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发展.doc

奇葩移植 尚需水土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其出现并繁荣一时的原因，对其最终没有形成蔚为大观的创作局面的原因也进行了简单探讨，最后借分析荷兰人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何以取得巨大成功试图为本国文学家如何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学营养并成功运用到本国文学创作中去提供一些思考。
【关键词】侦探小说；翻译；发展；借鉴
侦探小说是一种外国舶来品，因为这种小说和中国的传统公案小说有诸多相通相似之处，所以在晚清兴起的文学翻译浪潮中侦探小说成为当时被引进的诸多文学样式尤其是小说中的一支奇葩，不但为当时的文人学者所重视，普通大众对之也如饥似渴，掀起了一股侦探小说热潮。这股热潮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对中国文学向现代化的转型甚至社会进步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可惜的是侦探小说最终并没有成为如中国的公案小说那样曾经长期流行并获得广泛认可的文学样式，中国也没有出现可以和外国一流侦探作家、作品比肩的作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侦探小说这朵奇葩被移植到中国后虽然经历过短暂的辉煌却没有持续这种局面，此中原因值得探讨，而某些外国作家在借鉴中国传统文学样式并将其成功融入到其本民族文学创作中去后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值得我们深思。借鉴其成功做法无疑可以让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重现辉煌的过程中更加顺畅！
一、一股清新的侦探小说风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醒了清朝的天朝上国梦，也使中国开始了痛苦的近代化过程。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救国图强掀起了一股股向西方学习的浪潮。然而学习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从物质技术到政治体制再到文化思想,到了十九世纪末，我们仍然没有摸到西方成功的真正门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当时民智未开，需先以思想文化救之。于是，当时的一大批学者文人把向西方学习的目光转向了西方文学。在众多文学样式中小说无疑是受众最广，最容易为普通大众接受的一种文学样式，也最为当时的文学翻译提倡者所重视。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 [1]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十九世界中国最后一次向西方学习的浪潮，这次西方文学唱主角，而侦探小说因为其自身具有的种种特点成为这次文学翻译浪潮一朵引人注目的奇葩。
对于侦探小说在这次翻译浪潮中的地位，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 [2]这一点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翻译者众多,作品数量巨大。当时从事翻译侦探小说的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吴趼人、周桂笙等翻译大家。二是选择范围广。从最初翻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扩展到欧美、日本等众多侦探小说家，如美国作家的爱伦·坡,法国的鲍福,日本的黑岩泪香等。 [3]三是翻译速度快,几乎与原作的出版同步。与当时许多译本来自日文本不同,侦探小说的翻译“抛开日本这个中转站,直接取法欧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还快, 在这个特殊的文艺领域里基本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 [4]
同是被当做开启民智的小说形式引入进来，为何侦探小说能独树一帜，迅速赢得大众的喜爱，成为一种普及流行度远远超过其他形式的小说并在几十年内仍然受欢迎呢？笔者以为，个中原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简单概括：
一是引进者和翻译者强烈的政治目的性，与引进其他形式的小说一样，最初侦探小说被引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翻译者希望侦探小说能帮助中国的普通大众开启民智。而且，比起其他形式的小说来，侦探小说似乎还独具优势：侦探小说是一种围绕破案为中心展开描写的小说，在对破案过程的描述中往往涉及大量西方的科技、物质设施以及法律思想等内容，似乎更容易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开启民智的目的在潜移默化中也就自然实现了。如中国侦探小说家程小青就把侦探小说称为“化妆的通俗教科书”。 [5]
二是侦探小说与中国的传统公案小说有诸多共通之处，更容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在侦探小说流行之前，在中国普通民众中最受欢迎的小说形式是公案侠义小说。两者具有很多相似点，如同样以情节为中心，重视情节的建构，构思巧妙，高潮迭起，激荡人心等。另外，不同于公案侠义小说，侦探小说在叙述时间上往往采用倒叙的手法，谜底在最后才被揭开，从头至尾的悬念成为吸引读者的一大法宝；在叙述视角上，侦探小说往往采用限制视角，读者与故事的叙述者一起经历案件的整个侦破过程，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性更强。总之，侦探小说给中国读者一种似曾相识又充满新奇刺激的感觉。这是救国图存的政治热情消退后其他小说形式如政治小说渐渐退出时代而侦探小说仍然活跃的根本原因。
另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印刷出版业的兴盛等都是侦探小说在中国得以流行的社会条件。
二、水土不服后的营养不良
在翻译大量外国侦探作品的过程中，不少翻译者开始尝试创作中国的侦探小说，这个过程经历了中国的部分公案小说中开始出现侦探小说因素、一批混合了公案小说和侦探小说因子的小说出现、富有中国特色的相对成熟之作开始形成等几个阶段，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已进入相对成熟期，出现了一批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专业作家，大量报纸都有刊登侦探小说的版面，专门发表侦探小说的杂志也有不少。同时，最能代表中国侦探小说发展水平的还是一批有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作品的出现，如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等。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我们并没有诞生享誉世界的侦探小说家，也没有如《福尔摩斯探案》这样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侦探作品。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被引入中国后，中国的社会大环境并不适合侦探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侦探小说在中国一直处于一种不服水土，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的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正是在模仿《福尔摩斯探案》的基础上创作的，虽然作家也力图在《霍桑探案》中进行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总体说来，《霍桑探案》和《福尔摩斯探案》的关系是一直在模仿，从没有超越。
在《霍桑探案》中，霍桑是一个和福尔摩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少区别的人物。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程小青创作《霍桑探案》的成功和不足可以大略展示出来。
与福尔摩斯相似，霍桑性格坚毅，对事物观察细致入微；在知识结构上，两人对数理化各学科及社会科学中的犯罪心理学及哲学、法律等均有一定的研究, 特别是侦探学和犯罪心理学；两人都有严谨的生活习惯；他们都有一个好助手：包朗和华生。但是两人也有明显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福尔摩斯冷酷无情，以法律为准绳；霍桑在遵循法律之外往往更多的考虑道德因素，更有人情味。二、福尔摩斯为人古板，性情怪异霍桑开朗乐观，平易近人。三、霍桑关心民生疾苦，经常对人生和社会问题发表看法。
可以看出，在创作霍桑这个人物时程小青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霍桑探案》达到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目的，这仍然没有摆脱梁启超等人引进西方文学时的最初目的—政治功利性。同时，在对《福尔摩斯探案》的模仿中，程小青往往更关注叙事模式和情节建构等艺术层面的问题而忽略了《福尔摩斯探案》情节叙述中透露出的英国存在的成熟的法治社会的本质性内容，这也正是当时中国所不具备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试图用侦探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达到让国民人人具有科学民主精神和法律意识的目的，这是侦探小说和其他艺术样式的不堪承受之重，也是中国侦探小说没有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根本原因。
三、流转带来的神奇：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带来的启示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是一部奇书，表面上看，这部书是对中国传统公案侠义小说《狄公案》的模仿，但这部“模仿”之作却大大超越了它的模仿对象，成为受到中西方读者广泛喜爱的名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内里原因，无疑对我国的文学创作很有好处。
《大唐狄公案》借鉴了《狄公案》的人物、时代背景和某一部分情节，从这一角度说《大唐狄公案》是《狄公案》的模仿之作，但《大唐狄公案》的模仿也仅限于此。实质上，它借鉴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壳，内里的神却仍然是西方传统的侦探小说。在《大唐狄公案》里狄公是以一个侦探的方式展开一起起命案的调查的，案情的侦破过程也符合侦探小说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情节建构模式，叙述视角、叙述模式都是西方古典侦探小说的套路。因此，对于西方读者，他们读到的仍然是侦探小说，不过在这部侦探小说中，他们遇到的是在奇异的唐代东方所发生的奇案，这给了他们一种新奇感。对于中国读者，他们同样有种新奇感，本来以为是中国的传统公案小说，但是读起来却全然不是过去的味道。毫无疑问，高罗佩在创作《大唐狄公案》时有意利用了这种奇特的错位，给人以新奇感但这种新奇感并没有陌生到使读者接受不了的地步而是恰到好处的保持了对读者的最大吸引力。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吸收外国文学营养并运用到本国文学创作中时必须保留本民族文化的核，不然无论模仿的多么形似，始终还是少了那一分味道！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j]. 新小说，第1 号，1902.
[2] 阿 英. 晚清小说史[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3]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4]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转变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程小青.论侦探小说[j].新侦探，创刊号，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