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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防卫权条文表述之质疑
　　为了及时有效地保障国家、公共的、个人的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我国刑法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赋予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之时可以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并鼓励公民积极行使这项权利。同时，我国刑法还在修订时增加了特别防卫权，赋予了我国公民在遭受严重暴力犯罪时可以无限防卫,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但是，由于在条文设置上的缺陷，无限防卫权的内涵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通过分析无限防卫条文设置的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
　　无限防卫权又称特别防卫权，源于我国新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行为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因此，无限防卫权作为公民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不是一种独立的、随时可以适用的权利，而是由保护合法权益所派生出来的一种辅助权利。
　　立法对无限防卫权的条文规定，虽然采取例举和概括的方式比较全面的规定了可以无限防卫的范围，但是，这种立法设置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在司法操作中存在着分歧和争议。
　　1、本条文的逻辑结构混乱。“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中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本身就是行凶行为的具体表现。既然行凶是一个大概念，而杀人、绑架等行为都是行凶的具体行为，是小概念，能够被行凶包含，那么，为何还要在大概念之后再列举一些小概念，难道是为了更加具体的解释无限防卫的范围?还是立法者把行凶当成是一种犯罪来对待?但是不管如何，如此条文表述只能导致逻辑上的混乱。
　　2、“行凶”的概念模糊。“行凶”并不是一个书面上的法律概念，是非刑法术语，只是人们的习惯用语和法律口语，其并不是罪名，将其和抢劫、强奸、绑架等具体的罪名并列作为无限防卫的前提，实践中很难操作。关于行凶的含义，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将行凶理解为“杀伤人的行为”;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将行凶解释为“杀人或者伤害人”;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行凶解释为“打人或者杀人”。因此，对行凶的理解，笔者个人认为，对行凶的理解，应当解释为故意伤害行为和故意杀人行为，但并不是杀人罪和伤害罪二者之和。在特征上，侵犯行为具有严重暴力性、突然性、不可预测性等特点。即侵害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的暴力性，让防卫人为了自身的人身生命安全而奋起反击;侵害行为还必须具有突然性，只有行为的突然发生，才可能使得行为人无法逃避或者紧急避险;对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因为侵害行为的开始，根据行为的暴力程度和突然性，无法对行为的继续发展和结果作出合理和科学的预测，无法推断出侵犯行为的结果，是可能造成防卫人轻微伤、轻伤、重伤还是死亡。在实践中，必须结合行为时现场的主观故意、双方行为包括所持器械、打击部位、力度、伤害后果、因果关系等具体考虑。因为，在故意杀害罪、故意杀人罪中，是以结果界定的。而在有行凶行为的过程开始，在死亡或者最终鉴定为轻微伤、轻伤、重伤之前，对行为的突然发生，任何人无法预见到行为的后果，即使在行为的过程中，亦无法预见，因此，要求防卫人确认是轻伤、重伤还是杀人，然后再要求采取防卫措施并使防卫力度与暴力相适应，那是不可能的。并且，防卫人并不是法律专家，也不是预言者，在有严重暴力行为之始要求其对暴力人所涉嫌的罪名、犯罪形态、犯罪构成等进行法律上的判断，得出正确结果并预言出暴力行为和防卫行为的后果，然后进行正当防卫无限防卫，那是与鼓励公民私力救济的防卫制度目的是相反的，是对防卫行为人的一种超高要求。所以，对行凶的定义，笔者认为，它是指不法侵犯者在伤害、杀人故意支配下采取得突然的、无法估计后果的严重暴力行为。
　　3、其他严重暴力的理解。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到底包括那些种暴力犯罪，刑法没有规定，因为司法的繁杂多变，刑法不可能全部涉及，因而放权给法官，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情来自由裁量。但是，由于无限防卫后果的严重性，如此硕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对当前的司法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来说并不合宜。笔者认为，对“其他严重暴力犯罪”的认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首先，必须是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人身安全包括生命、健康、自由、荣誉、名誉等，这里的危及只能是包括生命、健康安全的行为。而对于自由、荣誉、名誉、人格等的侵犯，行为相对比较轻微，可以用民法上的正当防卫来解决，而不需上升到刑法上正当防卫的格次。其次，必须有暴力的手段，如果非暴力，无法谈及自卫。最后，对“严重”的理解，应当理解为暴力的程度足以致人重伤害甚至造成人的死亡后果。但是，这里只是说在程度上足以致使，但不一定要造成重伤、死亡的后果，因此有后果，就不是正当防卫，而要追究侵犯人的伤害行为、杀人行为。
　　所以，我国刑法对无限防卫权的条文表述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对行凶这个概念表述的不确切，影响我国司法实践操作的准确化，所以，在目前我国刑法不可能做大手术的情况下，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司法解释，使得具体实践操作更加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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