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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
任大卫

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长青的学问。历史学之所以长青，固然以其深厚扎实的学科底蕴为基础，但不断创新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给学科注入的持续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历史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探讨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关于历史规律的揭示、关于主体地位和作用的阐述、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等，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依据。离开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论的解说，史学理论将无从谈起。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史 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 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史家 自身修养的认识, 自身修养的认识,史家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 方面都进行了探索, 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使之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
《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 治”，这里的“官书”虽非专指史籍，但必然包括历史文献、历 史记载在内，正如柳诒徵所说的：“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 有国史”。从“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 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 而春秋时楚庄王的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事说：“教之《春秋》， 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 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 惧焉”，即已包含了十分明确的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 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 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人善事的褒扬，对恶人 恶事的贬斥而加强道德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 吸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唐太宗所谓 “将欲览前代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即为此意。读史、 习史吸取鉴戒的观念，成为古代公认的思想准则，在史学和政治 上均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私家修成的史籍。私家史 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史家著史以用世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扬。 《左传》明确地指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 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随着孔子的 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史学理论中不可 置疑的原则。唐代刘知几指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 朝，恶名被于千载”。这里，史家和史学已不仅仅向政界和社 会提供鉴戒素材，而是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指导政治的主动地位。 以史教化的观念是以史鉴戒和以史惩劝的延伸，教化的内容大 体不出鉴戒和惩劝的范围。但教化宗旨的实施则有着新的特点，一 般是由史家与统治者联手，自觉地将教化用意熔铸于史著之中，最 终达到辅治的目的。教化的 对象也突破了申叔时那样专指太子等一 类人物的狭窄范围，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如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编修 《续春秋传》的提议，即将“正人伦而美教化”作为宗旨，明宪 宗认为史书“劝于为善，惩于为恶，正道由是而明，风俗以之而厚， 所谓以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兹乎！”表明史学的内容可向整 个社会施以教化。
以史鉴戒、以史惩劝和以史教化是内容交错、互相联结的思想环节， 并将史学与政治、社会系于一起，使史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的 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古代无论治世、乱世，史学皆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随着 史学的发展，鉴戒、惩劝、教化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必备属性，这样，就不 再是史官执掌“官书”以赞治，而是史书本身就应具有辅助政治的永久作用， 于是产生了“资治”的范畴来概括史学的宗旨。宋神宗将司马光所修之书命名 为“资治通鉴”，赞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 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良谓备焉……是亦典刑之 总会，册牍之渊林矣。”司马光亦自称其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 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希望君主从中“鉴前代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 。这些皆是对史学“资治”蕴义德解析，囊括了全部德鉴 戒、惩劝和教化德内容，也包含了唐代杜佑撰著《通典》而“将施有政，用以 邦家”的宗旨，即要求史学应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 行为规范。 与“资治”观念同步发展的还有史学“明道”的观念。“明道”的概念起于经 学，被引入史学之初，仍有因事务实的特征，如唐柳冕认为史学应“明天道， 正人伦，助治乱”，宋曾巩称“盖史学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其重点皆落实于当时的政治上。然而，在宋代理学家的发挥下，“明道”观念 便升华为对理念的追求，而欲达到一个思想体系的完美实现。邵雍著《皇极经 世书》，其子邵伯温阐释此书立意时说：“穷日、月、星、辰、飞、走、动、 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 道。”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多次引用董仲舒之语，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 他所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即本《春秋》**而作，意欲 达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 张而几微著矣。”这里虽也讲到鉴戒，但却从属于倡明“天道”和“人道”， 在“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则下，史学宗旨最终是要“会归一理之纯粹”，“以合 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与“资治”相比，显现出史学宗旨向精神境界发 展的特征，但实质上仍体现着积极用世的思想，是经世致用的另一侧面。 “经世”的概念虽产生甚早，但作为学术宗旨来阐扬，是与“明道”观念有所 联系的。魏了翁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使“帝王经世子规，圣贤亲民之学， 粲然中兴”，说明史学“明道”是经世宗旨的体现之一。顾炎武说：“引古筹 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但顾氏的所谓经世是“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 世也”，其所著述，不是辅助当时政务，而是有待于后有王者起而用之。因此，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史学的经世宗旨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直接 用于现实政务的“资治”观念，第二是“明道”的观念，后一项内容给不为时用的 学者提供仍可从事经世之学的广阔天地。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宗旨论就发展成为从 鉴戒、惩劝、教化至资治、明道，再总括为经世的三级范畴体系，这三个层次互相 联结，形成相当严密的思想网络，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最核心部分。 在史学经世宗旨的思想体系之外，中国古代还产生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 观念，表现了史家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目标，闪烁出自我个性意识的光芒。但后来 史家往往将“成一家之言”附从于经世宗旨，或作为撰史的潜在目的，没有发展自 成体系的史学宗旨论。因此，史学经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宗旨的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