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doc

浅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速度开始赶上并超越了自然界的自我净化的速度。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不断的出现。生态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反思。在1962年，美国出版了了莱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人类一面在创造高度文明的同时，另一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历史时刻和基于对人类生存困境深沉思考中诞生了。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影响而交互发展的产物，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萌芽时期8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90年代的成熟时期。
第一阶段以70年代的鲁道夫·巴罗和亚当·沙夫为代表，他们是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鲁道夫·巴罗原是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后因持不同政见出逃到西德，在汉诺威大学任教授，同时开始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谋求“绿色”和“红色”政治力量的结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群众联盟。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生态学与乌托邦》、《从红到绿》、《构建绿色运动》等。亚当·沙夫原是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68年被解职后任奥地利大学客座教授、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1972年后成为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1980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以上二人既是共产党人中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人，也是第一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其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80年代的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列·高兹，以及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威廉·莱易斯，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致力于经验世界的研究。他在1972 年出版的《对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指出，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并不是转移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然而，无论是对自然的控制还是对人的统治都遭到了自然的反抗。他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这种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而占有，其结果是生产的无限扩张，最终必将导致人的自我毁灭。1976年莱易斯又出版了《满足的极限》，阐述了生态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和生产力及资源的严重浪费，这就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实行一种新的“稳态经济”，以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功能，并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本·阿格尔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是莱易斯学说的追随者。他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莱易斯的观点，系统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阿格尔从考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发展出发，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挥霍性工业生产的根源，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阿格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亦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安德列·高兹是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他曾追随萨特，信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70年代后，他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这部著作中，指出了现存的一系列生态灾难后提出，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一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他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较明确的提出了克服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在社会生态运动中占有相对的主导地位，初步形成了绿色生态运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向，其典型政治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
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大卫·佩珀、约翰·福斯特和保尔·伯特格等西方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乔治·拉比卡早年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为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巴黎第十大学校长，致力于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生态学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瑞尼尔·格伦德曼是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概念不同于统治，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是实质上的服务而不是破坏。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大卫·佩珀是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讲师，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代表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等。佩珀自称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了生态运动中的“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外，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福斯特、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以及美国绿党的重要理论家约洱·克沃尔教授近期分别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自然的理由》、《自然的敌人》等著作，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特征是“绿色红化”。纵观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它经历了“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三个阶段，终于从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第一、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表现形式已从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特征。“过度生产”表现为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它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而“过度消费”表现为人们只是根据消费的多少和品种的多样来作为幸福程度的标准，西方社会也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时代，这样自然的承受力越来越大，受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加在一起，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而且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危机，这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矛盾之一。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因此，莱易斯、阿格尔提出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
第二、“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但这却是“异化消费”。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而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异化消费”。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不足的劳动而至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异化消费”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扩张导致“自然萎缩”和独裁主义协调导致的感情依附商品的原因。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追求商品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包装的刺激下去疯狂追逐高消费的。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因此，不消灭“异化消费”，就不可能消灭异化劳动，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阿格尔借对“异化消费”的批判和“需要结构理论”的提出作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危机”要害是缺乏一种“需要理论”，而这种理论对于“后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旨在证明危机趋势可以产生一系列需要，新需要反过来又可以转化为激进社会变革的动力，这是必要导致批判“异化消费”现象，提出一种“需要结构理论”。
第三、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它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人的行为狭隘化，人会失去行为的自主性，生产活动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这样必然会与生态环境产生冲突，最大化的消费与需求刺激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导致对资源的肆意开发和对生态的过度破坏。生态理性是社会生产目的不再以利润为动机，而是与生态保护相一致生态理性提倡一种“更少
但更好”的需求方式，尽量少用劳动、资本和能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适用价值的东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施生态理性，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技术和小企业，让人们到生产活动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消费植根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
第四、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针对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转变和异化消费，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开出了他们的“救世良方”，那就是实行“稳态经济模式”。主张通过消灭异化消费、限制增长来解决生态危机，建构新型的社会主义。如本·阿格尔主张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实行“稳态经济模式”，以便控制目前无限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济以展的速度稳定下来，实行经济的零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生态环境，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关系。具体来说，稳态的经济模式要求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要求分散技术、缩小工业规模，节制消费、降低生产率；同时通过税收和保证收入的制度重新分配财富，使每个人既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甚至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必要时提倡一种新的“禁欲主义”。
第五、唯一的出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稳态的经济模式毕竟不符合20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需要，所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稳态经济的主张，而主张经济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并且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认为资本主义无力解决目前的生态问题，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用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发展与生态问题的内在联系，要求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重新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它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历史进程的社会发展，必须要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并试图把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社会发展观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围绕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这三大目标，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其理论目标和社会理想不仅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消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实现人的解放；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立一个绿色的、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为此当代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提出社会主义具备了生态上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坦率地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反革命行为的危害性小得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所以对于它们来说，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由于社会主义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的，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官僚体制中的不协调的机制。“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是存在的。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与局限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面对全球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是人类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的结果。生态学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思索，为人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即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在工业化时代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发展的问题。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以及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全球都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声势浩大生态运动已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自己的研究焦点定位于生态危机这个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并想通过对生态危机的研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另外，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代生态危机表明了人对待自然的主观和随意，根本不顾及自然的客观本性及规律，结果是危及自身，因而他们反对人类为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而破坏自然，主张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生产规模与生态平衡同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生态危机根源的时候，就将其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考虑。异化和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导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这种理论观点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精神，同时又具有鲜活的时代性。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借助马克思的有关异化的理论分析问题比一般生态主义者对生态危机分析更加深刻，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及生态危机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矛盾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也随之加深， 当超过一定的张力时，旧有的结构便被打破。当矛盾日益激化时，人们在思考探索中，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通过革命性(也可以是非暴力式的)实践建立起新的社会结构，即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像自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社会契约论那样承担起社会形态变更的意识形态角色呢? 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担此预示或揭幕以至实现未来新社会的使命呢?无可否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们有启迪意义。但是，现实的道路是否已经找到肯定是值得怀疑的。从根本上说，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实际上是经济危机的衍生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试图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把生态因素夸大为人们政治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这就不恰当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与地位，以致于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问题出发构建其理论基础，把异化消费看成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认为消除异化消费是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这就过分夸大了异化消费的社会政治作用，忽视了生态问题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也没把视野扩大到全球角度，一些主张如稳态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他们没有能进一步提出在解决南北政治经济关系基础上保护全球环境和促进全球发展的现实方案。另外，他们主张在经济上实行一种“无增长”的经济、削减工业生产而建立一种“稳态”的济模式。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小规模的技术才能消除由于大规模技术生产引发的生态危机。这在当今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总量形成严重压力的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必然导致新的供应不足的严重后果。同时，“无增长”对拥有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差距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如何生存的问题，从而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视角。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性质，缺乏切实可行的实际方案。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从理论体系上来说，还不够系统，很不成熟，而且有很浓的乌托邦色彩，但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它在许多方面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