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意义在于抗争——试论卡夫卡作品中的父子冲突主题.doc

乐山师范学院毕业论文（设计）
写作的意义在于抗争
——试论卡夫卡作品中的父子冲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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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04090217

【摘要】本文借用精神分析学派关于文学创作的情结及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和框架来分析卡夫卡作品中的父子冲突及其创作中的心理动因，指出父子冲突笼罩和影响了他一生的所有方面。正是他和父亲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造就了现在我们能了解到的卡夫卡，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父子冲突意义上的扩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抗争。
【关键词】卡夫卡 情结 集体无意识 父亲原型

一 引 言
父子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恒常的关系之一古今中外许多名著都涉及父子关系，其中又往往表现为父子冲突。父子冲突是西方文学的传统主题之一，在那些古老的文化中已埋有父子冲突的种子，古希伯来神话中的第一个故事《创世纪》，稍后的上帝与亚伯拉罕，还有摩西立约的故事中，特别是希腊文学更是充满了对父子斗争的描述，随着《旧约》及古希腊文化的广泛传播，文化中的“父与子”母题获得了普通性的模式，具有了恒定性。
20世纪文学中，父子冲突主题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熟悉的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的作品中就有大量表现了父子冲突。卡夫卡之所以把父子冲突作为选材范围和创作内容是由他独特的心理结构决定的，这一心理结构的形成又有赖于他的家庭和境遇，而这一切最终却要归根于他的父亲。卡夫卡把毕生的写作经历和自己的父亲联系起来，认为父亲就像“上帝”，写作犹如“祈祷”；他甚至向自己的父亲宣称：“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1]（P25）他还将他的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他对父亲的态度和他所创造的父亲形象都显得非常矛盾和复杂,他的父亲既是具体的个人,又是他对外部世界的内心载体。
当然，对于卡夫卡作品中父子冲突主题的探讨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即使在我国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也不乏其作。在我国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来展开的：从卡夫卡本人的“畏父意识”、“叛父意识”、“审父意识”出发向我们揭示他作品中的父子冲突主题和父子冲突的历史文化价值；从具体的作品出发来论述他的作品深受他与父亲之间关系的影响，主要分析《判决》；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阐发他的作品中凝结着他对西方这个充满悖谬性的世界的深切体验和认识。本文主要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出发来分析卡夫卡作品中的父子冲突及创作的心理动因。虽然也有人应用过精神分析法分析卡夫卡的作品，但要么是限于某部作品，要么是作品的某一方面，而笔者把这两种理论和方法同时应用到分析卡夫卡的父子冲突主题的作品中，对卡夫卡作品的解读无疑具有创新。

二 卡夫卡及其父亲情结
(一) 关于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情结”与艺术的创造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大多起源于他们自身的“情结”。美国著名学者卡尔文·S·霍尔认为，所谓的“情结”就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簇簇心理丛，当人们说某人有某种情结的时候，意思是说他执意地沉溺于某种东西而不能自拔。由此可知，情结一经形成，就在感情上、心理上凝成一种内驱力，这种力量是强大而热烈的、持久而深沉的，用之于创作是一种难以消磨的内在动力。众所周知，卡夫卡是一位视创作为生命的作家，创作的意义对他来说,又主要是内在情绪的宣泄, 而这些情绪又是和他的“父亲情结”有剪不断的关系。“卡夫卡正是在畏父意识、叛父意识、审父意识的缠绕和驱动下，” [2]（社会科学版）向我们揭示某些社会和人生的真理的。
（二） 卡夫卡及其现实中的父亲情结
卡夫卡这位被称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3]（P114）他的一生就是悲壮的受难交响乐。他虽然没有经历过颠沛流离、战争创伤、丧失亲友这类常人眼中的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创痛，但他与父亲赫尔曼之间的关系和他的犹太人出身却使他所走过的充满坎坷荆棘的心灵之路，非常人所能忍受。
他的父亲赫尔曼原是一个半行乞的乡下屠夫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奋斗一步步摆脱贫困的生活，创造了自己的家业，对此他颇为得意，经常固执地认为别人的看法是无稽之谈和偏执，而自己总是有理。他以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一心要把卡夫卡培养成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尽管卡夫卡全然无心于此。老卡夫卡总认为自己一辈子含辛茹苦才让孩子们无忧无虑，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尽管他不要求孩子们报答，但认为孩子们应该怀着敬畏的心情理解他并对他有同情心。然而，按照他的标准，小卡夫卡是冷酷古怪、忘恩负义的，因为儿子经常躲着他，从不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没有陪他去过教堂，对家庭没有什么感情，对商号里的事务充耳不闻。因此赫尔曼对儿子所做的任何事情，总是百般责骂、嘲讽、诽谤、凌辱，丝毫不顾及儿子的情感和看法。
这使得卡夫卡觉得仿佛同父亲的斗争就是生活的全部，就是生活的意义。对于卡夫卡来说，父亲具有“卡夫卡气质”，即所谓的卡夫卡式的生命力、事业心、进取心，这样的父亲太坚强有力了，而他自己又太虚弱，大有不堪消受之感。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奴隶般的世界里，受着父亲单为他而发明的种种法律的约束，因此心灵倍受压抑。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一方面他不满父亲的粗暴,刚愎自用,不允许任何人申诉的主观臆断;另一方面, 在内心深处，卡夫卡在畏惧和敌视父亲的同时，也对父亲充满敬仰和依恋之情。跟一般人一样，对卡夫卡来说，父亲，代表着广大的世界，代表着生存和成功的法则，支撑着他生活的蓝天。他因自己不能与父亲的愿望、目标和要求相吻合，而深感内疚和惭愧。在父亲面前，他总觉得自己渺小、无能，自卑和恐惧便油然而生，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就回答了他为什么畏惧父亲，因为畏惧，就连写信时也战战兢兢，甚至都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畏惧。
再加上卡夫卡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同时也是个与犹太社会决裂的犹太人。他生活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这种境遇加剧了他的孤独和背井离乡之感。他由于将德语而和捷克人民有了距离，不过他还自认为是一个讲德语的客人。在他诞生的布拉格，他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作为犹太人，他被讲德语的民族所孤立，作为批发商的儿子，他处于人民之外。布拉格的犹太区被摧毁了，但是精神上的犹太区仍然存在，他与社会格格不入。
卡夫卡很少以具体的行动来反抗，而是逃到文学里，躲到写作中。卡夫卡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我从事写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事，我用这手段进行了小小的争取独立的尝试，进行了逃跑的尝试，取得了些微的成果。”[4]（P132）写作之于他似乎是为自杀找到了替代办法，为他开辟了一条随时可走的逃入暂时死亡的路，同时也是为生存找到的另一种抉择。写作不仅让卡夫卡重新确证了自我的存在，也使他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经由写作，他终于得以逃避内心的恐惧和超越自卑。
（三）　作品中的父亲情结
父子间的冲突是造成卡夫卡恐惧和自卑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冲突很少以公开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在内心深处不断的进行着、演变着，以至旷日持久。最终，这场冲突在卡夫卡的心中根深蒂固，并形成一种“父亲情结”驱动着他的创作。卡夫卡曾坦白，他的作品都是他自己的象形文字，是他梦幻般内心生活的表现，他的每部作品都是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形象写照与诠释。他对父亲的怕与爱在其作品中也有大量表现，他的“父亲情结”被他以丰富的想象诉诸于笔端。
１　怕与爱的交织
他的早期作品《判决》、《变形记》、《司炉》的共同点都是有父亲形象的直接出现，都涉及到父子冲突，主人公对父亲都是又怕又爱，并且其中的父亲都具有卡夫卡父亲的形象特征。
《判决》就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小说展示的是格奥尔格和他父亲之间的冲突，结果是父亲判儿子投河溺水而死。以格奥尔格看来，当酷似巨人的父亲偎缩在自己的怀里并玩弄自己的表链时，即是一种无可言述的惊怖。格奥尔格虽然惧怕父亲，但仍然爱着父亲，当看到父亲不太洁净的内衣时，他责怪自己对父亲照顾不够，并提醒自己“要经常为父亲换洁净的内衣”。在还没有走进父亲设的局的时候，格奥尔格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当父亲通过精心的设计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审视的方式来试探他儿子时，他成功的使儿子认识到自己没有尽到孝心。的确，格奥尔格几乎没有考虑过结婚后老人的处境如何，在他们的店铺，两人唯一有所交往的地方，格奥尔格觉得父亲有点碍手碍脚，这个只是他潜意识里的想法，正由于他没有意识到，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是冷漠的，因而父亲考虑到自己和儿子的事业——显而易见，惟有这类事情，不得不认为就儿子来说，他在两方面都是多余的。他让儿子把他“盖起来”，儿子把他“盖起来”了，他却开始指责儿子，即儿子要把他除掉，使他不再碍手碍脚的那种心照不宣的欲望。因为他用的是引申义，儿子用的是本义。不仅如此，父亲突然对儿子发出严厉的指责，并宣判他投河自尽，这种强迫接受的权威态度，正是父亲形象在卡夫卡的心目中的集中体现。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格奥尔格的独白，就是卡夫卡的独白，就是他内心辩论的客观化。”[5]（P678）卡夫卡自己也说：“写东西只能这样，只能在身体和灵魂完全裸露的状态下一气呵成。”[5]（P394）作者借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一种极其严酷的真实，把他心灵中所感受到的关于生活中自己与父亲矛盾关系的经历与体验，作了血淋淋的展示，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是自然而然从我身上生下来的满身污秽混浊的孩子。”[5]（P395）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实际上把他潜意识中的愿望强行暴露出来了。它变形的特殊含义在于报复上司、惩罚父亲。早在变形前，格里高尔就对推销员的工作不满，对盛气凌人的老板有反抗情绪，可他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的父亲破产了欠了老板的债，父债子还，天经第一，况且他又是爱父亲的，自然要承担重担。可紧张繁忙而且枯燥的工作累得他身心疲惫，所以他想以“变形”的方式从“儿子”所必需承担的苦差事中得到解脱。因此他是很矛盾的，但对家人的爱，使他坚定了自己该怎么做，当的确不能为家里出力时，他也觉得消亡是最好的办法。格里高尔的“变形”揭示的正是弗洛伊德在《病征行为和偶然行为》一文中所描述的某一行为。照弗洛伊德看来，无心的事故往往都产生于某些被意识精心潜藏着的动机，偶然受伤往往是由潜意识中的内疚促成的自我惩罚。
同样在《司炉》中，虽然父亲没有被直接描写出来，但是我们总能看到一位强大的父亲立在面前。卡尔是个17岁的少年，因为受到中年女仆的引诱而失足，于是被父亲放逐到美国。卡尔虽然被父亲放逐，仍然爱着父母，他在异国他乡就是靠与父母那张合照作为精神寄托的。
在这三部作品中，父亲是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儿子们”在父亲的强权面前是既怕又爱，这与卡夫卡和他父亲的关系“惊人的相似”。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艺术家和常人一样，由于本能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他们便把与外在的世界的关联转向内在的世界，试图通过自由的主观幻想来解除压抑 、宣泄情感、获得快乐。可以这样说，对于卡夫卡而言，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抗争，既是对父亲的抗诉，又是对自我内心的抗诉。
2 俄狄浦斯情结
《判决》是这样开始的，格奥尔格打算把给彼得堡的朋友写信的事告诉父亲，哪知却走进了父亲为他设计好的局里，当父亲宣判他投河溺死时，他竟毫不犹豫的执行了命令。格奥尔格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何以当父亲宣判他投河溺死时他竟然毫不反抗？这恐怕只有从“俄狄浦斯情结”才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俄狄浦斯情结”，这一词源于古希腊悲剧艺术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是弗洛伊德从“性本能”说出发，以这一悲剧为背景所创立的。也就是所谓的“恋母情结”。在弗洛伊德看来,“也许我们所有的人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6]（P241） “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向我们展示出我们自己童年时代的愿望实现了。”[6]（P241）俄狄浦斯的命运有可能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潜意识欲望中具有已被压抑了的杀父娶母的本能倾向。格奥尔格就有“俄狄浦斯情结”，他以为用他在彼得堡的朋友赢得了父亲，可故事的发展表明，父亲从那位朋友当中突现出来，作为格奥尔格的对立面站在他面前，通过母亲的爱和依从，通过对母亲始终不渝的缅怀，以及通过父亲原先为生意赢得的顾客中突现了他的强大与权威。而格奥尔格除了看着父亲以外，别的一无所能，就连那个未婚妻也因还没有血缘关系，轻而易举被父亲排除在外。从父亲问儿子自己是否“盖起来”了这一动作中，儿子深藏已久的“弑父”欲望就被父亲揭露出来了，格奥尔格就认识到自己的罪责所在。的确，母亲去世前，“父亲在生意上独断专行，一直阻碍儿子真正有所作为”[7]（P13）；母亲去世后，父亲仍在店铺，却有所收敛，是母亲的爱增显了父亲的强大。格奥尔格虽然一直有“弑父”的欲望，但他可以做任何事，就是不能“弑父”，哪怕是“弑父”这一行为的替代性满足也不行。这样，在他的心里驱使他“弑父”的心理，就被自我谴责和良心的顾虑所替代了，所以当父亲的判决一下，他就义不容辞地执行了命令。
同样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无意识里也一直有着“弑父”的欲望。变形前，他是家里的主力与核心，承担养家糊口和替父亲还债的重担，他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他在家里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利，母亲和妹妹也很依赖他，这时候父亲的形象是弱的。变形后，他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父亲重新挑起重担，也是父亲权利的重拾，与之相随的是，母亲和妹妹也迅速站到父亲的一边，他变成了弱者。他的变形使父子间在家庭里的地位和影响力颠倒了。正是“变形”这一偶然事件让格奥尔格明白：无论他再怎么努力，父亲的威权都是不可动摇的。
《审判》中K被莫名其妙的判罪了，他极力想证明自己无罪，但当他在洗刷罪责的时候，他却渐渐发现自己罪孽深重，明白了自己最终是要死的。在此K具有两面性：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理性的K要证实自己的无罪和规定自己；非理性的K挑起事端，让欲望泛滥，从而践踏了自己的规定，不知不觉把自己搞得罪孽深重。因为有了他自己的内审，受审就成了一件真正严肃的事。这里的“法庭”就是父亲形象的象征体，在法的范围之内，人无处可逃，连自杀也不可能，人活着唯一可做的就是自省。是房东太太、毕斯特纳小姐、列妮等女性，特别是毕斯特纳小姐，她们存在的实质就是要K忏悔，让K意识到自己的罪责。他的罪责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想反抗“法”——他强大的“父亲”，想挑战法，法自始至终都在促使K揭开自欺的面罩，他为证实自己所做的努力，只是让他自己更接近自己的罪。最后他终于认识到法如同父亲一样不可战胜，又不可抛弃。
作品《城堡》中的K也如《审判》中的K一样，一直都在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寻求，寻求能够进入城堡。当发现城堡是这么难以接近时，越发激起了他要进入城堡的欲望，为了他的欲望，他不择手段。抢走城堡官员的情人完全是出于最肮脏的意图，弗丽达只是他占有的一件抵押，他以为部长先生要想赎回弗丽达就要付出大价钱。在K眼里“城堡”就如同父亲，他以为抢走了城堡官员的女人就可以羞辱这代表这威权的象征体，但他不知道这种做法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反而让自己的颜面扫地。
从这几部代表卡夫卡父子冲突的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俄狄浦斯王》这一古老的悲剧的影子，从作品的主人公的行为中都能看出他们潜藏在内心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卡夫卡的父亲情结已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心理学和伦理学范畴。但应该肯定的是它确实源于作家与其父亲的紧张关系,源于作家独特的过于敏感的个性。虽然他是在家庭长子责任感和父亲强悍性格的对照下,脆弱而敏感的心灵才有了不堪重负之感,进而表现为对父亲既崇拜又仇恨、既依恋又畏惧的复杂情感，但不能把卡夫卡的父亲情结归结的如此简单，否则他笔下的父亲形象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审美价值。

三　“集体无意识”下的父亲原型
（一）　关于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用荣格的话来说，是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即由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也就是说文艺作品是一个“自主情结”，其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受作者自觉意识的控制，并常受到一种沉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的影响，实际上是人类大家庭成员所继承下来并使现代人与原失足现象联系的种族记忆，是某一种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逐渐承袭积淀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照荣格的观点来看，它的主要内容是“原型”，可解释为一种对世界的某一方面作出的反应的先天倾向。
卡夫卡不愿接受他所生活的世界，又无法摆脱它，于是，就像人类的祖先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产生畏惧感和依恋感一样。生活中的经验和冲突也唤起了深藏在它内心中的原始意象和传统意识，他以父亲为载体，表现了自己对外部权威世界的种种体验。卡夫卡的所有作品都是在父子冲突的意义上的扩展，父子冲突的代表在早中期创作中是父亲形象，在后期则演变为某种抽象的象征体。如果早期父亲形象的创造是他“父亲情结”的无意识的有意外化，那么后期的“父亲形象”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来解读就是最好的钥匙。
（二）　“集体无意识”下的父亲原型
作为“异乡人”的卡夫卡感到自己处于任何历史的社团之外，他唯一能设想到的上帝是犹太传说中的上帝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个遥远、虚无缥缈的神：人们永远见不到中国的皇帝，也见不到“法院”院长，“城堡”的领主。在传统的犹太家庭里，父亲具有神圣的特征，所以上帝在卡夫卡身上的表现，绝不仅是他无意识地对自己与父亲关系的感受，而是他把与《圣经》里令人敬畏的上帝的关系这种传统的形象投射到父亲身上。
在《变形记》、《判决》、《司炉》这三部作品里，卡尔、格奥里格、格里高尔要么被放逐，要么被毁灭。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是父亲还是上帝？三部作品中的“儿子”都被生活或代表生活的父亲和家庭不由分说的判决给了某个不幸。三位主人公存在的本质都是“儿子”，他们都有一位可以决定他们命运的父亲，这只是它们之间一种“外表”的或者说“显而易见的联系”，至于他们“内蕴”或“密秘的联系”，还得在父亲形象的本质特征中去找。
《司炉》开头卡尔因为被中年女仆勾引而被父亲放逐，只身来到陌生的土地开始他的流浪生涯，就像犹太人的祖先因为违背上帝的告诫而受到惩罚一样，犹太人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漫长的漂泊之旅。在这里卡夫卡一开头就强调卡尔身上所承载着的人类始祖的原罪，其目的或许就是为了唤醒人们对日渐淡漠的原罪的回忆。虽然卡尔的父亲一直没有直接出场，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这位父亲形象中上帝的影子，因为能够放逐一个犯有“原罪”的儿子的父亲，自然具备了上帝的某些职能。在上一部分我们就已经说明了格奥尔格和格里高尔都企图扰乱恒常的父子关系、试图取代或摆脱“父亲”，其本质均属“原罪”。可以说，三部作品的父亲针对他们犯有“原罪”的儿子，不约而同地都扮演着上帝的角色，而正是他们对儿子所做的惩罚，分别构成三部作品的前提或故事主干。这便是三部作品“相通的内蕴”或“秘密的联系”。在这几个儿子看来，父亲实际就是上帝，然而，这“上帝”与传统的犹太上帝显然不同，因为他们毕竟是以普通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他们与被惩罚的儿子们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而儿子们也都是从一般父与子的伦常关系中感悟到自己与这“父亲/上帝”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在卡夫卡的笔下，这个“上帝”已失去了彼岸性而获得了世俗性，这是作者独特的上帝理念的具体表现。卡夫卡通过这样一个“父亲/上帝”形象，生动地揭示了现代儿子们生存境况的本质特征，其中，外在世俗的“父亲”表象表明了承袭着原罪的儿子们与其所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之间割不断的悖谬性联系，而内在神圣的“上帝”本质则强调了这种悖谬的绝对性。他们最根本的作为“儿子”而存在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所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具有权威的对立面实际上仍是“父亲/上帝”形象的替代物，就像一位西方学者说的：“仔细研究卡夫卡所有作品中所有权威代表(无论怎么一般化和抽象化)的特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从《判决》和《变形记》中的父亲特征中派生出来的。”[5]（P656-657）
从《城堡》里我们仍能从象征性的“城堡”中辨认出一个“父亲/上帝”的存在。在这里土地测量员的行动享有充分的自由，他可以抢别人的情妇，他还有助手，可恰恰是这些自由意味着他被彻底的放逐，意味着他已被剥夺了“儿子”的名份，他的“父亲/上帝”已不再管他，抛弃了他。K为了“儿子”身份被确认，好像是在故意冒犯甚至挑衅城堡。
《诉讼》是卡夫卡继续表现的父子冲突主题，只不过父亲在此被抽象为一个无形的法庭，来指控儿子的原罪。约瑟夫·K就是个试图摆脱父权而离开了家庭的“儿子”。“在卡夫卡看来，官吏的世界和父亲的世界是一样的”。黑衣人的造访，其实是对他的“儿子”身份和原罪本质的确认;而约瑟夫·K后来的行为，包括质疑法庭和顶撞上司等，其实都是对社会化的“父亲/上帝”忤逆和抗拒，是他的原罪本性的自我举证。约瑟夫·K后来似乎也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当那两个神秘的黑衣人把他拖到城外采石场处决时，他表现得相当合作，甚至还觉得“他应该把刀拿过来，插进自己的胸口”。这部作品与卡夫卡的其他大多数作品一样，与他本人童年的经历密切相关。在家庭里，父亲的绝对威权，他对父亲的负罪感，始终使他感到，他的一切行为都在受着一个无形法庭的审判。儿子走出了家庭，但并没有逃脱“父亲/上帝”的审判与惩罚，相反却失去了与父亲直接对话的可能性，因为这一“父亲”形象已变得不可捉摸，既不见踪影又无处不在，K 明明感到了对手不可抗拒的权威和力量，却又总是无法与之照面，作品中那段“法门前”的描述，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化的“父亲”(法)形象的存在特征，“儿子们”的生活离不开他，时时感到他强有力的存在，时时必须准备接受他的审判与惩罚，却又无法接近他。
关于《在流放地》，其中的老司令官本质上就是“父亲/上帝”的化身，那位军官和那台行刑机器便代表了惩罚意志和力量。就连开始对此惩罚方式持态度的旅行家也转变了他的态度。一开始他是完全否定，但当他看到军官殉情于那台即将瘫痪的机器时，当他读到老司令官墓碑上的铭文后，他马上改变行程，匆匆地离开了流放地。也许在军官慷慨赴死殉道的举动中，从铭文上有关“司令官必将复活”的预言中，他感受到了“父亲/上帝”的权威力量的可怕。
在卡夫卡最后几年所创作的其他几部重要作品中，诸如《饥饿艺术家》、《一条狗的研究》、《地洞》等，人们己经看不到某个确定地可以寓指“父亲/上帝”存在的象征物了，“父亲/上帝”完全隐退了，但是主人公仍然感觉被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威胁着、控制着，以至于他们内心总是惶惶的、充满恐惧感。
由于卡夫卡的犹太人出身,使他必然会无意识地把对父亲的惧怕与上帝的信仰相联系, 卡夫卡自己也说:“比心理分析学更令我折服的是,与有些人引以为精神食粮的那种恋父情结相关联的不是那无辜的父亲,而是父亲的犹太属性。”[8]（P420-421）正是由于这一“犹太属性”的渗透,卡夫卡才觉得父亲是个“具有极大权威的人”, 他的父亲情结因为有了这一宗教历史的文化内涵而必然地复杂化了,他既惧父又恋父,既想弑父又怜父,归根结底还是“惧父”,其中既有对“父亲/上帝”权威的畏惧,又有对自己“弑父”之念的原罪之惧(“致父亲”长信可为一证),还有对可能被“父亲”遗弃的惧怕。
当他把他的父亲情结渗透到写作中时，他笔下的父亲形象和父子间的冲突就有了普遍的审美性和恒定性，他的倾诉也不再是他个人的倾诉，他代表这全人类在倾诉；他的抗争也不是单指向父亲、社会、外界，也指向了自我内心的不自信、惶恐、孤独、恐惧、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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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卡夫卡 張荣昌.致父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2】 见冀桐.畏父·叛父·审父——略论卡夫卡创作中的父子冲突主题[J].张家口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3】 曾艳兵.卡夫卡与中国文化[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
【4】 阎嘉.反抗人格[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
【5】 叶廷芳.论卡夫卡[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6】 董学文.西方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
【7】 卡夫卡 韩瑞祥.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
【8】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第七卷

Writing For Protest
    ——Conflict of father and son in Kafka's works
Wu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04090217

【Abstract】：In this paper, Kafka the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when he was writing and himself was analyzed by theory of depth psychology school which includes complex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point out the conflict with his father influenced his whole life, his writings aimed to oppose his father. It is not exaggeratedly, the indistinct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father and he made the Kafka as we know. In some degree, all of his opuses show the conflict with his father.
【Key words】: Kafka Complex Collective unconscious Prototype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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