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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高速增长的迷失
上半年gdp数据显示“破8”后，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挺住的议论甚嚣尘上，“保8”呼声再次涌动。当前政府提出“稳增长”的口号，但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有可能在现实中被演变为借机快进的态势。当中央4万亿2.0版刺激计划是否推出的疑问还萦绕在人们心头，地方政府新一轮投资潮已现山雨欲来之势，宁波、南京、长沙、贵州等多地出台的重量级投资计划被视为地方版的“4万亿”。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表面上源于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但深层次而言是中国经济是要速度还是要质量的问题。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1978～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9.9%。依靠这样的速度，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世界工厂”的称号实至名归；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2010年接近40万亿元；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出口冠军；政府成为全球第二富政府，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余额超过3万亿美元；城市化率从改革之初的17.9%跃升至2011年的51.3%；跻身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2011年人均gdp已达5415美元……
然而，在增长的背后，更要看到中国增长质量与增长速度无法统一的现实。尽管政府无数次强调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性，要促进经济速度与增长质量的统一，但现实中经济重量轻质”却是不争的事实，“速度就是质量”悄然替代了速度与质量的协调统一，中国经济依然未能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进一步探究高速度奇迹的背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可谓极其高昂。
代价之一。严峻的环境污染和扭曲的生态破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和生态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关数据显示，80%的中国江河湖泊断流或枯竭，2/3的草原沙化，沙漠化土地每年递增3400平方公里，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等五类水。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更是频繁发生。从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和2006年的湘江株洲至长沙段镉污染事件到2007年无锡太湖的蓝藻爆发事件和2008年辽宁丹东的重大水污染事故，再到2009年盐城自来水遭酚类化合物污染事件、2010年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和2011年的康菲渤海漏油事故，以及在此期间各地发生的一次次“血铅事件”和全国癌症村数量的激增，无不给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多。今年六七月份接连发生的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其背后的导火线也都与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项目密不可分。实际上，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列举十六大以来中国前进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就被放在了首位。
代价之二。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脆弱的实体经济。gdp增速的快进，过度依赖于房地产这一所谓支柱产业的拉动。近十多年来，地方政府迷恋于大搞土地财政，房地产开发成为城市化膨胀的重要推手。土地一级市场被政府垄断，高地价与高房价共舞，房地产市场泡沫不断累积，房地产腐败严重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一批批层出不穷的落马官员，其背后都或多或少与房地产利益捆绑在一起。尽管中央对房地产市场展开了一轮轮的大力调控，但并未勒住疯涨的房价。在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畸形模式下，在中央与地方的一次次博弈中，楼市调控几乎从来没有长期政策，始终处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尴尬境地。一轮轮的楼市调控，变成了一次次的“空调”；一次次的“空调”，又推动了一轮轮的房价疯涨。与之相伴的是，大量资本开始大规模逃离实体经济，非房企纷纷进军地产业，“炒房”成为中国楼市的一大特色奇观，赚钱来得快且十分可观。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实体经济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国进民退”之势加剧，制造业领域不少行业的利润不足5%，投资机会越来越少。正是如此局面，自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央多次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指示各部委于今年7月底密集出台完毕42项民间投资实施细则。但如何让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且不“悬空”，扭转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将是根本。
代价之三。潜在的地方债务“地雷”和不稳定的金融系统风险。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中国政府4万亿仓促“救市”。在保增长的旗帜下，2009年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大戏年，中央银行开闸放水制造了近10万亿的新增信贷，地方融资平台扩张成了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而对不少处于“吃饭财政”地方政府来说，如此大肆举债经营城市的后果便是地方债务规模的水涨船高，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这一债务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27%。而随着经济下行，地方债务蕴含的风险也随之开始显露，2011年云南、四川、上海等地平台公司的违约风波或上演的资产腾挪术，敲响了银行坏账风险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警钟。加上去年温州、鄂尔多斯、江苏XX县区等地的“高利贷”崩盘事件，企业家“跑路潮”兴起，民间融资市场危机四伏，以担保公司、寄售行等地下钱庄为代表的“影子银行”正在制造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地雷”。眼下，浙江600民企联名上书浙江金融办的担保圈危局尚未解除，杭州、温州、宁波、金华等多地财政出资相助，而珠三角又曝出融资性担保公司半数歇业，部分被取消牌照的消息。如此局面，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向全国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演变越来越受到中央高层重视，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也于今年3月份呱呱落地。
代价之四：失衡的经济蛋糕分配和链网式的强势利益集团。随着2010年居民人均收入跨过4000美元的台阶，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而能否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善失衡的经济蛋糕分配格局，已成为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中国经济高涨的同时，膨胀的财富蛋糕被强势利益集团不断蚕食和剥夺，弱势群体却日益被边缘化，并未能真正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事实上，失衡的经济蛋糕分配背后，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链网式格局呈日益强化之势，且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缠越来越复杂，纵横交织形成一张巨大的链网，侵蚀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目前国民财富的分配情况是：政府财政每年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企业资本拿走了约45%，广大的农民和城镇普通劳动者群体只拿走了剩下的20%。尽管中央多次强调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但历时八年起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却迟迟难以出台。强势利益集团不破除，经济蛋糕分配难以体现公平。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并不止于这些，是时候终止这种过于追求速度的模式了。“十二五”中国经济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适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是必然的。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八年来首次放弃“保8”任务，也彰显了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上半年中国经济虽下行加快，不过仍高于7.5%的增长目标，但恐慌经济失速的呼声又不绝于耳，gdp速度为王的观念束缚依然未根本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时代并没有结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虽然成绩斐然，但代价也十分巨大，彻底转变发展模式已是刻不容缓，否则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将成空谈。（作者系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