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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怎样扩大内需？
作者按：这是去年底，我为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在香山举行的扩大内需政策研讨会，提交的一篇书面发言稿。此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评论版。今天看到，特发在此。
重读本文之后，我认为仅有以下三点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扩大内需放到促进民生的高度，并将民生促进目标放到经济增长目标之上，中国才有可能形成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健康发展。
（正文）
扩大内需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热点，但是对于怎样扩大内需，则见仁见智，而目前政策多侧重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除汽车、家电外，多数乏善可陈。在促进消费方面，现有政策侧重于刺激城乡居民扩大消费支出、减少储蓄比例，缺乏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消除过大收入差距、完善社保体系扩大居民消费的长远观点。这样的思路和政策，即使短期实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长期来看可能得不偿失，甚至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恶化。 
一、国内居民消费是拉动我国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一种理解投资也是国内需求，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投资可以迅速扩大内需。这是一种短期的观点。从短期GDP核算的观点看，GDP增长可以由于一系列建设项目的开工而明显加快。但是这个项目对于长期的民生究竟有没有用？如果没有，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GDP增长，但一个必然结果是项目建设所需的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如果有，则要考虑现有的财力能不能支撑这个项目的投资。例如一些政府项目采取收费的方式，则应该从商业的角度分析项目的投资回收，否则可能给银行带来严重的信贷风险，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严重隐患。
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看，一些直接服务于民生的投资项目，如安居工程、廉租房、社区医院等，本身应该属于“持久”消费的范畴，只是在施工期间被列入固定资产投资，在试用期间被看作固定资产；一些生产用的固定资产投资，终极仍然是为消费服务的，投资需要获得消费的长期支撑。
在不考虑进出口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缺乏国内居民消费拉动的“扩大内需”，注定无法达到目的。而且，没有消费的支持，任何投资都将变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在考虑进出口的条件下，扩大出口虽然可以解决国内产品的销售问题，但外汇储备对于国内货币体系的影响，以及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外汇储备的利用是否合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生水平的提高。
因此，必须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正确地、科学地调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通过扩大消费规模和限制投资规模，将投资引导到促进消费且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关系的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否则，脱离消费能力的过度投资，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破坏。 
二、增加就业和收入水平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
目前我国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设法让老百姓扩大消费支出，较少考虑扩大政府转移支付和城乡居民的增收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悖论。扩大内需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形成居民消费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而扩大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工资水平。反之，不能扩大就业的GDP增长，以及虽然能够增加就业，但平均工资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则不能起到扩大消费的目的。
由于货币投放过多而导致房地产价格和证券价格上涨，可以拉动房地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以及由于居民金融资产升值而扩大消费支出（而在证券价格下跌时大幅度减少消费支出），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推动GDP的增长，但这个GDP增长过程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如果在我们的GDP增长中，这些不能扩大就业的GDP所占份额过大，则这样的GDP增长将失去提高民生水平的应有之意。
即使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刺激，拉动了国民经济和就业增长，但若就业局限于建筑施工等低工资水平的体力劳动范畴，而集合知识技术的创意型经济不能得到发展，则扩大就业很难起到扩大内需的效果。
因此，应把扩大就业特别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当成扩大内需的关键因素，舍此没有别的出路。
三、把消除贫富差距做为扩大内需的战略手段
一些人把中国当前需求不足的原因归到美国金融危机上，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中国依靠房地产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终将自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矛盾的显现，但此后中国“保增长”的一些列举措，恶化了已经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工业产能的严重过剩和高房价的走向，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解决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增长问题，根本上需要依靠消除贫富差距，使广大的城乡居民能够公平地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在我看来，解决贫富差距的主要思路是：一是通过法律措施，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最大工资水平，降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及政府税收在社会总产品中的分配比例，使广大的体力劳动者能与脑力劳动者获得相当的收入水平；二是着力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消除行政等级和城乡身份形成的巨大鸿沟，使公共服务能够均匀低惠及全部城乡居民；三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土地权利的平等化和国有企业分红权的全民化，提高农民和全社会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四是坚决消除资产市场泡沫，杜绝由于资产泡沫导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已经分化的社会各阶层收入的进一步拉开；五是认真、全面推进干部财产公开制度，将干部家庭（包括成年、出国子女）财产公布于阳光之下，杜绝领导干部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的腐败行为，逐步消除干群财产分化引起的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