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漫话：“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玉玺漫谈.doc

传国玉玺漫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邸永君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然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叹息。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与厉王。王使玉工辨识，云为石也。王怒，以欺君罪刖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复献玉，仍以欺君罪再刖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坐哭于荆山之下。文王遣人问询，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良工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王以此和氏璧赐之。旋昭阳在水渊畔大宴宾客赏璧，是时有人大呼：“渊中有大鱼！”众人乃离室临渊观之，回席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当时疑为门人张仪所窃，于是拘仪而严加拷问无果。张仪受此凌辱，怀恨在心，便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再入秦，秦惠文王后元十年（前315），拜为秦相，乃游说诸国联秦背齐，复以使节身份入楚瓦解齐楚联盟。后拘怀王，克郢都，尽取楚汉中之地，终于得报此仇。
     后此璧为赵国太监缨贤所得，旋被赵惠文王据为己有。秦昭王闻之，“遗书赵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当时秦强赵弱，赵王恐献璧而不得其城，左右为难。蔺相如自请奉璧至秦，献璧后，见秦王无意偿城，乃当廷力争，宁死而不辱使命，并以掷璧相要挟，终致秦王妥协，得以“完璧归赵”。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秦破赵，得和氏璧。旋天下一统，嬴政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之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传国玉玺乃成。据传，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人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自是，其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痛楚。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沛公刘邦军灞上，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传国玺得归刘汉。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婴年幼，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王莽遣其弟王舜来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及莽兵败被杀，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趋至宛，献于更始帝刘玄。更始帝刘玄三年（公元25），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汉光武帝刘秀。至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熹平六年，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
     至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某日辰时，兵士见城南甄宫中一井中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见投井自尽之宫女颈上系一小匣，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孙坚如获至宝，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吴氏，夺玺。袁术死，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至此，传国玺得重归汉室。
     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献帝被迫“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乃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也，实乃欲盖弥彰。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司马炎依样而行，称晋武帝，改元泰始，传国玺归晋。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前赵刘聪俘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十九年后，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更别出心裁，于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又二十年，再传冉魏，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南朝时，传国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更迭。隋一统华夏，将传国玺收入隋宫。大业十四年（公元618）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携太子元德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
     贞观四年（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祐四年（公元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至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伯颜曾将元朝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蒙元朝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皆附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即被称作“传国玉玺”。而乾隆时，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扑朔迷离，“传国玉玺”数隐数现，最终湮没于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皇帝亦淡出中国历史，更无所谓“白版”不“白版矣。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汉书”文曰“昊天之命 皇帝寿昌”(受天之命 皇帝寿昌)。两者不同，一般指第一种。
   　 天子六玺者，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
   　 天子八宝，一曰神宝，二曰受命宝，三曰皇帝行宝，四曰皇帝之宝，五曰皇帝信宝，六曰天子行宝，七曰天子之宝，八曰天子信宝。
   　 玉玺谱曰：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蓝田山，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婴献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玺，不与，以威逼之，乃出玺投地。玺上螭一角缺。及莽败李松持玺诣宛上更始；更始败，玺入赤眉；刘盆子既败，以奉光武。　
   　 另：“辽史”记为“大魏受汉传国之宝”，我以为应该是“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唐武则天时改“玺”为“宝”，应该是那时代改的。“旧唐书”：天后恶玺字，改为宝。
   　 “宋史”记：宝。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唐改为宝，其制有八。五代乱离，或多亡失。
   　 “辽史”记：传国宝，秦始皇作，用蓝玉，螭纽，六面，其正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鱼鸟篆，子婴以上汉离祖。王莽篡汉，平皇后投玺殿阶，螭角微玷。献帝失之，孙坚得于井中，传至孙权，以归于魏。魏文帝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宝 ”。唐更名“受命宝 ”。晋亡归辽。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天祚保大二年，遗传国玺于桑干河。
   　 又：“魏本纪”中曾记录在一座毁坏的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
    　 另：后唐以后的传国玺都疑是赝品。即便契丹得自后晋的传国玺也是石敬塘按秦玺仿刻的，后被大元所获。
   　 北宋哲宗时所得的传国玺当时便有人怀疑是章惇、蔡京造假的。
   　 “宋史”记：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李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
   　 “宋史”又记：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按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钮五盘，钮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钮五盘，钮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石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宋史的几处记载中似乎都没有提及“大魏受汉传国玺”和“天命石氏”等，更加令人疑心。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有得玉玺于木华黎曾孙硕德家者，监察御史杨桓辨识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乃顿首言曰：“此历代传国玺也，亡之久矣。”。
   　 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陕西鄠县民毛志学于泥河滨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纽。陕西巡抚熊翀以为秦玺复出，遣人献之。礼部尚书傅瀚言：“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等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纪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者不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明孝宗从其言，却而不用；
   　 公元1632年，后金皇太极彻底击溃大元后裔林丹汗的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落，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闰八月，林丹汗患天花病死于甘肃大草滩，次年四月林丹汗长子额哲率部众归降，并献上元代传国玺；皇太极得传国玺后，改女真为满，改国号金为清，改元崇德。
   　 清初，宫内交泰殿藏有三十九方各色御玺，其中就有这方被认为是秦制传国玺的玉玺，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钦定为赝品。
   　 公元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博仪被逐出宫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还在向内务府大臣绍英追要着传国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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