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校本课程丁玲.docx

历史校本课程《江西历史文化名人选讲》教学设计
《傅抱石》
江西师大附中 丁 玲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古代中国绘画的演变历程，认识水墨丹青的人文底蕴。
2.能力目标：
通过学习，让学生基本具备近现代中国绘画的鉴赏能力，同时通过绘画了解时代人文文化的变迁。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学生爱家乡、爱国家的精神，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教学重点】
1.近代绘画艺术大师的概况。
2.分析认识傅抱石的艺术特点。
【教学难点】
透过绘画作品，分析历史时代变化的特点
【过程与方法】
以影音、图片资料为载体，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情景体验、课堂调查、教师讲解、学生讨论、课外拓展等形式展开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
【课前准备】
多媒体课件、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图片资料。
【教学过程】
情景导入
图片导入： 历代国画精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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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画鉴赏：
中国画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从已知独幅的战国帛画算起，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如果从内蒙古、甘肃、山东、新疆以及东北各地的原始岩画和1986年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原始地画来看，它的历史已不下5000年。　  

　　中国画简称“国画”，原来是泛指中国绘画，是为了区别于明末传入中国的西画而出现的概念。解放前称中国画为“国画”、称中医为“国医”、称中国武术为“国术”、：称京剧为“国剧”、称广东音乐为“国乐”，这些冠以“国”字的名称1解放之后都已改掉，唯有中国画仍保留“国画”的名称（50年代曾一度改称“彩墨画”）。  
（一）教材中的绘画作品简介和赏析
1、鹳鱼石斧纹彩陶缸，一九七八年在河南省汝州市（原临汝县）阎村出土。器形为敞
口、圆唇、深腹，器高47公分、口径32．7公分、底径19．5公分。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绘有《鹳鱼石斧图》(或称鸟鱼石斧)。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中国史前绘画艺术遗存有彩陶画、岩画、壁画和地画。其中最主要的是彩陶画。仰韶文化中的彩陶画是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它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
　　仰韶文化是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而得名的。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化遗址颁分布地域东到豫东，西至甘、青接壤地区，南达鄂西北，北抵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而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先民善于制作彩绘的陶器。
　《鹳鱼石斧图》分为两个部分。器的左边画了一只圆眼、长嘴、两腿直撑的水鸟，它昂首，身躯微微后倾，嘴上衔一条大鱼。图的创作很注意通过细部处理强调表现对象在运动中的姿态以及它们生活的某种情状，创作者似乎是为了追求一定的情感才去作画的，通过这些动物形象传达的某种神情，以唤起观者的联想。在器物的右边竖立着一把装有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石斧在先民征服与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而鸟、兽、斧的组合并非偶然。图中鹳与鱼面对石斧，寓意着先民对劳动生活的特殊审美气质，与对劳动工具的崇拜，以祈求工具保佑人们吉祥、平安和丰收的生活。图中的鹳直接用色彩平涂形体，而鱼、斧则根据不同的审美需求用粗浓的线条勾勒轮廓，转折、起伏、刚柔互用的绘制，以表现物的形态与神情，达到形神兼备的审美要求。《鹳鱼石斧图》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绘画作品之一，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中国新石器时代美术创作上的最高成就。
2、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驭龙图》：《人物龙凤图》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 1号墓，《人物御龙图》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 1号墓（与《帛书图像》同墓），今均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1)形象的分布和解释
　　《人物龙凤图》上只有 4个形象：

　①画面右下方绘有一侧身而立的中年妇女，发髻盘脑后，双手合掌，身着凤纹宽袖细腰长袍。对于她的身份，曾有巫女说、女娲说、山鬼说、巫祝说、宓妃说。蔡季襄最先主张的墓主人说，今天成为定论。联系到《人物御龙图》、马王堆墓、金雀山墓非衣墓主人像，这个妇女像为墓主人的观点，确凿无疑。随葬的假发一束，也似乎与画上的发髻有某种联系。
　　②画面中上部，即墓主人头上前方，有一只硕大的鸟引颈张喙，双足一前一后作腾踏迈进、探爪攫拿状，翅膀伸展，一对尾羽上翘至头部，整个动势向前飞扑。它作为凤的形象几乎没有争议。
　　③画面左方即凤的前面绘一条张举双足、体态扭曲的龙。郭沫若曾误为夔，也是蔡季襄最早认为是龙。今天，龙说成为定论。
　　④画面右角即墓主人脚下有一月牙状物，联系到帛画的招魂性质，应为“招魂之舟”。
　　5)龙凤变迁的历史文化背景
　　龙转败为胜，凤由胜转败，发生在楚汉相交之际。因此，这种变迁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楚人崇凤（当然，崇凤者并不限于楚人），而楚国周边，东方的吴国和越国则崇龙，北方的中原各国也崇龙。吴越曾是楚的劲敌，偏偏都以龙为图腾，这就使楚人对龙更添了几分恶感。可是，华夏却对龙有好感。先前正在华夏化的楚人，从华夏的物质文明中接受了作为纹饰的龙，从华夏的精神文明中接受了作为神物的龙。后来，越灭吴，楚灭越，及至战国中期，吴越故地已成为楚国的郡县，龙对楚人已失去了威胁的作用恰当其时，龙巡行天地、管领江河的灵性却在楚人的意识中生了根。于是，楚人对龙就又爱又恨了。在刺绣纹样中，龙也是壮美的，然而通常只能担当陪衬甚至反衬的角色。
　　公元前 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后，楚人被迫背井离乡，迁往吴越故地——江淮和淮海，当然会更多地接受龙文化的影响。淮海既是楚文化的消失处，又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楚汉文化在此交替，凤龙文化在此递变。汉高祖刘邦也出生在这里，《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其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瞑，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因而，刘邦为龙种。以后，刘邦斩白蛇起义，更托老妇之言称赤帝子杀白帝子，进一步揭开汉文化崇龙的序幕。由此，汉代非衣上多龙而少凤、崇龙或崇凤，不仅成为楚非衣和汉非衣，而且成为楚文化和汉文化的界限之一。
《人物御龙图》：这幅帛画一九七三年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可以说是《龙凤人物图》帛画的姊妹篇，二者从制作的时代到风格技法大体相同。但《人物御龙图》在绘画技巧上比前者更趋成熟，画面中心绘一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腰佩长剑，手执缰绳，驾驭着一巨龙。龙头高昂，身平伏呈舟形，翘起的尾上立一只鹭，圆目长嘴，顶有翰毛，仰首向天。画中人物上方有一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绘者较好地把握了从细微的局部来烘托主题，画中龙、人物均面向左，而人物的飘带、舆盖上的饰物则向右，表现出 种较强的方向性和人御龙出行时的动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视“龙”为神物。是通天地之灵物，它可以载人或神上天或邀游太空。这虽是一种虚幻，但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征服自然的浪漫主义气质。这幅帛画反映出先民们对人死后灵魂不灭，乘龙天游或乘龙升天的一种愿望。图中男子可能就是死者的侧面肖像。画中男子，高冠岌岌，长剑陆离。而白鹭象征着男子的人格风范，同时白鹭又是传说中仙境之物。整幅帛画呈现出男子走完了尘世之历程，踏上天游之行。御龙乘风白鹭相随，表现出男子轩昂自若的风度。这种广阔的襟宇，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在艺术中的体现，反映出中华民族对生与死独特的认识。
　　这幅帛画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金的粉彩的作品，人物用流畅的线条勾描，再施以平涂和渲染，画中龙、鹭、舆盖基本用白描勾勒，表现出绘者纯熟的绘画技艺和对状物的精心细致的观察。
女史箴图

中国东晋绘画作品。作者顾恺之。原作已佚，现存有唐代摹本，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现存《女史箴图》仅剩9段,为绢本，设色，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此图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原文十二节，所画亦为十二段，现存自“冯媛挡熊”至“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共9段。作品注重人物神态的表现，用笔细劲联绵，色彩典丽、秀润。故宫博物院另藏有宋代摹本，水平稍逊，而多出樊姬、卫女2段，亦有研究价值。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据周新国、周波先生所著《武陵藏珍---沅澧流域历史文化图说》考证记载“《女史箴图》原画作于东晋时期。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即位，史称晋惠帝。晋惠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昏庸无能皇帝。他从小就不爱读书，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大权尽落皇后贾氏之手。贾氏为人心狠手辣，荒淫无度，引起朝中众臣的不满。张华便收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女史箴》，以示劝诫和警示。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根据文章分段配画，画面形象地提示了箴文的含义。虽然《女史箴图》来自张华的《女史箴》，但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名气要大得多，这是由顾恺之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地位决定的。”
“女史”是女官名，后来成为对知识妇女的尊称；“箴”是规劝、劝戒的意思。西晋惠帝司马衷是个弱智，国家大权为其皇后贾氏独揽，其人善妒忌，多权诈，荒淫放恣。朝中大臣张华便收集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了九段《女史箴》，以为劝诫和警示，被当时奉为“苦口陈箴、庄言警世”的名篇，流传甚广。后来顾恺之就根据文

《女史箴图》现有两个绢本，一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专家认为是南宋摹本，艺术性较差；另一本艺术性较强，更能体现顾恺之画风与《女史箴图》原貌，专家认为可能为唐人摹本，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是中国唐代的摹本，神韵最接近顾恺之的原画，因而被后人奉为经典摹本。它曾被许多文人墨客收藏过，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项子京题记，唐弘文馆“弘文之印”，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女史箴》词句11行。画本身及装裱部分压有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

画品逸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解除日军之围，曾有意把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归还中国，与赠送中国一艘潜水艇二择一，做为谢礼。中国政府选择了潜水艇。

《洛神赋图》曹植的作品中，除了“七步诗”，最有名的就是《洛神赋》了，后来，

著名的画家顾恺之依据《洛神赋》，画了流传千古的名画《洛神赋图》，其中最感人的一段描绘是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
三国时期文学名家曹植(曹子建)的浪漫主义名篇《洛神赋》。《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一般认为是因曹植被封鄄城所作；亦作《感甄赋》，“甄”通“鄄”(juàn)，因魏明帝曹睿将《感鄄赋》改名为《洛神赋》，世人多认为其写作牵涉
　　洛神赋图到曹植与魏明帝曹睿之母甄氏之间的一段错综复杂的感情。
传为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多处，大多为宋代摹本）是根据曹植的同名文学作品采用连续图画形式画成的长卷。画卷通过反复出现曹植和宓妃（洛神）的形象，描绘他们之间的情感动态，形象地表达了曹植对洛神的爱慕和因“人神之道殊”不能如愿的惆怅之情。以“美人香草”爱情的抒发展示作者的政治追求，本是自屈原《离骚》之后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曹植《洛神赋》正是政治斗争失败以后情绪的传达。《洛神赋图》画出洛神凌波微步的美丽身姿，表露她“若往若还”的矛盾心态，画奇异神兽具有强烈的神话气氛和浪漫主义色彩。
游春图

游春图作者是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约550年~600年）的一位大画家，由于他擅画山水人物，这幅经宋徽宗题写为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卷，是画家传世的唯一作品，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
《游春图》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约550年~600年）的一位大画家，由于他擅画山水人物，《宣和画谱》称赞他“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这幅经宋徽宗题写为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卷，是画家传世的唯一作品，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画面上湖光山色，春光明媚。画家用青绿重着山水，用泥金描绘山脚，用赭石填染树干，遥摄全景，人物布局得当，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在早期的山水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游春图》的出现，结束了“人大于山和水不容泛、树木若伸臂布指”的早期幼稚阶段，使山水画进入青绿重彩工整细巧的崭新阶段。
长卷，绢本，横80．5厘米，设色 纵43厘米。
　　此图描绘了江南二月桃杏争艳时人们春游情景。全画以自然景色为主，放目远眺：青山耸峙，江流无际，花团锦簇，湖光山色，永波粼粼，人物、佛寺点缀其间。笔法细劲流利。在设色和用笔上，颇为古意盎然， 山峦树石皆空勾无皴，但线条已有轻重、顿挫的变化。以浓烈色彩渲染，烘托出秀美河山的盎然生机。
　　这幅画的技法特点是以线勾描物象，色彩明丽，人物直接以粉点染。其双勾夹叶法和点花法等对唐李思训一派青绿山水产生很大影响。
　　二、北有齐白石，南有傅抱石
1、生平简介和年谱
傅抱石 (1904—1965．9) 江西新余人。 擅长中国画、美术史论 、美术教育。
幼时好学， 邻里资助他读书，后被保送入江西第一师范。
1928年毕业， 因成 绩优异留师范附小当教师，后任江西省立第一中学高中艺术科教师。因作品在报刊上发表， 得徐悲鸿赏识。
1933年 赴日本留学结识郭沫若，1934年在日本举办书画篆刻个人展览，郭沫若主持开幕，并为之题款赋诗，其作品为日本人所倾倒。
1936年归国，由徐悲鸿推荐任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抗日战争开始后在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为抗战工作孜孜不息。
19 49年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主席、江苏中国画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1959年与关山月合作巨幅山水画，毛泽东主席题《江山如此多娇》，长期陈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厅，为中国山水画的推陈出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作品有《待细把江山图画》、《西陵峡》、《丽人行》等。著有《中国人物画与山水画》、《唐宋之绘画 》等，出版有《傅抱石画集》。 
徐悲鸿评价傅抱石全新的山水画使“三百年来谨小慎微之山水突现其侏儒之态”。张大千称他开创了中国人物画千年未有之新画风。
傅抱石的卓越之处，是全方位的。这一点，当历史渐行渐远的时候，体现得更加深刻。理论与创作、书法与绘画、金石与笔墨，所有该涉及到的领域，他都涉及到了。他在经历了一个大师所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之后，走上了常人没有达到的顶峰。
2、贫贱父母 艰难姻缘 奇闻趣事
上海辞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傅益瑶所著的《我的父亲傅抱石》，作为傅氏后人撰写的第一本傅抱石传记，书中披露了傅抱石先生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轶闻趣事。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
    我的爷爷叫傅得贵(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在乡下时，跟地主的儿子吵架，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谋生治病。在城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收了爷爷做徒弟。爷爷很能干，会做绒花、耳环，还学会了修理洋伞。当时的土伞是纸伞，洋伞是进口的布面伞。何立堂死后，把摊子留给了爷爷，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伞铺”。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县人氏，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据说因为被老爷看上了，太太大动肝火，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说是不要财礼，只要找个穷的，这样就找到了我爷爷。其时，我爷爷已经三十多岁，比奶奶大十多岁。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性格开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气概，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相当的权威，街坊邻居出了什么事情，都来找她说事、评理。
    爷爷祖辈单传，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父亲小时候出麻疹，把爷爷吓坏了，怕父亲的手乱抓，如果抓到脸上就会破相。这时出嫁的姐姐回来，姐夫就问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脸，父亲说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买了一本满足了父亲。父亲把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着，一动不动。终于熬了过来。父亲的脸长得还是很清秀的，梅兰芳后来曾经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艰难生存。“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家裱画铺。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块，每天一装一卸，举重四十八次，父亲人小无力就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当时卖布的小贩，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圆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
    父亲十三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学校老师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傅瑞麟。父亲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子还读什么书，连顿饭也不给吃，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打这以后，父亲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父亲小时候真的很苦，上了学也没有什么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妈妈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里边，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后来我到日本留学，知道日本皇族有一个传统就是天皇嫁女儿或是娶新娘的时候，要穿最豪华的衣服，从里到外必须有十二层。这时我就想，父亲当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单”吗？因此，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如果不知道“饥寒”两字，是不会成人的。
    父亲从小就喜次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我的理解，父亲取名“抱石”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次刻图章而已。
    父亲早年写过一本书，叫作《摹印学》，是亲笔缮写的小楷，漂亮极了，父亲的校长当年就带着父亲和这本书去见徐悲鸿的。徐悲鸿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看过之后，赞叹不已，对父亲另眼相待。
    其时法国在南昌办了一个博览会，父亲在那儿帮忙做点事，他干事认真，连打包裹之类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博览会的负责人很欣赏父亲，就说可以帮助父亲去法国留学。但是徐悲鸿对父亲说，你到法国去，你的这身本领非但得不到进步，你还会丢掉它；还是去日本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徐悲鸿就写信给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熊式辉开始说，现在国难当头，学什么艺术？熊式辉的秘书是父亲校长的朋友，他后来告诉父亲，徐悲鸿很了不起，不断写信给熊式辉，并且说如果有困难，经济上他来资助。这个秘书就把徐悲鸿的信夹到熊式辉的备忘录中递交上去。后来熊式辉终于批准了父亲的出国留学，说江西景德镇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学工艺吧。所以父亲去日本，最初是学陶瓷图案的。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母亲叫罗时慧，因为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叫罗鸿宾，字秋阜，是前清监生，捐资得官，历任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亲虽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专门培养她读书。我的外婆叫李维屏，四岁便被卖到罗家做丫头。那个时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后嫁一个上等人家，就必须裹小脚，我的外婆七岁时还是一双天足，已经不能裹脚了，但她自己一个人还是硬把小脚裹起来了；十一二岁时，外婆在灶间边烧火边开始学认字，再后就可以读经读报了。
    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内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部长”，外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没有答应。关于婚姻，我的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汤虽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母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剪了头发，跟方志敏一起闹革命。北伐军到南昌，母亲牵着妇女协会主席蔡畅的女儿四处活动演戏，宣传革命，比父亲还早地认识了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秘密搞地下宣传工作。当时按照罗家的族规，女孩子不守闺训，私奔外逃，一旦抓获要活埋处置。母亲时年十六，虽非私奔，但离家出走，“混迹”于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由于外婆的恳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岁得女，平时娇宠惯了，又是时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装责骂一通了事，让母亲装上一根假辫子继续上学。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个是叠被子，一个就是帮母亲捶背。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母亲生病总是头疼吃药，父亲怕她乱吃，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
    父亲吃菜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老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
    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不满5年，家书却有一大皮箱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会发财。大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天，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相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涌进家里，昨日他们没带相机，今日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做寿，买东西，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则从来不做寿。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晚饭时傅公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买下来。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常常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了，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拍着扇子，两人一边说话，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了多少年……
    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这样说：“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必定有两封信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教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五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
    父亲的一生和两个“三点水”有不解之缘，一个是“酒”，一个是“汗”。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汗给了父亲身体上的酣畅。父亲每作画必执酒杯，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漓，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夏天在画室里作画，他常穿件中式白布短褂，衣湿了贴在身上，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擦汗。父亲作画运笔的速度极快，常常画得满头大汗，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淌下来，身上的汗也是顺着往下流。姐姐就回忆过，母亲常要放两条大毛巾垫在他手臂下接汗，并且要时常更换，不然很快就会被汗湿透。
    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在重庆拜访“金刚坡下山斋”的文章，说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闷，冰淇淋也不能吃，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大家都不晓得如何来捱过重庆的夏天，只有抱石啊，大汗淋漓，原来他是用汗来解暑的。
    父亲一生都在奋斗，幼时贫穷，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成年后拼命学习、工作，透支了身体。父亲还特别好酒。抗战期间，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郊外金刚坡下，时局动荡，心中烦闷，以杯中物自遣，日久天长，渐成习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
    1959年，父亲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周总理特批给他两大箱茅台酒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父亲喝酒画画的故事为人们所乐道，他还刻有“往往醉后”的闲章，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是施展一个“金蝉脱壳”计。
    父亲一旦提笔画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那种享受感、陶醉感，与平常判若两人。
    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金蝉脱壳”了，特别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频繁，外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神游青山绿水之中，在艺术世界中徜徉……以至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是上天的恩赐，否则的话，他老人家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
    我对父亲的仕女画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是因为在母亲生我的那一年，父亲画了一幅很大的仕女画《山鬼》。画面上风狂雨骤，一位神秘动人的女子，在虎豹的环伺下，游于巫山之顶。见过这幅画的人，无不被这画中的灵氛所笼罩。父亲自己在画完之后也不禁惊叹：“似真有鬼也。”每当我面对这幅《山鬼》，总觉得那女子在对我说什么，有招引我前去之意，使我惴惴不安。
    灵秀之风是中国文化里对美人最高或者说最准确的评价，父亲画中所有美人的眼睛，如《湘君》、《湘夫人》，还有《读书图》，每个人物的眼神都很空灵。谈论中国女子的美，要有三个标准，一是“灵”，一是“秀”，一是“慧”。“灵”是什么？就是很多东西都能与它融通，音乐、美学等神秘的感受，包括自然界的力量，都能和它相会，葆有足够的悟性；“秀”是什么？秀就像音韵一样具有多种形态的变化，碰到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机智；还有一种“慧”，就是智慧，实际上中国人对女子对美人的喜爱，更多地是因为她们在很纯净的同时也富于机智，而不是计谋，表现出来的是颖悟。
    女人一旦是灵、秀、慧的，就会派生出许多东西，如决断，识大体顾大局之类。所以，父亲从来不对人家的漂亮不漂亮评头论足，而是从灵、秀、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
三、傅抱石的艺术人生
少年傅抱石
任何一位名人在他的人生历程中都有一些令人玩味的机缘，这些机缘发生在特定的人物身上，不仅改变这个人的一生，同时也因这个机缘而改变了周围的世界。傅抱石的机缘就在于，他那当过长工的并不大富大贵的父亲离开了穷乡僻壤，在城里开了一家修扇铺，而它的两边就是一家刻字铺和袜画店，两者都是傅抱石的所好。
傅抱石先是看师傅刻字、裱画，继而随师傅学习刻字、画画，为他后来的艺术路程铺垫了最初的基石。这期间为了更好地学习篆刻与绘画，也为了将来的前途，傅抱石曾一度入瓷器店当学徒。后来，因裱画师傅和省立师范附小老师之间的关系，使傅抱石争取到一个免费入学的资格，使十三岁的傅抱石成了附小四年级的学生，并改名为傅瑞麟。显然，这些影响傅抱石未来前途的无名人物，也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作出了下可磨灭的贡献。
1921年，傅抱石高小毕业。他以名列第一的成绩，免试直接升入江西省最高学府省立第一师范。当十七岁的傅抱石只身回到章堂乡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傅姓家庭为其游乡庆贺的热烈景象。热闹了一天的傅抱石，难以平抑自己的激情，在油灯下，他铺纸研墨，一挥而就《乡居图》，记录了他的故里"山乡景幽，农家无闲人"的印象。这或许就是他平生第一次进入到以笔墨抒写胸臆的境界。正是有了这种能够借助笔墨的有感而发，在第一师范他将这种兴趣扩大到一种更为专业的方式，把精力集中到图画课和相关的手工课上，为未来的职业选择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方向。
第一师范的"印痴"
在踏上艺术道路的初始，傅抱石首先把用于谋生的刻字转移到了艺术状态的篆刻上，一本赵之谦《二金蝶印谱》成了他最初的范本和教科书。他不断模仿使之习赵印章真伪难辨，连教他刻字的师傅也为之赞叹。从此，南昌城里不断有"赵之谦"的印章出现，好事者常常津津乐道，而傅抱石也多了一条养家的生路。第一师范中的"印痴"成了南昌城里的知名人物。

在第一师范的这段时间，他不断地去旧书店，开始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方面的著作。当他读到记述石涛《瞎尊者传》（陈鼎著）中的一句"我用我法"时，傅抱石顿开茅塞，并对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的思想欣赏不已。为了表达自己对石涛的情有独钟，他不仅刻制了"我用我法"的印章，还开始用"抱石斋主人"作为自己的别号。他用很多的时间去读史论著作，并开始研究画史画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从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到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他都一一涉猎。1925年，年仅22岁的学生傅抱石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画源流述概》。
1926年，傅抱石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并留校任教于附小。他又开始了《摹印学》的写作，把自己多年来治印的体会融于其中。显然，傅抱石对史论的兴趣，为他未来在绘画上的成就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表明了他艺术人生中的一个显著的特色。1929年，傅抱石为编写教学讲义又完成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一书。在主本书里，傅抱石提出了"研究中国绘画的三大要素--人品、学部、天才"，还提出了"提高中国绘画的价值"和"增进中国绘画对于世界贡献的动力及信仰"的思想，反映了他对于中国艺术的一些独特的思考。
一个偶然的机会，傅抱石结识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在他的鼎力推荐下，傅抱石获得了公派赴日留学的机会。1933年3月，傅抱石在上海登上了赴日本的轮船。

留学日本

而立之年的傅抱石为到了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拜于史学泰斗金原省吾的门下，从翻译金原省吾的《唐代之绘画》和《宋代之绘入手》，开始了对中国绘画史的更为专业和系统的研究。

这一时期，傅抱石抓住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总是，对东晋顾恺之这一个案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针对日本史学界中某一专家对这个问题的曲解，完成了《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接着，他开始撰写关于石涛的评传，以期通过此连接中国绘画史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位著名画家的景仰。不久，傅抱石又完成了《中国绘画理论》和《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之关系》的研究和写作。这一时期，傅抱石在美术史论方面的成就，在许多领域都填补了美术史论研究中的空白，同时这方面的成就又反作用于美术创作，为他形成独特的画风奠定了基础。
在日本留学时，傅抱石专门拜访了因"四一二"政变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彼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早在任职一师附小的时候，傅抱石就就聆听过郭沫若的抱告，印象深刻。傅抱石在史论研究中经常向郭沫若请教，在绘画创作上也不时得到郭沫若的批评，而郭沫若也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地发现傅抱石的艺术天分和才华，每见傅抱石的得意之作都为之题咏，并为傅抱石在日本的首次画展题写了展名，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可以说郭沫若广博的学识和在日本的影响，为傅抱石在日本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这种亦师亦友的深厚友情又一直延续到抗战，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傅抱石的个人画集《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为之作序，并在序中提出了"我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郭沫若还手书"南石斋"赠予傅抱石。而这本画集的出版，也使傅抱石在中国画坛上奠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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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原省吾的帮助下，傅抱石的首个个展《傅抱石中国画展览》在东京银座松板屋举行，著名画家横山大观、篆刻家河井仙郎、书法家中村不折以及日本文部省大臣、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等都参观了展览。金原省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期待了这么久的展览会终于成功了！"而这个成功的展览在傅抱石此后的艺术之旅中对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久，傅抱石的篆刻《离骚》又夺得全日本篆刻大赛冠军，使他的事业发展锦上添花。
正当傅抱石在日本一帆风顺并筹备第二次展览的时候，家中传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傅抱石像许多以孝为先的中国人一样，不得不于1935年6月24日返回中国。但当他回到南昌的家中时，母亲已病故，傅抱石悲痛万分。
重庆岁月
1937年，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于1938年进入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随三厅撤至重庆。在重庆，傅抱石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此后他常在画上题署"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