（952）始，住持奉化雪窦寺十年。第 5 期 张保见：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 31 今天能够见到的对布袋和尚记载最早最为全面的史料是宋高僧传卷二一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释契此者，不详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腲脮，蹙頞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囊入廛肆，见物则乞。至于醯酱鱼葅，才接入口，分少许入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及卧雪等神通，以曾有偈“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被人解为弥勒临世，“以天复中终于奉川，乡邑共埋之。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8553。此传简单勾勒出布袋和尚为唐末人，法号契此，俗家不详，或为四明人，肥胖大肚，杖荷布囊，有神通机锋，随遇而安，食肉，显然戒律不严。昭宗天复年（901-904）中，终葬于奉化。其“腲脮”一词，南朝梁顾野王 玉篇训作“肥皃”，宋、辽、金诸工具书如重修广韵集韵类篇龙龛手鉴六书故五音集韵等训义同。惟李善注王子渊洞箫赋云：“阿那腲腇，舒迟貎。”有闲适舒缓之意，然又引 埤苍 单训补充道：“腲腇，肥貎。”则南北朝至宋金时期，“腲脮”本义一直是指肥胖的样貌，在具体语境中，有呈现舒适安闲状态的意思。“蹙頞”一词，玉篇训“蹙，促也”；重修广韵训“蹙”作“迫也，促也，近也，急也”，龙龛手鉴同；集韵作“蹙，缩小也”，类篇 五音集韵同。又，六书故释云：“蹙頞，谓蹙聚眉间也。”即“蹙頞”本义当作眉额皱缩的样貌，似有愁苦状。“皤腹”，左传宣公二年冬十月乙亥“皤其腹”，杜预注：“皤，大腹。”联系到布袋和尚为得道高僧，佛家向视贪、嗔、痴为三毒，强调解脱清净等情形，结合其本义及具体语境，将“形裁腲脮，蹙頞皤腹”解为类似“肥胖大肚，安适平和，微微皱眉缩额，似喜非喜，若有所思”等意义，当更合理。这恰是布袋和尚后来能够演化为笑面开口形象的根基。进一步说，笑口形象并不是完全抽象的艺术再造，只是在高僧传记文本基础上加以夸饰罢了。宋高僧传作者释赞宁，俗姓高，浙江德清人。后梁贞明五年（919）生。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出家于杭州祥符寺，任吴越国僧统。太平兴国三年（978），随钱俶入宋。七年，奉令回杭撰写此书，端拱元年（988）进上。释赞宁之所以能为布袋和尚立传，与他生长于浙江有关。至于“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应是指江浙民间多以写真像的形式对其供养的意思。赞宁所指的江浙，应该是指当时的江南路和两浙路963-70，辖区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上海市及江西、浙江两省。从现有资料中没有能够见到可以表明其时布袋和尚的影响及于如此广阔地域的证据。从赞宁的活动轨迹，及“后有他州见此公”分析，宋太宗初年，民间对布袋和尚信仰的区域达到包括杭州在内的今浙江中东部区域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太湖、江南运河左近也有可能。至于江浙全部，显然不实。赞宁以“江浙”书写，实为夸大，疑为行文需要所致，这是古人常用的写作方法之一，不足为奇。以此开始的这类记述，可视作佛门高僧传。其后为景德传灯录卷二七，其较前增改有部分内容：“自称名契此”；与白鹿等僧侣有关于布袋等的机锋应对；一歌一偈；示灭于梁贞明三年丙子三月，并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且“于是四众竞图其像，今岳林寺大殿东堂全身见存”102193。是卷总题“禅门达者，虽不出世，有名于时者十人”，布袋和尚为最后一位。这种刻意说明，实为告诉大家布袋师具有禅者风范，但非禅宗宗师。其较之宋高僧传，内容更完备，且有所不同，法号契此为自称名，没有明确俗家籍贯，将“弥勒真弥勒”当作临终偈子，确定入灭时间为后梁贞明三年（917）丙子三月，示寂处为岳林寺东廊下，寺大殿东堂仍存其全身画像。补充内容及不同之处事实上在告诉我们，布袋师事迹民间流传中的内容，远比形成文字的传记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奉化是布袋弥勒的传播源地，也是相关知识的持续生成地。景德传灯录已经有对陈述事迹具32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 体化，以增强其叙事可靠性的倾向。景德传灯录作者释道原，浙江余杭人，住苏州承天寺弥勒院，自杨亿始111，释惠洪121446、释惟白皆称其为“东吴僧”13，宋真宗景德中将撰成之书上于朝廷。道原与赞宁一样，起于两浙，熟悉地方人物事迹，二人先后著述，皆收录布袋和尚事迹，当非偶然。景德传灯录完成时间距宋高僧传不远，且期间并没有对佛教发展有什么重大推动的事件发生，其时布袋和尚的影响区域应该与赞宁时大体相同，或略有扩大。“于是四众竞图其像”之“四众”，当是指释道原熟知的以浙东及太湖、江南运河左近为中心的区域内的出家、在家男女信众。综合来看，高僧叙事描绘的是一个肥胖大肚，平和闲适，戒律不严，荷杖布囊的形象，着重于禅语机锋，以及对神通示现、临终安详的描摹勾勒。这种书写应该是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很大影响。二、艺术及文学等创作中的布袋和尚 明人马愈记有名为“憨皮袋”的故事：“河内县民家墙内得一石碑，乃贯休所画弥勒佛像，横一拄杖，挑皮袋于背，腰间曵一蕉扇，笔法乃铁线描也。坦坦居士赞云：即此皮袋，非此皮袋，不属圣凡，不立行解，兀兀腾腾，处处在在，拄杖挑来赐与君，天上人间更无外。画法高古，而书字学米元章，流丽劲健，亦皆可爱。”14 蒋一葵书作：“贯休画弥勒佛，宋坦坦居士赞曰。”15 坦坦居士成了宋人。郎瑛进一步坐实：“五代僧贯休画弥勒佛，而宋坦坦居士赞曰。”16 贯休在 892 年前后曾北游燕赵1762，是有可能经过河内的。893 年，他返回杭州后，因与钱镠不和而西行，历皖南、江西、湖北入川，912 年在成都圆寂，再没有北上及返回浙地。其时布袋和尚仍在世，事迹不彰，不为人识，贯休为其绘制经典的拄杖布袋图之说，殊为荒诞。考坦坦居士，即明人陈复的号，字启阳，燕山人，历官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国子监典籍，“因与诗人文士交稔，是以才思充溢，诗文清奇。尤长作画，山水松竹，皆有矩度，亦精写照”18。疑此图及赞为陈复一人所为。马愈误书，已不通。蒋一葵、郎瑛出于己意修正，更误。此外，日本薮本庄五郎藏有一幅所谓的贯休绘布袋图，已证明系伪作19141。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有一尊摩崖布袋和尚造像，一度被当做北宋初年作品20。常青从其样式、风格，及龛下题记分析，认定是 1934年雕造21。因此，五代宋初，可靠的图绘布袋和尚仅见于赞宁、道原所记的两浙信众的供养写真。这个期间，两浙，尤其是浙东仍是布袋和尚信仰的核心区。但有证据表明，僧人在有意无意地扩大传播，云峰文悦、黄龙慧南、杨岐方会禅师或诗文偈语，或上堂说法，杂用布袋和尚事例。广照慧觉开悟僧众：“举布袋和尚凡在市廛中，以破纸裹一片干粪，见人便相呈云：兜率陀天底，兜率陀天底。遂令学众下语。竟有云云。师末后下语云：慈氏菩萨。又举布袋和尚凡见人，以手背上便拍一下，人才回首，云：与我一文钱。遂令学徒下语。师末后云：但抛二文钱与伊。”22901 身体力行，颇为努力，也可见其时两浙外一般僧人对布袋和尚即弥勒之事仍懵然不晓。僧人尚且如此，普通民众对布袋弥勒的知晓状况可以想见，肯定是处于无知状态，信仰自是无从谈起。这几位高僧涉及的布袋和尚知识，均见于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在游方中口耳获取，释兴顺布袋颂“弥勒鞋虽一只，非是丝麻针刺”一语，不见于宋初高僧传著述，可作为其证据。他们的举动，疑系偶尔为之，布袋和尚仅被作为谈禅典故使用，从信仰层面来看，没有见到产生什么结果，勉强可视作短暂的点状传播。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保圣寺古物馆藏大中祥符间彩塑十八罗汉，及山西长子崇庆寺三大士殿元丰二年彩塑罗汉的大肚罗汉2333，被认为是借用了布袋形象24203，且大肚罗汉与布袋弥勒形象高度统一2532。但这种中国佛教的大肚罗汉造像，杨瞻研究其应当源自唐代袒腹胡人的形象2628，似更有理据。第 5 期 张保见：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 33 现存材料证明，至北宋中后期，始出现文人创作的布袋和尚绘画及诗文。熙宁间，画工崔白向苏轼展示了一幅布袋真仪图，苏轼元祐三年题跋赞“其笔清而尤古，妙乃过吴矣”27。今河南辉县市百泉风景区碑廊有石刻摹绘本，据传源自崔白。石刻布袋和尚肥胖大肚，拄杖布袋，面容安详，符合宋高僧传记载。苏轼也曾画过一幅应身弥勒像，相传以寄秦观，“偶寄逸想，幻此沙门。了无一事，荷囊如奔。憨腮皤腹，行若不闻”121187，今已不传。日本德川达孝曾收藏有一幅李公麟 睡布袋图19375，具体情形不详。苏轼 观藏真画布袋和尚像偈云：“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数珠，好一觉睡。”28 题的应该就是睡布袋图。所谓“真画”，就是线条画29。从题目分析，所观者当为轼自藏画，是不是李公麟所绘，没有确切证据，但苏、李二人同为驸马都尉王诜的座上客，称为密友，也不为过。此外则是李之仪有布袋和尚赞一首30。李之仪与苏轼过从甚密，徽宗崇宁后寄居今安徽当涂。及黄庭坚的一篇颂、两首借布袋和尚寄情的诗歌，黄庭坚祖籍浙江，生长于江西，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仕途坎坷。结合其时情况，黄氏颂文题以“供”养的，应该也是绘画，结语“若问下生时，不打这鼓笛”，却颇有调侃讥讽意味，并无庄严静穆气氛。这些有布袋和尚作品的文人，与高僧来往密切，且有较长在杭州、湖州做官居住经历的苏轼无疑是其核心人物。这个现象，应非仅仅是历史的巧合。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视作文人间的翰墨游戏、唱和应酬更为妥当。此外，作为“乌台诗案”发起人之一的明州慈溪人舒亶，有一首题布袋和尚：“休话人间我独尊，何妨尘肆且随群。乞钱往往多空手，问路时时向白云。壁上形容图尚在，囊中气味许谁分。分明提起无人问，欲会应须眼里闻。”312949 所题的是壁画，疑即释道原所说的岳林寺大殿东堂布袋和尚全身像，为其游历之作。这首诗也是今本（乾道）四明图经唯一提到布袋和尚的文字。此外，笔者没有看到其他文人的有关作品，包括仕途名声起于鄞县，曾到过奉化并游览雪窦山的王安石，亦无一语论及。或许可以认为，北宋中后期，布袋弥勒形象在文人中已经有了一些认可度，但认可度并不高，除了翰墨游戏外，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同时，布袋弥勒的事迹在僧侣中接继流传。荆门军玉泉承皓禅师有布袋歌一首，释惠洪、真净克文、释道宁、圆悟克勤、湛堂文准在歌诗偈语中有约略提及，局部暂时性点状传播，在高僧们的努力下仍不绝如线。令人意外的是，北宋即将灭亡的宣和年间，地处宋夏前沿且具有石窟开凿传统的延安等地，兴起了布袋和尚的石窟造像。北宋之后，这种造像得到延续。据实地调查，“陕北宋金石窟目前共发现 15 例布袋和尚造像”，“集中于北宋晚期至金代前期”32434。这些造像，面容平和，肥胖大腹，符合宋高僧传记载。石建刚、白晓龙推测“粉本极有可能正是来源于江浙一带的写真像”，“也不排除这些造像粉本直接来自北宋京师汴梁的可能”，很有见地。但传统的宋夏文化尤其是佛教交流，并不能解释布袋和尚造像突然出现在宣和时期这个问题。我们推测，参与镇压方腊起义的返乡将士应当是一个关键因素。方腊起事前，童贯已经受命组织秦晋锐兵，准备参与对辽国作战，“会方腊起睦州，势甚张，改江、浙、淮南宣抚使，即以所聚兵帅诸将讨平之”3313659。宣和三年四月，方腊等将领被擒获，“西北戍卒代归，人得犒绢”2911172。疑正是这些经历战火劫余的代归戍卒，引进了写真式布袋和尚像，成为本地造像的依据。这些布袋和尚造像，与原有弥勒造像并存，地位尴尬，存在着冲突和矛盾，是被突然引进的典型证据。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殊山万佛洞前壁正中门洞上方有一尊布袋和尚绘像，敦煌莫高窟东千佛洞第 2 窟中心柱正壁左、右甬道上方各有一尊布袋和尚绘像，均为非笑布袋，一般认为是西夏时期作品。有学者认为东千佛洞绘34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 制年代在西夏早期34186，但诸多证据让石建刚、白晓龙判定其更可能是西夏晚期。也有学者对文殊山万佛洞的西夏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为元代遗墨35，学术界对其质疑并没有很好回应，仅有折中说法认为“也就是元代早期或者西夏晚期”36216。我们认为河西地区布袋弥勒绘像晚于陕北宋金石窟造像是没有问题的，且应当与陕北宋金石窟造像存在着关联性。此外，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上京城一带出土有辽代袒腹露乳罗汉造像的青铜护符，被认为是布袋和尚形象37106。真寂寺石窟外围发现一幅阴刻袒腹露乳造像，被认为可能是布袋和尚形象3871。青铜护符，与布袋和尚外形较为接近，但没有标志性的布袋造型，说是袒腹罗汉，似更妥当。石窟阴刻造像，差距更大，具体是什么造像，不能准确判定。唐宋时期，明州作为重要的港口，对外交往繁忙，五代北宋时期，在其地信众普遍图像供养的布袋和尚，是有可能通过贸易向外传播的。这种可能性确定为真实，需要可靠的证据证明。三、官方作为下的布袋和尚（成化）宁波郡志卷九“岳林寺”条下，有北宋王修弥勒佛记一篇：明州奉化县岳林寺，昔布袋和尚之流寓也。和尚自唐末出见于世，而以梁贞明三年示灭于此寺。晋天福初，泉州莆田县令王仁煦复见之于闽中，得见亲写一偈，后书九字云：“不得状吾相，止此是真。”逮皇宋熙宁三年，凡三百三十五年，而莆田裔孙铸尚能宝藏之。晋安刘继业者，摹其偈文，而遗其九字，明年，刻石于，而写和尚之相刻之。元丰四年，沙门宗尚得其本，复以摹刻立石于岳林。后三年，承事郎吕振来监明州市舶。明年，出其所藏九字以遗住持岳林沙门如珣，俾刻偈后。吕，温陵人，盖闽中所摹本也。如珣以传写幻相为非和尚之意，遂去之，而移偈于新石，刻九字于后，将使见闻之者悟诸相是非相，以见本心，非徒为好事而已。39 宁波郡志为今存最早完备收录王修此文的文献，详细叙述了岳林寺布袋和尚“弥勒真弥勒”偈语刻石的沿革，有资于掌故，也是布袋弥勒获得当地人重视的一个缩影式证据。（嘉靖）宁波府志卷四二“布袋和尚”条末，云：“王令至县，乃记其事，并刻其偈于碑。崇宁中，赐号定应大师，阁曰崇宁，令黄特铭其墓。”40 是对此事进一步追记和确认。其崇宁赐号，时间显系误书。从“后三年，承事郎吕振来监明州市舶”，可以推测王修元丰年间至少应该是生活在明州的，并很有可能是明州人。莆田留偈、字，及刘继业刻石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至迟五代后晋时期，布袋和尚在福建沿海中北部已经有影响，并很有可能是沿海上交通传达的。晋安，代指福州，两晋南朝时晋安郡治，是一种古郡望美称。王修的记载，清晰地阐述了以民间的持续且坚定的信仰为根基，到逐渐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与支持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地方政府认可是地域民间信仰获得中央政府认可的关键环节。浙东睦庵善卿上人徽宗时简录布袋和尚事迹，曾追记“本朝谥定应大师”一语41。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对朝廷封赠的记载，封赠的具体时间不详。南宋（宝庆）四明志卷十五“大中岳林寺”一条，称布袋和尚后梁贞明二年示寂，“葬寺之西南二里，其塔亭曰弥勒庵”，“水旱祈祷，灵应如响。元符元年，赐号定应大师。三年，有见祥光于弥勒庵侧者，掘土得所遗锡杖净瓶，邑人建阁藏之，并所书偈坐石，至今犹存。崇宁三年，赐阁名崇宁，遇天宁节，度僧一人”。偈语与坐石的记载，可视作王修记录的证据。同时，清晰陈明布袋和尚埋骨处，及入灭后已经作为弥勒被本地人信仰崇拜，遇水旱灾荒时，有有求必应的口碑。哲宗赐号，可以视作官方最高层级对这一民间信仰的认可与回应。徽宗赐予邑人所建保存布袋和尚遗物的阁名崇宁，同样是官方姿态的展现。这种来自朝廷的认定，体现的是民间与官方、地方与中央的互动关系。布袋弥勒首先是一种地域神祇，这种信仰持续下来，并成为对第 5 期 张保见：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 35 地方安稳与否有影响的无形力量，最终得到顶级政治权力的承认。当然，官方的认可，是事实上的肯定，对于地方上的布袋弥勒信众无疑是强有力的鼓励，对于布袋弥勒的持续信仰，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的。赐号名为定应大师，显然是依据“水旱祈祷，灵应如响”来的，哲宗遵循的是“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儒家礼制精神421524，只是把布袋和尚作为一种有帮助的普通的地方神祇来看待，同朝廷封赠的类似地方神灵并无区别，没有下生应化弥勒佛的观念参与其中。事实上，朝廷当时也不可能承认布袋和尚为下生应化的弥勒佛。由于下生弥勒建设人间天国的理想，容易被反对势力所利用，王朝对此是比较警惕的。有研究表明，北宋甫一建国，即对打着弥勒旗号的民间秘密活动予以压制43。但这种高压显然没有完全停止民间活动。仁宗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时为军校的涿州人王则发动兵变，即是以下生弥勒为号召的，“贝、冀俗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初，则去涿，母与之诀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福字隐起，争信事之”。王则起事后，据守贝州，“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443890，历时六十五日，为仁宗朝重大事件之一。布袋和尚的弥勒佛下生应化形象，得不到朝廷的认可，甚至受到限制，自在情理之中，其在北宋散布区域不出两浙及其左近地域，当与此不无关系。四、结语 布袋和尚生前应当是一位来历不明的游方僧人，即便他的称号契此，也存有疑点。他有高深的佛法修为，但戒律不严，行为语言，偶现怪异，稍稍引起人们的关注。圆寂后被附会成下生应化弥勒，得到奉化岳林寺僧徒及邻近信众的崇拜，成为一位地域造就的神祇。五代时期，布袋和尚应该在吴越国及其江南左近地区有了一定的信仰基础。这一时期的传播当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完成的。就现存文献来看，曾住雪窦山的永明延寿最早记录了布袋和尚。布袋和尚事迹形成文本，到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期，杭州僧人赞宁奉敕完成宋高僧传才实现。多才多艺的名僧赞宁无疑是个关键人物，他随吴越王钱俶自杭州归宋入东京，得到礼遇，才华获得认可，第一次将布袋和尚以下生应世弥勒的形象载入高僧传记，在僧侣、士人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此起始，以高僧传的形式，书写布袋和尚的事迹，浙江僧人，尤其是明州僧人具有不可取代的地域优势。我们也注意到，对布袋和尚的事迹具有初始意味的记载，自释赞宁取得开拓之功后，由释道原、释睦庵进行接继。这三位高僧大德都是浙东僧人。文本的生成，极大便利了布袋和尚事迹的传播，成为文学、艺术、哲学等僧俗人等创作的主要依据。首先是有道僧人很快熟悉了布袋和尚事迹，并能够在诗歌偈语及讲经说法中使用。整个北宋时期，布袋弥勒的流布形象都是以高僧传记文本为依规的，呈现为肥胖大肚，微微皱眉缩额，性情随和，安详闲适，似喜非喜的外貌特征，并已经形成随身携带布囊（布袋）这一标志性造型，后世流行的笑面开口、袒胸露腹的弥勒佛形象在此时尚不见踪影。北宋初期，布袋和尚信仰的向外传播是缓慢甚至沉寂的，我们见到的主要是单个的高僧大德偶尔在各自所在的寺院中提及。北宋中后期引人关注的事件有两个。一是以曾长期在杭州、湖州工作生活过的苏轼为中心的文人交往小圈子，出现了布袋和尚绘画、诗歌创作等翰墨游戏。苏轼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文人集团创作宣扬布袋和尚的引领者，在布袋和尚形象进入士人、官僚团体中，进而引起中央政府关注，起到了一定的衔接作用。另一个则是征方腊返回的将士，把布袋和尚带到了有雕造石窟传统的宋夏沿边的今陕北地区，出现布袋和尚石窟造像。下生弥勒被反政府力量作为发展势力的工具，应该是北宋官方并不支持布袋弥勒传播36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 的主要原因，尽管源自奉化的布袋和尚只是一个无害而有用的偶像，尽管出自需要，朝廷依据礼制精神予以了他定应大师的封号。一个地方神祇，在传统的王权社会，不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传播起来并不容易。布袋弥勒的传播，以奉化为原点，五代北宋时期先传布浙东，覆盖两浙，播化到福建、江苏等邻近区域，是一个总体渐进的过程。特殊之处在陕北。奉化地方坚定的民间信仰是起点，也是核心区域，并持续不断地为布袋和尚传播提供民间素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应当是在民间口碑的基础上，高僧、士人、官绅等记录整理为文，并与艺术家一起，最终成功塑造了以笑面大肚为外形，以方便、诙谐、慈爱、智慧为核心内涵的布袋弥勒佛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符号。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的传播，已经开始体现出由实向虚的重塑特征。事实上，经由奇僧或异僧的神通示现，得到本地信众渐次广泛的膜拜，僧侣，尤其是文化僧侣介入，形成文本，引起文人群体关注，通过文学、哲学、艺术创作等形式加以宣扬，并得到官方，特别是朝廷的认可，最终形成一种中国本土的文化符号的传播路径，具有佛教神祇中国化的普遍性，不仅为布袋弥勒信仰所独有。注释：按，梁末帝贞明丙子，是贞明二年，即 916 年，三年为丁丑年，此处疑系增笔致误。南宋释晓莹云卧纪谭卷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三均为二年，可证。著 布袋和尚 偈语五首，参见：（宋）赜藏主编集，萧萐父、吕有祥点校古尊宿语录卷四一宝峰（文）悦禅师初住翠岩语录，中华书局，1994 年，第 774 页。著和全大道，有“布袋终年落魄”语，参见：黄龙慧南禅师语录，小野玄妙等编大正藏册 47，新文丰出版社，1975 年。上堂说法，有“布袋横撒竖撒”句，参见：（宋）释仁勇编 袁州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小野玄妙等编大正藏册 47，新文丰出版社，1975 年。释兴顺，宋初僧人，籍贯生卒不详，参见：李尊勖天圣广灯录 卷二二 襄州兴化院顺禅师，前田慧云等编 卍续藏经册 78，新文丰出版社，1983 年。即 以香烛团茶琉璃献花碗供布袋和尚颂 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 第九、次韵戏荅彦和，分见 黄庭坚全集 第 1525、227、1071 页，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王安石到奉化，游雪窦山，并著 观瀑布 听泉亭 诗二首，参见：（清）黄宗羲四明山志 卷一、（乾隆）奉化县志卷二。：二字漫漶不清，元释昙噩 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作“宜春”，疑为今福建莆田、福州等处某地，失考，非时属袁州的宜春县。参考文献 1 杨白衣.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流传J.中国佛教,1985(5-6):3-11.2 韩秉芳.从庄严未来佛到布袋和尚个佛教中国化的典型J.中国文化研究,2002(2):111-116.3 何劲松.布袋和尚与弥勒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4 林素幸.布袋图在宋代出现的文化意涵与价值J.上海文博论丛,2010(4):60-71.5 杨畅.弥勒佛、布袋和尚与蒋摩诃J.文史杂志,2011(4):70-72.6 乐源.观音与弥勒的中国化进程比较J.西部学刊,2020(20):147-149.7 释延寿.宗镜录M.刘泽亮,点校整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8 赞宁.宋高僧传M.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9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0 道原.景德传灯录译注M.顾宏义,译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1 杨亿.景德传灯录序M/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2 释惠洪.注石门文字禅M.释廓门贯彻,注.张伯伟,郭醒,童岭,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13 释惟白.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M.宋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14 马愈.马氏日抄M.明万历十八年刻烟霞小说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15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四M.明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16 郎瑛.七修类稿:卷三七M.明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17 田道英.释贯休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18 韩昂.图绘宝鉴续编M.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19 周积寅,王凤珠.中国历代画目大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20 陈珲,棕彝.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北宋初布袋和尚写真摩崖造像考J.人间弥勒,2012(1):3-6.21 常青.宋代高僧思净与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造像遗迹研究J.文博学刊,2020(3):69-78.第 5 期 张保见：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 37 22 赜藏主,编集.古尊宿语录M.萧萐父,吕有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23 丁明夷.中国石窟雕塑全集:2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24 李静.南宋禅宗绘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25 严雅美.泼墨仙人图研究兼论宋元禅宗绘画M.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26 杨瞻.诸天龙象杭州烟霞洞石窟残迹考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27 毕沅.山左金石志:卷一七M.清嘉庆二年小琅环琅嬛仙馆自刻本.上海:上海图书馆藏.28 苏轼.东坡续集:卷一二M.明成化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29 成杰.张彦远的“真画”论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1):32-35.30 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一二M.清粤雅堂丛书本.天津:天津图书馆藏.31 张津,修.(乾道)四明图经:卷八M/编委会.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32 石建刚,白晓龙.陕北宋金石窟布袋和尚图像调与研究兼论与河西地区西夏石窟布袋和尚图像的关联性G/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丝绸之路研究辑刊: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3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4 常红红.东千佛洞第 2 窟壁画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35 杨富学.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J.西夏研究,2015(1):25-33.36 李甜.文殊山石窟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37 王青煜.契丹护身符M.沈阳:万卷出版社,2005.38 辛蔚.辽上京真寂寺新发现石刻人物图像研究G/纪宗安,马建春,主编.暨南史学:第十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9 黄润玉,纂.(成化)宁波郡志:卷九M.清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40 周希哲,曾镒修,张时彻,等,纂.(嘉靖)宁波府志:卷四二M.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41 释睦庵.祖庭事苑:卷六M/前田慧云,等,编.卍续藏经:第 64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42 郑玄,注.礼记正义M.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3 黄文翰.黄庭坚诗文中的弥勒信仰J.西昌学院学报(社科版),2016(4):88-91.4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The Spread of Cloth Bag Maitreya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Bao-jian（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Abstract:Abstract:The prototype of Cloth Bag Maitreya was a wandering monk of unknown origin at Yuelin Temple in Fenghua,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During his lifetime,he behaved strangely.After his passing away,he was attached as the next born Maitreya,which began to attract worship and become a regional god.The influence of Maitreya Cloth Bag was only restricted to the two Zhejiang provinces and their adjacent areas in the early Five Dynasties and Song Dynasty.And the deeds of the Cloth Bag monk were also recorded in the book by Shi Zanning.In the mid and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scholars such as Su Shi paid attention to him.In the late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it was spread to northern Shaanxi.The official restriction or lack of support for the statement that Maitreya should be born in the world was the main obstacle to the dissemina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Keywords:Keywords:Cloth Bag monk,Maitreya Buddha,image,spread（责任编辑 周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