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在古代东西方教育中的不同地位及其历史原因.doc

德育在古代东西方教育中的不同地位及其历史原因
摘 要　德育是古代中国教育的核心，而在古希腊则位居能力教育之后。究其原因，第一，古代中国教育和古希腊教育的培养目标有官员和“公民”之分。官只需精通统治技巧即可，民则必须拥有各种技能在身。所以，前者强调通过道德教育培养“修己治人”之术，后者注重依赖能力教育增长知识、智力。第二，古代中国教育负有更重要的“教化”臣民使命，其德育中的儒家伦理道德极有利于维护以血缘制为基础的宗法制封建统治，因而成为政治的直接手段。相比之下，古希腊教育中对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当属能力教育了。
    关键词　德育　古代教育东西方教育
        德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古代东方、尤其是中国，德育一枝独秀，凌驾于其他各育之上，成为教育的核心与灵魂；而在古代西方，其地位却难以与智育或军事技能教育等能力教育相匹敌。如果说东方教育的模式无疑是“德、智、体”的话，那么西方教育的传统或者可以表述为“智、德、体”甚至“智、体、德”了。
    本文拟以古代中国教育和古希腊教育为东、西方教育的代表，对德育在其中的不同地位及其历史原因予以若干分析和探讨。
    一、古希腊时期的德育特征
    众所周知，古希腊城邦的主要代表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人崇战好武、勇敢强悍；雅典人多才多艺、聪慧文雅。然而，它们的德育却具有十分相近的性质。
    (一)古希腊的德育并非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1.斯巴达的教育与德育：斯巴达是个军事国家，尚武为其立国之本。在这里，一切的个人生存、一切的社会活动，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目的：练为战!因此，斯巴达的教育成为一种为了培养战士、也仅只为了培养战士的军事教育，其内容按现代意义理解可以分为军事技能教育、体育和德育三部分，分别负责培养战士的战斗技能、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就其重要性而言，军事技能教育可以说较之德育居上，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占用的教学时间远比德育为多。从少年时代“五项竞技”(赛跑、跳跃、角力、铁饼和标枪)的基本训练直到青年时期偷袭杀戮奴隶的实战演习，斯巴达人成年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花费在这种战斗技能的训练上了。
    2.雅典的教育与德育：雅典有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发达兴旺的海外贸易和百家争鸣的社会风气。教育的培养目标因而不再是一介武夫而是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社会活动家，其内容包含了智育、体育、德育、美育和军事技能教育等诸多方面，而且极其注重各种教育的相互协调和配合。
    与斯巴达的德育相比，雅典的德育在教育中所占比重更为下降。一方面，相对于单一的斯巴达军事教育来说，雅典教育简直可以说是五彩缤纷、包罗万象：文法学校的读写算、弦琴学校的奏乐唱歌、体操学校的五项竞技、“体育馆”的强化体育和“三艺”(文法、修辞、辩证法)学习、埃弗比团的军事训练等等???相比之下，德育所占用的时间要少得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雅典的社会生活以丰富多彩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为中心，这不能不使得雅典人把教育兴趣的焦点更多地调整在了智育和美育上。
    这种做法反映在理论上，理所当然地导致了智育第一的教育学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教育分三个等级：第一级养成情感，第二级培养意志，最高一级则以哲学(“辩证法”)来训练智慧，造就统治国家的“哲学王”。亚里士多德也声称，人的“灵魂”分为两部分：非理性部分(身体与感情)和理性部分(理智)，后者当然比前者高级并且重要。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智力，其最高手段非智育而莫属。比较一下中国古代教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①的纯德育性教育目的，两者的区别之大显而易见。
    (二)古希腊的德育尚未能完全从其他各育中独立出来。
    古希腊的德育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社会中教育的民俗性，侧重通过仪典、活动和环境影响等形式来施行，因而常常和其他各育混为一体。例如，期巴达人强令儿童单衣赤足、卧草为床，既可以锻炼体格，又是在培养作战技能(提高生存能力)，还是对个人意志的一种磨练。虽然他们也有一些讲授传统、政治谈话等独立施行的德育活动，但相比起大约同时代的古代中国来说，既缺乏孔孟之道那样完整的德育理论，也没有《四书》、《五经》一类系统的德育教材，可以说还远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比较规范的德育体系。
    二、中国古代德育的特征
    和西方教育以能力教育为主的模式不同，中国古代教育无论目的、内容还是方法都绝对以德育为中心的。
    (一)教育目的：按孟子所言，“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②。《大学》中则明确定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换言之，这种教育传授的是伦理道德、培养的是人的“德”和“善”。这和亚里士多德所称教育的最高目标在于培养人的理智一说有明显不同。
    (二)教育内容：“明人伦”的教育目的规定了教育的最基本内容必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伦理道德，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③是也按《学记》中的详细规定，“一年视离经辩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小成也好，大成也罢，“成”的内容及其评判标准则完全是德育性的。
    德育一旦成为教育的灵魂，智育、体育和美育等内容便自然要以德育为中心了：论及求知，有“君子学以致道”④；说到音乐，有“乐所以修内也”⑤；至于射、御、书、数、则“……为立德行者，莫若射”⑥也。一句话，所有教育活动都应当以培养伦理道德为己任。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教育的德育化愈演愈烈，其内容也越来越窄。汉时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宋后尊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随着教育培养官吏任务的固定化和科举取士的制度化，孔子时尚占有一席之地的“礼、乐、射、御、书、数”这一“六艺”之教已形存实亡，教育内容完全被限制在儒家经典著作范围之内，只是一个“书”字了结了。
    (三)教育方法：中国古代教育的方法以《中庸》中所定者最为权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粗看起来，学、问、思、辨、行，颇像是智育方法，但细审之下，仍然不过是个德育过程而已。
    按朱熹的解释，“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⑦，是一个领会和明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因此，虽然它们看似与西方智育过程十分相似，但“穷理”这一德育方向的规定性顿时使得它们既不同于西方实质教育论者提倡的认识客观世界、也与形式教育论者主张的提高个人智力大相径庭。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笃行”一步，实际上指的是要把领会到的“理”落实在个人的为人处事上，所谓“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⑧，明显属于道德行为培养的范畴，因而全无杜威“做中学”一类认识论方面的意义。
    “修身”是儒家教育“修己治人”之道的根本，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程序中位居核心。一个“修”字，形象地描画出了儒家道德教育的宗教色彩：佛家讲“修行”，儒家说“修身”；佛家要“面壁十年”，儒家有“十年寒窗”。这种惊人的相似性就在于两者的教育重点都定位在了同一个品德修行之上。
    三、两种不同德育模式产生的历史原因
    处于大致相同的年代，为什么古代东、西方的德育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别呢?这要从这两种教育的目的、性质以及它们为之服务并受之制约的社会状况来分析。
    (一)选拔官员的精英教育和培养公民的大众教育之别。
    1.中国古代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被称为“士”或“君子”的社会精英、是“修己治人”的治世贤才。“学而优则仕”是这一目标最形象的表述，而科举制则成为它最有效的手段。简言之，中国古代教育最终要造就的是“官”。官所必须具备的???而且只需具备的???是统治技巧。在“为政以德”的古代中国，“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种技巧就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而这正是当时教育的基本内容。所以，学子们十年寒窗，只须学得“文、行、忠、信”足矣，至于农、工、商、战一类社会功能，自有“治于人”的“劳力者”们去执行。因此，中国古代教育不在认识客观世界一类杂务上空费时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2.古希腊的大众教育培养的却是普普通通的公民，它从没有承担过选拔官员的任务。古希腊城邦是奴隶制国家，是一种高度不民主和高度民主畸形结合的奇妙社会形态。高度不民主，指的是众所周知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社会地位的天渊之别；而所谓高度民主，则是说在“公民”这一奴隶主阶级内部，政治统治方式是直接民主制，所有公民都享有完全相等的政治权利。例如，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议、包括对城邦最高领导人的任命，都是在公民大会上经辩论、表决或抽签等民主程序决定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参加这一大会，所有公民都拥有完全相同的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以，在古希腊，首先，官员均实行任期制、轮流更换，因此不会出现古代中国“金榜题名时”那种一跃龙门、身价百倍的一考定终身；其次，官员任命要在公民大会上由抽签或选举决定，因而与个人所受教育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最后，担任官职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例如，成年公民如果被任命为法官而不肯到任(因影响家庭收入等原因)，就会受到被褫夺公民权的严厉惩罚⑨。由此可见，古希腊社会中，培养官员根本无需专门途径，更不可能成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事实上，在古希腊、尤其在雅典，每一个公民都同时行使着或者可能会行使不止一种社会职能：平日他或农或商，养家糊口；外敌入侵时，他拿起武器就是战士；公民大会上他身为政治家，用辩论发表政治意见、靠表决参与国家大事；一旦被大会任命，就立刻变成城邦官员甚至最高领导人???而几年后任满到期，则复为平民。
    如果说中国古代教育致力于造就的是“官”的话，古希腊教育要培养的就是“民”了。为了行使农、工、商、战???以及“官”等各种社会职能，“民”必须文武双全、多才多能，这就形成了教育以能力教育为中心的传统。
    (二)两种教育在维护社会政治统治方面的作用大不相同。
    1.中国古代教育除了培养精英的任务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教化”臣民的使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⑩，其意义之重大是古希腊教育所绝难比拟的。
    古代中国实行的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封建统治。君的世袭、臣的分封，都很大程度上和血缘联系在一起。总的说来，血缘关系中等级居上者大体上政治地位也相应较高。所以，一个人若在家庭中能孝敬长辈，到了社会上也自然会顺从尊上，所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这就是“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的奥秘所在。因此，劝人行孝便是教人尽忠，传人伦理既为驯人服从；于是，“‘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在这里，德育、教育和政治取得了高度统一：德育担负了教育的主要任务，而教育则早已成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有效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教育不仅是政治，甚至优于了政治!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修己”这一个人道德行为才成为“治人”这一国家统治过程的基础，从而被赋予了极强烈的政治意义：修己在于治人，接受教育等于学习政治，修养个人操守即为练习领导才能。因此，与西方“德才兼备”这种把德与才分开考虑的概念不同，在古代中国，德和才被视为一体???有德必有才。汉代以察举选拔官员，“孝廉”为其主要科目???个人品德成为统治才干的评判标准，由此可见一斑。
    2.古希腊教育中对社会政治影响最大的成分不是德育、而是能力教育。
    古希腊德育和政治的关系远没有古代中国那样密切。当时的德育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古老的习俗性，它所培养的品德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个人操行，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像古代中国那样直接。例如，孝敬在古希腊如同在古代中国一样、也受到社会的大力提倡，但其政治色彩却绝不如在古代中国那样强烈。一个希腊公民如果稍有不孝，或者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的个人声望，但却不至于因此妨碍到国家安危???毕竟在那里，忠和孝的关联要远比古代中国松散得多。
    要言之，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对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教育。那么，在古希腊，这种教育到底是什么呢?
    古代中国以德为政，斯巴达却全凭武力立国：不到三万公民统治着近三十万奴隶，周围敌国环踞，虎视眈眈。因此，公民个人若不具备战斗本领将无法生存，而斯巴达军队的战斗失败则意味着国破家亡。这就毫不奇怪斯巴达人会以作战为立国之本，而把培养战士当做国家政治的首务???军事技能教育和体育重要到甚至从新生儿刚一出生就已开始：嬴弱者将被毫不犹豫地弃之荒郊，以保证斯巴达公民人人具有强壮的身体素质。在这里，培养像古代中国“饱学之士”那样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不啻为斯巴达民族的集体自杀!
    雅典人是典型的精神生活追求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们无意在物质生活上耗费精力，衣食住行力求简单，但每日孜孜不倦于诸如参加公民大会、观看戏剧演出等各种政治、艺术和智力方面的社会活动。试看民主改革家柏里克利最著名的改革措施是发给贫民“观剧津贴”、使他们能在演剧那天不必劳动而安心前往剧场，便可知雅典人在组织社会活动上的用心之精了。这种生活方式必然要求公民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智力水平和艺术修养。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他在公民大会上的表现：提出议案、参与辩论等等，因而他的政治作为如何相对来说不在于其品行是否良好，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雄辩能力如何。因此，他从智育中学到的运用逻辑学、修辞术和辩证法等技能比起通过德育养成的孝敬、勇敢等品行来说更为重要。所以十分自然，古希腊人把智育置于德育之上，从而最终形成了“智、德、体”的教育传统。其结果，在孔、孟这些大师们精心编织出一套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之时，古希腊人构筑起的却是哲学、逻辑学、物理学和几何学一类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
    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教育传统，而两种不同的教育传统又给予了两种社会以不同的历史影响。19世纪，饱读诗书的中国礼义之师面对衣冠禽兽的西洋“红毛鬼子”，仁义道德竟然不敌洋枪洋炮、败了个一塌糊涂，已是令人不堪回首；四十年前，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惊、深刻反省“约翰为什么比不上彼得?”亡羊补牢地更加强化知识教育，与此同时，中国教育界却在高呼“突出政治”、狠批“白专道路”，智力教育愈发式微，就更令人叹而观止了。而很大程度上由于德育的放松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美国近年来又不得不重新呼吁加强德育，却又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引出了一个新的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