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拉玛干——梳妆盒里的尼雅文明.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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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最好说明便是物。人类的每一点进步，都可以找到一种相对应的物：石器、铜器、陶器、铁器。每一种文明对物的使用，都极具个性，而把这些掺和了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性情的“物”相加起来，便是人类文明的斑斓长卷。时髦，是一种无人能拒绝的物质诱惑，一种时髦可领千年风骚。假如今天有一个好事的人，将尼雅女人在1600年使用的化妆包按原样拷贝制作，相信它依然能被今天的女人追宠。瑞兽纹栉袋以及木梳、篦。尼雅遗址出土。缀绢饰毛织袋。1995年尼雅遗址1号墓5号墓地出土。项链。尼雅遗址出土。漆奁。1995年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3号墓出土。内装香囊、粉袋、丝线、绕线轴，甚至还有精心保留的头发。(本文来源：人民网 )古代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而今在上海世博会上，“丝路”上的国家纷纷展示出他们与中国源远流长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世博园中，不妨幻想下自己是个商人，正带着一个浩浩荡荡的驼队，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一次“长途旅行”，领略沿途风土人情和文明进程。古代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长安（今西安），经河西走廊、新疆，翻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便可达到中亚各国。在位于亚洲片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展馆中，游客不由自主就能感受到丝绸之路上的沧桑巨变。历史上，阿斯塔纳所在地区曾是欧亚国家的商贾们的中途休息地。哈萨克斯坦馆的3D电影中，有大段描述丝绸之路的画面。影片中说，丝绸之路对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意义，在于“推进了交流合作和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在塔吉克斯坦馆中，陈列着多种香料和药材的实物，许多游客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展品，询问有何用途。事实上，它们不仅是现在塔吉克斯坦的重要农产品，更是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往来的古老见证。丝绸和毛毯，这些古代“丝路”上的著名商品在各个中亚国家展馆中都能见到，土库曼斯坦馆和乌兹别克斯坦馆还专门开辟了丝绸服装展示区。“碎叶”，这个被载入史册的丝绸之路上的地名，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走进吉尔吉斯斯坦馆，就如同进入一座冰蓝色的蒙古包，那是吉尔吉斯人在游牧生活中居住的帐篷造型。工作人员说，它“就像吉尔吉斯人生命的摇篮”，展现了吉尔吉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翻过兴都库什山，便进入阿富汗境内。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亚洲联合馆二馆的阿富汗馆展出了在古代堪比黄金的青金石。据记载，青金石是我国自古以来进口的传统玉料，多数来源于阿富汗。阿富汗所产青金石有着均匀的深蓝至天蓝色，在阳光照射之下熠熠生辉，被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称之为“瑰宝”。古代波斯是丝路商旅的重要途经地，在伊朗馆，闻名世界的波斯地毯令很多游客大开眼界。由波斯地毯制作成的花瓶纹路细腻色彩鲜艳。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一幅波斯地毯制作的画像，画中小溪潺潺，男子骑着马，妇女撩起裙裾跨过小溪，就连鹅卵石也有着丰富的层次感，色彩浓郁远看就像一幅油画。（来源：解放日报）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讯（记者 文艳）2012“丝绸之路”城市市长会晤明日开幕。昨日，我市召开会前最后一次筹备会，副市长段先念出席会议。据悉，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将有13个国内城市和8个国外城市组团参加此次会议。筹备会上，市旅游局、市外侨办、市城管执法局等分别汇报了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记者了解到，在这次会晤中，与会的20余城市市长（或代表）将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共同签署《2012“丝绸之路”城市合作宣言》。目前，这个《宣言》已经起草完成并提交大会领导小组。《宣言》主要包括3个重要共识和6个方面内容。3个重要共识是：“丝绸之路”城市市长会晤是“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是“丝绸之路”各城市的共同愿望；“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在商贸、文化、旅游、科技等领域寻找新的合作，有利于我们实现“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复兴。6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加强文化交流，增进相互友谊；本着互利共赢原则，开展多领域经济合作；保护文化遗产，重耀古代“丝绸之路”的光辉文明；顺应新趋势，注重高技术领域合作；开辟新航线，密切“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联系；建立新机制，开创“丝绸之路”区域经济合作新局面。据悉，俄罗斯乌兰乌德市代表团昨日已抵达西安，成为最早到达西安的国外团组。30名志愿者经过培训也已经全部到位，开始投入工作。作者：文艳(本文来源：西安日报 )中新社兰州5月18日电 (记者 朱世强)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记者从甘肃省博物馆举行的纪念活动中获悉，该馆珍藏了近50年来考古发掘的420余件反映古丝绸之路文明的顶级珍品，囊括青铜器、彩陶、铜奔马仪仗队、汉唐丝织品、佛教造像、金银器、唐三彩、泥塑壁画、写经卷等遗产。当日，该馆向民众推荐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蚕纹双联陶罐、西汉木六博佣、北凉高善穆石造像塔、唐代三彩胡人牵马佣以及元代的花卉纹青花玉壶春瓶等堪称珍品中的精品遗珍。甘肃省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推荐的西周提梁卣，卣身为筒形，提梁梁面饰凤纹，与卣体结合的提梁两端成牛首状。这种筒形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气息，成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密切交融的生动印记；而唐代三彩胡人牵马佣，无论造型、色彩，还是人物服饰，都具鲜明的胡人特点，再现了往返于丝绸之路上商旅云集、胡汉杂居的奇特场景。此外，在推荐的珍品中，还包括西汉木六博佣，其木佣为两长者跪坐博戏状，佣身敷白粉，其上墨绘五官、长袍、发髻，为汉代木雕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北凉承玄元年的高善穆石造像塔，其塔顶七重相轮，顶端宝盖上阴刻北斗七星，为模仿印度覆钵塔在中国发现的最早实例。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与记忆”，甘肃省博物馆当日将420余件珍品以丝绸之路的前奏、开拓、繁荣、绵延等发展脉络展出，以此让观者更清晰地感受丝路文明。来甘肃旅游的香港民众梁先生看完展览后告诉记者，“从这些文物中，我捕捉到了昔日丝绸之路上漫漫沙漠、驼铃阵阵、羌笛悠扬、商贾往来、民族交融的繁荣景象，希望这些珍品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曾经的丝绸之路”。(完)(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大河网讯本报讯记者昨日从省旅游局获悉，在首批中国国家旅游线路备选名单中，“丝绸之路”和“黄河文明”两条国家旅游线路涵盖我省。大河报(本文来源：大河网 )曾经港通天下的三江口依然繁华。宁波港海上丝绸之路路线示意图渔浦门码头遗址和义门沉船遗址元永丰库遗址。（谢安良 摄）上林湖文明碎片。（桑金伟 摄）题解今年12月8日是宁波第二个名城日，又恰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举办10周年。有着1100多年建城史的宁波地处中国沿海南北航路的中段，自古就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宁波港的独特意义来自于：它正好处于河海交汇的黄金地段。从历史空间的角度，可以这样描述宁波：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大量的考古、文献资料及历史遗存证实：唐宋以来宁波就是国际性港口城市。宁波港及浙东运河是外国来使与贸易商团的主要登陆口岸和通往中原的运河航道，同时也是中国使团和商团出海的主要通道。宁波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而且是大运河南端唯一的出海通道。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相互交汇、叠压，成为宁波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历经千年，承载着悠久文明的大运河（宁波段）和宁波港的遗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活态的继承，大运河（宁波段）继续发挥着无可取代的航运功能，而宁波港连续6年居中国大陆港口货物吞吐量第2位、世界港口第4位，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延续着港通天下的辉煌历史。公元1793年9月，一个名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受英王乔治三世的派遣，率领一个700余人的庞大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1．3万英镑的尖端科技礼品，前来中国拜见当时的乾隆皇帝。英国使团的目的，是想利用给83岁的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和清朝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拓展英国的对华贸易。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一个请求：能不能在中国的长江口附近开放2个通商码头？乾隆问是哪两个码头，马戛尔尼拿出地图说：一个是上海，另一个是宁波。如果还能在宁波的舟山指定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暂住和存放货物，就更好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叹服的世界眼光！英国人看上上海和宁波，理由只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地理区位优势。对于正在野心勃勃实施全球扩张的大英帝国来说，上海和宁波扼中国沿海南北航路之要冲，都面向东海和太平洋，背后都有一条连接中原大地的水道：上海有长江，宁波有运河，可以沟通长江。内陆水道可以直通中国腹地；面向大洋，则可连通世界。何等富有气魄的地方！何等苦心积虑的战略！结果可以想见，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内向国度，海洋对清朝来说是一个国家的终点，而不是起点；贸易事小，天国威严事大。但殖民主义者不是那么想。50年后，英国人用军舰和大炮实现了当初的野心五口通商，宁波和上海被英国人迫不及待地列入其中。隔着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回首当年那段外交插曲，依然让人感觉意味深长原来，宁波的地理空间优势早就在历史的选择中呈现其现代性来。从河埠集到国际性港口城市像历史上发达的城市一样，宁波城市的发展也是逐水而居，因港而兴，城市随港口的繁荣而兴盛；从句章港到三江口，再到北仑港，宁波港口的每一次变迁，就意味着向大海更靠近一步。海港、河口港、内河港三港合一，成为宁波城市的基本特征和价值核心。宁波境内有城始于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筑城于姚江畔的句余，名句章城，城外有港可通江达海。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句章城为孙恩起义军攻破，县治迁往小溪（今鄞江桥）。鄞江扼四明山之隘口，平原江河密布，小溪港水路可达古句章，并经姚江水道可至会稽郡，水道十分便利。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繁衍，鄞江因其地卑隘，发展受阻。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明州治自小溪移至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交汇的三江口，明州刺史韩察造内城，俗称子城。乾宁五年（898年），明州刺史黄晟构筑罗城，三江口作为明州州城固定，并迅速发展繁荣起来。以后的发展历史表明，三江口优越的地理区位因素，对明州城市的发展，起着关键而持久的作用。三江口距海20余公里，甬江直通大海。甬江水位随潮涨落，远洋大帆船可以溯江抵达三江口；而内河舢板船借运河之便，可抵达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宁波城市地处三江平原，河网密布，被形象地归纳为“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几乎与隋唐运河的开掘同步，唐宋时，宁波大力挖掘人工河道，与自然江河相辅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发达水道，这些河道成为明州港城与腹地之间货物集疏与商旅往来的重要水运交通网络。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唐宋时，明州城进入以港口城市为核心的“帆船贸易”时期，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到达明州的内河航船，一般从东渡门外的三江口换乘海船经甬江出海。同样，从岭南、福建等地以及日本、高丽来的海船，在明州驻泊后，改乘内河船，经浙东运河至杭州，与大运河对接，直达当时的最大商业城市扬州。唐代明州的水产贡品就是取道运河，昼夜兼程运往长安的；而明州的越窑瓷器也是通过明州港销往日本、高丽等海外地区。南宋迁都至临安（杭州）后，宁波实际上成了杭州的外港。这与天津与北京的关系有点类似。当时，来往杭州与宁波之间的商旅交通十分繁忙。受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暗沙和潮汐影响，来自华南及海外的远洋大帆船只能在宁波卸货，转驳给能通航内陆航道的小轮船或小帆船，再由这些小船转运到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地区。而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则经运河水道运集宁波出口。宁波港和浙东运河，实际上为中国大运河提供了河海联运、接轨内外贸易的黄金水道与优良港埠，是中国大运河连接世界大通道的南端国门。从元代开始，宁波成为当时南方漕粮北运的重要运输港。由于“明、越当海道要冲，舟航繁多甲他郡”，元初就在庆元（宁波）设置专门的漕粮海运的管理机构。元末天下大乱，漕运受阻，至正十四年，诏令方国珍兼任总漕事，“岁董舟师以卫达之”。后来“迁署于鄞。乃辟庆、绍所为都漕运府”。南方漕粮北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河海联运。这种功能后来成为宁波航运业的支柱项目：“吾郡回图之利，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见清庆安会馆《甬东天后宫碑记》）。浙东运河与宁波港的组合作用显而易见。至清代咸同年间，宁波港埠通商达到最盛。“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粤，而迤西川、鄂、皖、赣诸省之物产亦由甬埠集散”，南北商号盛极一时。每年往来宁波港的船只有4600多条。从宁波港出口的徽茶在屯溪集中，经浙东运河“一水直达”宁波，宁波实际上已成为重要的转口港。从地理与历史看，明州的建立，治所迁至三江口和州城的扩建，是海上丝绸之路与运河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宁波的城镇布局也始终与海上丝绸之路及运河水系紧密结合、一体发展。从曹娥江、姚江交界至镇海甬江出海口，沿大运河（宁波段）主航道，余姚、慈溪、鄞县、镇海四大古县城一字排开。从其建城选址、布局及功能定位等形成发展的过程分析，几乎同海上丝绸之路与运河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完全一致。镇海城的建设主要是为了解决出海口的安全；鄞县（宁波城府）的设置是为了提供河海转运的核心港埠系统；慈溪县城扼守并承担了姚江平原东段前、后江（即姚江、慈江）的航运与管理；余姚县城是姚江西段和曹娥江东岸的航运水利中心。在100公里运河主航道上设置这样密集，形态、结构、职能各具特色，发育完备的四个古代县级行政机构，保证了宁波港及大运河（宁波段）各段航道的功能管理需求，这在大运河沿线及沿海城市中极为罕见。宁波港：既是运河枢纽港又是海外贸易核心港三江口，俗称“东门口”，原本是宁波国际港口所在。从三江口到灵桥一带，沿奉化江排列着多个码头，旧称道头。在三江口的江面上、码头旁，帆樯林立，商贾云集，极为繁荣。唐宋以来，三江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口，停泊和起航着与日本、高丽、爪哇、越南、泰国等二十多个国家之间频繁往来的商船；同时，三江口又是国内航运贸易的枢纽港，漕粮北运的转口港，宁波航运业出现著名的南北商号，自南宋开始，至清嘉道时期，持续时间有七百余年之久。宁波有句俗语：“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形容的就是三江口江厦街的繁会盛景。明州港地处沿海中部，内河与海外交通便利，随着唐王朝对日本等国的开放，明州城的对外贸易迅速繁荣起来，明州港迅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宋代，西亚的波斯（今伊朗）商人经常来明州做生意，于是宋朝政府专门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波斯馆”，还造起清真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条波斯巷。波斯巷从一个侧面说明两宋时的明州港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港。正是由于明州城海外贸易的兴旺发达，明州港地位的举足轻重，从北宋起官府开始在明州设置各种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宋初，政府在广州和杭州设立两个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和两浙市舶司。北宋淳化三年（992年），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迁来宁波，设于子城东南隅。咸平二年（999年）明州置市舶司，下设市舶务。南宋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下令“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明州成为获准与日本、高丽通商贸易的唯一港口。政和七年（1117年），明州城内建高丽使馆，置高丽司，又称来远局。庆元元年（1195年），南宋政府废杭州、温州等四市舶司（务），“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唯庆元得受而遣焉”。明州港成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国际通商贸易发展到极盛时期。当时明州从海外输入的商品达160种，至元朝时从庆元港进口的贸易品种更是多达220种。明洪武三年（1370年）宁波置市舶司，实行勘合（许可证）贸易。宁波被指定为接待日本勘合贸易贡船的唯一港口。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宁波设浙海关行署，是全国四个海关之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宁波被列为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正式开埠。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河海交汇的优越地理区位；另一方面，明州造船业的发达，为以宁波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运河交通、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撑。宁波是中国舟船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唐代，明州是全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宋代，三江口设有官营造船场，年造船额居全国之首，最多时达600艘。不论造船吨位还是技术水平，明州都居全国首位，在国际上也属先进行列。明州港曾两次受朝廷指定打造四艘“万斛”神舟，专门用来通使高丽。除官营造船场外，明州民营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所造船只既有海船，又有内河沙船和驳船。由于明州水路直通大运河，所以从唐代开始，明州就是千里水道大运河在东南沿海的物资集散中心，海上丝绸（陶瓷）之路的著名大港。各类陶瓷制品，在东门口码头遗址、天妃宫遗址、江厦码头遗址、渔浦门遗址、元永丰库遗址及韩国新安沉船上均有出土，唐代除越窑制品外，主要是长沙窑制品，宋元时多为景德镇青白瓷，明清则是景德镇青花瓷。明州是宋元时期国内瓷器销往东亚的第一大中转港。长沙窑与景德镇瓷器主要是沿内河，通过长江，顺运河水道运抵宁波，再由宁波销往海外。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河海联运的便利，促进了宁波海上陶瓷之路的发展，成就了宁波在海上陶瓷之路中的独特地位。对于明州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对区域地位的提升、地区商贸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海外贸易是唐宋时期明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推动力。一方面，来自日本、高丽及东南亚诸国的商品经市舶抽解后，在城内各个市场出售；另一方面，来自沿海与内地的各类商品在这里交易，然后经商人转销海外。明州城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和最大的消费市场，充分发挥着流通枢纽和物流调节的功能。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是南宋王朝的生命线，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当时，杭州与绍兴、杭州与海外的联系都是靠浙东运河起作用。到了明代，宁波更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许多海外商客都是通过浙东运河深入内地。因此，两宋时期，特别是入南宋后，随着明州人口的增长、商品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和浙东运河交通的发达，以跨区域为特点的远距离贸易进一步发展。明州港是当时粮米中转地，遇浙西米荒，“二广之米，舻舳相接于四明之境”，并经运河转运内地；明州的海产品销往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市场，甚至经巴蜀贩运至荆襄地区。朝贡贸易之外，宁波的民间贸易也迅速发展。民间贸易的发展，是宁波港与浙东运河在官方管理机构撤销后并未丧失功能的一大原因。据记载，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关闭浙海关，中止对外贸易。但宁波内贸仍兴，“百货咸备，银钱市值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既灵，交易愈广，滨江列屋，大都皆廛肆矣”。两种文明对话形成宁波城市文化底色东西方文明对话最基本的形式是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商贸是其最基本的特征，政治、文化等交流往往也以商贸为载体进行。自古以来，宁波不但是与世界各国进行商品流通的大埠，而且还是国际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宁波与海外的“文明对话”始于东汉晚期。这一时期，舶来品和印度佛教已通过海路传至宁波地区。有意思的是，宁波在较早吸纳佛教文化后，经过融会、发扬，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东亚地区，对日本、高丽的佛教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始建于西晋初期的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在宁波与海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与日本的佛教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阿育王寺在宋、明期间就被列为“天下禅宗五大名山”；天童寺号称“东南佛国”，被日本佛教曹洞宗尊为祖庭；作为中国古代佛教建筑典范的保国寺，则对东亚地区的寺庙建筑产生过较大影响。唐显庆四年，也就是公元659年，日本第四次遣唐使团在越州鄮县港口登陆。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也表明宁波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窗口。此后，日本遣唐使又先后三次在明州登陆入唐，宁波与日本等国的文化交流由此繁荣。与此同时，浙东越窑青瓷与中国的建筑、雕刻、绘画、书法及思想学说、科技等，通过以明州港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对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浙东越窑制瓷技术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先进科学技术向外传播的重要标志。有专家提出，广州、泉州港对外来文化是属于吸纳型的，而明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特点是向外散播。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汉文化始终占主导地位，输出、传播是主要的。目前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遗迹、遗物相当丰富，影响面颇广。这种以输出为主的文化传播，正是基于运河文明代表的厚重中原文化的支撑。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对宁波的交汇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以我国八大天后宫之一庆安会馆为主要载体的妈祖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莆田。唐宋以来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吸引了各地商人尤其是福建商人前来经商，妈祖信仰由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宁波，并开始在宁波迅速发展起来。庆安会馆是宁波最大天后宫甬东天后宫所在，同时又是北号船商聚会议事的场所（南号船商比邻兴建了安澜会馆）。由于宁波南北航运漕帮和对外交流的兴盛，妈祖得到北宋朝廷的褒封，由此从民间供奉上升为朝廷封神。妈祖文化由宁波沿两条线路向外传播：一路是借助海上丝绸之路从宁波向东南亚一带传播，另一路通过运河向运河沿线及北方（以天津为代表）传播。宁波成为妈祖文化弘扬与传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运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宁波三江口碰撞、对话、交融，形成了宁波城市的文化底色。千余年来，宁波始终占风气之先，运河带给她厚重的积淀，海洋赋予她开阔的胸怀。宁波人重商、开拓、以天下为家的精神，正是在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人文背景下孕育产生的。以余姚籍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提倡“工商皆本”和经世致用思想，萌生早期民主思想，对宁波的地域文化与宁波帮的兴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浙东运河及海上丝绸之路正是明清浙东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通道。朱舜水东渡扶桑，授徒讲学，传授儒学思想，在日本产生较为深远影响。江浙一带几乎每个沿运河城镇有一种本地剧种，并有多种戏曲艺术传播，这是与运河文明息息相关的。而宁波是江浙两地沿运河城镇地方戏曲的产生和传播地之一，甬剧、越剧、姚剧、四明南词、宁波走书等戏曲艺术十分活跃。宁波还是麻将文化的诞生地与传播地。150年前，宁波人陈鱼门在江北岸发明麻将的打法，与其相熟的英国领事夏复礼回国时把麻将带到英国，由此流传至欧美。
(本文来源：宁波网-宁波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