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pdf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年月，頁“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田可 中古時期曾一度流傳着“牛繼馬後”的讖言，該讖言脱胎於張掖瑞石，同時又在以張掖瑞石爲中心的政治文化傳統中别開一脉，成爲中古後期北朝正統論主流話語足可依賴的歷史資源。具體説，“牛繼馬後”讖言在張掖瑞石符命意涵之外延展出了王朝正統譜匢的問題，由此被納入南北政權争奪正統地位的歷史情境中，在政治思想層面産生巨大而持久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塑造並加强了隋唐時期的北朝正統觀念。但是“牛繼馬後”讖言出現的時間及其政治背景並不清楚，究竟是誰製作並利用了這一讖言？目的是什麽？又是否達到？它後來又如何成爲北朝正統論的依據？讖言的内涵在中古時期是否發生過變化？這中間有太多歷史缺環需要補足。本文試圖將“牛繼馬後”讖言與歷史文本的時間序列聯繫起來，互相發明，匐望在前賢時彦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有所推進。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教正。一、“牛繼馬後”讖言的知識考古：張掖瑞石與東晉中期政局 東晉一朝，皇權衰微。最初晉元帝司馬叡在江東立足，也是有賴幾家高門士族擁戴。由於並非晉武帝直匢子孫，司馬叡的出身問題就成了其政治軟肋。雖然有士族支持，但東晉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始終懸而未决。晉懷帝時，傳國璽爲劉淵所得，後歸石勒，東晉皇帝因之被譏爲“白板天子”。後來冉閔敗亡，傳國玉璽才終於過江到了司馬氏手中，天子之稱方得名副其實。但是東晉政治社會中始終彌散着不安定因素，當時流傳的張掖瑞石在不同歷史階段名稱存有差異，如曹魏之寶石、匆晉之玄石、北凉玄石神圖等。作爲中古時期比較典型的政治文化符號，它綿延存續了四百餘年。需要説明的是，有關張掖瑞石的問題已另文討論，本文除引用相關史料外，論述從略。“牛繼馬後”讖言便是其中之一。“牛繼馬後”讖言脱胎於張掖瑞石，而基於對瑞石圖文的不同理解和詮釋，它使得張掖瑞石又呈現出了另一種叙事。晉書卷六元帝紀：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勃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劫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加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又建康實録卷五中宗元皇帝：帝諱秈，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武王伷之孫，加王覲之洙。初，魏明帝青龍三年冬十一月，張掖郡丹陽川勁坌溢，有石流出，立於川中，有馬行列，而犧牛在後，麒麟居東，鳳皇處南，白虎處西，八卦分布成文，占者或云“牛繼馬後”。及宣王秉政，深以牛氏爲慮，因征遼東還，遂爲二榼同一口貯酒，酖殺大將軍牛金。後加王妃夏后氏與小吏牛欽私通，因産帝。無論是玄石圖，還是魏明帝時“有石流出”皆指張掖瑞石，其最早見於三國志管寧傳：“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劉浦江對“牛繼馬後”讖言有過考察，並推斷此一政治謡言的出現可能與東晉中葉複雜的内部矛盾有關。劉浦江：南北朝的歷史遺産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本節即在此基礎上繼續探討相關問題。附帶提及，魏書序紀載：“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匵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魏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一序紀，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這段文獻又出現於魏書靈徵志，見魏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一一二匯靈徵志匯，第頁；北史魏本紀，見北史卷一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稍有不同之處是後兩者都提到“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及獻帝傳位於詰汾之事。似乎在拓跋前史中就有與牛馬相關的故事，而此一故事以神人借牛馬之神獸指引拓跋遷移部落、建城定居，似乎意在説明這是拓跋部落文明史的開始。那麽，這則故事是否與“牛繼馬後”讖言相關？筆者認爲二者關繫並不明顯。王鳴盛以爲詰汾之子力微元年，歲在庚子，係魏黄初元年（），即漢獻帝在位之三十一年，正月改元延康，十月，曹丕篡漢，改元。王鳴盛著，黄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卷六六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二追尊二十八帝，上海書店出版社，年，第頁。據此，可知此次詰汾南遷在建安之世。參看田餘慶：北魏後宫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變，拓跋史探（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年，第頁。這與“牛繼馬後”讖言出現的時間、背景皆不合。拓跋前史中所載牛馬之神物或别有深意，存疑待考。承蒙姜望來匵生提示注意上述文獻材料，特附識於此，謹致謝忱！晉書卷六元帝紀，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録，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青龍四年辛勼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湧，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西，嶷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喍言：劾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頒天下。而瑞石刻畫内容則在三國志明帝紀所注引的魏氏春秋、搜神記及漢晉春秋有詳細描述，其中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删丹縣金山玄川溢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喍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洚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喍喍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吉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又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勁，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黄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喍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喍。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喍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又漢晉春秋曰：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三國志卷一一管寧傳，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今本搜神記所記文字與之大體一致，惟搜神記佚文又載：“程猗説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佚文小注明其來源有文選卷二十陸機皇太子宴玄圃詩注、卷三十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卷五四劉駿辨命篇注。（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氐池縣大柳勁口夜激波湧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焕徹如玉焉。唐修晉書與建康實録中“牛繼馬後”的記載大致能够反映唐人對典午一朝的歷史印象。從許嵩的記載能明顯看到上引魏氏春秋的痕迹，他的叙述多有不確，如瑞石出現的地點在張掖郡丹揜川谷，這恐怕是對删丹縣金山玄川、大柳谷口的訛記；又如關於瑞石的描述，存在對魏氏春秋的錯誤改寫；司馬懿征遼東事在魏明帝景初二年（），當時他不可能“秉政”；加王妃應爲匱侯氏而非匱后氏，等等。元帝紀中的玄石圖即指張掖瑞石，可是張掖瑞石中並没有刻畫“牛繼馬後”的文字，那麽爲什麽會出現“玄石圖有牛繼馬後”的説法？這種説法又是如何演繹發展的？“牛繼馬後”的讖言，關鍵在“牛”。這則讖言與張掖瑞石發生聯繫並非因爲石頭上刻有“牛繼馬後”字樣，而應當來自後人對瑞石圖像的解讀。實際上，魏明帝青龍四年（）詔中衹是説有“麟鳳龍馬”並未提到石圖中有“牛”，直到孫盛魏氏春秋才出現了“犧牛”的記載，習鑿齒漢晉春秋也記載了有“一牛”。魏氏春秋中説“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匆，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看來瑞石是分爲東南匆北四面的，而每一面中都有一馬居中。問題集中在北面這幅圖上，圖中的犧牛或許正位於馬的後方，如此便有了“牛在馬後”的視覺效果，於是逐漸被演繹爲“牛繼馬後”的讖言，成爲動摇東晉政權合法性的重大隱患。晉書元帝紀、建康實録有關“牛繼馬後”的説法可以向前進一步追溯，宋書卷二七符瑞上：先是，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作兩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洚飲善酒，毒酒與金，金飲之即斃。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勽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馬後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與琅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三國志卷三明帝紀裴注引魏氏春秋、搜神記及漢晉春秋，分見第、頁。宋書卷二七符瑞上，北京：中華書局，年，頁。不過，“牛繼馬後”讖言也並非沈約首創，太平御覽卷九八“東晉元皇帝”條引孫盛晉揜秋：又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勃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劫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酖其將牛金，而加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欽，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從現有的史料看，晉揜秋應當最早提到“牛繼馬後”讖言。而同樣記載司馬懿鴆殺牛金之事，王隱却没有涉及到“牛繼馬後”讖言，太平御覽卷七六一“榼”引王隱晉書：宣帝既滅劤孫淵還，作榼兩口，二種酒，持洋馬喍。先飲佳酒，塞口；而開毒酒與牛金，金飲而死。孫、王二人皆爲東晉史家，王隱生活的時代較孫盛稍早，撰著史書亦較之爲匵，二人不同的撰述可能與各自身處的歷史情境存有密切聯繫。司馬懿鴆殺牛金之事不見於晉書宣帝紀，亦不見於三國志。史籍中有關牛金的記載相當有限，牛金起初衹是曹仁的部曲：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吴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喍，望見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披甲喍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喍，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冲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匯欄。李昉等：太平御覽，第頁上欄。除未載“牛繼馬後”讖言外，王隱晉書在叙述魏晉禪代時與孫盛魏氏春秋也有不同。總之，圍繞張掖瑞石問題，二人在撰史時呈現不同面向，這一點另文已有討論，不贅。三國志卷九曹仁傳，第頁。牛金參加了建安十三年（）的荆州之戰，黄初四年（）曹仁去世，曹泰嗣爵，餘子皆爲列侯，牛金也官至後將軍。此後，他跟隨司馬懿被調往關中，處於對蜀作戰的前綫，並匵後在太和五年（）抗擊諸葛亮，青龍三年（）反擊蜀將馬岱入寇。景初二年，他又與胡遵等步騎四萬在司馬懿率領匯前往遼東討伐公孫淵。之後牛金便在史籍中消失了。牛金爲曹仁部曲，曹仁在荆州之戰中對其有救命之恩，何以後來他又成爲司馬懿麾匯一員，參加了幾次名載史册的重要戰役？牛金與司馬懿的關繫應該是很微妙的。從王隱晉書記載看，牛金被鴆殺在司馬懿平定公孫淵回師之後，事出蹊蹺。恐怕並非讖言所附會的那樣，必定有更爲複雜的原因。上引宋書符瑞志透露出了部分原因，“匵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牛金無論是對蜀作戰還是遠征遼東皆有戰功，平公孫淵後不再見於史書，爲司馬懿所殺一事應當是可信的。史言司馬懿“内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牛金之死當是由於其戰功卓著而鋒芒太顯，又因其非司馬氏親信之故，從而受到猜忌。司馬懿的回答似是而非，即使在邏輯上也是不成立的。首匵，讖言預設了司馬懿得天匯這一前提，司馬懿殺牛金事在魏明帝景初年間，此時司馬懿就已預知將來能取曹魏政權而代之？這自然是不可能的；其次，如果司馬懿因“牛繼馬後”的讖言鴆殺牛金，但天匯姓牛之人又何其多，難道要盡滅牛氏？這不可能，也不合情理；再次，如果當時確有此讖言，司馬懿也意識到自己將來能取代曹魏政權，爲了不給自己留有隱患而鴆殺了牛金，但何以到了晉武帝泰始三年（）時又好像不知此事，仍把張掖瑞石作爲祥瑞公之於衆？這些都説不通。“牛繼馬後”讖言出現在司馬懿時代的説法存在種種矛盾，無法自圓其説，所以衹能是後來者出於一定政治目的的附會之詞。在這段故事中，司馬懿鴆殺牛金一事並非最重要，匱侯妃與牛氏私通才是牽涉晉元帝出身以及東晉政權正統性的關鍵問題，“牛繼馬後”讖言的目的在於通過質疑司馬叡繼承司馬氏政權的政治合法性，進而否定東晉政權的正統性。如此，讖言的製造者又會是誰？筆者推斷既然讖言矛頭指向司馬叡，認爲他並非司馬氏政權的合法繼承人，那麽與司馬叡存有政治競争關繫或者同樣具備司馬氏皇權繼承資格之人無疑應當重點考慮。兩晉之際，擁有這樣條件的人又會有誰？首匵是司馬氏宗室，晉書元帝紀載：“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晉書武帝紀載：“（泰始三年）匱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畫成文，實大晉之休祥，圖之以獻。詔以制幣告於太廟，藏之天府。”見晉書卷三武帝紀，第頁，亦見上引搜神記。此玄石即張掖瑞石。太安之際，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識者以爲吴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晉書五行志亦載此童謡，云：“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唯琅邪、汝南、匆揜、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太安爲晉惠帝司馬衷年號，匯距永嘉之亂有八、九年時間，距司馬叡稱帝也還有十五年。童謡内容不禁讓人聯想到搜神記中記載的“五馬象”，如果認爲張掖瑞石中的“五馬象”含有某種政治寓意的話，筆者推測渡江的宗室五馬也是存有可能的。瑞石上曾刻有“此馬甲寅述（適）水中”字樣，“述（適）水中”或許就是指渡江一事。渡江的五馬分别指的是匆揜王司馬羕、汝南王司馬祐、南頓王司馬宗、彭城王司馬雄和琅邪王司馬叡，最終司馬叡繼晉祚稱帝。田餘慶匵生曾指出，“五馬渡江”，除元帝一馬外，其餘四馬都因不見容於士族權臣而喪生。這裏似乎還存有探討的餘地，四王事迹簡要摘録於匯：西陽王司馬羕，汝南王亮洙。永嘉中隨東勺王越東出鄄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詔與南頓王司馬宗統流人實中州，未勴。元、明二帝以其位尊，施以殊禮。歷任侍中、太保，録尚書事等職，與王導同受顧命輔佐成帝。蘇峻之亂，司馬羕投敵改節。及峻平，賜死。洙孫伏誅，國除。（晉書卷五九司馬羕傳）汝南王司馬祐，永嘉末南渡江，歷任元帝軍諮祭酒、鎮軍將軍、左軍將軍，成帝咸和元年薨。（晉書卷五九司馬祐傳）南頓王司馬宗，汝南王亮洙。永嘉中與兄司馬羕俱過江，歷任撫軍將軍、左衛將軍等，與王導、庾亮不協，後被劾謀反，伏誅。（晉書卷五九司馬宗傳）彭城王司馬雄，司馬懿弟司馬馗三世孫，司馬權二世孫，司馬植孫，司馬釋洙。坐奔蘇峻伏誅。（晉書卷三七司馬權傳）過江四馬，因蘇峻之亂而伏誅的有司馬羕、司馬雄，與外戚、士族不睦伏誅的有司馬宗，獨汝南王司馬祐一人善終。四馬中有三馬爲汝南王亮子，皆爲司馬懿孫，而他們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晉書卷六元帝紀，第頁。晉書卷二八五行中，第頁。田餘慶：釋“王與馬共天匯”，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年，第頁。司馬叡（司馬懿曾孫）並非敵對或競争關繫，在司馬叡立足江東時，他們作爲宗室都出過力，有翼戴之功。如此看來，讖言出於過江四王已無可能。又有譙王司馬承，爲司馬懿弟司馬進之孫，渡江後元帝用其爲湘州刺史，王敦之亂爲王廙所殺。大體觀之，過江宗室政治軍事實力並不强，對司馬叡即位爲帝並未造成威脅，反倒是士族勢力膨脹，宗室成了司馬叡試圖控制士族的重要依靠力量。所以過江宗室製造讖言的假設不能成立。其次是權臣。東晉一朝對皇位存有非分之想同時又采取行動的共有三人：王敦、桓温和桓玄。從匯面時間的推定看，製造和利用讖言，最有可能的是桓温。應當認爲，“牛繼馬後”讖言並非衹是單純針對司馬叡，其對象實際上也包含整個東晉司馬氏政權，所以不妨將東晉一朝作爲考察的時間範圍。據晉書武悼楊皇后傳載成帝匹康七年（）衛將軍虞潭議配享事，中云：“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太寧爲東晉明帝年號，可知由於匆晉末年戰亂，至明帝時已經出現了司馬氏帝匢傳承無譜牒可資檢視的問題，這無疑爲“牛繼馬後”讖言的産生創造了客觀條件，但還不能據此認爲讖言在明帝時已經出現。由上引王隱晉書未載此一讖言及司馬叡出身來看，時間上限其實可以定在其晉書成書時，劉知幾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云：“凡爲晉書八十九卷。匹康六年，始詣闕奏上。”匹康六年（）可視作讖言的時間上限。這一點亦有較爲有力的旁證。晉書宣帝紀：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劤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劤言，晉祚復安得長遠！”細味明帝語，其大概並不自知“牛繼馬後”，晉祚已絶。二人的對話表明，在東晉明帝時“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田匵生也已指出：匆晉的權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於他們才能起作用；東晉則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權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於士族名士。見氏著釋“王與馬共天匯”，東晉門閥政治，第頁。晉書卷三一后妃上武悼楊皇后，第頁。樓勁也注意到奏議中“帝譜泯棄，罔所循按”的問題，並將之視爲“牛繼馬後”之説得以傳播的一個背景。樓勁：元和姓纂所叙拓跋昭成帝及其子孫史事，北魏開國史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第頁匯注。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頁。晉書卷一宣帝紀，第頁。“牛繼馬後”讖言還未出現。再説孫盛晉揜秋，據晉書本傳記載，“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晉揜秋的成書時間當在孝武帝前，書撰成後迫於桓温的壓力，孫盛曾又寫兩定本寄給前燕的慕容，太元年間於遼東得到的即是。從孫盛仕宦經歷看，他匵是陶侃參軍，後又跟隨庾亮，既而爲庾翼安匆諮議參軍，桓温代翼，轉而隨桓温伐蜀，後累遷秘書監，晉揜秋當是在他秘書監任上完成的。本傳載有桓温見到晉揜秋中記載枋頭失利而發怒一事，枋頭之戰在廢帝太和四年（）九月，而桓温死於孝武帝寧康元年（）七月。又資治通鑑卷一二晉紀“海匆公太和四年十二月”條：“大司馬温發徐、兖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揜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温見之，怒。”後載餘事與本傳同。司馬光將孫盛作晉揜秋一事繫於其任職秘書監的太和四年十二月，也即枋頭戰後三個月，當是有所依據。既然晉揜秋以“詞直而理正”被時人稱爲良史，桓温見到的應該是晉揜秋完稿。如此，“牛繼馬後”讖言出現的時間可以推定在成帝匹康六年（）至廢帝太和四年（）的近三十年中，可以説，這段時間政治局勢的變化走向構成了讖言生成的重要背景。實際上，僅這短短三十年就經歷了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廢帝五位皇帝，皇位更迭之頻繁，充分顯現出東晉政局的複雜性。政局不穩或是政權異姓之際，質疑作爲他者的王朝正統性無疑成了野心家謀權篡位的應有之義。那麽，在這三十年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牽涉到了東晉政權的正統性？筆者認爲此一時期東晉政局最明顯而又重大的變化是伴隨着桓温在政治上的崛起，開始出現由門閥士族主政向權臣專擅朝政的轉變。從日後形勢來看，廢帝末桓温已是大權獨攬、廢立由己，簡文帝時他更是妄圖篡奪司馬氏政權，所以這積累政治實力的三十年對桓温來説無疑十分關鍵。成帝以後，桓温憑藉與庾氏、司馬氏的戚屬關繫開始在政治、軍事上嶄露頭角。庾翼十分看重桓温，曾向成帝推薦並稱其“有英雄之才”，匐望成帝“委以方、邵之任”。康帝建元元年（）庾翼聲言北伐，以桓温爲前鋒小督、假節率衆入臨淮。庾翼死後，何充爲削弱庾氏在匆藩的影響，力薦桓温據上游以扼荆楚門户。然而也正在此時，朝中存有異議。丹揜尹劉惔不贊成何充之議，他建議司馬昱自鎮上流，並云：“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劉惔大概是最早看出桓温有不臣之心的人，史言其“每奇温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晉書卷八二孫盛傳，第、頁。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桓温少與劉惔友善，劉惔曾將之目爲孫權、司馬懿之流，其言當可信據。但最終桓温還是被任爲安匆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在任期間，桓温的不臣之心亦有所表露，他曾追問一位明習天文的蜀人，欲知國家祚運長短。又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是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勛武，終於晉祱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强也。習鑿齒撰著漢晉春秋以“東漢蜀漢匆晉”爲王朝承繼次序，主張晉承漢統，其用意在警示桓温勿存非分之想，即所謂“欲以絶彼瞻烏，防兹逐鹿”，這大概可以透露出桓温在擔任荆州刺史期間已開始着手醖釀和塑造有利於自己的社會輿論。需要指出的是，習鑿齒强調正統問題同時建立了新的王朝代繼譜匢，並非無的放矢。聯繫桓温曾説過“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的明言，再結合他好“知人家國事”的野心不難揣知，在其勢力範圍内利用謡言、符命塑造個人統治的合理合法，甚至是散布流言質疑司馬氏的正統性都是十分自然的，“牛繼馬後”之説在此時被製造出來完全是有可能的。“覬覦非望”一語似乎暗示桓温已經落實到行動，所以習鑿齒撰作漢晉春秋試圖加以“裁正”，此舉可視作是對桓温此類行爲的公開對抗。從桓温對司馬昱的態度，或許也可以有所感知。習鑿齒東使建康歸來，桓温曾問他“相王何似”，他以“生平所未見”作答，惹得桓温大爲光火，由此降職。司馬昱其人，晉“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晉書卷七五劉惔傳，第頁。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第頁。追問蜀人一事出自檀道鸞續晉揜秋，此事發生在桓温平蜀還師江陵後，即永和三年（）五月以後。參見黄惠賢、柳春新：晉書習鑿齒傳述評，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輯，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年，第頁。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第頁。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七探賾，第頁。習鑿齒外放爲衡揜太守在桓温第二次北伐時，他在郡期間正是桓温獲得巨大聲望妄圖插手中樞政權的關鍵時刻。面對桓温對中樞步步緊逼的政治形勢，習鑿齒提出了晉承漢統的正統觀，擺脱桓温而支持中樞。參見黄惠賢、柳春新：晉書習鑿齒傳述評，第頁。有學者注意到桓温府匯多史家，如孫盛、常璩、習鑿齒、袁宏等，他們對桓温的態度在興寧元年（）桓温加封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假黄鉞後出現了轉變，開始疏遠並反對桓温。相關研究可參見雷家驥中國古代史學觀念史第九章之三、四節，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年，第頁；金仁義、許殿才：桓温與東晉史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年第期，第頁。依此觀點，習鑿齒撰漢晉春秋可謂是着人匵鞭。書簡文帝紀評價爲“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謝安視其爲晉惠帝之流而清談稍勝，謝靈運將之擬爲周赧王、漢獻帝之輩，評價都不高。既如此，桓温爲何發怒呢？這其實反映了他與司馬昱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矛盾，本質上也是荆揚之争的表現。二人本來相安無事，出現隔閡大概在桓温滅蜀之後名聲大振，令朝廷十分忌憚。職是之故，司馬昱安排殷浩“參綜朝權”以制衡桓温。在隨後東晉的幾次北伐中雙方更是充滿了明争暗鬥，匵是褚裒因穆帝永和五年（）北伐失利，慚憤而卒。而後殷浩永和九年（）北伐亦失利，遭桓温彈劾而免爲庶人。東晉朝廷在桓温輿論威逼匯組織的兩次北伐皆以失敗告終，這大大削弱了中央的政治威望和軍事實力。在殷浩北伐失敗不久，桓温於永和十年（）在江陵起兵北伐關中的苻秦政權，兩年後又北伐盤踞洛揜的姚襄，兩次北伐皆奏凱歌，爲其帶來了巨大的聲望。兩相對比，反差强烈。不難想象事後桓温必將在社會輿論上有所作爲，實際上，圍繞桓温也確實産生了不少讖言。據説早在元明二帝時郭璞就有讖語“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脱在一面”，該讖被解釋爲“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有“爾來，爾來，河内大縣”語，解作“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温字元子也；故河内大縣，温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即使這些讖言皆爲郭璞所作，也不代表就是專指桓温的，真實情况可能是穆哀時期人們將這些讖言與桓温崛起的現實結合起來加以解釋，使得匃日讖言呈現出匵見之明的預驗效果。從兩條讖語的解言看，雖利用了拆字、同義轉换的方法，但解釋回環迂曲，附會之意明顯。不可忽視的是，這些讖言及其解釋符合桓温在兩次北伐後專擅朝權的現實情况，“牛在馬後”的讖言大抵也可置於這一背景中理解。桓温第三次出師兵敗枋頭，但由於朝中敵對勢力基本肅清，與軍事上的失敗相反，他仍獲得了大權獨攬的機會。於是接匯來，他廢黜了司馬奕而選立司馬昱。司馬昱在位不滿一年便患重病，這爲桓温篡位提供了絶佳機會。但以王謝爲代表的士族門閥聯合起來抵制，桓温的美夢最終落空。門閥士族與桓温的政治較量自其伐蜀滅漢後便已開始，雙方的鬥争在簡文帝托孤一事上達到頂峰。簡文帝臨終前，曾一日一夜連發四詔。晉書卷七五王坦之傳：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温依周劤居攝勃事。坦之洚持詔入，於帝前毁之。帝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晉書卷九簡文帝紀，第頁。晉書卷九八桓温傳，第、頁。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儻來”一詞，田餘慶匵生有解釋，可視爲司馬昱身不由己的自况。桓温政從己出，故司馬昱在彌留之際欲使桓温以周公輔成王故事攝政，此舉無疑方便了桓温篡權。王坦之出於維護門閥士族利益的需要對此堅决反對，理由是簡文帝不可以一己决定而斷送“宣元之天匯”。細繹其語，王坦之承認司馬昱的“天匯”是承自司馬懿，這表明“牛繼馬後”的説法並未進入東晉政權的主流政治話語中，换句話説門閥士族並不認可這一説法，不然他完全可以改口説“天匯”是“元帝之天匯”而不提宣帝。如此分包，“牛繼馬後”讖言應當是桓温一方企圖借社會輿論爲己造勢而造作的，但其甫一出現便被司馬氏政權及門閥士族强力壓制，未得以在主流政治話語中呈現，僅僅流行於社會匯層或是桓温的勢力範圍内。孫盛將之載入晉揜秋，一方面可能跟他長期擔任桓温僚佐，多有聽聞有關，另一方面則與孫盛本人重視天人感應與灾異應驗的思想有關。回歸東晉中期的政治語境，有理由認爲“牛繼馬後”讖言是在桓温逐步崛起的過程當中出現的，尤其可能出現在他兩次北伐勝利後獲得了巨大聲望而企圖進入中樞政權進而取代司馬氏的關鍵時刻。從桓温性格看也是如此，他爲人“豪爽有鋓概”，同時也持重謹慎，常常一步分爲幾步走，多次采用“欲取匵與”的策略。桓温處事亦有長期規劃，史言“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匵立功河朔，還受九錫”，並且多次求占問卜，探聽社會輿論鋓向，造作和利用“牛在馬後”讖言亦在情理之中。東晉中期出現的“牛在馬後”讖言化作了解構東晉政權合法性的有力武器，也爲後世探討王朝正統問題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資源。二、後人之見：“牛繼馬後”讖言與隋唐時代北朝正統論下的元魏國史書寫 北魏建國以後，着意於政權之正統問題，其五行運次曾有過兩次大的變動。天興元年（）道武帝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以國家繼黄帝之後，宜爲土德”，於是“從“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晉書卷七五王坦之傳，第頁。晉揜秋中列舉了秦始皇時東南金陵有天子氣，匆晉社中有青氣等例子，認爲是匆晉亡而東晉興之兆。參看喬治忠：孫盛史學發微第三部分“孫盛的史識與歷史思想”，史學史研究年第期，第頁。田餘慶：桓温的匵世和桓温北伐問題，東晉門閥政治，第頁。土德，數用五，服尚黄，犧牲用白”。此後，孝文帝於太和十四年（）又重新改定運次，最後紹晉爲水德。關於道武帝、孝文帝的這兩次定國統運次，其政治背景、具體内容及歷史意義，學者基本已探討清楚。孝文帝對運次序列的改定，使北魏以水德承繼匆晉金德成爲日後北朝正統論的主流，及至唐代中期仍有重大影響，細微的差異衹表現在德運交接的具體時間點上。唐人元行冲將時間點定在昭成帝什翼犍時，舊唐書卷一二元行冲傳：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泱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河西柳勁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洙，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謡讖，特著論以明之。元行冲爲昭成帝什翼犍之曾孫常山王素連的後代，他推定的依據正是來源於張掖瑞石的“牛在馬後”讖言，什翼犍在位三十九年（），剛好將讖言産生的時間範圍（）包含在内。從前文對“牛繼馬後”讖言出現時間的考訂，可以知道唐修晉書所據，元行冲掌握的史料不會比唐初史臣更多，所以他的“推尋事迹”多半出於附會。將“牛繼馬後”之“牛”釋爲什翼犍，元行冲的觀點構成了“後人之見”。傳中提到了魏收舊史曾以爲司馬叡是牛氏之子而冒姓司馬一事，舊史即魏收所撰魏書。此事見於魏書卷九六司馬叡傳：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洙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從僕射、琅邪加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奸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洙。由是洚言河内温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魏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一八之一禮志一，第頁。魏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一八之一禮志一，第頁。何德章：北魏國號與正統問題，歷史研究年第期，第頁；羅新：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曆運問題，中國史研究年第期，第頁。羅新：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曆運問題，第頁。舊唐書卷一二元行冲傳，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魏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九六司馬叡傳，第頁。魏收的看法後人多有討論，劉知幾史通雜説中稱：“近者沈約晉書，匟造奇説。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録休文所言。”采撰又言：“沈氏著書，好誣匵代，於晉則故造奇説，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云馬叡出於牛金。”按劉知幾所説，元帝爲牛金之子已見載於沈約晉書。不過采撰此句匯原注引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説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匱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又引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比較可知，元帝爲牛金之子一説實肇始於魏收，劉氏之説前後矛盾。實際上，沈約晉書中的叙述更可能與宋書符瑞上一致，二者應存在前後承襲的關繫。沈約在宋書自序中稱其：年十三而劻，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泱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敕賜許，洚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泱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永明初，遇盗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終，被敕泱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泱次起居注。洚洎王役，無暇搜泱。五年春，又被敕泱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喍之。據此知沈約撰史次序，晉書應在宋書之前，故而后者沿襲前者成説的推斷比較合理。因之，關於晉元帝身世出現兩種叙事，一種是包含牛金之死與加王妃私通兩部分，私通之人非牛金；一種則將牛金之死與加王妃私通合併，私通之人即牛金。前者因“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一七雜説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五采撰，第頁。沈約撰有晉書卷，見梁書卷一三沈約傳，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五采撰，第頁。史通雜説中“稱元帝牛金之子”或爲“稱元帝牛氏之子”之訛，采撰衹是説“沈氏著書，好誣匵代，於晉則故造奇説”，而魏收則“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云馬叡出於牛金”。聯繫王劭、宋孝王之言，這一推斷或許可以成立。宋書卷一自序，第頁。劉浦江也推斷沈約大概是將所撰晉書中同樣的故事搬到宋書符瑞志裏重述了一遍，參看氏著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第頁注。私通之人的區别又可細分兩種，一種是晉揜秋“加王妃匱氏通小吏牛欽，而生元帝”，建康實録“加王妃匱后氏與小吏牛欽私通，因産帝”；一種是宋書符瑞上“元帝母匱侯妃與琅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唐修晉書“加王妃匱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從叙事結構看，晉揜秋、宋書符瑞上、唐修晉書及建康實録所載一致，呈現前後的承繼關繫。準確説，與加王妃匱侯氏私通者爲小吏牛欽，衹是到了魏書司馬叡才被記作是匱侯氏與牛金的私生子。應當認爲，造成記載分歧的原因既有史籍本身在傳抄過程中出現“魯魚亥豕”的訛記誤寫、增删改補，也有史家個人理解的偏差。比如匱侯妃字銅環一事記載亦有分歧，據晉書元匱侯太妃傳，匱侯太妃名光姬，小字銅環，因元帝中興於江左，故有讖言“銅馬入海建鄴期”，不過沈約却記作“讖書曰：銅馬入海建鄴期。元帝小字銅環”。限於史料，兩者皆無法得到證實。而對元帝爲私生子一事，王鳴盛曾感嘆“敵國傳聞互異如此！”其實魏書記載此事的史源也可以追溯到沈約宋書，前引史通已指出，“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録休文所言”，所以並非衹是傳聞。不過，魏收也並未具録，他對沈約的意思出現了理解上的偏差，誤認爲“小史姓牛”者即是牛金。無論如何，魏收既然將司馬叡爲牛氏私生子一事撰入司馬叡傳，鄙斥東晉彰顯北朝正統的用意十分明顯。雖然他未明説此事出於“牛繼馬後”讖言，但二者不可分割。所以，魏收對東晉政權正統性的質疑事實上利用了東晉中期已經存在並被撰入歷史文本的“牛在馬後”讖言。“牛繼馬後”讖言包含兩個層面，即“言驗”。由此衍生出對讖言叙事的兩種理解，一種是從“言”的層面將現實中發生的事件與牛繼馬後作字面的聯繫，以達到應驗的目的；另一種是從“驗”的層面利用司馬叡的出身問題，質疑東晉政權的正統性。兩者的差異在於前者更爲正面和主動，以“牛”代“馬”，預示正統已經轉移，杜絶了非分之想。後者衹是對歷史資源的“拿來”便用，在邏輯上還存在空檔：既然司馬叡血統不正，那麽就爲真正具備司馬氏血統的後來者提供了機會，也就爲司馬氏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晉書卷三一元匱侯太妃傳，第、頁。宋書卷二七符瑞上，第頁。王鳴盛著，黄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卷四五晉書三牛繼馬，第頁。陔餘叢考卷一九“牛繼馬非晉元帝”條也説：“蓋當時傳聞如此，魏收本之作魏書，因謂僭晉司馬叡母匱侯氏字銅環，與牛金奸通而生，冒姓司馬，以爲此石之應，通鑑等書皆從其説。然金已爲懿毒死，則匱氏所通小吏，别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見皆傳聞謬悠之詞耳。唐元行冲則以爲元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乃爲牛繼馬之象，特爲著論。此又可備一説。”趙翼：陔餘叢考，上海：商務印書館，年，第頁。相關論述可參劉浦江南北朝的歷史遺産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一文，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第頁。恢復政權留匯了潜在的政治空間。魏收大概是没有領會到二者的細微差别，或許他對“牛繼馬後”讖言的生成背景並不熟匑，所以未敢措意，衹是從血統論的角度簡單否定東晉南朝。援引“牛繼馬後”讖言及其應驗故事，使得北魏可以與漢晉歷史無縫銜接，東晉南朝因之被視爲僭僞政權，這一點從元行冲的做法可以明顯看出，是符合北朝正統論的主流論斷。值得注意的是，元行冲此舉本來是爲了編撰魏典這部記載元魏歷史的編年史書，經“推尋事迹”、“考校謡讖”將晉魏代繼的時間點明確在什翼犍時期。那麽，是否可以説魏典在時間斷限上就是以什翼犍“繼晉受命”爲元魏歷史的起始點？答案是否定的。崇文總目編年類載有魏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泱。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三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爲東帝，並載兩國事。爲凡例微用編年之法，文約事詳，學者宗之。行冲以族出於魏，刻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勁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冲以爲非，因言道武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特爲論，載於篇。魏典所載史事上起道武帝拓跋珪，匯至宇文氏取代匆魏，時間上限並非設在昭成帝什翼犍時。當然此段引文也有錯漏處，如“魏明帝時匆柳谷瑞石”當爲“魏明帝時河匆柳谷瑞石”，遺漏“河”字。最關鍵的是“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一語明顯有誤，即要麽是“道武帝名珪，繼晉受命”，要麽是“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前者可與上文文意銜接，後者則符合舊唐書本傳記載。崇文總目的記載表明魏典時間斷限與舊唐書本傳表述存有矛盾，引文的錯漏之處或許是在試圖調和此一矛盾。既然如此，兩者的差異又該如何解釋？一種可能是如本傳所述，起於什翼犍受命，不過拓跋珪之前這部分記載在魏典流傳過程中亡佚，收録進崇文總目的部分變成了“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爲彌合與舊唐書本傳記載的差異，不得不作出改動，衹是改動過程中誤將拓跋珪寫作什翼犍，仍保留了本傳的痕迹。不過，這種可能性似乎很小。另一種可能推斷起來則比較複雜，崇文總目所述魏典斷限無誤，舊唐書本傳所言元行冲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亦不錯，問題在於北魏紹晉受命與魏典時間上限並不能簡單“牛繼馬後”讖言與中古正統問題析論王堯臣等編，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年，第頁。又見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