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与外语.doc

孔凡富 王 栋
关于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外语教学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拟通过对这两种观点的评析，概略阐述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特别是初级阶段教学中的作用，以期引起外语界同仁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反对在外语教学中使用母语的观点，是随着本世纪初直接教学法（Direct Method）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直接法强调通过外语本身进行会话、交谈和阅读实施外语教学，明确提出外语教学不应使用学生的母语，不用翻译，也不用形式语法。虽然直接法已不那么时髦，但它的影响却相当广泛。

本世纪60年代，以英国学者为主，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又登上了外语教学的“舞台”。交际法提出，外语教学的目标是学生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反对以语法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又摒弃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它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外语学外语”（English Only Approach），主张教会学生语言的不同功能（function）、使用语言的方法等等。这也就承袭了直接法轻视母语的观点。交际法影响颇大，它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则纷纷著书立说，来宣扬它的理论和方法。让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在外语教学界颇具影响的几本书。 Hubbard等人著的 A Training Course for TEFL 和Haycraft的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两本书根本没涉及到母语的作用，Harmer所著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只在4处偶尔提及，Gower和Walters合著的 A Teaching Practice Handbook没有提及母语的作用，却警告人们不要滥用母语。在一些称为“人本主义”（humanistic）教学著作中，如 Moskovitz的Caring and Shar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和Sterick的Teaching English a Way and Ways也没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语言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那么，有多少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完全脱离母语，而仅用外语思维来进行交际呢？

80年代以来，又有强调外语习得的说法，其代表人物克拉申曾讲过，学习的语言与习得的语言在人脑中是分别贮存并且分别运用的，而且从有意识地学习到的语言中不可能产生自发的语言，一个人要想习得语言，必须通过有意义的信号参加到交流信息的语言中去。由于上述种种理论影响，人们似乎可以得出母语在外语教学中没有什么积极作用的结论。因此，外语课堂中不宜使用母语进行教学。

上述诸理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我国的外语教学。60年代，直接法逐渐在我国试用，80年代，交际法又影响到我们的外语教学。客观地讲、这两种教学法对我们的英语教学产生过积极影响，直接法使我们注意到口语训练的重要性，交际法使我们注意到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反对在外语教学中使用母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在我国方兴未艾。大量的说英语国家的教师执教于我国大中学校。其中有些是称职的（qualified），但也有一些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unqualifed），雇请他们的原因往往仅是因为他们是讲英语的本族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绝大部分不懂汉语。开始一段时间里，学生对外籍教师的“全英化课堂”（all English class。）感到新鲜，因此学习积极性特别高，尤其在口语训练方面，更是受益匪浅，我们似乎因此可以得出学习外语就要忘掉母语的结论。但结果如何呢？学生和外籍教师之间产生了摩擦，学生报怨不懂的知识外教不去教，对已掌握的东西外教却讲个不停。甚至有的学生拒绝去听外教的课，与开始的积极性形成明显的对比。当然，这其中原因很复杂，有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师、学生自身的因素。但我们是否已认识到：教师不懂学生的母语，外语教学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呢？

主张在外语教学中肯定母语作用并非新的观点，这我们完全可以在外语教学理论中找到依据。只是伴随着各种新的理论的冲击，我们似乎把它淡忘了。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每一位外语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都在琢磨母语（本族语）和目的语（外语）有哪些异同。马克思说：“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斯大林讲：“思想的真实性是表现在语言之中。”语言与思维是直接联系的。母语与思维的关系和外语与思维的关系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说，外语作为一种第二信号系统，在实现它的功能时，可以同母语一样，与思维直接联系。但是讲到母语与思维和外语与思维的共同点的同时，还须承认，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区别。这些差别主要是由掌握母语与掌握外语的不同的生理与心理特点所决定。一个人学习和掌握母语都是自幼开始的。幼儿学话的过程是和言语器官的成长、发育过程同时进行的，也是和思维的过程相辅进行的。因此，这个过程是和思维能力的形成同时进行的自觉过程。而作为成人学习外语的过程完全不同。他们的言语器官和思维器官已发展成型，他们的思维已和母语建立了直接和牢固的联系。母语和思维的联系是自然的，而外语和思维的联系却要把思维从一种语言的基础上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基础上，这个过程是不能离开母语的。直接法恰恰忽视了这一点，给外语教学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

下面我们再从翻译教学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和对比法（Contrastive Method）的使用中看母语的作用。翻译法名目较多，但我们可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那就是：用母语来教外语的一种方法，它的特征就是母语与所学外语并用，在整个外语教学过程中始终是母语和所学外语打交道。在我国大中学校的外语教学中，翻译法所创建的翻译教学手段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和有效的教学手段。首先，翻译法利用学生的理解力保证了学生确切理解外语词和句子的涵义，特别是在外语学习初期，翻译可以使学生摆脱推测、猜想的困惑，避免对外语词句造成理解不确切的情况和因而养成的一知半解的坏习惯。确切理解在外语学习中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所学的知识才会牢固，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会大大发挥。其次，翻译法使用方便，不需要什么教具设备，在初学阶段节省了教师讲解新材料的时间。例如，教师在教“revolution”，“brave”，“work”，“minute”这些词时，只要告知它们分别相当于汉语中的“革命”、“勇敢”、“工作”、“分钟”，而不必去阐述这些词的意义，就可着重讲解这些词跟其他词的搭配关系，帮助学生掌握它们的用法。但在教学中过多依赖翻译，教师就会觉得如果某一语言点未给学生译成母语，学生就不可真正理解。这样，也就忽视了两种语言形式语义语用方面的等值特征（translation equivalence），而一味求助于生硬的翻译，势必走上把两种语言进行机械对比之路，这也是翻译法失宠的主要原因。无论如何，翻译法在教学实践中把翻译既当成教学目的又当成教学手段，创建了在外语教学中利用母语的理论，这一点已为广大外语教师所接受。近年来，直接法、交际法、功能法（Functional Method）的出现把翻译法推向了对立面。然而大多数外语教师并不随波逐流，而是冷静思考，不少教师在学习了新的教学法后，采取了折中法（Eclectic Method），在保留翻译法优点的基础上，广采各家之长，加强听说训练，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Atkinson谈到EFL教学中母语使用问题时，主要谈了对比在教学中的作用。由于学习外语的人不可能是空无所有的白板（tabularasa），只要有机会学生就会无意识地在头脑中把所学外语与母语进行对比。他认为，我们的教学应顺应这一自然现象，而不应阻止其产生。例如，英语中的塞音和塞擦音有清音和浊音的区别，互相对立，构成不同的音位，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而汉语普通话的塞音和塞擦音都是清音，没有浊音，却有送气不送气的分别，而且成对出现，构成不同的音位，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果外语教师一开始就给学生讲清楚，学生就不会用送气不送气的对立去替代清浊的对立，也就能够读好浊音。

最后以人本主义教学法（Humanistic Approach）谈谈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人本主义教学法，又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Student Centred Approach）。它的主要原则就是发展人的价值观，加深自我认识和对他人的了解，对人类感情要有敏感性，使学生积极学习并积极参加所进行的学习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及主体作用。基于这样的原则，在外语教学中，特别是在初级阶段，把母语作为辅助手段是十分必要的，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教师在解释某一语法项目（如动词的时态）而类似结构母语中又没有时，授课中，尤其给较差的学生作个别辅导时，母语的使用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这场关于母语在外语教学中有无作用的讨论中，我们的结论是：外语教学中可以利用母语，发挥母语的必要作用。同时，必须注意，使用母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熟练掌握所学外语，用外语进行交际。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尽量排除母语的干扰，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母语的滥用，防止其反作用。

本文仅依据我们的教学实践，结合各外语教学理论，对母语在外语激学中的使用问题给予粗浅的探讨，无意对各家外语教学理论褒贬。文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是幸。

翻译：母语比外语更重要 ── 关于翻译的通信
                                                      曹   旭

    京都梅雨的日子，突然想起你；突然想起，你说你有志于日本文学的翻译，我听了很高兴。觉得，我的翻译经历，正可以给你借鉴。于是，把我想到的，拉拉杂杂地谈，用谈片的形式，分两次寄给你。
　　来日本数次，在日本数年，主要在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访问讲学，已经翻译了几本书，还翻译其他文章。译事之苦，自不待言，亦不足与外人道。但有一个重要的体会，可向你，以及有志于译事的诸君进一言：
　　也许你没有想到，在日文翻译中，中文比日文更重要。
不只是我，也不只是日语，不少翻译家说过：“翻译的时候，母语比外语更重要”。刚学翻译的我，只重视“翻译技巧”，拼命找那些书来读，很迷信，以为只要掌握“不二法门”，就能译得好，对于必须在语言上下功夫，对“母语比外语更重要”；翻译“三份”：“一份外语，二份母语”之类的话将信将疑。
　　其实，母语再怎么好都不过份。母语就是母亲，母语是游子梦里故乡的栅栏。
你问我，我是什么时候学日语的？我想，告诉你，你该不会轻视我，觉得大教授不过尔尔。
我学外语的经历，和“老三届”碰到的其他事同样坎坷。
　　我先学的是俄语。那是进中学指定学的，不学不行，那时我们和“老大哥”关系好，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强迫地学，勉强地学，中学、大学，连同读研究生加起来，学了八年俄语，学来学去学不好，就像一只拧不紧的螺丝老“滑牙”；扔了吧，觉得它又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最后还是扔了，因为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才彻底想通了。前年到了俄罗斯，一句俄语也不会说。我们以前学的都是“革命”和“列宁在1918”之类的单词，那时是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时代，现在是非常理性化的现实主义的时代。时代不同了，人也不同了，你想照老习惯办事考虑问题无疑刻舟求剑。
　　譬如，到了俄罗斯，买东西，必须与贩子们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时候你不能说“革命”或者“列宁在1918”，那是没有用的；你说了人家以为你是神经病。但是，以前我们朦朦胧胧还以为自己懂一点俄语，直到讨价还价的时候，需要的单词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才知道其实我们是不懂俄语。
　　看到从中国黑河过去没有读过书的皮鞋匠，他们的俄语说得那么流利，弄得我们几个从不同大学来的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博士加教授又羡慕又妒忌。有的还是学了十年俄语的，都一起摇头叹气，连连说：“我们的教育制度彻底失败了。”好像不到俄国来还以为我们的教育制度是成功的一样。
　　于是改学日语我是36岁才开始学日语的。蔡元培也是36岁学日语的，没有关系。
    后来我用日语武装了自己，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不久翻译了《文心雕龙研究》（户田浩晓著）、《中国中世纪文学批评史》（林田慎之助著）、《日本学者诗品研究译文集》、《诗人们的时空》（户仓英美著），目前又在从事一项12卷本的“世纪工程”，预计化5年时间，到2000年，翻译出版一套7000000字的《日本学者中国文学史论集》。《论集》分（先秦文学卷、两汉文学卷、魏晋南北朝文学卷、隋唐五代文学卷、宋代文学卷、元代文学卷、明代文学卷、清代文学卷、近代文学卷、文论卷、总论卷、综合卷），每卷均分三部分组成：一是日本学者对该卷研究的学术史；二是该卷的论文翻译；三是制订该卷的著作、论文目录索引。此书倘能出版，将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影响。当然，这绝对是一项艰苦的劳动。
也许你会问我：你从事翻译，最困难是什么？
　　是外语？专业名词？还是不同国家观念、习俗上的差别？我不敢奢谈。因为真正翻译好，什么都难。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最难，最化时间的，还是懂了外语的意思，但找不到适合的中文表达。
　　不知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在读翻译小说或论文时，经常碰到读不懂的地方，似懂非懂，读几遍还是读不懂。那种地方，就非常可能是翻译的人也不懂。别人读不懂不要紧，翻译的人不行。有时我绞尽了脑汁，翻烂了字典，问人，请教高明，但有时问人也问不出来，于是就怀疑是作者“笔误”或者排印的人排错了。原作者活着的，可以写封信问原作者，有的原作者已经去世，就毫无办法。
　　不管是作者笔误还是排印错了，都必须翻译，于是就望文生义，死译硬译，自己读不懂的地方，怎么让读者读懂呢？我出版的《文心雕龙研究》中，这样的错误至少有两处，很对不起读者诸君的，这里借个机会向读者道歉。
　　即便是这样，在翻译过程中，中文碰到的问题仍然比日文多。常常一个人凝神静气地作“长考”状，不是因为哪句日语不懂，而是一句相应的中文汉语想不出来。
也许有人不相信，你是教授，文学博士，怎么想不出中文来？
　　的确，我对字词的大小、色彩、冷暖、轻重、弹性，以及软硬度叙述的到位不到位都很敏感，写过散文、新诗、格律诗，文言文。但是，正如古人写诗，推敲词句，“吟妥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一样，翻译就是这么回事。特别是翻译诗歌，文学作品，有时根本找不到对应。翻出来的东西，要么连自己也看不懂，要么是半创作，没有母语基础，怎么能半创作？一份外语，二份母语是翻译；母语比外语更重要，以前不信，现在信了。许多大翻译家如傅雷、丰子恺，同时是文学家和诗人。我们学校已故的朱雯先生，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他译《苦难的历程》，译笔流畅、自然、优美，脍炙人口。
　　L先生对我说：“曹旭，你不知道啊，朱雯的文学功底好得不得了啊。”L先生是一个自己学问非常扎实，是那种不研究古代文学就认为没有学问的先生，对己对人要求都很高，平时在系里不把朱雯先生放在眼里。66年文化革命，他与朱先生都进了“牛棚”，同病相怜，除了劳动偶尔也谈一些古典文学。
　　过了半个月，朱先生不声不响给L先生看一篇“习作”，请他指正，L先生一看，一篇四六“骈赋”，里面的辞藻、典故、属对，流畅精工，简直像开着高贵、豪华、琳琅满目的精品屋，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那种功底，连从不轻许他人的L先生看得惊呆了，从此对朱先生十分敬佩。
　　后来，L先生对我说：“朱雯的骈文，真是不得了啊，一点不比老马差。”他说的“老马”是马茂元先生。马茂元先生出版《楚辞选》、《古诗十九首初探》、《唐诗选》；是著名的《楚辞》、唐诗专家，桐城派殿军马其昶的孙子，深得桐城文章家法，词章优美，L先生许为朱先生可以与之媲美。可见翻译需要什么样的语言内功。此外，朱先生的白话文小说也盛名，是当时重要的作家之一，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往事如烟》。
　　谈到这里，也许你有些明白了，在日本许多留日时间比我长，日语比我好的人想翻译，感到困难。困难在哪里？难就难在母语。以我自己为例，在日本，我不仅感到日语不够用，同时也感到汉语不够用。于是天天关起门来读唐诗、宋词，一是欣赏，二是复习，三是进修，决心回国订个计划，加强学习。有时写写古体诗或新诗，不为写诗名家，而是增强修养，磨练词句，积累语文知识。书到用时方恨少，事不经过不知难；想闯荡世界，看邻家风景；师人长技，干一番事业，外语重要，母语更重要，诸君切莫忽视。
    从曾国藩派幼童留美开始，现在是第五次留洋大潮。年轻的学生，多以学习外语为急务，家长督学尤勤，从小抓起，小学、中学、大学毫不松懈，用心良苦，当然很好。但是，有些人偏重外语，轻视母语，缘木求鱼，令人不解。因为语文是做人的基础。一切想成材的人，望子成龙的家长，尤其像你这样有志于翻译的人，应该重视中文，重视母语。
学好母语，兼通外语，怀抱理想，即可走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