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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康乾盛世”的几点思考
［摘要］目前，学术界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个是时间范畴的问题，包括“康乾盛世”说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另一个则是内容方面的问题，包括对“康乾盛世”兴衰原因的分析、潜伏危机的反思、影响和评价等。本文对“康乾盛世”的学术研究史做了简要的梳理和回顾，并结合姚念慈先生的《“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一文，阐释了自己对“盛世”评判标准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康乾盛世 华夷之辨 大一统 姚念慈 李治亭
一、“康乾盛世”研究的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个是时间范畴的问题，包括“康乾盛世”说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另一个则是内容方面的问题，包括对“康乾盛世”兴衰原因的分析、潜伏危机的反思、影响和评价等。本文试对“康乾盛世”的学术研究史做简要的梳理和回顾，如有挂一漏万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斧正。
关于“康乾盛世”说的渊源，刘焕性先生曾在《“康乾盛世”之说的由来》一文中做了详细的考证，其言：“‘康熙盛世’之说并不是今日史学界凭空构造出来的说法，而是对以往既有之“康乾盛世”说的一种批判性采用。”“可以说当今中西方史学界，对于‘康乾盛世’之说基本上是认同的问题只在于对如何认识‘康乾盛世’和其存在的时间的界限上有着差异。”①而李尚英先生则对“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及其与“乾嘉盛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肯定清史专家许曾重先生观点正确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其端，至嘉庆十八年（1813）终其止，前后历经140年之久”，并将“康乾盛世”分为四期，即清朝由乱入治，始成盛世时期（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四十七年）；盛世由停滞走向发展时期（康熙四十七年～乾隆十六年）；盛世达到顶峰时期（乾隆十六年～乾隆六十年）；盛世由盛转衰时期（乾隆六十年～嘉庆十八年）。②
时下，关于“康乾盛世”形成原因的探讨，论者多强调是康、雍、乾三帝正确治国之策的作用。然，辽宁省社科院的陈涴女生进一步阐明，“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明末清初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与康、雍、乾三帝实行的正确治国方策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她将盛世出现的原因具体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在明、清交替之际的长期动乱之后，人心思治是康乾盛世出现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其二，“历史为康雍乾盛世的出现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其三，“康雍乾三代英主正确的治国思想和方针政策是盛世出现的必要因素。”③这是对此前学者研究成果的肯定和有益补充。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却没有这样乐观，他们对“康乾盛世”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并不那么热衷，反而对其背后所潜藏的危机予以深切的关注和无情的揭露。有的学者甚至借助外国公使马戛尔尼看中国的独特视角，毫不留情地戳穿了“盛世”的神话。借他人之口，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人们“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他们胆怯，肮脏而且残酷”，所以无可避免地“最终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④此外，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曾言：“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⑤足见当时“盛世”背面的败亡之兆。
在此，需要明确说明的一点是，以上所述种种皆是建立在承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不同意清朝有过“盛世”，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认为称“盛世”是对清朝不恰当的过度赞美，带有强烈的褒美色彩，另一说则认为如果针对明末“乱世”而言，称康乾为“盛世”也未尝不可。但经过仔细推敲便不难发现，其实则也不承认“盛世”的存在。此外，更有学者对“盛世”这个词汇提出疑义，认为其带有鲜明的封建色彩，不宜采用。凡此种种，各持一端。
针对以上种种质疑，李治亭先生在肯定清朝存在“盛世”的前提下，撰《“康乾盛世”解读》一文就“盛世”的内涵、特征以及评判“盛世”的标准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解读。他认为“‘盛世’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的评定。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盛世’完全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都是一个兴隆而繁盛的时代。所以‘盛世’虽出自封建史家之论，却无‘封建性’，古今通用。”⑥因此，大可不必否定“康乾盛世”或指其为溢美之词。接着，他又阐述了清朝存在“盛世”的五点依据：第一，清朝打破“华夷之辨”思想的束缚，倡导“满汉一体”的新的民族观，并提出了“天下一家”“中外一视”的“大一统”的思想，从而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第二，经济持久繁荣，农耕面积空前扩大，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第三，社会稳定，长治久安达百余年。第四，国力强大，军事力量雄厚，在康雍乾三朝未见衰败。第五，文化昌盛，教育发展，人才辈出。最后，李先生在文末称“以康雍乾三朝所取得的巨大甚至超越前代的成就，名之为‘盛世’，当之无愧。”这颇有点盖棺定论的意味，但他也不否认“盛世下存在的问题不少，矛盾也有，失误也有”。⑦
然而，我国清史研究领域的另一位专家学者姚念慈先生却提出了和李治亭先生观点相左的看法，他对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康乾盛世”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在全文的第二部分，学生将结合姚先生的代表作来对其观点做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二、“盛世”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姚念慈先生的《“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一文虽然只有寥寥六千余言，但可谓是字字珠玑。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所秉持的独立人格以及批判精神。这些都使我受益良多。
首先，姚先生从方法论的角度针对历史研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即主张采用先分析后综合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只有在具体课题有了相对明确的结论或达成基本共识后，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高度综合性和概括性的研究，否则很容易流于空论。
其次，姚先生对于学术界“盛世”一词的使用提出了质疑。他强调对于盛世的衡量不是对已知事实的认定，而是一种价值的判断。这有赖于具有独立性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去界定。这些人必须作为人民大众主体利益的自觉代言人，当统治者或者强势集团的利益与弱势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一方。而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则是对他们最根本的要求，这与历史研究的理性精神并不矛盾。
但需要注意的是，价值取向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限于自身的主观判断而采择那些对己有利的客观事实，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以达到支撑己方观点的目的。例如，持“盛世说”的学者往往会举“轮蠲”的例子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针对这一情况，姚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他认为康熙朝实行蠲免的真实目的在于统治者希望通过变换剥削手段的方式来将竭泽而渔也无法获得的赋税作为“顺水人情”留给人民，以此成就其“拔葵去织”的美名。然而，我们应当认清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清朝沉重的高额赋税、暴力专制以及思想禁锢的基础上的。人民以其自身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倒退为代价，换取了帝国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总量提高的表象。而这“繁荣”的背后却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第三，时下由于部分学者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地注意到一个王朝在其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兴、盛、衰、亡等不同的历史特征这一事实，而导致了治世与盛世之间界限的混淆，继而又使得中国历史上盛世的时间范围和数量被人为地扩大。此外，有些学者还错将古代人物一时的情感流露或追忆、古代君臣间的相互谀颂以及统治者的自我标榜误当成了证明盛世存在的历史学论证依据。
因此，我们更应清楚地认识到清廷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宣扬“盛世”乃是出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其目的便在于维护满族的统治民族地位，以及将“盛世”作为争取人数众多的汉族接受其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第四，姚先生还提醒当今的学者，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不应片面和盲目地对传统思想加以批判和否定（认为凡是传统的东西都是落后的），并通过有选择性的措辞来粉饰历史和掩盖事实的真相。相反，他鼓励学者们承认并继承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代表了时代呼声和人民大众诉求的优良传统，从而真正做到正视历史，不虚美、不隐恶。
例如在评价“华夷之辨”等传统观念的问题时，应当将其置于当时的时空环境中进行研究。既要看到它受制于时代和人类的认知水平而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具有保卫先进文明和优秀文化的合理性的一面，同时还应看到其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第五，姚先生还建议学者们在讨论“大一统”的问题时，应当将其与“正统”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只有“有道之君”的一统才是值得推崇的，否则就是乱政和僭越。此外，他还坚决抵制不顾历史真相和人类道义就随意将大一统的桂冠献给胜利者的鲁莽行为。
最后，姚先生还特别强调了反思精神之于知识分子群体和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意义。
三、“盛世”的评价标准
依学生之浅见，在评价中国历史上某一朝的某一阶段是否为盛世时，应当运用整体与局部辩证关系的方法论加以分析和考量。以“康乾盛世”为例，既要将其放到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进行纵向的考察，又要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看做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置于世界史研究的背景下加以横向的探讨。
具体而论，从中国古代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清朝不仅打破了“华夷之辨”的思想束缚，放弃了对长城的修缮，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而且还确立了“天下一家”“中外一视”的“大一统”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清朝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和雄厚的军事力量，先后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两度北击沙俄，迫使其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出兵剿灭准葛尔部葛尔丹的叛乱等，使率土之滨重归王化，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此外，在康雍乾三帝统治的一百四十余年中，经济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突出表现在农耕面积的空前扩大，尤其是向边疆发展，不少荒原被垦为田。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化也全面昌盛，教育空前发展，人才辈出。
但是，如果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来看：康、雍、乾三代帝王对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变革毫无认识。他们不仅对外“闭关锁国”，阻断商品的自由贸易，而且对内实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并通过征税等手段对百姓巧取豪夺，以百姓自身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倒退为代价来换取帝国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总量提高的表象。此外，统治者还厉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并通过八股取士的手段禁锢士人的思想，培养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加之，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盛世情结”和“功利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发展迟缓，且只停留在对以往时期经验、技术的总结上。由是观之，与同时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欧美各国相比，我们时常引以为傲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国人对历史进行纵向比较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自恋情结罢了。
注释：
①刘焕性.“康乾盛世”之说的由来.清史研究,2003年2月,第1期,108-109页.
②李尚英.关于“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4期,58-66页.
③陈涴.康乾盛世成因蠡析——兼谈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9月,第5期,135-139页.
④宁一、庞永三.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历史教学,2004年,第2期,79页.
⑤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⑥李治亭.“康乾盛世”解读.人民论坛,2010年7月,第20期,232页.
⑦李治亭.“康乾盛世”解读.人民论坛,2010年7月,第20期,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