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方文化冲突及对立.doc

中国南北方文化冲突和对立
中国南北方文化冲突和对立，自宋明显。

“王安石的新法，不能说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的确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都是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而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新风气之最前线。”“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南北两方因地形、气候、物产等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之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均有不同，易生牴牾。”（钱穆《国史大纲》581）

宋时，又有北方称汉人，南方称南人。“金世宗谓贺扬庭曰：“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谓“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者；以其人久陷异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渐堕也。”

“宋代北方户口，既远逊于南方。”“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仅得四。南占一倍以上。即此已见南北经济文化轻重之不平衡。元代南北户口，成十与一之比。明代北方情形较佳，但依然赶不上南方。”

“北国北方社会，自安史乱后，直至明兴，五、六百年内，大体上在水深火热下过日子。”“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隐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常烈于南方。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渐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依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留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於恶政治兵祸天灾种种，无力抵抗；于是情况日坏。事久之后，亦淡焉忘之，若谓此等情形，自古已然。”

讲到有明一代；“至于北方，渐渐从国家的重任下逃离，而民智民力，亦逐渐惰－萎缩，终至于担负不起国家重任来；而社会事业，亦逐渐败坏于日常堕退之中。”

及至清朝；“君尊臣卑，一切较明代尤远甚。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率斥为“尔”。而满、汉大吏摺奏，咸自称“奴才”。”

“故江、浙考证汉学，其先虽源于爱好民族文化，厌恶异族统治，代有反抗现实之活气；其后则变为纯学术只探讨，钻入故纸堆中，与现实绝不相干。”“江、浙学风这一种的转变，虽于古经典之训释考订上，不无多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至少他们只能消极的不昧良心，不能积极的出头担当，自任以天下之重。”

宋之前，中国北方的文化；不仅优于南方；也深受草原游牧影响。

“草原文化在中国北方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这无疑要比它所显示出的样子重要得多。”“如果说从汉代起就出现了栖身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越来越快的汉化过程，那么反过来的现象也不能说不太重要：中原的尚武传统和某些制度都是向草原社会借鉴的。”原籍为满洲、蒙古和汉藏走廊地区的部族在中国北方定居的后果是既改变了中国社会这一部分中的民族成份，同时又改变了其思想状态和传统。”

“7世纪时的隋唐军队的核心是贵族，正是关内（陕西和甘肃东部）和在较小程度上的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望族为精锐部队提供兵员并配备军官。正是这些家族的人在精良部队，如禁军和卫军中服役。与传统的模式相反，6世纪的统治阶级以及在隋唐和唐初出自该阶级者并不是一个士大夫文官阶级，而是一个具有军事传统的世族。它对于战争事物的癖好，对马匹的爱慕、对饲养业的兴趣可以通过他们那游牧民的后裔和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漫长影响来解释。如果没有这个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尚武品德、荣誉感和好动的雅兴那么隋唐的赫赫武功就是不可能的。”“精锐部队、快速干预部队并非是由农民组成的，而主要是由内附的何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汉化的游牧民组成，或者是如同在6－7世纪的情况一样，是由胡人和汉族混血儿、选择了草原人习惯与情感的半汉族人所组成。”

“北部边界的关闭导致了政治和经济重心向东部和东南部的转移，这种现象在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之越来越明显的发展得到了加快和加强。与7世纪时把目光转向内陆亚洲的中国相反，从唐代中期开始，中国却将目光转向了海洋。”

宋朝开始，文官政治占据了绝对主导。这也是南方文化的一个渊源。

“科举制在宋代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它后来却蜕变了，在明清的独裁专制帝国中变成了一种沉重的机制，是遏制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了。”“科举制在11－13世纪的发展可能使文官队伍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具有了相当大的分量。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代，“官吏”们都未能对国家的政权实施过如此有效的控制。宠妃、皇后及其家族、太监等所有接近君主的人都熟悉宫中的隐情，他们在其他时代都成功地决定了国事的方向或者在事实上主政国事，但他们在宋代却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了。皇帝们自己也只能起一种大为逊色的作用，而将前台留给了大臣们。”（谢和耐，同前262）

“改革变法家们都出自中国的同一个地区，也就是东南一带，那里的经济发展导致了财产和货币的大规模流通。”“王安石的新法遇到了很强烈的反抗所出现的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利益之争。人员、气质和教养的对立于其中似乎占有很大的比重。”（谢和耐，同前265）

“航海技术的发展只是使一场航海高潮变得可能了，其深层的原因则取决于政治形势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与西域的交通道路被切断，而它在向北方和西北的开拓中又被在其边陲地区形成的大帝国所阻隔，所以它便毅然转向了海上。”

大体而言，现代中国分成了五个文化相对不同的区域。

一个就是历史上多有论述的长江下游，现在我们简称苏沪皖三省区；这个区域，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对于外面影响，同时持一种开放欢迎的态度，但吸收有限；源于其中国文化的底蕴。第二个区域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人文融合混同的地区，这就是浙赣闽三省区，尤其福建，来自于海外西亚移民的影响，实际上非常深远，但表面与汉族主体文化差异不大；这区域尤其是浙江，是后世中国的灯塔，直至近代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都未有离得开；都是其直接或间接在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第三个区域是两广两湖，这个区域开放与保守同样鲜明；这一方面因为广州一直是来西亚穆斯林自印度洋而来的口岸；深受外来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清朝给与其一种独一外国贸易的权利，因此有极端排斥外国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影响；晚清时期，广州始终拒绝外国人入城，即便国家之间签署了协议，民间社会还是要拒绝排斥外国人，三元里抗英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况；与广州居民相反，后来开放的宁波口岸，上海城市浙赣闽，苏沪皖；都是极力吸引外国人到来，非常相似于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行为。晚清太平天国广西起事，也是这种矛盾两面性的一种表现；这是第一次借用西方宗教的中国社会内部力量，但其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此黑暗，不登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堂，最终，也是湖南出身的传统文化正统士大夫将其剿灭。辛亥革命北伐在广州起事，只是广州离北京最远最安全，最终还是要在南京立足建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江浙两方面文化，一方面西方文化成为主体，另一方面新生活运动复兴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另外一个独特地区，是鲁津京三省。由于自唐中叶就开始，近代和现代同样，饱受异族统治和迫害歧视；一方面卑躬，一方面仇外；这在义和团表现的十分突出；义和团仅仅在直录发生，也就是山东河北一带；南方丝毫未有。同时，北京一直是一个国际性城市，从远达都；外国人包括欧洲人，到达中国主要在北京；因此形成了北京所谓五胡杂居；虽然北京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仍然是一做汉族城市，但草原影响，西亚影响，欧洲影响，包括缅藏影响，都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其他城市所完全不可相比的。这种影响现在也非常明显；任何一个西方人，尤其是平民；在北京生活完全没有障碍和困难；就如同在其自己国家；但在上海，只有西方上层富有人士，也只是殖民地看待生活。同时，北京作为首都；直至今天；只有两个朝代是汉族国家，明朝和今日共和国；作为首独历史，其时间远远短于作为游牧民族统治国家；这也形成其汉族文化没有根基也没有包袱。所以这个地区，北京开放是一种本能和自然；同时鲁津京地区普通民众，仇外排外又远远激烈于南方上面三个地区。近十年中国几次排外仇外事件，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和精神；都是来自于这个地区。

中国的文化还有一个独立的地区，就是陕西河南两省。这是中国汉唐包括北宋时期，国家首独所在，以及社会文化经济中心所在。这是一个中国最为质朴的地区；汉唐时期的文化，中国既没有南方的奢靡，也没有北方后来的卑躬；一直处于伸展直叙的文化。今天的郑州，必将成为美国当年的芝加哥；这更多是由于其文化原因，而非地理因素。其成为芝加哥，是因为河南的工人，是改革开放中国制造的主力军；现在只是投资者和工厂主，要到其所在建立工厂；这是东南成本提高，以及河南工人回到家乡原因。过去是工人到东南找工作，现在是工厂主到工人所在家乡建立工厂生产制造。西安是中国的孟买，虽然软件可能在南京；但英语外包作业；西安最为成本低廉和人员众多；这与陕西文化同样直接关系。

除外这五个主要地区之外，中国还有西南和东北，以及西边边陲。东北的文化，尤其南满文化（辽宁）；深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直录文化的痕迹（山东），另一方面深受外来殖民文化的压迫；这导致了精神心理上的畸形，自卑和自虐。西南的四川，一方面是陕西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长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两方面现在都有所反映。云贵两省，地处西南大山高原；既无恶亦无善，文化仍然处于相对空白阶段。甘肃新疆；前者是是汉族文化最远西历史；也是西域文化走近到此；新疆正如其名称，既是新的边疆；便正是汉族民边疆文化和当地民族自身文化，是否是一种熔炉，现在仍未可知。

如果文化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是否可以长期融为一体；是远未可知的事情。中国文化历史上形成南北不同，某种意义上对立；同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现在又处于一种不同，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立。1895年，中国开始了新的中国的发展和进程；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著述，远远超过了科学经济著述；中国走向了一个告别与重建的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对於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次洗涤和革命。现在的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工厂；这绝对不仅仅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甚至可以说，今日成就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1895年之后的中国告别与重建的思想历程的结果，这包括五四运动，这包括三民主义，这包括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体认，中国如何看待今后的走向，是回到过去，复兴与光大；还是继续告别与重建，走向新生。这是摆今天中国人民的选择题。中国各地区文化是否能够融合，取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否能够融合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融合，绝对不是西方化；但更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光大。西方的文化，包括民主；绝对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文化对人类的罪恶，一点也不少于其对人类的贡献。但，中国文化，尤其明清以来的奴才文化，专制文化；其钳制国人思想；如果不是一种万恶，如果不是一种违背人类本性和天性；难道我们还应该在今天继续如此吗？

孔子的儒家文化，断然与明清文化没有任何相同。夫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弟子曾参更从正面阐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更进一步讲明具体准则：“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今日中国，比之明清中国文化思想延续；离古人儒家思想思想甚远矣，甚至无有断绝矣；某种意义上说；今日中国正在背离辛亥革命，哪里是在告别与重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