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来的新闻.doc

做”出来的新闻
2009-01-20 16:15 南方传媒研究

　　——邓哲玉事件采访手记兼多余的思考

　　王海军

　　8月26日，南方都市报推出一篇深度报道《邓哲玉的世界——一个打工少女的人生轨迹》。在我交此稿的前一天，邓哲玉的家人从殡仪馆领了骨灰，带着获捐的8万元钱，悄然返回湖南老家。当天，她的堂姐将一封感谢信送到我手上。这个城市对于一个打工妹的关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邓哲玉式的死亡”却成为一份死亡范本在这个城市延续。

　　事后“做”出新闻

　　邓哲玉，来自湖南邵阳新宁县金石镇独石村的23岁打工妹，于2006年8月13日凌晨，在广州黄埔大道遭飞车抢夺，死死抓住手提包不松，对方加速，致其头部撞到硬物，颅内淤血。当天下午，被医生宣布脑死亡。15日上午，家属签字，放弃治疗。事后发现，邓哲玉紧护的包里只有23元钱。

　　事发现场，被恰巧路过的《新快报》的记者拍下，并于次日见报。但是，真正引起强烈反响的，则是本报的事后补报。在看到这条线索后，本部领导让一个同事陈良军继续做调查采访。并于8月16日，以《为了23元钱亡了23岁人》为题见报。该稿一出，反响强烈，到当天下午，该新闻在网易上的跟贴留言就达到了4000多条。无数人为这个女孩的惨死哭泣，愤怒声讨抢劫的摩托仔，追问广州治安之恶的根由……

　　该稿所讲述的基本事实与新快报没有出入，但是，对事实调查的细致，冷静悲悯的文字，则是对方所没有的。事后反响也证明，正是这两点击中了民众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在该稿之后，本报又以讣闻、深度、评论、动态报道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报道了邓哲玉事件，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和思考。

　　事后，在讨论邓哲玉事件的报道时，主任曾略有遗憾地说：可惜，此事不是本报率先报道。但是，我却认为，作为一个新闻案例来看，此事恰恰再次表明了一个道理：新闻是“做”出来的。时效自然很重要，但是，同样的一个新闻事件，采写者是否带有悲悯之心，是否进行了细致周密的调查，都会镜子一样地反映在稿件中。在媒体竞争激烈的今天，拼抢时效是硬功夫，但也是容易做到的；提高新闻品质，却是更有决定意义的“软实力”。

　　“复活”一个生命

　　在邓哲玉这组报道中，我认为我们是在努力体现出来应有的新闻品质。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媒体没有刻意地煽情、主导，但也并非机械地记录，而是以一种克制的语言去呈现一个悲情的事件。
　　在《为了23元钱 亡了23岁人》见报的当天下午，主任要我介入此事的报道。交给我的首要任务是为邓哲玉写一则讣闻。
　　在出发前，主任和我交流，“希望生动还原这个普通姑娘的人生。她因自己的死去而受到全国各地网友的强烈关注。她是个希望快乐生活的姑娘，她四处找工作，她以无雨这个名字上网在虚拟世界发言”。应该说，这几点概括是相当精炼准确的也符合我后来的采访情况，从而成为稿件的基调。
　　在天河棠下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邓哲玉的母亲、弟弟、男友、伯父、伯母、堂姐，默然无言，相对垂泪。作为一个采访过很多讣闻的记者，我知道，这种情况下，能做的就是少说多听。邓哲玉的母亲用湖南土话絮絮叨叨地反复论证着女儿的“命苦”。瘦弱寡语的男朋友则只是红着眼睛坐在一旁抽烟。我相信，真正了解邓哲玉的，绝对不是她不识字的母亲，而是她的男友。

　　我陪着小伙子抽烟。他是大学毕业生，显然对我屡次称邓哲玉为打工妹有些情绪。寡语的他开始纠正说，“她和一般的打工妹不一样”。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告诉我，邓哲玉素质很高，经常上网，拥有自己的QQ号和QQ空间，求职简历都是通过网络发布。还拿出一个笔记本，那上面写满了邓哲玉的英语练习。性格和细节都出现了。这确实是一个苦难却积极进取的女孩。
　　每次采访一个逝者，我都尽量找到她的遗物。邓哲玉的遗物极其简单：她死命保护的手提包，包里的23元钱，几件替换衣服，仅此而已。还有一对小公仔，那是和男朋友逛公园时“套圈”得到的，成为两人最浪漫的记忆。邓哲玉一直和堂姐挤着住。每到周末，堂姐的男友过来时，她就去和自己男友的表姐住。“在广州生活5个月，她甚至一直没有拥有一张床。”交稿时，我特意交待编辑，保留下这句话。一个女孩，如此贫困，又如此努力地希望摆脱困境，但是，却依然死于非命。我想借此表明，事实就是这么惨酷。
　　第二天，这篇稿子以《愿无雨天堂快乐》为题见报，在前一天报道的基础上，又引发了更多人对此事的关注，很多读者打电话找到我，对这个不幸的女孩表示同情，希望提供帮助。也有一些媒体内人士，通过很多方式对该稿表示了认可。

　　新闻品质的诉求

　　在此后的几天内，我几乎每天都与邓哲玉的家人见面，更多地关注一个“顶梁柱”的突然死亡，对这个贫困家庭的后续影响。写出《“死不起”的家庭》等几篇连续报道。

　　8月23日，邓哲玉火化。我和她的家人一起送了这个姑娘最后一程。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记录者，要冷静，但是我做不到。我看到她的母亲，这个不识字的黑瘦女人，抚棺痛哭，用湖南乡下最土的方式，数落着女儿的孝顺、乖巧，还有在这个家庭里承受的委屈和苦难；我看到邓哲玉没有舒展的眉头上还有一团污渍……
　　我也哭了。我看到的一切不得不形成这样的文字：“没有遗像、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母亲、弟弟、男友、堂姐一家，以及一个特意赶来的同事，就是全部的送葬队伍。裹着遗体的紫色被子上，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草草写着：一号，邓哲玉。昨天上午，这个因反抗飞车抢夺而身亡的23岁打工妹被火化。在广州辗转谋生5个月后，她变成了火化室黑板上一个冰冷的代号。”
　　“女孩双目紧闭，脸上化着淡妆，只是双眉似乎还没有舒展，额头上是一片污渍，清洗不掉，便如一团乌云，锁在眉间。”
　　对于这样的叙述，有编辑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些无关新闻事实，应该删掉。但是，我坚持自己的做法。首先，经过前期的报道，邓哲玉已经成为一个公众熟知的人物，不应该在她最后告别的时刻吝惜笔墨。其次，细腻的描写、文字的力量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纸媒所追求的新闻品质。
　　邓哲玉系列报道期间，不断有读者打电话找我，希望为邓家提供帮助。一个远在上海的陈小姐打电话，除了捐款之外，还说：“我从网上看到邓哲玉的报道，我特意比较了一下几家报纸，还是你们的报道最好”，并说了一句让我倍感温暖的话：“加油啊，王记者！”我相信，读者有这样的反馈，是因为我们冷静客观、真诚悲悯的新闻品质。

　　多余的思考

　　在邓哲玉尸骨归家一周之后，另一个女子在广州五羊新城遭遇飞车抢夺，以与邓哲玉一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朱凤梅之死给了人们更多的感慨：与邓哲玉一样的寒门出身、一样的来广州谋生、一样的在此遭遇爱情、一样在花样年龄意外身亡、一样的被抢的包里只有数额很小的零钱……
　　就在朱凤梅死亡几天后，一个番禺的读者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的姨妈在一个多月前以一模一样的方式死去，他说很想联系到邓朱两家，互相给点安慰和支持。
　　在这座城市里，因飞车抢夺致死的女子还有多少？邓哲玉式的死亡，成为一种让人寒心的死亡范本。
　　邓哲玉们的遭遇见报后，网上有很多的声音，控诉和声讨那些摩托仔，要求政府“乱世用重典”，对这个群体加强打击。然而，就在邓哲玉死亡后4天，一个名叫范忠维的搭客仔的摩托车遭到抢夺，为了保护这最大的财产，拼死反抗，差点丢掉性命。
　　这似乎也说明，被视为潜在犯罪群体的摩托仔也一样是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对于这些人，究竟该怎样管理，是人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
　　其实，在采访邓哲玉事件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个想法：采访到那个抢劫的摩托仔。我相信他一样来自社会底层。我希望能够在稿件中同时呈现他和邓哲玉在广州的生活状态，两条线索，交叉叙述，直到两人相遇那一刻。以这种方式展现社会底层两种不同类型的生存样本。
　　然而，邓哲玉案至今没有传出进展。我也一直在这个城市里继续着观察和记录。在邓哲玉火化之后的半个月内，我又去了两次殡仪馆采访，眼看着家人与遗体哭别。一次是一个四川老太太，她本来想跟着打工的儿子来大城市看一眼，却猝死在终点站；另一次就是送别小湘妹，一个三岁零九个月的小女孩，被另一个来这个城市里打工的陌生人活活扔下天桥。
　　三个人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但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女性，都来自农村，都想在这个大城市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作者为南方都市报记者)

邓哲玉的世界：一个打工少女的人生轨迹
2006-08-26 01:18:30　来源: 南方报业-南方都市报　

　　核心提示：邓哲玉，23岁的湖南新宁县打工妹，在广州黄埔大道遭遇飞车抢夺。因为死死抓住手提包，头部遭受重击，终不治身亡。被抢时，邓哲玉的包里，只有一个破损的手机、一个名片夹、一个本子、一把雨伞和 23 元零钱
2001年夏天，新宁县树人中学一帮男孩子聚在宿舍里聊天，班长刘锋说：“今后谁娶了邓哲玉谁就很幸福。”
在堂姐楼上租房的一个小伙子小余，也是邵阳老乡，看上了她。邓哲玉经常来楼上上网，查找招聘信息。小余教她设计求职简历，发到求职网站上。8月12日晚，两人又通了一次电话。“我都跟父母说好了，过两年我们回家结婚”
一大早，聋哑父亲跑到村老支部书记家里比划，“我女儿被坏人抢钱，摔伤了。”他指着电视屏幕说，“就是那些坏人啊。”
这是一个苦难之家。守着3亩贫瘠的坡田，至今仍欠下了4000多元的外账
堂兄邓清凉低声，“案子什么时候能侦破呢？”没人回答。警方仍在努力侦破当中
“那二十三块钱，是她所有的积蓄了，她新公司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而对于新宁小山村的父亲邓丁群而言，则意味着整整两天两夜的工作时间。他可以编织一担箩筐，换到18元工钱

《南方都市报》记者 龙志 王海军 实习生 谢艳艳 林旭红

邓哲玉在网上的求职简历

案发时现场图片
租屋内，李柏梅叫醒睡在地上的儿子，其他5名亲戚也陆续爬起来，他们开始整理邓哲玉的物品。

一件邓哲玉的黑色旧大衣被翻出来，母亲李柏梅把它叠好，扫清皱褶，又放回箱子。邓哲玉的家当很简单，在广州辗转谋生5个月，她甚至没有拥有过一张自己的床。

到殡仪馆时，天开始下雨，邓哲玉的骨灰被装进638元的黑色木盒里——殡仪馆最便宜的骨灰盒。然后，一家人赶往天河客运站。10个小时后，邓哲玉的骨灰将和母亲一起回到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金石镇独石村。在南方辗转打工三年后，这个姑娘又再次回到了生命的原点。

12天前，邓哲玉，23岁的湖南打工妹，在广州黄埔大道遭遇飞车抢夺。因为死死抓住手提包，头部遭受重击，终不治身亡。而包中只有23元钱。

走出茶楼的人

2001年夏天，新宁县树人中学一帮男孩子聚在宿舍里聊天，班长刘锋说：“今后谁娶了邓哲玉谁就很幸福。”

他的观点出乎意料达成共识。如果要在高5班里选出一个令男生女生皆满意的对象，邓哲玉是唯一的人选。

这帮来自农村或县郊的孩子，天真而又青涩，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他们眼里，邓哲玉朴实而毫无戒备，“天生让人觉得亲近。”

一个哥们悄悄告诉刘锋：他生日那天只有邓送给他礼物，其实他并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的生日。“有一天，我在打球，她提着一个礼品袋过来了，是镇纸。我当时正热火朝天地学写毛笔字。”刘锋说。

同学刘玲玲至今记得她低头作数学题的样子，“她读书很认真，数学特别好，是我们班上最勤奋的学生。”

这时候，邓哲玉的组织才能也展露出来。高一国庆节，班里组织联欢活动，她自告奋勇和另一个男生主持，老师们都说这是学校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之后学校的文艺比赛她都会参加，有一次合唱比赛，她和一个女孩合唱的《祈祷》得了第二名。“她每天都很开心，我以为她家境应该可以，”刘玲玲说。

实际上，邓哲玉只是没有把贫困挂在脸上。1983年1月，这个小女孩一出生，似乎已经注定要经历更多磨难。父亲是个聋哑人，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妇。夫妇俩都很清楚，改变家庭命运的指望，只能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虽然贫穷，他们还是要供孩子读书。“借债、借债、借债……”在送女儿的遗体火化后，母亲李柏梅坐在殡仪馆外低声数落着：“外婆家、舅舅家、阿姨家……”长期的欠债，让这个黑瘦的女人在谁面前都变得沉默而谦卑。

但是，女儿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应对。她一有空闲，就去外婆家、阿姨家，或家中，或田边，边帮忙干活，边与表姐妹们说笑。尤其是在伯父一家，和在外上学、打工的堂姐堂哥们话题更多。“她性格温和，又很勤快懂事”，伯父邓炳炎说。

在班主任戴春林老师看来，这个来自偏远小山村的学生，自主性特别强。“那时，她妈妈在学校边上租了个房子，她跟弟弟住在那里。”

邓哲玉邀请戴老师到她家里坐坐。“我当时一看，以为是没人住，红砖砌的房子，只有一截，另一边是拆掉的，她和弟弟住在那一截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煮饭都是在别人家的猪圈边上。”

清晨，18岁的邓哲玉起床后赶紧做饭，8点钟上课，姐弟俩吃完后，朝着各自的学校跑去。班上有60多名学生，仅有的17名女生倍受关注邓哲玉一年到头似乎只有两件衣服，但洗得干干净净，“所以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新装。”

但对于家事，她只字不提，因而鲜有人知道。“她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家人，只有一次，她跟我说，她家很不好，父亲不能说话，是个残疾。这还是毕业以后才说的”，刘玲玲说。

2002年夏天，邓哲玉以距离分数线4分之差高考落榜。帮家里割完稻谷后，她拒绝了姑姑供她复读的提议，去了县城里的文化茶楼。

茶楼在设在文化局院内，一楼便是新宁县图书馆，在地处偏远的小城内，这是一个显得格外清雅的地方。

显而易见，刚刚走进社会的高中生，迫切需要这份工作。“很荣幸第一次工作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这里很正规。”邓哲玉在日记里写道。尽管每月工资，算起来，仅有300多元，有时候还要加班到晚上凌晨，但在新宁城内，这已经算份安定而体面的工作了。

与邓哲玉同时进去的有5个人，半个月培训后，只有3人留下。现在已经是主管的凌爱云回忆说，“她高中毕业，悟性很高，是这批新人当中最快学会茶艺的。”

事实上，在邓哲玉的日记里，每一篇最后都写有诸如“泡沫红茶：纯桂花+祁门红茶，煮过后过漏再冷却，最后加水摇”的茶道窍门。以此加强巩固名目繁多的培训的内容。

但很快，枯燥而琐碎的茶楼工作渐渐消磨了她的激情，她表面坚强，内心却承受巨大压力。

有一天，茶楼打烊后，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聊天，大家喝了点酒，同事李艳霞提议把心中的苦事说出来，女孩们都说起各自的辛酸。轮到邓哲玉时，她还没说，便痛哭失声。这是李艳霞印象中她唯一一次哭泣。

只有凌爱云知道她的心事，有一次放假，她去了邓哲玉的家，“她家很穷，跟她爸打招呼，没反应，她妈妈的话也比较少，弟弟还在读书，只有两间木房，很冷清的感觉。”出来后，凌爱云觉得很酸。在回城的路上，邓哲玉才平静的告诉她，父亲是个聋哑人。

到了2003年春天，弟弟的新学期开始了，父母忙着筹备学费。邓哲玉去意已决。老板不同意，她说，“我要到长沙去读书。”老板只好放行。

她是第一个走出茶楼的人。2003年4月10日，作完生意后，茶楼为她举办了送别party，女孩们又哭又闹，一直到凌晨4点多钟。

李艳霞则哭着送了一首《城里的月光》给邓哲玉，她“希望月亮能一直照着她走过的路。”

从长沙到东莞

除了聋哑父亲，不识字的母亲，还有读书欠下的 6000多元的账，并且弟弟还在上学。这时的邓哲玉像一只皮球，在生存压力不断撞击之下，在未知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她越来越不安于内衣专卖店的小店员，”表姐邓哲林说。

位于长沙市蔡锷北路的“依之尼”内衣专卖店，人来人往，已经换了几拨主人。这是邓哲玉离开家乡后第一站。

邓哲林从湖南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大专毕业后，在长沙一家出版社找到工作。她是家族里唯一一个读完大学并留在长沙的人。这让邓哲玉很是羡慕，这份工作也是邓哲林介绍的。

“我希望她能多长些见识，如果不是家境恶劣，她比别人要聪明的多。”邓哲林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堂妹带出来，并且教会她一些生存技能。

到长沙后，每个月工资400元。对邓哲玉而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家讨生活，她几乎没有一件化妆品，她的衣服也还是高中时那两套，她把节省下来的钱存起来，寄给家里，寄给在怀化读技校的弟弟。但生活仍捉襟见肘。

她羡慕那些正在读大学的同学，“林姐，你说我去自考好吗？”她认为惟有文凭能改变她窘迫的现状。

邓哲林为这个堂妹骄傲起来，“你应该要读书的。”

“是啊，我不能一辈子作内衣店的小店员，一辈子拿400元的工资，”邓哲玉说。于是她又为为数不多但对她仍是一笔巨大账目的书本资料和报考费发愁起来。

三个月后，邓哲林被调往广州，她希望堂妹能跟她一起去，“我不想丢下她，姐妹俩在外头至少有个照应。”

邓哲玉欣然而往。在离开长沙前，她还穿着那件黑乎乎的外套，邓哲林给她买了件鹅黄色的连衣裙。穿着这件新裙子，邓哲玉来到了广州。此时，南方已是酷暑。扑面而来的，是燥热的天气、巨大而喧嚣的城市，以及无数和她一样顶着烈日为生计奔波的外来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此时，广东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500万。他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遍布珠三角的各种工厂里面加班加点地出卖劳动力。

这次，相对于很多外来妹，命运终于眷顾了一次邓哲玉，她没有成为流水线上的女工。来到广州当天，她的堂兄——邓哲林的弟弟邓清凉——正好从东莞到广州办事，他是深圳美之高公司驻东莞的业务员，公司正在招一批促销员。有过营业员经历的邓哲玉很顺利通过了面试。她被分配到东莞樟木头镇百佳超市。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她每天除了向顾客兜售自己的产品，还要眼疾手快帮大量的忙，用于维持超市的融洽关系。

她性格开朗，几乎不费气力便融入新的环境。“她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女孩子，”她当时的主管李作军说，“我以为她应该出生在一个很健康幸福的家庭，因为她好逗，人际关系特别好，并且每年年底公司的春节联欢她都是活跃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聋哑人，她从来没有流露出自卑的情绪。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公司规定每个月的营业额为1万元。邓哲玉进去后，业绩总在15000左右，因而被评为2004年优秀员工。

这个时候，高中同学李慧正在一家皮革厂打工，每个月只有500元工资——这似乎是每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的宿命，“没有文凭，没有关系，只能干苦力活。”

“你来樟木头吧，我帮你找工作，”邓哲玉说。最终她说动了主管，让同学加入美之高的促销队伍。

“外出打工就两条途径，一是亲戚帮忙，二是同学或者朋友的关系，有时后者更重情谊，”李慧说。

小镇上的生活

最初的时候，两个女孩住在一起。一室一厅。卧室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后来李作军和另外一个男孩子找房子，邓哲玉嫌每个月350元的租金太贵，于是四个人挤在了一起，两个男孩子睡客厅。“公司不包吃住，底薪1000元，有提成。那个时候，她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到1500元左右的薪水，”李慧说。但也只是经手而已，她要把那些钱如数寄给家，每个月只给自己留300元的生活费。

正好碰上家里都有急事，两个女孩子悉数寄钱回家，还向同事借了不少。去年8月，足足有一个礼拜，她们身无分文，锅都没的开。买了几斤米，每天煲粥喝，喝到晚上，肚子咕咕的叫，枯坐在家里，心闷的慌，出去走走，没几步便消化了，肚子又咕咕叫起来。

有一次，邓哲玉的姑姑到樟木头，打电话喊她出来吃饭，等了很久，大家没耐心了，吃完后邓哲玉才匆忙赶来。

姑姑问，“为什么才来？”

她说，“姑姑，坐摩托车一下子就到了，但坐摩托车要5块钱，石新医院有个免费接送病人的车，我等那趟车过来的。”

这种近乎吝啬的举动，仅仅针对自己。去年上半年，李作军家里出了点事。邓哲玉知道后，塞给他1500块钱，“那时她刚发工资，那个月她是借钱度过的。今年2月份还了600块，另外900块一直没机会还。之后在网上聊天时说还钱给她，她说：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说吧。”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网上聊天，几天后，邓哲玉遭到抢劫，最终抢救无效。

没有什么大过亲情和友情了，邓哲玉也因此受累。弟弟邓青园比她小4岁，初中毕业，举债送到技校读书，不到一年，又退回来读高中，依然没有读到一年便离开学校，“心玩野了，已经静不下了”。

2005年暑假，他来投奔姐姐。有两个月时间，“他没找到工作，成天睡觉，醒来就去上网，话也不多。”姐姐经常被气的干瞪眼，下班后又要到处奔波帮弟弟找工作。

找到工作后，邓清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元。他拿去买了一双100多元的皮鞋，这个时候，邓哲玉刚好把钱借给了朋友，连房租都付不起。没过几天，鞋子就坏掉了，邓哲玉领到工资又给弟弟买了一双近200元的鞋。弟弟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什么，反倒给邓哲玉增加了不少麻烦。此后，她每月要支付两份房租和伙食费。

2005年7月，李慧离开超市，选择了工厂，“那里生活稳定，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用太辛苦，”她对每天依然早出晚归的姐妹说。

邓哲玉只是笑了笑，她天生喜欢自由，不受框架禁锢。于是她们又聊到了将来，在每次精疲力尽回到小出租屋时，姐妹俩总喜欢躺在床上谈起那些若即若离的梦想，“存些钱回到新宁县城开家小店铺，作衣服，卖花都行。”

只有这时，她们才感到心灵和身体的平静。

“你不要老想着弟弟了，”李慧最后叮嘱她，“他都这么大了，成天依赖你。”

邓哲玉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管了，随他去。”

漂泊中的爱情

如果一切正常。三五年后，邓哲玉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和男朋友回到家乡新宁，然后在县城里租个门面，结婚生子。这通常是极大多数出走农村的年轻人梦想中的惬意蓝图——赚了一些钱，然后回到家乡，终止漂泊。

2005年11月，邓哲玉回家后再也没去过樟木头。那间几百平方米的卖场终究不是她的梦想。过完年后她来到广州，堂姐又一次接纳了她。这时候，邓哲林已经找到了一份月薪2000元左右的工作，在等待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

邓哲玉承认这种知识不均等造成的差异。她更要努力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她选择了作业务。“这个行业，做成了一单好买卖，有时可以抵好几个月。”

命运似乎开始向她微笑。住在堂姐楼上的余向军是个率性的小伙子，27岁，湖南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在广州作了5年IT销售。这个期间，邓哲玉经常来楼上上网，查找招聘信息。向军教她设计求职简历，发到求职网站上。

跟所有在这个城市中漂泊的心一样，他们的感情历程更是一种相互慰籍支撑前行。

“她跟别的女孩不同，她是我见过最亲和心地最好的女孩，”向军说。“她进取，对生活乐观，我喜欢听她的傻傻的笑，能消除任何疲惫和烦恼。”

自从高中被男生赞誉为最佳结婚对象后，邓哲玉身边不乏追求者。她也有过青春少女萌动的心思，只是在苦难面前，她想的更远。

“她追求的是一种感情和生活上最佳伴侣。”即便那些被她拒绝的男孩子，她也不愿意去伤害。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流于奔走的爱情是卑微的。5月，向军辞掉了工作。他开始沉溺于网络游戏。刚刚在一个环保产品公司谋得推销员工作的邓哲玉两头忙累。她回来还要照顾渐渐颓废的男友。有一天，她喊向军出去吃饭，没有应答，她一个人下去，拎了盒饭上来，男朋友仍不理会。邓哲玉心灰意冷的离开。仅半个小时候后，她再次回到出租屋，向军开始清醒，主动问候女友。这是他们唯一一次“闹别扭”。

和很多单纯的内地女孩子一样，一旦认定，她就要为这个男人义无反顾地付出。她曾经告诉一个女同事小甘，自己对这份工作不满意，但是，由于男朋友赋闲，她不敢轻易放弃。然而，工作实在不易。在拿到第一个月500元的工资后，公司宣布，下月起连底薪也要取消。邓哲玉还是选择了辞职，再谋生路。

“她不喜欢出去”，向军说。其实，他也明白，女朋友很清楚，在这个城市里，哪怕出去到步行街上走一走，至少都要花两块钱的车费。

生活异常节俭，但并不因此缺乏色彩。邓哲玉温和娴静的言谈举止间，常常流露出对未来的憧憬。她喜欢新鲜事物，喜欢网络，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她称自己为“无雨”，她的宣言是“过快乐的生活”。

7月初，她终于又找到一家礼仪礼品策划公司，做业务员。这份工作让她相当满意。同事和老板都不错，重要的是，在这里，她说自己不止是挣钱糊口，还找到了做事的快乐。

邓哲玉有一个笔记本，记着她给自己定的目标，其中一篇写道：

每天最少见一客户，每天要找一个信息，每天要打20个电话(不得少于20个)；每周业绩一定不得少于四万(从第三个月开始实施)；每月工资一定不得少于3000元，每月存入银行1500元……寄回家过年，不得少于1000元，人情……

工作之余，邓哲玉还在学习英语。“她说为找到好工作增加筹码”，男朋友说。在英语练习中，她似乎也偏爱积极词汇，笔记本上，满页写的都是optimist(乐观主义者)、active(积极的)等。

7月11日，向军回长沙应聘。邓哲玉没有去火车站送行，她只将男友送到棠下公交站台，“走吧，我没事，”向军说。

邓哲玉挥挥手，转身离去。从没有过的复杂心绪跃上邓哲玉心头，她在QQ主页里写道：他有可能去长沙发展，那我呢？我一时间有点迷茫，如果我没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像他和他以前的女朋友那样的结果了？他说我想的多，可是这些我不得不想呀，关系着我们俩的将来……

两人保持着每天一次的通话频率。8月12日晚，两人又通了一次电话。“我都跟父母说好了，过两年我们回家结婚，”向军说。

8月13日凌晨2点，在长沙的向军接到朋友电话，邓哲玉出事了。这个时候，离他原定回广州的时间还有10个小时。

守望的父亲

8月12日晚，邓哲玉告诉堂姐出去见一个朋友，就再也没有回来。

被抢时，邓哲玉的包里，只有一个破损的手机、一个名片夹、一个本子、一把雨伞和 23 元零钱。

23元钱，对邓哲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二十三块钱，是她所有的积蓄了，她新公司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堂姐邓哲林说。

而对于邓哲玉远在新宁小山村的父亲邓丁群而言，则意味着整整两天两夜的工作时间。他可以编织一担箩筐，换到18元工钱。

但现在，这个已经48岁的聋哑父亲更期盼女儿回家，他没心思去剥那些堆积如山的玉米棒，没功夫编织箩筐，他在等他的女儿回家。

“等这次回来，就不要让她出去了，在家里跟你作衣服，帮你带孙子。”他比画着跟姐姐——邓哲玉的姑姑说。

8月13日凌晨，邓哲玉的母亲接到噩耗，连夜赶到广州。她安慰心急如焚的丈夫说，“阿玉在外面出了点事，不过不要紧，我去看看她。”

一大早，聋哑父亲跑到村老支部书记家里比划，“我女儿被坏人抢钱，摔伤了。”他指着电视屏幕说，“就是那些坏人啊。”

邓丁群一辈子没离开过独石村。没多少人能看懂他的手势，他嗷嗷哀嚎的声音，也无法表达内心的悲情。他朴素而简单的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他没读过书，但能简单写些名字，诸如亲人的名字。在他家墙壁开裂的木板堂屋里，挂着一本月历，数字11日上方，他用红珠笔歪歪斜斜写下了“邓玉”两个子，“哲”字笔画复杂，他无法写出来。邓丁群指着月历上的数字问姐姐邓中秋，“阿玉还要多久回来？”

姐姐答不上来只好陪着笑撒谎，“大概还要一个星期吧。”

“怎么要那么久？”他指着后脑勺问，“是不是很严重？”

姐姐还是笑着说，“没事，已经快好了，快回来了。”

在有人聊天时，他聚精会神的听着，睁着眼睛无助的望着大家，他希望能听到关于女儿的消息。邓中秋知道，只要自己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这个内心极为敏感的聋哑弟弟就会以为一切都好，一切都会没事。她把外甥女的所有照片收藏起来，怕弟弟看出端倪。

但邓丁群还是翻出了那本厚厚的相册，看到女儿时，他神采奕奕，欢快如稚童。他的意思是，“这就是我女儿。”

这是一个苦难之家。守着3亩贫瘠的坡田，至今仍欠下了4000多元的外账。这也是邓丁群极力供养女儿读书的原因。他不希望后辈也像他这样了却残生。村子有800多人，只有5个人读大学，他希望女儿也是其中之一。当梦想破灭后，女儿的坚强和孝心，让他感受到一点一滴的满足，他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

儿子去年回家，染了黄头发，还挂了耳环邓丁群彻底失望了。女儿一直是这个家的骄傲。去年过年回家，她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器。此刻，见到有陌生人来访，父亲又乐巅巅跑进屋翻箱倒柜，找到那台包装精美的仪器，嗷嗷叫喊着，示范起来。每天太阳落山，邓丁群都会跑到门前的篱笆前，看着通往山村的唯一一条小路，发呆。

一切仍在继续的

“我们一直隐瞒着他，当他知道阿玉的消息后会是怎样？他喊又喊不出，说话又没人听得懂，他肯定会将心窝挠出血，走向极端。”姐姐邓中秋说。那天，在花都工作的刘峰接到在广州工作的同学李四强的电话，说邓哲玉出事了，现在在医院。

“我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听说很危险。我去到医院时，医生已经宣布她脑死亡。”李四强问：还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吗？现在谁也不能享受她的幸福了。

向军也不能。对于今后的生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没想过该怎么走，她一辈子在苦水里泡着，她为人这么好，怎么偏偏会是她？”

他的邮箱里至今保留着，女友最后的那些信件。在那些分别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有通信，最多一天连写两封。

最为痛心并懊悔的，莫过于邓清远了。他的黄头发已经褪色，耳环也取下来了，“我对不起我姐姐”他反复念叨着。在一旁的伯父说，“如果阿玉知道，弟弟开始愧疚，决定重新做人，她也会开心的。”

只有堂兄邓清凉低声在问，“案子什么时候能侦破呢？”

没有人回答。警方仍在努力侦破当中。

8月23日上午，邓哲玉的尸体在广州火化。两天后，母亲和弟弟会带着她的骨灰回到故乡。堂姐邓哲林也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了。9月初，她要回去读研究生。“在外面打工真的很苦，这么年来，我已经累了，厌倦了，我想回家。”

就在这天下午，在新宁县文化茶楼里待了5年的凌爱云向老板提出了辞职，她准备来广州打工。她说，“我在这个县城里待了整整5年，我想到外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