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pdf

2023 年第 4 期No.4 2023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总第 247 期Sum No.247 青年学者专栏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梁仪摘 要: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 新民丛报 与 民报、章太炎与 新世纪 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 1930 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关键词:革命道德;鲁迅;立人;进德观;文学观中图分类号:l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3)04-0180-08作者简介:梁仪,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成都 611731)近年来已有学者撰文探讨鲁迅与清末留日知识界的关系,参见李怡:“立人”与现代民族复兴问题 鲁迅留日时期的思考和警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1 期;符杰祥、李向南:“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学术月刊 2022 年第 2 期等。从发生学意义来考察清末留日时期的鲁迅思想,向来是鲁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材源考证、思想资源、人际交往、留学生活等角度回溯早期鲁迅,对于探究鲁迅的思想原点与文学起点问题有较大推进。关于鲁迅思想的发生学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鲁迅研究本身,也关涉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学的生成问题,仍有很大的开掘空间。总体而言,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在早期鲁迅与西方十九世纪思潮、日本明治时期文化或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之间的关联,对于他身处的清末留日知识界所构成的思想场域则关注相对较少。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的思想语境密不可分。其中,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激烈讨论尤其值得注意。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吸引了不同政见、不同流派人物的广泛参与,也构成鲁迅 摩罗诗力说 文化偏至论 破恶声论 等论文诞生的重要背景。在这个过程中,鲁迅通过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现代进德观,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与文学事业都有深远影响。一、聚焦清末“革命道德”讨论“革命”与“道德”是清末知识界十分关心的话题,二词常以并置的形式出现,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是“道德革命”论,关注的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变革与改造问题,例如谭嗣同“冲破网罗”说,梁启超“道德革命”说等;二是“革命道德”论,关注的是革命者的个人道德或品行问题,例如梁启超的“私德”论,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说等。相较而言,学界对于“道德革命”论探讨081梁 仪: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2023 年第 4 期比较充分,对于“革命道德”讨论的研究却还不够。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雷铁崖等人关于“革命道德”的论述,也有学者从清末“公德”“私德”讨论的角度切入“革命道德”问题,但总体而言,有关清末“革命道德”讨论的研究仍有待深入。从时间和空间来看,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主要集中在 1903 至 1908 年间,尤其是 新民丛报 与 民报、章太炎与 新世纪 的激烈论争当中。梁启超对“革命道德”问题的关注较早。他在 1903 年 8 月 19 日给蒋观云的信中直言:“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所谓“棼乱腐败”主要指两件事:一是 苏报 案中吴稚晖“献策”事件,梁氏用“甚骇怵”“不怡于中者累日”等语表达震惊与愤怒;二是东京留日学生反对干涉“学军”闹事,令其感到忧心。他又撰写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一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家大多“同道互戕”,当下的革命家亦十分轻忽“道德信义”:吾见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数豪杰,皆以道德信义为虱为毒,而其内部日日有杨韦相搏之势也夫景从革命者,必赖多数人,故吾观彼多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惧;主持革命者,必赖少数人,故吾观彼少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滋惧。梁启超由革命家的道德状况对革命后果“滋惧”,呼吁“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类似的观点在 论私德 答飞生 答和事人 开明专制论 等文章中也频频出现。例如 论私德 开篇直指革命道德问题对新民事业的妨害:“末流所趋,反贻顽钝者以口实,而曰新理想之贼人子而毒天下”,文中也批评“任事者,最为漓汩人之德性,而破坏之事,又其尤甚者也”,篇末则将希望寄托于“新学青年”的进德修身。章太炎关于“革命道德”的论述则将这个话题推向高潮,集中体现在 1906 年发表于 民报 的革命之道德 箴新党论 诸篇中。他主张“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强调革命者应有“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种道德品质,提出“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他还痛批新党“其议论则从新,其染污则犹旧”,也批评当时一些学生“以借权为长策,以运动为格言,凡所施为,复与党人无异”。许寿裳追忆 民报 时期章太炎:“注意于道德节义,和同志们互相切励;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如 革命道德论 箴新党论 二篇,即系本此意而作。”革命党人景梅九也忆及:“(按:民报)初登先生一篇动人文字,题曰:革命之道德,借以坚党人之信志,效率极大。而同志喜文学者,均愿亲承训诲。”对比章、梁二人的论述,尽管在“革命”或“改良”的问题上有尖锐冲突,但是在重视革命者181参见周炽成: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研究,哲学动态 1987 年第 7 期;张锡勤:论中国近代“道德革命”中的理性精神,道德与文明 2010 年第 1 期;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等。参见张勇:“道德”与“革命”新民晚报与民报时期梁任公与章太炎的“道德”交涉,中国学术 第 33辑;彭平一:“道德之革命”与“革命之道德”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3 年访问学者专号;杨雄威:革命与道德 沪军都督陈其美“吃花酒”的历史解读,史林 2015年第 5 期;赵炎才:革命派与清末民初的道德救国思想 以雷铁崖为中心,天府新论 2004 年第 3 期等。参见陈来: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文史哲 2020 年第 1 期;任剑涛: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文史哲 2020 年第 4 期等。梁启超:致蒋观云(1903 年 8 月 19 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19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38 页。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 第 46-48 期合刊,1904 年 2 月 14 日。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 第 46-48 期合刊,1904 年 2 月 14 日。梁启超:论私德,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633-653 页。太炎:革命之道德,民报 第 8 期,1906 年 10 月。太炎:箴新党论,民报 第 10 期,1906 年 12 月。许寿裳:章炳麟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年,第 51 页。景梅九:悲忆太炎师,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第 31 页。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 247 期或改革者的私德问题上,双方其实颇有同调,区别在于立论角度和援引资源的不同。从立论角度来讲,梁启超反对“革命”,正是认为革命者“私德”有亏,章太炎则针对当时革命者道德腐败状况,主张建设“革命之道德”。从援引的道德资源来看,梁启超推崇儒家王阳明、曾国藩等人的修身之道,章太炎借鉴的是佛学及顾炎武修己治人的经世实学。如果说章太炎与梁启超的论辩尚属“主义”之争,那么章太炎与吴稚晖的论辩则掺杂更多道德评判因素。1907 年 3 月,章太炎发表 邹容传 公开披露吴稚晖“通情”“献策”等细节,由此引发章、吴二人笔战。从 复吴敬恒函 再复吴敬恒函 等篇来看,章太炎不仅批判吴稚晖“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藉,终慕虚荣”,“窃据虚名,高言改革”的道德虚伪性,而且试图将其彻底排除在“革命”行列之外,称其“非革命党也,非无政府党也,非保皇党、立宪党也”。这种道德指责也延伸到学理论辩中,在 台湾人与 新世纪 记者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 规 新世纪等篇中,章太炎有“新世纪 记者阳托名于无政府,而阴羡西方琛丽”,“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等说法。反观吴稚晖 答章炳麟书 再答章炳麟书及 新世纪 刊载的其他驳论文字,除了具体细节的辩白之外,也以“忮恨忌刻”“穿凿附会”“逞心妄谈”等语进行道德反击,但是关于“革命道德”话题并未深谈。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革命道德”已经成为清末留日知识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尽管他们谈论“革命道德”的立场、方法与资源各不相同,但在内容上大体围绕“私德”这个焦点展开,在逻辑上也存在某种同构性。从内容上看,这个时期蔡元培、罗振玉、陈天华、雷铁崖等人都论及革命道德问题,东方杂志 申报 浙江潮 等大小报刊也有相关文章登出。例如罗振玉批评“彼簠簋不饬之士乃借口于公德而谓私德非所急,是何异塞源而欲流之畅,拔薪而冀烛之燃”,雷铁崖提倡革命党人践行“君子”的道德准则,陈天华以 绝命书 勉励革命友人“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等。从逻辑上看,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句式为“非有(道德),不能(革命)”,例如梁启超的“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坏”,蔡元培的“惟于交际之间一介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共产;又惟男女之间一毫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废婚姻”,章太炎的“方得一芥不与、一芥不取者,而后可与任天下之重”等。总体而言,清末“革命道德”讨论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但是这场讨论也陷入过多的党派纷争与恩怨纠葛,对“革命道德”问题的探讨仍不够深入。二、鲁迅对“革命道德”的观察与省思鲁迅早年的几篇重要论文如 人间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 摩罗诗力说 文化偏至论 破恶声论 等都创作于其东京生活时期。鲁迅的“东京时期”自 1906 年 3 月开始,直至 1909 年 8 月回国,除去中间两次归国探亲,大致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东京时期”是鲁迅人生中十分关键的阶281章太炎 复吴敬恒函(1908 年 1 月 31 日)中有“仆于康、梁诸立宪党,诋諆未尝过甚。今于无政府党如足下者,摘发奸回,如彼其至。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的说法。参见太炎:复吴敬恒函,民报 第 19 期,1908 年 2 月。太炎:复吴敬恒函,民报 第 19 期,1908 年 2 月。太炎:再复吴敬恒函,民报 第 22 期,1908 年 7 月。太炎:台湾人与 新世纪 记者,民报 第 22 期,1908 年 7 月。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 第 21 期,1908 年 6 月。参见吴稚晖:答章炳麟书,新世纪 1908 年第 44 期;吴稚晖:再答章炳麟书,新世纪 1908 年第 63 期等。罗振玉:公德私德辨惑,教育世界 1904 年第 73 期。梁启超:论私德,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2 卷,第 644 页。蔡元培:北京大学之进德会,北京大学日刊 第 50 期,1918 年 1 月 19 日。太炎:革命之道德,民报 第 8 期,1906 年 10 月。梁 仪: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2023 年第 4 期段,既标志着其“弃医从文”生涯的正式开始,也基本塑造了青年鲁迅的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在鲁迅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原型”意义。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后,民报 与 新民丛报 论战方酣,尤其是章太炎从 民报 第7 期开始担任主编,他发表的文章“揭橥革命,箴贬新党,文字锐利”,此后又与吴稚晖等人的 新世纪 派激烈论战,在清末留日知识界掀起有关“革命道德”的舆论风潮。鲁迅“爱看这 民报”正是被章太炎这些论辩文字吸引,他晚年提及章太炎与梁启超、吴稚晖、蓝公武等人的笔战,仍称“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可见印象之深。正是在这个时期,鲁迅着手筹办 新生 杂志,试图在留日学界的报刊舆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来发表于 河南 杂志的几篇论文是他“本来想要在 新生 上说的话”,其中不乏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与回应。对比鲁迅与章太炎有关革命道德批判的文字,尤其是对革命者“伪”的批评颇有同调。章太炎在 革命之道德 中列出“矜欧语者”“好修饰者”“喜标榜者”几类人物“不能忘情于名利”,箴新党论中更揭露“党人之所以自高者,率在危言激论,而亦藉文学以自华”,“是非之不分,美恶之不辩,惟以新为荣名所归”。鲁迅在 文化偏至论 中也批评“所谓识时之彦”不过是“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破恶声论 力破“恶声”背后“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或“假此面具以钓名声于天下”“蒙帼面而不能白心”的伪士。如果说报刊舆论中有关“革命道德”的讨论,只是构成鲁迅创作这些文章的潜在因素,那么更为直接的刺激来自他亲见或耳闻的革命人物与事件。鲁迅曾记述他留日期间对吴稚晖、黄兴等革命者道德形象的观察。1902 年,吴稚晖因与驻日公使蔡钧斗争而名声大噪,然而鲁迅亲临现场听其插科打诨式的讲演后,态度却由“肃然起敬”转为“感到没趣”,认为“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也对其“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的虚伪作态嗤之以鼻。与之相对照,鲁迅眼中的革命党人黄兴更加低调朴实而具有“革命性”: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从这些晚年片段回忆中,可以看出鲁迅留日期间所关注的革命者形象及其道德问题,他欣赏章太炎的“斗争”精神与黄兴的“反抗的蛮性”,而对吴稚晖的“打诨”与“佯死”不以为然。这种道德态度正如章太炎推崇的“必去浮华之习,而后可与偕之大道,敝巾葛拂,温袍麻鞋,上教修士,下说齐民,值大事之陆危,则能悍然独往,以为生民请命”,也呼应了梁启超对“言革命”的批评与“行革命”的提倡。鲁迅也是取缔规则风潮的亲历者,并在 1906 年回国探亲时向周作人详述事件始末。1905 年 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其中第九条“校外之取缔”与第十条“性行不良”381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30 页。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 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66 页。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 12 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17 页。太炎:革命之道德,民报 第 8 期,1906 年 10 月。太炎:箴新党论,民报 第 10 期,1906 年 12 月。迅行:文化偏至论,河南 1908 年第 7 期。迅行:破恶声论,河南 1908 年第 8 期。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 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78 页。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 第 6 卷,第 579 页。太炎:革命之道德,民报 第 8 期,1906 年 10 月。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 第 46-48 期合刊,1904 年 2 月 14 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 247 期等语被认为是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引发罢课风潮。12 月 7 日 朝日新闻 称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陈天华于次日蹈海自杀,其 绝命书 中多次提及“放纵卑劣”一词,可见刺激之深。绝命书 开篇即痛陈留日学界的道德问题“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文中还批评“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也”。据鲁迅后来给周作人的讲述,主张不必全体归国的人“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秋瑾“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那一班留学生们对于 鉴湖女侠的恭顺的情形”更是引起他的嫌恶。无论是陈天华 绝命书 的警醒与呼吁,还是鲁迅追述此次事件的只言片语,都关注到这个事件背后的“革命道德”问题。许寿裳谈及鲁迅:“一九七年,他二十七岁所作的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 等(坟),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猥贱,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救。”鲁迅所批判的“一般新党”人物究竟是谁?章太炎 箴新党论 批判“渴慕利禄”“其议论则从新,其染污则犹旧”的新党人物,其中自然包括维新派,也不乏革命党人,更兼及当时的学生群体。从鲁迅当时的见闻与交游来看,他最为熟悉且能切身感受的应为留日学生群体中的“新党”。鲁迅在东京弘文书院的同窗沈瓞民,回忆当时留日学生的情形:“当时中国留学生很多,流品不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阵营,壁垒颇森严但是也有朝为革命党人,暮为保皇叛逆,形形色色,出现在东京。”鲁迅对于留日学生的观感更为不佳,不管是盘在头顶的大辫子仿佛“富士山”的滑稽模样,还是留学生会馆震得地板咚咚响的“学跳舞”,或是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燉牛肉吃”种种,都与他期待的“革命志士”的形象相去甚远。可以说,从意志消沉的革命者,到贪图享乐的留日学生,关于“一般新党”浅薄猥贱的印象构成鲁迅关注和思考“革命道德”问题的现实起点。三、“立人”的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生成如前所述,对“革命道德”乱象的批判触发了鲁迅的进一步思考,这一点在 文化偏至论 与破恶声论 两篇论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无论是对近世文明“伪”和“偏”的批评,还是对“志士英雄”所发各种“恶声”的掊击,归根结底都触及对“维新者/革命者”的道德批判。鲁迅的道德批判对象是有特定所指的,能够在言论界发出这些主张的,都是社会中少数“耳新学之语”的精英分子,是被世人视为“志士英雄”“识时之彦”的人。这些新人物未必都赞成“革命”,但他们足以形成“扰攘世”且“速中国之隳败”,鲁迅将期待落脚在“革命者”身上:什么是理想的“革命者”形象?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道德”内涵?如何才能塑造“革命道德”?鲁迅给出的答案围绕“立人”这个词语展开,但这里的“立人”并非儒家进德修身思想的自然延续,而是鲁迅创造性的化用与新变,也是“立人”思想在近代思想语境中的发生的“现代转化”。481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 年,第 379 页。陈天华:绝命书,民报 第 2 期,1905 年 12 月。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秋瑾,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 13 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00 页。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年,第 1 页。太炎:箴新党论,民报 第 10 期,1906 年 12 月。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42 页。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 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13 页。邓伟:试析 新青年 的“文化转向”与文学想象,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23 年第 1 期。迅行:文化偏至论,河南 1908 年第 7 期。迅行:破恶声论,河南 1908 年第 8 期。梁 仪: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2023 年第 4 期学界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阐释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关于鲁迅使用“立人”一词儒学渊源与现代转化的论述却不够深入。究其原因,对鲁迅“立人”思想的追溯往往停留在宽泛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之变,但是从较为具体的儒家“进德修身”思想与方法层面展开的探究还不够充分,也就难以穿透鲁迅在清末“革命道德”讨论的思想语境中重提“立人”的对话与变革意图。因此,有必要将“立人”一词的儒家进德思想渊源与清末“革命道德”讨论语境结合来看,贯穿二者的是鲁迅关于“进德修身”问题的变革性思考,由此实现中国传统“立人”观的现代转化。“立人”是儒家进德修身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语出 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后世儒家围绕“立人”进行了丰富的阐释与发挥,诸如孟子“存心养性”“修身俟命”,朱熹“己欲立,便立人”,程颢“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王阳明“分寸之知”“分寸之觉”,曾国藩“求仁则人悦”等。儒家“立人”思想具备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主要包含两个基本层面:其一是以“仁”为思想内核,“仁”与“人”相通,目标是在特定的伦理秩序中实现“人”的道德价值;其二是以“修身”为方法路径,“立人”与“立己”是密不可分的,“修己”方能“安人”,构建起“修齐治平”的君子人格理想与内圣外王之道。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鲁迅对于儒家“立人”思想不会陌生,但他在 文化偏至论 中提出的“立人”,却并非儒家思想的自然延续,背后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对话”意图,更准确来讲是对传统儒家进德修身思想提出一种现代“挑战”。鲁迅“立人”思想的变革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的现代意义转变,从儒家伦理价值的“人”转变为现代哲学中的“人”;其二是“立”的现代方法转变,从儒家“推己及人”的渐进过程转变为“尊个性”“张精神”的现代主体塑造。首先,鲁迅所论述的“人”是进化论意义上的“人”,是尼采超人哲学中的“人”,是神思新宗“个人”的“人”,也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中的“人”。显然,这已不再是儒家伦理秩序中的“人”,而是现代哲学视野中高扬主体性的“人”。其次,鲁迅所论述的“立人”方法路径也不同于儒家“近取譬”的修身之道,而是“内部生活”“敢于白心”的修养方法,这与儒家“反求诸己”的修身思想有所不同。鲁迅批判了近世诸说背后现代人的“逐利”“虚伪”心态,他所崇尚的“内部之生活”或“精神生活”指向的是“二十世纪”的现代症结。“人心不安于固定”的二十世纪已经不同于价值秩序井然的传统社会,如何摆脱“客观梦幻世界”诱惑,如何在“狂风怒浪之间”生存,才是现代心灵需要关心的问题。与当时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于“革命道德”的讨论略有不同,鲁迅虽然同样是以“革命”眼光关注这个问题,却是以“文艺”的方式介入这场讨论的。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文艺”方式,不仅仅是志趣所在,更根本的原因是这个时期鲁迅将“文艺活动”看作其“革命事业”版图的一部分,隐然有与梁启超所办 新小说 抗衡的意味,在文艺领域“新小说 的影响还是存在,因为对抗的同盟会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工作,乃是一个缺陷”。当然,正如日本学者丸山升所言,鲁迅参与革命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也就是说鲁迅的关注点不仅仅在于“政治革命”本身,而在“人的革命”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在于,这个时期鲁迅从事“文艺”显然不是以“纯文学”为终极目的,而是作为“路径”参与“革命”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在作为“革命者”的“摩罗诗人”形象的诞生。581参见王富仁:从“兴业”到“立人”简论鲁迅早期文化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 1987 年第 2 期;黄健:论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内涵,浙江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6 期;钱理群:以“立人”为中心 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3 年第 1、2 期;王得后:“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鲁迅教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年等。迅行:文化偏至论,河南 1908 年第 7 期。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 12 卷,第 648 页。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 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37 页。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 247 期四、“文艺”如何介入“革命道德”问题历来关于鲁迅“摩罗诗人”的讨论,较多集中于文本内部的细致分析,或从中发掘“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域外材源,或从中窥见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微妙呼应,这些研究为我们更深入把握鲁迅早年文艺观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结合本文前述的“革命道德”语境来看,仅仅从文学角度来看“摩罗诗人”形象必然是单调的,还应该看到“摩罗诗人”不仅是“诗人”,更是“革命者”,这些品质不仅是“文学风格”,更是鲁迅理想中的“革命道德”。拜伦是“摩罗诗派”的中心人物,不仅以其文学作品发出“反抗”声音,更以实际行动参与“革命”事业,主动投身意大利和希腊的革命事业。鲁迅以充满激情的笔触概括了拜伦的“革命道德”,包括“贵力尚强”“尊己好战”“率真行诚”等。据北冈正子考证,摩罗诗力说 中有关拜伦的材料主要来源于木村鹰太郎的 拜伦 文艺界之大魔王,这是一本带有较强主观色彩的人物评传,其写作意图在于讽刺当时日本文坛上“软弱无力之文学家”“冒牌文人”,针砭当时盛行虚伪逢迎、造谣中伤等风气。这种强烈的道德意图与鲁迅这个时期对“革命道德”的思考非常契合,例如文中对拜伦长诗 海盗 主人公“康拉德”的介绍。首先说明这是一个“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的海盗,紧接着又叙述“然康拉德为人,初非元恶,内秉高尚纯洁之想”,他曾尽心尽力为民众谋福祉,只是后来对于周围人的“谗谄害聪”“猜忌中伤”等私德败坏行为感到厌弃,愤而发起“复仇”。从这段介绍文字来看,康拉德正符合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期待,一方面敢于突破世俗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内心仍秉持高尚纯洁。“无量罪恶”与“德义之名”在他身上并存,前者来自一般世俗社会的评价,后者则源于其内心的道德坚守。鲁迅其实是借“康拉德”来描摹摩罗诗人拜伦的“革命道德”,即后文所述“篇中康拉德为人,实即此诗人(拜伦)变相”。鲁迅的“革命道德”观还有关于“爱国”的道德辨析。论及投笔从戎的诗人裴多菲,鲁迅盛赞其“为爱而歌,为国而死”,特别区分了这种饱含真诚并付诸实践的“爱国”与另外一种“兽爱”。所谓“兽爱”,是指那些借口“爱国”而实际上不过是“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让鲁迅颇感忧虑的是,当时中国革命中的“爱国”大多为“兽爱”而非“诚爱”,“于国有诚为人爱而不坠于兽爱者,亦仅见也”。尽管崇尚“刚健”与“反抗”的“革命道德”,但鲁迅仍对恃强凌弱的“军国主义”或“强权政治”保持警惕,在清末“种族革命”的声浪里,这样的反思尤为难得。以上论述了“革命者”与“诗人”身份的内在统一性,相较而言,“革命者”与“诗人”身份的矛盾性却潜藏于文本的裂隙之中,这集中体现在鲁迅对文学功用的看法 究竟是“兴感怡悦”的纯文学观,抑或是“启人生之閟机”的文学观?从 摩罗诗力说 来看,鲁迅并非仅从“纯文学”视角来看文学,相比审美特性而言,他其实更重视精神层面的功利特性,但是又试图摆脱以“道德”规范“文学”的文学观念。为什么会有这样曲折的行文逻辑?这其实关涉到“文学”概念的古今演变、中西对话问题,也是鲁迅处理中西古今“文学”概念冲突的方式。学者周兴陆曾在“文学”概念的古今榫合 一文中指出“自西方而来的 Literature,译为中国传统的 文学”的对接榫合过程中,“西方超功利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引介成为一股热潮”。鲁迅显然也关注到了这股潮流,他关于“纯文学”的一段论述正是复述超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然而,他并未沿着“纯文学”的论述逻辑,转而借用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不用之用”(庄子)、“涵养神思”(刘勰)来推导出文学“启人生之閟机”的功用,从而说明“摩罗诗人”能启发“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并挽救“苓681令飞:摩罗诗力说,河南 1908 年第 2、3 期。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 页。令飞:摩罗诗力说,河南 1908 年第 2、3 期。令飞:摩罗诗力说,河南 1908 年第 2、3 期。周兴陆:“文学”概念的古今榫合,文学评论 2019 年第 5 期。梁 仪: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2023 年第 4 期落颓唐之邦”。通过这样的观念“榫合”,“革命者”与“诗人”两重身份的内在矛盾得以消解,“革命道德”与“诗人人格”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可以说,鲁迅笔下的“摩罗诗人”兼具诗人与革命者双重身份,寄寓了他对革命道德和诗人道德的共同期待 既敢于突破世俗道德,又能秉持内心高尚纯洁。这种浓厚的道德意图也直接影响了鲁迅文学观的生成,他吸收了近代西方超功利的纯文学观,对“思无邪”和“据群学见地以观诗”予以批评,但仍坚持文艺改变精神的文学功利观,并试图以“不用之用”“涵养神思”等来弥合二者分歧,初步形成了“审美”与“道德”两个维度融合的文学观念。五、余论: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之回响清末留日知识界的“革命道德”讨论影响深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借助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的舆论影响力,“革命道德”话题被延伸到更具广泛意义的个人“进德修身”问题。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民国初年各类“进德会”团体的兴起,诸如进德会、女子进德会、少年进德会、北京大学进德会等。此外,随着教育制度层面“修身科”的设置,大量的修身教科书、修身学案等在当时也十分流行,诸如蔡元培 中学修身教科书、梁启超 德育鉴 曾文正公嘉言钞、谢无量 国民立身训 等,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然而,清末民初的“进德修身”热潮在新文化运动中遭遇了不小的冲击,从“孔教问题”到“伦理革命”,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修身”言论被纳入批判之列。伴随着新思潮伦理视野的扩大,思想界的关注点从“革命道德”向“道德革命”话题转移,但是对“革命者/启蒙者”自身道德的拷问反而陷入失语境地。这个时期,尽管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仍沿着“革命道德”讨论的思路提倡普遍的人格主义,但是在青年当中的影响力显然不及新文化运动中活跃的人物。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鲁迅虽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道德革命”热潮,但在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中仍保留了清末“革命道德”讨论的印痕。相较一些停留在口号层面的“道德革命”言说,鲁迅的笔触更深入到“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精神剖析层面。这种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或批判渗透在其创作当中,构成一条独特而又深刻的思想脉络,诸如小说 伤逝 中的“涓生”、祝福 中的“我”、在酒楼上 的“吕纬甫”与“我”等,也包括 野草 中触及灵魂深处的自我拷问,以及大量杂文中的讽刺笔墨。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五四”时期,又在 1930 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瞿秋白在 1933 年出版的 鲁迅杂感选集 序言中称文化偏至论 摩罗诗力说 为“革命档案”,将其作为“革命文学家”鲁迅的“革命精神”源头来追溯。结合本文关于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来看,这种“革命档案”之于鲁迅以及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学的意义还值得进一步探索。(责任编辑:庞 礴 郭鹏程)781徐勇:当代文学的阶段性演变与年选编纂的现代性特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6 期。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上海:青光书局,1933 年,第 7 页。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 247 期game between the king and ministers weakened the kingship.Therefore the Kings attempted to revive their authority by appointing trustworthy close courtiers in late Western Zhou.Secretaries and chefs of the King became the main bearers especially the chef who entered the center of political power.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 main bearers underwent a transition from Zuoce 作册)to Neishi 内史),and finally the secretary and chef.The official system also underwent corresponding evolution.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stages of the Western Zhou the King of Zhous emphasis on the Neishi(内史)to some extent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secretary system.In the late Western Zhou the Kings trust in the chefs transformed them from chamberlains to important roles of administration thus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system.In short the transmission of kings orders as an expression of kingship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entral political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Key words Sending or receiving orders from the King Sheming 摄命);Secretary Chef Living institutional historyThe Discussion of Revolutionary Morality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u Xuns ThoughtsLiang Yi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Lu Xuns though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revolutionary moral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discussion focused on the private morality of revolutionaries involving the criticism of revolutionary moral chaos the moral analysis of revolutionary subjects and the methods of revolutionary moral construction.Lu Xun not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topic of revolutionary morality in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but also observed and reflected on the moral image of revolutionaries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his impression of the shallow and obscene new figures at that time constituted a realistic starting point for him to discuss revolutionary moral issues.Lu Xuns att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