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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父亲

父亲买保险
我的父亲戎马一生。他的童年正好遇上大萧条时期，母亲也是一样。因此，他们很注意让自己的孩子得到他们自己在童年渴望但又无法得到的东西。
我要八岁那年，着了魔似的渴望在过圣诞节时能有一台电唱机作为圣诞礼物。我心里明白父亲的薪水十分微薄，他没有多余的钱替我买唱机。但父亲在军需处的一个供应社里谋得了一份兼职。那年圣诞节前，他每天在午餐时间干一小时的活，每小时一个美元，一连干了25天。他不顾自尊，为他的下属服务，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替我买那台唱机。
一年后，父亲要做心脏手术，输血的血型配得不够好，结果产生了输血反应。在最后的五天里，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他去世的那一天打电话给我那时才三岁的弟弟，对他说自己已经去世了，去了天堂。他说：“上帝让我给打电话给你，跟你说声再见。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因为我很好。我是想让你知道我很想念你。”
他给我写了封了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他为我在学校里的成绩感到骄傲。他说他希望我有一天能上麻省理工学院------后来我果然真上了麻省理工学院。他还对我说，他相信我无论做什么事，只要尽力肯定会成功的。
在我参加学校为七年级和八年级优等生举行的颁奖午餐会的那天，母亲把父亲这封最后的信给了我。那真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父亲是在多么艰难的时刻写的这封信。当时他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在母亲怀中离开了人世时，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让吉米高高兴兴地参加完学校的颁奖午餐会，等午餐会后再告诉他我的事。”
母亲和父亲只为一件事真正争吵过，这事涉及钱。父亲是想要为我们已经抵押出去的住房买份保险。他对母亲说：“这笔投资是省不得的。要是我有什么不测，你和孩子们还能保住这屋子。”
“我们没钱买这保险。”母亲说。
六个月后，父亲去世了。母亲想，这下我们要被扫地出门了。但在三星期后，保险公司的理陪员带来了一张支票，那笔钱正好是我们所欠的房款。父亲在去世前自己设法偷偷省着钱，买了抵押保险，一直在缴付保险费。现在他安静地躺在墓地里，却还在关怀和照料着我们。

向父亲学习做父亲

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父亲给予我们很多教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忠诚”。父亲当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律师，但他却专门为一个法律事务所工作了很多年。大萧条时期，祖父被诊断患了癌症，父亲没有钱给他治疗。法律事务所的一位老同事知道父亲的困境后，给他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支付医疗费。父亲为了报恩，一直为那个人服务。直到老同事去世，父亲才离开，在华尔街创办了自己的专利和商标法律事务所。
父亲相信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他在18岁时甚至拒绝了纽约巨人队给予他在佛罗里达试用的机会。他很感激巨人队，但他告诉他们说：“我要上大学法律学院，成为一名律师。”父亲对教育的重视启发我以同样的思路对待我的孩子。我曾欠债达34.6万美元，但我还是通过借债、取得一本书的合同，以及利用奖学金，把我的三个孩子送到了私立学校读书。在当时这也许让我们感觉到经济上很拮据，但父亲教导我说，那是我应该为家庭做的。
我只看见父亲哭过一次，那时我还年轻，正准备结婚。我们当时在谈论生活方面的话题，他说：“你知道，我父亲从来不拥抱我，也从来不对我说他爱我。”说着，他的眼睛湿润了。我想，缺少亲情一直使痛苦。因此，父亲经常对我说他爱我。他也试着拥抱我，但好像他不知道该怎样拥抱。我能感受到他的不知所措，并一直铭记在心。所以直到今天，我还与我的儿子一起散步------他有六英尺高，二百磅重，是海军少校-----吻他，紧紧拥抱他。当然，这总是让他非常难为情。
我们夫妇有五个孩子我一直在尽力把我从父亲那儿继承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

爱自己事业的父亲

父亲告诉我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对他来说，波斯地毯、珠宝和裘皮都无毫无意义。从二战中他领悟到，一切物质的东西其实都不重要。最简单的生活就能令他满足，而餐桌上的一盘肯德基炸鸡就已是天下最好的美味了！
然而说到教育，钱就变得重要了。如果有人告诉他，上大学的费用涨了15倍，他也不会眨一下眼，不会说：“太贵了，别上学了。”他还是会让我们去上大学，哪怕抵押所有的东西，自己住小棚屋也无所谓。

父亲是一名放射肿瘤学家和医学教授。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生活得有意义，为了贡献一点东西给他生存的这个世界他认为：“如果没有为别人做点什么，我就没有权利活下去。”
他对人们还要出钱让他干自己热爱的事业感到惊奇。他喜欢教书，做研究，奋斗在医学最前线，也对医院新来的那些医生的激情和才智表现出欣赏。有许多次他都可以到公园大道的私人诊所工作，收入比现在多四倍，可他对这些工作的反应都是：“为什么要去干呢？难道疯了吗？”这点我和父亲一样，我只对教书感兴趣。
我喜欢爸爸的礼物

我父亲是明尼阿波利斯市市政局的一名工人。
我青少年时期正是披头士盛行的年代。突然间，我们全都长发披肩了。母亲求助于我父亲。“叫吉姆去剪发，”母亲说，“他那样子像个鬼。”父亲却说道：“要是他想把头发留到屁股上，那是他的事。我惟一要对他说的是，要是我们在街上见面，他得装作不认识我。”父亲从不对别人评头论足。他奉行的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宽容态度。
上高中时我喜欢橄榄球和游泳。他不像那些喜欢站在场外边线处，替自己儿子拼命鼓劲的父亲。他一般喜欢呆在家里，等我比赛完后回家告诉他比赛的情形。但我知道他是很把我的比赛放在心上的。
圣诞节来监时，父亲从不替我们买礼物，而是给我们“绿纸头”，他会从钱包里抽出二百美元递给我们。母亲对他不愿意去商店为我们购买礼物常常很生气，但父亲却说“这样他们能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常常对母亲轻轻“嘘”一声，对她说：“我喜欢爸爸的礼物……就是这种绿纸头礼物！”我参军后休假回到家里时，父亲还会偷偷坐到我一旁问道：“你要些零用钱吗？”
父亲为人很友善，人缘很好。在我18岁参军后，我的那些十八九岁的伙伴还常常会开车带着一箱啤酒到我们在湖边的小屋去，缠着父亲一起玩。那时我父亲六十多岁，已经退休了。但他是我那些伙伴的朋友。
现在，我管理着这个在我童年时代父亲培育我长大时我们居住的州。我的平实随和的父亲，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
父亲的成败观

父亲是个实业家，而且是在人们知道有“实业家”这个词以前就是了。我家住在亚特兰大市，父亲日夜操劳，尽力使母亲、哥哥和我能生活得好些。父亲同时干三份活，做理发师、看门人和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伍德拉夫的个人司机和听差。父亲干第一份活是为了我们能吃饱，第二份活是为了我们能有屋住，第三份活则是存些钱能买下我们梦寐以求的新屋。我们住在分成两层阁楼的屋里，哥哥和我常常开玩笑说是“两半屋”。父亲同时干三份活意味着成年累月没白天黑夜地不停干，可我从来没听到父亲抱怨过。
很难想象父亲还能抽出时间关心我们，但父亲却做到了。我们在学校惹了祸，父亲总会挤出时间妥善解决。我们都很听父亲的话，任何事情他只要讲一遍我们就会记在心里照做的。
记得我在读七年级时父亲帮我渡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当时我在竞选学生会的主席，心想自己的学习成绩要比对手强，应该能够当选的。我在学校四处张贴海报，中午吃饭时在餐厅里发表演讲，几乎和每个班级里的每个学生交谈过至少三次。我在这次竞选上做出的努力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后来竞选失败了，我失望极了。
过了几天，在厨房的餐桌边，父亲对我说：“孩子，不要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什么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经过好几年的努力，反反复复之后，你才会成功。即使成功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什么成就。”
这就是父亲的信念。虽然我们并不富裕，父亲还是乐于帮助那些自强不息的人，而对躺在已有财富上的人他总是不屑一顾。父亲相信勤奋工作的人总能最终有所收获。
我13岁那年，父亲在一个夏日后回家后对我们说，一起去乘车兜风。他开车来到城市的西郊，在一幢有六个卧室的红砖房前停下车、“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父亲自豪地宣布，“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最为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