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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文化？
梁钧平教授

首先让我们给中国式管理的“中国”二字给予明确的定义。“中国式管理”的“中国”二字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意义。
（1） 地理性的意义：中国人包括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包括台湾、香港，甚至新加坡和在其他国家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其它海外华人的管理，与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不同。华人中区域间的差异已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海峡两岸员工价值观的比较就是例子。
（2） 种族性的意义：中国包括汉、满、蒙、回、藏、苗、壮等不同的民族虽然汉族占绝大多数，但少数民族所分布的范围却占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中国版图广大，地理人文条件不同，我们很难只用上海人、北京人、陕西人、广东人、四川人、东北人、内蒙人、香港人、台湾人或湖南人来代表中国人。
（3） 文化性的意义：中国人信仰儒家、道家的思想、佛教（藏、蒙、汉人所信仰的又大不相同）、回教和其它宗教，尤其前三者对汉人有深远的影响。此外，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又透过种种方式进入中国，并影响海外的华人。
（4） 历史性的意义：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中国境内的民族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融合和变迁；自唐宋以后，佛教成为中国主流思想的主要成分；清末西方思想的侵入和学习，加上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发展前阶段大规模引进了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制度，以及在后阶段的开放政策，大量的引进外资和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交流，工业化因而更快速的发展，这些都是改变中国历史性格的因素。由于各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的不同，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它地区华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中国”二字有如此多层的意义，因而，每当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儒家的文化”、“中国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时，我们必须了解这些都是刻板的印象，有部分的事实，但离现实很远，其中需要控制很多的变量。
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中国文化”？首先，什么是文化？如何了解一国或一个社会的文化？一般而言，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
1） 基本假设，探讨人不知不觉的部分，认知、感觉、思想，例如关于人的天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真理与现实的性质、时间的性质、空间的感觉。
（2） 外显的价值观，是可知觉的部分，例如，对错、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守秩序等。
（3） 人造物（artifacts），看得见但不易解析的部分，例如，建筑、文字、制度、产品、绘画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可分为两种：一是心理学家用问卷、测验等直接衡量人的认知结构、价值等；二是人类学家用观察、直接参与、体认、诠释和比较不同的文化。另外哲学家则常透过文献，来探讨、分析古人，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是怎么说的。
在这些方面的研究，通常有个毛病，研究者常忽略，不同文化（或国家、社会）间的比较涉及的是集体价值和行为的比较以及文化间的互动关系。传统的研究通常用个人的资料，加总起来以求得集体的价值和行为。大家都知道，不论是最简单的机器或是非常复杂的有机体，一个机组不是个体的总和，它有“不可化约”的复杂性。自行车不是轮子、把手和铁架的加总；如果没有大象的先行存在，瞎子摸到的大柱子、墙壁、水管等的形容加起来并不会构成大象；手、脚、眼睛等五官、身体加起来不会成为一个人。就这个意义来看，一个社会组织不是一些价值观和一些政策加总起来的，它也像有机体一样有不可化约的复杂性，有一种机制存在才能发挥作用。一些学者于是用隐喻（metaphor）的方法来形容一个组织或文化，例如用美式足球形容美国，用歌剧或时装形容意大利，用交响乐团形容德国，用法国面包形容法国，用日本花园形容日本等等。这种隐喻法就像中国人用鼠、牛、虎、兔等十二生肖，西方人用星座来比喻一个人一样，简化我们对人的了解，但给一个广大的想象空间。
什么是中国文化？首先我们应知道，在传统的思想上，有儒家，道家，佛教（禅）的不同思想。人们在实际行为上，是儒道佛共并，有大人和小人之分，有主文化/俗文化之别。在现代的层次上，现代的层次上，思想是传统和西方合流的；在行为上，人是受年纪（老、中、青）、地区（都市、乡村）、教育、收入、职业的影响。一般而言，人们认为文化表现在人的性格上，因此中国文化的问题就成为中国人的性格是什么。有关中国人的性格的书籍很多，现引述几种以供参考。
史密斯（Smith）认为中国人有以下特色：保全面子、节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易于误解、拐弯抹角、顺而不从、思绪含混、不紧不慢、轻视外族、缺乏公心、因循守旧、随遇而安、顽强生存、能忍且韧、知足长乐、孝悌为先、仁爱之心、缺乏同情、株连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多元信仰。
他的结论是：中国人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现实性、快乐，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杰出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长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有生活智慧、女性化、缺乏科学、无逻辑、凭知觉、有限的想象。
潘光旦认为中国人，易活难死、没有神经、耐性太好、不求精确、勤劳、守节、知足长乐、有私无公、无恻隐之心、言而无信、尔诈我虞、爱脸皮、婉转、客气。这些特性造成民族在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病象。
最近，在管理上引用最多的，荷兰籍社会心理学者霍夫士德（Gerrt Hofstede）比较了四十几个国家，认为中国人有较高的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逃避风险、女性主义。香港中文大学彭迈克（Michael Bond），收集中国学者的意见，中国文化与下列价值有关：孝（服从、尊敬、赡养父母、尊崇祖先）、勤劳、容忍、随和、谦虚、忠于上级、礼仪、礼尚往来、仁爱（恕、人情）、教育团结、中庸之道、修养、尊卑有序、正义感、恩威并济、不重竞争、稳重、廉洁、爱国、诚恳、清高、毅力、耐心、俭、报恩报仇、文化优越感、适应环境、谨慎小心、信用、知耻、有礼貌、安分守己、保守、要面子、知己之交、贞节、寡欲、尊重传统、财富。他收集了22个国家的资料，统计分析，这些特色可归纳为四价值面相：整和、儒家动能、仁慈心、道德感。
以上所列的性格，与那些思想家的思想有关，是儒、释、道、法？有那些是“理想高尚的”，那些是“世俗和日常生活的”文化？那些是人类的共同性？那些是相异性？我们无法也无能在此分析和回答。
不过，以上研究的结果离实际我们了解的中国人有一段距离，例如，霍夫士德和彭迈克的五种指标能描绘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文化价值观吗？如果稍微对这三地区有了解的人会很快发现：上述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的感受相差很大。例如，香港人的集体主义并不浓厚，反而有高度的个人主义；香港人虽然非常男性主义，在就业上相当歧视女性，但香港有相当高比例的女经理人员和高级政府官员。
这种调查研究的结果离实际现象很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研究方法的缺失所造成：
（1） 概念上的局限：很多概念有特定文化的意义。正如前述，两文化间概念有的可以相对应，有的不能相对应但在功能上能相对应。例如，中国人没有强烈的“自我”概念，个人主义是西方的观念。个人主义到了中国就成为“个体主义”，所强调的是个人主义的负面，即“自私自利的一面，而不是“自立自责”的一面。不过，中国人也强调“自立”、“自力更生”等个人主义所重视的一面。此外，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强烈影响集体和个人间的关系。纵使概念没问题，个人主义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一个社会人际间的复杂性。其他概念亦是如此。
（2） 测量的偏误：纵使概念没问题，如何测量呢？前面谈过，价值观是抽象、见不到的。不管学者用的统计方法多复杂，但垃圾进去，出来的还是垃圾。例如，对“勤俭、坚毅、社会阶级和羞耻心”的重视虽然与儒家有关，但是它们是否表示对“未来”和“长期”的重视？
（3） 样本的代表性：从事国际比较时，谁是一国的代表？谁代表中国人、谁代表美国人？霍夫士德的研究对象是IBM公司的销售人员，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各国的代表，但是霍氏坚称至少他们在各个社会的地位应该是一致的。事实是如此吗？1960年代在各国IBM工作的日本人、香港人、马来西亚人、南非共和国人都有相同的社会属性？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一般的比较研究常犯的毛病就是这种没有考虑各国国内的差异性。用统计学的语言来说，每个国家像个分配图，每个分配图的形状不一样，有的是常态分配，有的是非常态分配。稍具统计常识的都知道，两种不同分配不能随意比较。就实际的例子来看，美国和日本国内人种和文化的分配就大为不同，虽然日本人有区域上的区别，但是美国人不但有区域上的区别，而在内部人种和文化上有很大的歧异性。日本可说是个同质的社会，美国是个异质的社会，有黑人、白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和其它各色各样的人种。又如，马来西亚可说是个二元的社会（还有少数印度人），马来人和华人两大族群在风俗、习惯和信仰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南非联邦也类似，黑人为大多数，白人为少数，虽然最近政治上已有改变，但是白人控制着各行各业。
（4） 变迁的研究：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组织已经历了百多年来的大变，步入了现代化的途径。这种变化迫使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在传统、西方和现代问题上，摸索挣扎，企图创造出自己的典范。传统是什么，西方的是什么，现代的是什么，三者又如何冲突、融合和创新？这是目前最受忽视的地方，而且可能是学术上最有兴趣的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的改变，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了华人的价值观。
考虑了过去的传统和变迁，台湾杨国枢教授研究的结果，中国人的传统性：1、孝顺父母，2、积极心态，3、男权至上，4、宿命主义，5、自我控制等，除了孝顺父母外，已大幅降低，而现代化：1、男女平等，2、进取和乐观，3、民主心态，4、尊重个人感情，5、独立自主等则大幅上升。
总之，中国文化已与过去不同，这种不同自然反映在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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