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苦闷·乡村悲剧·抗战叙事——论戏剧理论家陈瘦竹的现代小说创作.pdf

情感苦闷乡村悲剧抗战叙事 论戏剧理论家陈瘦竹的现代小说创作周安华 王冬梅*摘 要:作为小说家的陈瘦竹在各类现代文学史或小说史中面孔往往较为单一。除了常被提及的 春雷 奈何天 声价,他大量的小说文本并未进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这些尘封多年的现代小说不仅完整缀连起陈瘦竹的个体写作史,也真实记录了时代的洪钟在一个个体心灵深处所激起的阵阵回响。陈瘦竹1 9 3 0年之前的青年题材小说常常以个体心理剖白的方式去思考情感苦闷问题;1 9 3 01 9 3 7年间陈瘦竹开始集中关注乡村社会的阶级对立问题,并以写实笔触去再现乡村底层民众的人生悲剧;抗战时期,陈瘦竹的笔墨主要挥洒向两处:一是借助悲剧力量去唤醒乡村民众的抗战意识,二是以反讽笔法去管窥知识分子的乱世体验。关键词:陈瘦竹;现代小说;情感苦闷;乡村悲剧;抗战叙事无论是在现代中国戏剧理论建构领域,还是在中国现代戏剧研究领域,陈瘦竹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事实上,陈瘦竹首先是以小说家的身份登上现代中国历史舞台,在抗战时期的江安才开始逐步转向戏剧翻译、戏剧理论以及戏剧创作研究。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长篇小说 春雷 的抗战叙事,而陈瘦竹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贴上大后方抗战作家的标签。作为小说家的陈瘦竹在各类现代文学史或小说史中面孔往往较为单一,除了常被提及的 春雷 奈何天 声价 之外,他大量的小说文本并未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视野。基于历史文献的耙梳,笔者强调乡村抗战不能涵盖陈瘦竹抗战书写的全部,而抗战书写也不能涵盖陈瘦竹小说创作的全部。在长达1 8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陈瘦竹先后尝试以不同技法,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并积极探索文学风格和命题的新域。陈瘦竹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现代时期,起于1 9 2 6年,迄于1 9 4 4年。这一时期,陈瘦竹先后创作小说4 5篇,其中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2篇、短篇小说4 2篇。部分短篇小说收录于 奈何天 水沫集 奇女行 三部短篇小说集中。此外,他还有3部戏剧创作 忆的幻灭 复仇 醒来吧,农人!分别登载于 真美善 东方杂志 新西北。风云四起的时代,个体命运深受历史情势强大掣肘而起*作者简介:周安华,南京传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电影文学;王冬梅,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电影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本文系2 0 1 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 8 Z D A 2 6 2)阶段性成果。伏不定,而陈瘦竹的文学生命轨迹也在无锡、南京、武昌、重庆、白沙、江安等不同地理空间徐徐铺展开来并逐步变得曲折而丰盈。通过笔耕不辍的文学创作,陈瘦竹始终践行着“为人生”“为社会”“为时代”的文学观念,故其小说创作也显现出寓个体性与时代性于一体的鲜明特点。这些尘封多年的现代小说不仅完整缀连起陈瘦竹的个体写作史,也真实记录了时代的洪钟在一个个体心灵深处所激起的阵阵回响。一、个体心理剖白与情感苦闷1 9 2 4年,年仅1 5岁的陈瘦竹考入位于无锡县城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奔走于乡村和县城之间的陈瘦竹一方面开始接受系统化的国文教育,另一方面也开始穷尽各种渠道去广泛阅读新文学作品。一般认为发表于1 9 2 7年的 红豆 是陈瘦竹的处女作。不过,1 9 2 6年有一篇带有习作性质的小说 病的我(给母亲的一封信)发表于 弘毅月刊 第5期。这篇署名“陈定节”的书信体小说不仅预示着陈瘦竹文学创作生涯的开始,也因其架构的青年叙事雏形而成为陈瘦竹1 9 3 0年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样板。在这封“我”写给母亲的书信中,充斥着一个年轻人的孤独、寂寞、敏感、幻想和脆弱。作品通篇以“我”的高频次现身去描述情绪而非讲述故事,同时也借助大段的心理独白,不断放大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丧父、疾病犹如两道法力无边的魔咒如影随形,而深困其中的年轻人只得在异常的敏感和加倍的孤苦中独自品味着生命零落。这显然和作家的成长经历有关。幼年丧父的陈瘦竹1 9 2 5年不幸遭遇了一场“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疾病。由丧父和疾病共同叠加而成的强烈创伤记忆,经过艺术加工后在小说 病的我(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得到部分再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瘦竹创作初期的文学性格。笼统说来,病的我(给母亲的一封信)红豆 母鸡 深谷 钟声 桃色的梦 忆的幻灭 等一系列作品构成一个思考青年问题的文本聚落并在主题、技巧以及思想等方面呈现出相当鲜明的类型化特点。第一,从文本主题上看,陈瘦竹1 9 3 0年之前的小说主要聚焦于个性解放风潮下青年的生命觉醒。伴着“五四”人学思潮的涌动,个性解放思想赋予越来越多的“五四”新青年以全新眼光去打量外部世界、审视内部心灵。在新文学园地里,追求爱情自由、冲破传统家庭、投身社会运动共同阐释了新式青年形象的丰富内涵。就陈瘦竹的小说而言,他在创作初期的写作中着重关注了受到个性论影响的青年人在思想觉醒之初的情感萌动。这类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小说中的“我”超然于习俗、规则、威权而成为唯一合法的叙述者,而人生、社会、意义也都在“我”的叙述中被重新赋值。“我”体验到的生命取代生命本身成为定义肉身的所在,而“我”感受到的世界取代世界本身成为一个改写精神的所在。这些受到新思想浸染的新青年试图挣脱出传统礼法而直面人的本性尤其是情感本身,而个人情感合法化在文本中又具体呈现为带有身体崇拜色彩的肉体欲望合法化。在这些渴求现代文明的青年心中,“人类的进化,便是欲望之变迁史与继续史”。如 钟声 中002文 学 研 究黄丽华:陈瘦竹传略,新文学史料1 9 9 2年第3期。陈宀竹:红豆,泰东月刊1 9 2 7年第1卷第3期。的“我”就毫不掩饰地吐露着对处女身体的顶礼膜拜:一种处女所特有肉的柔力压迫着我,一种处女所特有的香气迷醉着我;啊,我跳得沸水一般的心,灼得像烧火一般的皮肤;我无力,我浮漂,我差不多要倒在地上。小说 十年 中也有类似的身体描写:她已是十八岁了,她真是个美丽的姑娘。她有强健的身体,微黑,光滑的皮肤,那双眸蕴着欲滴的处女底娇艳,那笑涡,露出她灵魂的温柔,驯良,天真。陈瘦竹青年题材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怀有强烈的身体意识,而礼赞处女身体的溢美之词也不在少数。相较于异性身体崇拜,深谷 对同性爱的心理呈现则显得更为大胆而热烈,小说一开篇即把身体和情欲置放到叙事焦点上:啊,多么温柔而细腻的肉呦!紧紧的,紧紧的,抱住了,热烘烘的情流,在两胸间活跃,甜蜜的嘴唇,抖抖地吻住。啊,害羞之色,红满了面颊;神秘之爱,传透了全身!啊,让我爬过去吧,抱着他,吻着他!深谷 中渴求同性爱的主人公逸自谓“一种醉人的肉感,迷惑了我的心灵”,从而深深陷入狂热、激烈、矛盾甚至带有罪感的心理纠缠。小说对自然情欲的肯定无疑关联着对人本身的肯定,而情欲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也关乎人的各种存在方式的合理性。这类青年人的性格特点恰如 桃色的梦 中的多愁多病的主人公“我”所自我评价的那样:“想象太丰富,情感太浮动。”集勇敢与怯懦于一身的青年主人公们往往凭着“内心的冲动去要求”,去苦苦追求“正当之欲望”的合理满足。第二,从文学技法上看,陈瘦竹1 9 3 0年之前的小说常常采用大篇幅的心理描写,而文本风格也由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抒情化倾向。如果说大写的人是新小说当之无愧的主角,那么大写的人的心理则堪称陈瘦竹早期小说的焦点所在。青年主人公敏感又脆弱、多疑又细微、乍起又骤平的心理波澜犹如一道暗流起伏于小说字里行间。为接近“由写情而终至写人”这一创作目标,陈瘦竹在虚构青年形象时流露出更多浪漫主义以及感伤主义的气息。小说 钟声 中的“我”有过一句非常精准的自我评述,即“抛了现实,进了感觉的世界”。这句话几乎可以涵盖陈瘦竹笔下这些青年主人公的核心品质,即他们以异常丰富而密集的心102情感苦闷乡村悲剧抗战叙事陈宀竹:钟声,泰东月刊1 9 2 8年第1卷第5期。陈宀竹:十年,真美善1 9 3 0年第5卷第6期。宀竹:深谷(未完),泰东月刊1 9 2 8年第1卷第7期。宀竹:深谷(续),泰东月刊1 9 2 8年第1卷第8期。陈宀竹:桃色的梦,春潮(上海)1 9 2 9年第1卷第5期。宀竹 深谷(未完),泰东月刊1 9 2 8年第1卷第7期。陈宀竹:钟声,泰东月刊1 9 2 8年第1卷第5期。理活动而俨然化身为一个感觉化的存在。当一个身体和心灵被同时打开的年轻人渴求爱欲的满足却屡屡不得时,就往往会像小说 红豆 中的少年“我”那样陷入怅然若失又顾影自怜的心理叹息:我差不多是失败的战士,巡行那曾经给敌人打败了的战地;我差不多是迷途的羔羊,踯躅在渺无人烟夕阳下的荒塚!寂寞凄凉,萧条冷落!我又似被摒在云霄之上,黄泉之下,对着那可恶的人世,不住嚎啕大哭!我似被锁在深宫,被囚在黑狱,渴望那明媚的阳光,不住的叹息流泪!红豆 通篇的心理独白营造出自说自话、自伤自悼的叙述氛围。在这个充分感觉化的世界里,年轻主人公们常常借助心理活动虚构出暗恋对象对自己炽烈情感的积极回应,故而陷入更加自恋和迷狂的境地。他们常常发出这样的心理呐喊:“我只是一个平常的人,平常的青年,我所要求的,我所爱的人,也要同样的爱我!为了爱,什么都可牺牲,生命,时间,精神”结合陈瘦竹的青年题材小说来看,这些为爱情迷醉或神伤的年轻人大多数时候是在独自排演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爱情心理戏。如果直逼叙事内核,这些放大的个体往往被单独剥离出来站在外宇宙的对立面,同时也立于内宇宙的中心,而发达的内心则成为这些个体对抗世界的唯一方式。即便是陈瘦竹小说中占据相当篇幅的风景或环境描写也都成为小说主人公心理情绪的直接投射。第三,从思想诉求上看,陈瘦竹1 9 3 0年之前的小说常常通过对情感苦闷问题的关注来控诉传统礼教对青年群体的思想压迫。情感苦闷无疑是陈瘦竹笔下年轻人共同面对的问题之一。他们情感丰富、心理细腻,并且渴求自由的爱恋,却又常常置身于自然生命欲求被禁止的社会环境中。面临“生命内部之要求”遭遇“遏折”的重大打击,年轻主人公们体味着“求而不得”的心理震动和情感冲击,并整个跌入难以自拔的苦闷深渊:“破灭了幻想后,失掉了希望后的心,是如何的无生趣,是如何的彷徨,是如何的苦闷,是如何又怜惜又怨愤的难过呢!”借助主人公之口,陈瘦竹屡屡抛出“压迫”一词,并在个体苦闷与时代语境的对立情境中去思考性苦闷或情感苦闷这一青年问题。“什么是廉耻?什么是礼制?为什么男女不得亲近?为什么有正当之欲望不得满足?制礼的人呦,非笑人家的人呦,请你想想你青年时代的经历!”“我当时恨煞了从古代社会所传下来的所谓廉耻,所谓礼教;竟弄得怀着1 0 0度热烈的我,只凛凛冷冷的在操场上作可怜的怅望。”202文 学 研 究宀竹:深谷(续),泰东月刊1 9 2 8年第1卷第8期。陈宀竹:钟声,泰东月刊1 9 2 8年第1卷第5期。陈宀竹:红豆,泰东月刊1 9 2 7年第1卷第3期。陈宀竹:钟声,泰东月刊1 9 2 8年第1卷第5期。面对“情”“礼”冲突,这些渴求爱情自由的年轻人对传统礼制发起控诉和声讨,却无一不因为一己力量的微弱而黯然败北。对于 病的我 红豆 深谷 钟声 桃色的梦 等作品中的青年主人公们来说,情感苦闷往往借助大段的心理独白得以宣泄,而苦闷的解决也不过是经过一番激烈思想斗争后的自我放弃和自我说服。爱情于他们而言,终究成为一个点燃生命热力却转瞬逝去的纪念物:“桃色的梦,是这样悠悠地放葩,又这样悠悠地凋残了!”不管是重忆“可纪念可羡慕的少年时代”,还是斩断情丝后挥泪告别“已死的春光”,青年主人公们无不在自我设定的心理剧场中感叹着自己的爱情悲剧。正如 忆的幻灭 中的流浪艺术家所领悟的那样:“有了悲哀,才有人生。悲剧才是生命最高的意境啊。”尽管向往爱情自由的年轻人最终无不陷入苦闷和悲剧,然而陈瘦竹用文字编织他们的幻梦、剖白他们的心迹却是为着对这些渴求自由的年青生命表达“最真之同情,最诚之祈祷”,诚如其在小说 母鸡 中所言:“我愿这只小小孤舟,一点也不受风波,很平安地渡过生命之海,那么在她绝望与冰冷的心中,多少会感到些安慰与热力。”作为小说家的陈瘦竹,怀着近乎朝圣的姿态步入文学圣殿,如其在青年时代那则激越飞扬的宣言里所表述的那样:“我们生在世上的最高之价值,当然莫过于把自己的生命,得最适当之表现,得最充分之完成。那末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生命,如何去表现,如何去完成呢?这是无疑的当然是文学了。”二、社会写实笔触下的乡村悲剧1 9 2 7年1 1月9日,为了向乡村经济压迫者争取生存权,无锡农民3 0 0 0余人在共产党人严朴、杭果人等领导下在安镇等十余村镇起事。这次农民暴动虽以失败告终却促使陈瘦竹将文学的聚光灯投向受到经济压迫的乡村和农民。1 9 2 8年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运动使陈瘦竹改变了他此前对创造社的初步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他写作对象的转换和写作风格的转型。“一九二八年,看到创造社和太阳社在上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我虽然还只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师范生,不懂什么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是读了他们发表的言论,却感到很兴奋。”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感到很兴奋”的陈瘦竹后经 泰东月刊编辑赵梓艺约请于1 9 2 8年夏加入“革命文学”团体“血潮社”。中篇小说 灿烂的火花 初稿经过修改后,由赵梓艺主办的上海励群书店于1 9 2 8年1 0月正式出版并于次年再版。根据陈瘦竹回忆,“这部中篇小说习作当然非常幼稚,但因描写受尽苦难的农民终于愤而烧毁地主的房屋,所以在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之一。”灿烂的火花 无疑关乎新题302情感苦闷乡村悲剧抗战叙事陈宀竹:桃色的梦,春潮(上海)1 9 2 9年第1卷第5期。陈宀竹:忆的幻灭,真美善1 9 3 0年第6卷第6期。陈宀竹:母鸡,新女性1 9 2 7年第2卷第6期。陈宀竹:四大锡中文学研究会宣言,泰东月刊1 9 2 7年第1卷第4期。蔡翔、孔一龙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通鉴,改革出版社1 9 9 4年版,第3 6页。陈瘦竹曾在 春雷重版前记 中写道:“我当时很不喜欢创造社的毛边书,因为没有切开,实在无法偷看。”(陈瘦竹 春雷重版前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 9 8 6年版,第2页。)陈瘦竹:春雷重版前记,第3页。陈瘦竹:春雷重版前记,第3页。材和新技法的双重尝试,因此对于作家的个体写作而言具有不容忽视的转折意义。它于城市青年题材之外开拓了乡村题材,同时在叙事选择上开始由个体心理描写转向乡村社会写实。说到陈瘦竹3 0年代的写作转型,诀别 无疑成为我们考察作家小说观念转变的一个典型文本。它承载着陈瘦竹对3 0年代知识分子心灵转向的严肃思考,也非常清晰地指明了知识分子大众化的成长道路。小说 诀别 采取记忆闪回的方式穿插了主人公杰克的个人生活史,更借助今昔对比的方式呈现“我”告别了“维特底狂热”之后“从一个女人身上转向痛苦的群众”的成长历程。随着个人生活史的检讨,杰克们意识到远离劳动群众和时代人生的生活注定是“狭笼”,是“暗谷”,因而他作为转型成功的知识分子代言人对沉溺爱情的丽沙们大声诘问道:“怎么时代底怒吼,未尝惊醒你底桃色的梦?”小说最后同样借助杰克之口为沉溺个人天地而无法自拔的丽沙们指明出路:“记住最后这一句话,诀别你底旧梦,将你底热情放在痛苦的群众身上,这样你是永远不失望的。”像杰克一样,3 0年代的陈瘦竹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也逐步完成了由个体到群众的视点转移。概括而言,陈瘦竹3 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较之此前的小说创作在观念上由个性论过渡到阶级论,在写作对象上由抒写青年的苦闷过渡到关注农民的苦难,在写作风格上则由个体抒情过渡到社会写实。经过 灿烂的火花 强盗 的尝试之后,陈瘦竹逐步放弃了青年题材写作模式。这两部小说都聚焦于贫苦农民历经生存无望后的个体反抗或个体冒险,最终都因得到贫民阶层的普遍声援而由个体事件敷演成群体事件。在“最后的奋斗”中,饱受压迫的爱爱娘们既是旧社会的纵火者,又是新社会的呐喊者。她们抬着亲人的死尸去围攻作威作福的田主们,同时也发出饱受经济压迫的农人的呐喊:“吃人底魔鬼,你们已到了末日,死去吧,这不是你们的世界!大家来呦,没有饭吃的人,没有田种的人来呦!这里有,这里有。勇敢些来吧,他是夺了我们的,我们现在用更大的力量把它夺回来。”受到革命文学影响的陈瘦竹在 灿烂的火花 强盗 等小说中开始关注乡村社会之阶级对立问题。这一时期的陈瘦竹所信奉的文艺是“人们被压迫下的叫喊与失望时的呻吟”,同时“用热烈的情绪,去唤醒其他的民众,使民众因觉悟而亦起革命的要求”。故此,陈瘦竹在 灿烂的火花 中播撒下革命的火种,“仅仅这些火星,而谁知竟引起了很强烈的爆发呢!这爆发中底灿烂的火花毁灭了可诅咒底一切”。不过,就 灿烂的火花 强盗 之后的乡村题材写作而言,陈瘦竹更多地展示出的是一个乡土作家的文学姿态,并没有完全陷入口号文学、标语文学、公式文学等革命文学创作窠臼。他一方面以写实的手法去还原2 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转型期的乡村社会,另一方面也怀着人道主义情怀去再现乡村底层尤其402文 学 研 究陈瘦竹:诀别,艺术旬刊1 9 3 2年第1卷第8期。陈瘦竹:灿烂的火花,励群书店1 9 2 8年版,第1 8 8页。陈宀竹:给泰东月刊的编辑先生:从压迫中出来,泰东月刊1 9 2 7年第1卷第3期。陈瘦竹:灿烂的火花,第1 8 7页。是弱势群体的人生命运。不管是描写底层民众的命运,还是表现乡村社会的衰颓,陈瘦竹3 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始终关注着“痛苦中发出来的血和泪”,同时也天然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剧美学品格。陈瘦竹通常在贫富悬殊、阶层对立的整体语境中去考察底层民众的命运,而生存艰难成为这些乡村贫民所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相较于 灿烂的火花 强盗 中传递的力量与反抗,孤儿 最后的晚餐 独眼龙 一个农妇底悲剧 剥夺 等小说则偏重于表现贫苦农民身上的隐忍哲学和凄苦命运。他们在贫穷与苦难的长期迫压之下黯然接受“天生的苦命”:“穷人的力气,是不值钱的,穷人的血肉,是不宝贵的。”作为贫民阶层的命运隐喻,最后的晚餐 结尾处引人深思:阿菊的叫声如投在无人的荒野,无回答。那些大人们为忧思所袭无反响。只有邻村张大湾内有一声声爆竹响并杂着小孩们的喧笑,城内人,有着汽车和工厂的,则期以新年的到来陪着姨太太在外边作乐,这吴家的事谁也不注意地让他过丢了。“吴家的事”发生在除夕之夜。当富人们在华屋之内合家团聚时,贫苦的吴家人在茅屋之下分崩离析。“吴家的事”成为我们管窥陈瘦竹3 0年代乡土小说的一扇重要窗口,也化身为3 0年代中国乡村贫苦家庭的一个真实缩影。“一生与命运奋斗”的三老爹无力改变变卖田地后仍然负债累累的“阴惨”困境,而吴家的子孙辛苦劳作几十年也始终难以摆脱债主和田主的催债逼租。在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乡村社会,千千万万个“吴家人”忍受着世代沿袭的贫穷与苦难,而他们的哭泣与呐喊却处于社会边缘而被轻易地“过丢”“抹净”。作为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频遭打击的贫农阶层渐渐失却反抗的欲望和动力,尤其在落入“为生存而生存”的重压后便不再希冀改变命运,就像小说 一个农妇底悲剧 中的五嫂一样在饱尝苦难后便开始“梦也似的生活着,麻木地毫无知觉”:她忘了过去,也想不到将来。只在现实的暗潮中浮沉,她将被暗潮冲到任何方向,她一些也没自主的能力。她所有的种种特性,渐渐为暗潮所吞没;她对一切都怀着退让的态度,处处随遇而安。就某种程度而言,五嫂在历尽悲剧后的性格变化较为恰切地诠释了乡村社会贫民阶层的普遍遭遇。如果说,2 0世纪3 0年代农民性格的养成脱不开“现实的暗潮”,那么这些乡村悲剧的背后无疑有力牵扯出现代转型语境中传统乡村社会所面临的衰颓。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来与现代城市的兴起,乡村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足空间,它不得不在与它们的相502情感苦闷乡村悲剧抗战叙事陈瘦竹:灿烂的火花,第5 9页。陈瘦竹:最后的晚餐,创作月刊1 9 3 1年第1卷第4期。在 最后的晚餐 丰年 剥夺 等小说中,陈瘦竹都将小说冲突设置在除夕之夜。陈瘦竹:一个农妇底悲剧,武汉文艺1 9 3 2年第1卷第2期。遇中开始艰难而曲折的转型之路。外国人 生动地呈现了以威尔逊为表征的现代西方与以仁老公公为表征的传统乡村的首次相遇。在这“既惊奇而又满足”的初体验中,乡村代言人仁老公公时时显示出对外国人威尔逊的不解与鄙夷,而“外国人不及中国人”的观念虽然不免无稽和荒唐,但经过这次相遇却更加顽固地生长在村人心中。不过,在 丰年 小快船 等小说中,我们却更为直接地看到现代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所遭遇的经济挑战和思想阵痛。与 春蚕 多收了三五斗 等作品相似,丰年 同样描写了丰收成灾的怪现象,也真实再现了“谷贱伤农”的时代悲哀。辛勤耕种的四大麻面对丰年时期的米价下跌也只能生发出无限怅惘:“世界真全变了,土米没有销路,那末我们种田的人也没有了?什么世界米贱得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土米和洋米相竞争的世界,一如 小快船 意味深长的开篇:朱雀镇西边一条小河上,停着三只破旧的小快船。稍稍过去一点,便是轮船码头;一只小巧的铜筋铁骨的内河轮船,伏在水面。看这光景,容易使人想到一只猛虎正耽视着一群病猫。茅盾在 春蚕 里也曾专门写到老通宝“向来仇恨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2 0世纪3 0年代的民族乡村经济在西方新生事物的冲击下岌岌可危,这场“猛虎”与“病猫”的对决虽然惨烈却又不可避免,而贫苦农民阶层则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迫压下濒临破产。除了乡土叙事之外,这一时期的小说 巨石 职业 同病 涉及城市失业问题。它们在显性城市叙事背后依然蛰伏着隐形的乡村图景。对毅民来说,城市梦想榨干了乡村家庭的全部心血,却注定沦为一场毫无回报的供养。而对文英来说,城市堕落却极具讽刺地成为反哺乡村家庭的无奈之举。城市与乡村就这样错综地纠缠不清。在 孤儿 最后的晚餐 剥夺 奈何天 等小说中,年轻农民们往往都因债务、租税等被逼入绝境后才无奈选择进城务工、寻找活路。而 同病 中的男主人在失业后无奈辞退了进城谋生的张妈,这无异于悄然拆解了农民进城务工的美好愿景。奈何天 中在城市谋生的小阿二极力劝阻小林进城:“我说你不出去的好,出去也是死路一条!”在艰难时世下的生存困顿几乎抹去了城市与乡村的界限,从而将所有人都抛掷到生存的重压之下苟延残喘。此外,我们在 遗憾 午后 牛 卸任 田 中看到传统乡村观念的悄然沿袭,也在 雪花膏的故事 中看到现代城市的新生事物给乡村社会带来的观念更新乃至生活方式转变。正所谓“十年世602文 学 研 究陈瘦竹:丰年,艺术1 9 3 3年第1期。陈瘦竹:小快船,东方杂志1 9 3 4年第3 1卷第1 9期。茅盾:春蚕,现代1 9 3 2年第2卷第1期。陈瘦竹:奈何天,文学(上海)1 9 3 4年第2卷第2期。界,三反四覆”,处于现代转型期的乡土中国无疑面临新旧交织、中西盘错语境中的巨大蜕变,而陈瘦竹小说所试图捕捉的正是这一巨大蜕变潮流中的社会图景和人性景观。三、浸淫“大后方体验”的抗战叙事抗战爆发后,陈瘦竹随国立编译馆由南京内迁武昌,后因战事变化又先后迁至重庆、白沙、江安等地。面对战事的不断失利以及日军侵华的各种骇人暴行,陈瘦竹跟每一个中国人一样“无不同仇敌忾,切齿痛恨”,同时也因置身大后方而不得不品味“无法排遣”的“孤寂”和“忧伤”:“然而我逃难到后方,手握一只秃笔,实在无能为力。我时常惦记在江安的家人,尤其怀念更加遥远而且在日寇魔爪下的无锡故乡。”杨义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将陈瘦竹归入大后方作家,并结合其人生经历阐述道:“一个漂泊的作家,既有离乡别井之愁,又有他乡作客之苦。”旅居后方的陈瘦竹虽然缺少直接的战斗经验,但日夜关切着战争阴云笼罩下的江南故乡。家愁与国恨共同交织在陈瘦竹等大后方作家的心扉之中,颠沛流离的个体遭遇又无形中强化了战乱之下的身世之感,进而由此孕育出不同于直接描写抗战战场的抗战叙事。对于大后方作家而言,抗日战争语境中的时世之慨与身世之伤同样成为他们纪录时代、窥探人性的文学表达。恰如陈瘦竹在 小贱人 中所言:“诗和历史不同;历史是事实,诗是想象化的事实。”就陈瘦竹这一时期的小说而言,春雷 之前的作品重点再现了抗日战争背景下的乡村百态,而 春雷 之后的作品则开始转向知识分子题材。更具体地说,陈瘦竹在进行抗战书写时笔墨通常挥洒向两处:一是借助悲剧的力量去唤醒乡村民众的抗战意识,二是通过反讽的笔墨去管窥知识分子的乱世体验。在 春雷 之前,陈瘦竹创作了一系列乡村抗战题材的小说,代表作品如 曙光 三人行 鸡鸭 沦陷区风景片之一 庭训 湖上恩仇记 抗争,此外是戏剧作品 复仇 醒来吧,农人!。它们与 春雷 一样将笔锋直指“抗战中的乡村”,而东洋鬼子犹如巨大的幽灵笼罩在乡村世界的上空,使得原本自足运行的乡村世界开始遭遇瓦解甚至崩盘。对于其时农民的性格和农民悲剧,陈瘦竹在 烟草路 的剧评中有过详尽阐述:农人生长在泥土中,死葬在泥土中,他的性格,仿佛就像一块土,顽固而无弹性。世代相传,翻泥土过日子,除此之外,一概不闻,农人的喜怒哀乐,都寄托在泥土上,泥土便是他的第二生命。假若农人一旦失了泥土,便如出水之鱼,离山之虎,生活失其凭藉真是莫大悲剧。面对安土重迁、观念保守的庞大农民群体,陈瘦竹凭着少年时代的故乡记忆去还原遭702情感苦闷乡村悲剧抗战叙事陈瘦竹:春雷重版前记,第1页。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6年版,第1 2 6页。陈瘦竹:奇女行,新文学1 9 4 3年第1卷第1期。陈西滢:春雷,中央周刊1 9 4 2年第4卷第3 9期。陈瘦竹:农民悲剧 “烟草路”,东方杂志1 9 4 4年第4 0卷第6期。遇抗战阴霾下的乡村世界,而这个被迫敞开的乡村世界“一边在流着鲜血一边在英勇地反抗”。王瑶曾评价 春雷 是“文协公开征求长篇抗战小说后应征的十九部中比较最好的一部”,尤其指出它“写出了在战争中新生的英雄性格”。英雄的产生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陈瘦竹以不虚美、不溢恶的姿态勾勒了抗战时期各式各样的农人形象,尤其细致还原农民抗日心理的细微变化。与歌颂个体抗日英雄不同,陈瘦竹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往往是通过农民群体的抗日思想的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抗日行动来颂扬民众的力量、礼赞民族的坚韧。当东洋鬼子尚未空降乡村时,农人们几乎笃定战争与自己的生活并无交集:“大家知道东洋鬼在城里在街上要的是洋钱和女人;种田人种田和他们两不来往。这种心理,从翁家庄到李巷,都很普遍。”而当浩浩荡荡的逃难队伍由城镇流落到乡村后,乡村往日的宁静与和平开始不复存在,农人们的心理开始因目睹悲剧甚至亲历悲剧而渐渐发生变化。他们渐渐觉得打仗不再是个空洞的谣言。而凶恶的东洋鬼子正张牙舞爪的向他们扑来了。他们觉得再不能像从前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下去,必须另想办法。人们真正意识到日军侵华将直接威胁到乡村安定和乡民安全,反抗的火种才得以在点滴积蓄中一步步走向壮大并最终产生摧枯拉朽的力量。陈瘦竹曾在 鸡鸭 中不无悲悯地写到沦陷后的乡村图景:“这个小村庄没有醒来,冷静得像座祠堂,一座坟墓。”面对国土沦丧、国民受难的民族危机,陈瘦竹执着探索着乡村社会的“一点点动”“一点点光”,并对民众觉醒抱以坚定的信心:“地上有人,人心不死,就会动,大家都动,就会惊天动地,整个儿的在鬼子喉咙管里打翻身。”被战争和苦难洗礼的乡村最终都将伴随着民众觉醒而走向“最后胜利”:这次胜利的价值,不仅在于打死了十八个敌人,而且在证实了民众的力量。乡下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身具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他们惊奇,他们狂喜,他们骄傲,因此就有许多人跑回自己的村子,敲着锣,唤醒睡梦中人,来看枫林山上的光明,分享这种空前的喜悦。这不仅是枫林村的“最后胜利”,而是历经忍耐、沉沦、觉醒、反抗等一系列心理变化后,民众迎来的“群体的胜利”。陈瘦竹在此期的抗日乡土小说中不遗余力地颂扬着“民众的力量”,强调“唤醒梦中人”的重大启蒙意义,并在文本中以农人行动引发的“光明”“喜悦”去投802文 学 研 究陈瘦竹:春雷重版前记,第1页。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 9 5 3年版,第1 2 4页。陈瘦竹:抗争,文艺月刊1 9 3 9年第2卷第9/1 0期。陈瘦竹:庭训,文艺月刊1 9 3 9年第3卷第3/4期。陈瘦竹:鸡鸭 沦陷区风景片之一,民意(汉口)1 9 3 9年第6 7期。陈瘦竹:曙光,文艺月刊1 9 3 8年第2卷第3期。陈瘦竹:春雷,江苏文艺出版社1 9 8 6年版,第2 8 5页。射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自长篇小说 春雷 之后,陈瘦竹的创作精力更多地转向知识分子题材,代表作品有 囤积 奇女行 小贱人 师道 生日礼 声价。相较于“抗战中的乡村”,“抗战中的知识分子”在陈瘦竹笔下显然多了几分荒唐可笑的味道。按照杨义的说法,“由 春雷 到 声价,作家已由对民族命运的热情呼唤转向对社会人生的寂寞而凄伤的思虑了”。如果说,“最后胜利”在陈瘦竹乡土小说中隐喻着胜利在望前的呐喊与奋战,那么它到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则俨然化身为充满自嘲味道和虚无色彩的空洞符号,陈瘦竹以冷静笔触,描摹跌落神坛的知识分子阶层一头栽进为物价、米价、逃难、欺骗、受辱等具体情境所织就的重重巨网中,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令人啼笑皆非者众。如 囤积 中秉持“积谷防饥”观念的李老师不仅遭到当地保长、赌徒、恶棍等人的愚弄,而且在几番折腾后斯文扫地、财米两空;师道 不仅总结了教员生存“三大妙法”,即“迟到早退法”“轮流缺席法”“慢写少讲法”,还不动声色讽喻了“为稻粱谋”俨然取代“传道授业”成为战乱中的“新师道”;生日礼 中文绉绉的体面人刘雪村为了买到一双平价女袜在遭遇了毫不体面的哄抢之后失败而归;声价 更是在“物价飞涨”与“人价下跌”所构成的特殊语境中去刻写人性的卑琐和势利。抗日战争无疑使国家与国民都深陷苦难深渊,它在陈瘦竹的小说中同样也成为一面反观人性的镜子,从而真实映照出民族灾难语境中的心灵灾难。更具体地说,抗战语境中的两性关系凝聚了陈瘦竹的人性思考。在 入伍前 奇女行 小贱人 几部小说中,陈瘦竹借助刘静、柳莺、夏风等女性形象不留情面地暴露了男性的伪善与卑琐,也通过对战时同居关系、爱情观念等问题的揶揄去反思战争所带来的人性异化。入伍前 记一个女战士的经历 中的刘静在颠沛流离中受到有妇之夫赵秋平的感情欺骗与玩弄;奇女行 中携子逃难的柳莺惟有假借姑侄之名方才能够在流亡途中得到众多男性追求者的保护甚至颂扬;小贱人 中的话剧演员夏风更是厌弃了男性的赞美、崇拜甚至顺从,大胆渴求着“那种原始的淳朴的刚强的甚至暴虐的爱”。不管是在刘静身上,还是在夏风身上,我们都看到了女性感知生活后的思想转变,而这种“自然的成长,生命的觉醒”也塑造了她们光彩照人的独特面孔。在 囤积 声价 等小说中,陈瘦竹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抗战时期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城里。小城叙事视角的确立自然与陈瘦竹的自身经历有关,而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几乎都完成于小城时期。这是一段漫长的时期,作为异乡人的陈瘦竹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小城体验,并因为感到“理想之光”的黯淡而逐渐发生由“喜悦”而终至“腻烦”的心理变化:“不用说在这大时代,我不甘做井中蛙,就在太平时世,我亦不愿终老是乡。这小城,在人生的旅途上,只是一座凉亭,我怎能常留在这里而不往前进?”902情感苦闷乡村悲剧抗战叙事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第1 2 71 2 8页。陈瘦竹:小贱人,文学创作1 9 4 3年第2卷第4期。陈瘦竹:小贱人,文学创作1 9 4 3年第2卷第4期。陈瘦竹:在小城里,今文月刊1 9 4 2年创刊号。这并非为小城本身而消沉或绝望,而是真实言说着知识分子的不甘沉沦。对故乡沦陷后“被迫出走的”陈瘦竹来说,“国破家亡之感织着乡愁,虽不终日以泪洗面,但生活的滋味,总觉如坐针毡”。小城时期的陈瘦竹最爱读的一部作品是契诃夫的 三姊妹,他在这部“平凡人的平凡悲剧”中读到了主人公们“热烈的渴望”,即“渴望着光明的活跃的生活”。总体说来,抗战时期的陈瘦竹对人生、对写作同样始终怀有“热烈的渴望”,因而在完成了一幕幕“平凡人的平凡悲剧”之后仍然确信“人生原是不断追求的过程”。陈瘦竹曾借夏风之口发表了如是言论:“我真不知道我们的剧作家为什么都缺少一种力,一种震惊灵魂的力;而都是那么陈腐浅薄,浮光掠影,毫无生气!”就某种程度而言,陈瘦竹这一时期的小说也充溢着对“力”的美学思考,不管是颂扬“力的爆发”,还是控诉“力的流失”,都于时代动乱之中召唤着人物的生气与精神的勃发。四、结语在无锡求学期间,处于文学启蒙期的陈瘦竹就特别偏爱叶圣陶的小说。他为叶圣陶所描写的人物、事件、习俗及风景所深深触动,也对叶圣陶小说中所彰显的写实品性和平民意识而赞赏不已。多年以后,陈瘦竹在为 叶圣陶小说论 所作的序言中再度回顾了这段个人阅读史,同时也再次强调了“文学应当 为人生 的”朴素观念:“文学艺术作品,无论采用什么创作方法和采取什么表现手段,写实或写意,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甚至其他什么主义,在根本上都必须 为人生,如果只为渺小的自我或抽象的艺术,那就不会有人爱读,也就没有价值。既然是为人生,那么美和善的就该加以歌颂,丑和恶的就应加以讽刺。”这番话虽是陈瘦竹对叶圣陶小说美学的总结,我们不妨视其为陈瘦竹小说观念的自我剖白。历经2 0世纪2 0年代至4 0年代的生活变迁,陈瘦竹在小说技法和写作风格上虽几经调整,但在思想追求上无疑始终紧扣“为人生”三字。作为文学审美对象的人生紧随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而不断生成新的内涵和意义。在陈瘦竹看来,文学实则无须过分强调种种主义之别或技法之异,而应在价值理念上避免陷入“渺小的自我”或“抽象的艺术”的写作圈套,同时能够对关涉现实人生的善恶美丑进行有价值立场的文学评定。不管是2 0年代对青年问题的关注,还是3 0年代对农民阶级的关注,抑或抗战时期对乡村生活及小知识分子的关注,陈瘦竹无时无刻不在以质朴无华的笔法去再现时代洪流下斑驳陆离的人性风景。在小说或戏剧文学的架构之下,陈瘦竹始终秉持着悲悯苍生的人文情怀去叙述并同情“被压迫的”“被侮辱的”“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命运。在陈瘦竹看来,文学不只是舒张生命自由、彰显生命个性、表达生命关怀的艺术形式,同时也切实关乎生命个性的实现以及生命价值的完成,而身处风云际会的现代中国,他012文 学 研 究陈瘦竹:春雷楔子,江苏文艺出版社1 9 8 6年版,第1页。陈瘦竹:在小城里,今文月刊1 9 4 2年创刊号。陈瘦竹:在小城里,今文月刊1 9 4 2年创刊号。陈瘦竹:小贱人,文学创作1 9 4 3年第2卷第4期。陈瘦竹:文学应当“为人生”任天石 序,雨花1 9 8 7年第8期。始终尊崇着内心律令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凭了内心之要求与冲动,努力于文艺之建设”。这是一种将文学融入于生命的人生姿态,它不仅投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建立现代中国文化的理想信念,也倾诉着他们张扬生命自由、直击社会百态、体察国事民瘼的深切人文情怀。112情感苦闷乡村悲剧抗战叙事陈宀竹:给泰东月刊的编辑先生:从压迫中跳出来,泰东月刊1 9 2 7年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