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双金榜》的戏曲史意义.pdf

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 双金榜 的戏曲史意义*高岩摘要: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涌动，晚明市民文化兴起，与俗文学互动共生，一方面市民文化推动俗文学进程，为俗文学发展提供人文土壤，另一方面俗文学创作、演出的蓬勃演进又为市民文化增添丰富多彩的内涵。如此，戏曲创作活动主要集中于崇祯朝的阮大铖在人物选择、情节布设、叙事艺术等方面都表现出符合时代趣尚的市民文化视角。阮大铖的戏曲创作在明末引起较大轰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适宜市民文化审美风尚而不落窠臼的“以戏曲讲故事”意识，应功不可没，其 双金榜体现出的对戏曲叙事结构的重视与实践，推动了戏曲观念由“重曲”向“重剧”的递变。关键词:阮大铖双金榜文本生成叙事结构阮大铖出生于明清时期才俊辈出的安徽桐城，魏晋名士阮籍是其远祖，故其诗集名为 咏怀堂诗集。阮氏家族在明代即声名赫赫，少负才华的阮大铖像许多明清时代的望族子弟一样渴望科举扬名、传承家声，其十七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美誉。少有才*本文系 国 家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一 般 项 目“戏 曲 经 典 与 明 清 文 学 风 尚 变 迁 研 究”(18BZW069);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元曲经典化问题研究”(2018M640359)的阶段性成果。华，进士出身，原本可以实现其“有官万事足”的人生理想，但晚明炽热的党争却将其击得粉碎。在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明争暗斗中，阮大铖最初站在东林党的一边，天启四年(1624)的吏部都给事科事件，致使他被东林党驱逐，而被认定为阉党一派。整个崇祯朝的十七年，阮大铖便在期冀与东林党重归于好的路途上挣扎，而东林党始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甚至在崇祯七年(1634)的时候将闲居在家的阮大铖再次驱逐。最终，在南明小朝廷获得权柄的阮大铖大肆迫害东林党，成为 明史仅记的十五位奸臣之一。然其戏曲创作却在晚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刘世珩有“曲文隽妙，尚存元人余韵。脍炙艺林，传播最广，观者不以人废言也”之评价。至于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张岱则云:“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曲海总目提要中也有所提及，“推其大指，总因崇祯初年，大铖丽名逆案，弃不复用，借传奇以寓意，谓己无辜受屈，欲求洗雪之意”。吴梅总结到，“其品固不论，而其才实不可及”。前贤学者关于阮大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戏曲创作动机、戏曲内容的寄寓性、戏曲“错认”情节等相关研究，从晚明市民文化的视角，对其戏曲叙事结构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在前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晚明市民文化对阮大铖 双金榜文本生成的积极影响及其带来的对晚明戏曲以结构为中心的观念形成。一市民形象参与剧本结构搭建晚明，文人传奇创作蓬勃发展，无论是戏曲创作亦或是戏曲理论都551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 双金榜 的戏曲史意义(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刘世珩跋)，黄山书社2014 年版，第 630 页。(明)张岱:陶庵梦忆卷 8，作家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7 页。(清)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卷 11，载俞为民、孙蓉蓉编 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上，黄山书社 2009 年版，第 440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吴梅跋)，黄山书社 2014年版，第 479 页。取得丰硕成绩，涌现出一大批戏曲创作家与理论家，戏曲向着文人化、案头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文人传奇创作的种种弊端。在创作主题和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文人成为戏曲的主人公，文人生活、文人情趣成为戏曲表现的主要内容，陈陈相因，难于突破。阮大铖敏锐地捕捉到市民文学的勃勃生机，但是对通俗文学有自己的看法:“噫!童子哉，童子哉，其惟填词乎?而芥纳须弥，义固无漏，要其诲嗤纳败，端有二焉。夫取事板古，吾未见晓风残月之可以大特书也，若平话鼓词，此又识字大伯垆边醒睡底本，根地卑湫，牵苕垩秽，何其尽菰芦而然也。”要么是过于典雅而走向词藻的堆砌，要么是过于俚俗而毫无情趣意境。双金榜则取文人之风雅与市民之俚俗合二为一，在作品中不仅塑造了志不获展、备受冤屈的文人，同时也塑造了生动可感的平民形象，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扩大了传奇文体结构布设空间。在 双金榜中，市民形象成为文人戏曲的主人公。剧中的市民形象不但笔墨丰满，而且符合市民文化的精神内核，如善解人意、助人为乐的詹彦道，不仅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为皇甫敦送寒衣，而且在朋友有难时帮其抚养幼子。当养子詹孝标高中探花后，又主动助其复姓归宗，“谢天谢地，孩儿高中，老汉瞑目了”表达了詹太公淳朴厚道的美好人格。剧中写道“如今人象你的也少，那有朋友的儿子，这般看待”。“二十年生死交无改”的朋友情谊不能不令观者动容，这是从市民的视角来对性情纯良的詹彦道的褒奖。詹彦道临终之际，他的善举感动了周围的邻居，即使是来看病的医生也认为其是:“好人，好人，我也不禁泪珠流651 戏曲小说研究(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20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38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20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20 页。落。”如，江洋大盗莫佽飞是文人皇甫敦两次因“误会”而被冤的主要制造者，但作者并没有把他塑造成十恶不赦之人，而是将两次制造冤案的原因，写成是为报皇甫敦之恩而产生的“误会”。再如，招牌卖药但错字连篇的蔡蒲包，热心助人的半老村妇等，这些市民形象进入戏曲作品，共同钩织出色彩斑斓的市民生活图景，延展了戏曲文学的表现视域。对市民形象的正面塑造与讴歌，反映出阮大铖较为传统的思想观念。在 咏怀堂诗集自叙中他提出“善所群怨”“以情治情”“怨而无失其人伦之正”等文学观念。在 自叙开篇即点明:“夫诗者，教所存以情治情之物也。情亦奚事治?盖身心与物触，而诗生焉。于是导以理义，黝正其有未合者，则人之所为诗，圣人教人之所为诗也。人生身世得失，亦何多端，而人心世道亦罔不善，罔不治。”要通过导以理义，人的情合乎圣人的观念，使人的情感都走上善的一途，以圣人之情规范普通人之情。将此类文字与其戏曲作品中市民形象的淳朴善良对读，或可明了阮大铖市民形象寄寓的风化旨趣。双金榜中市民形象不仅丰满生动，而且在戏曲作品中承担着结构线索性的意义，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如詹彦道，在剧中第二出 雪哄、第十三出 托嗣、第二十九出 饯惑、第三十五出 捷诀均是主角，而第三十四出 洛迎、第三十七出 讣浼均是以其为主要叙述对象，可见其在剧中起到连绵情节的重要作用。与詹彦道相关联的衣服、血书、临终遗书都成为故事结构前后相互关联的重要砌末，不可或缺，具有结构性意义。如外扮詹彦道与生扮皇甫敦均在第二出出场，书生皇甫敦的出场采用才子落魄的传统方式，孤身一人投身白马寺，在“今日小年，又值这般大雪，好不凄凉人也”的时空背景中，“小立檐下，风色寒紧”，正期盼着“谁送椒花酒，草阁聊翻竹筒书”之时，外扮詹彦道以“裘帽骑驴”上场，“【江儿水】(外)背郭村烟断，临风径行斜，杖藜把不住溪桥滑，冻缰绳，紧把青驴跨。只为鼓盆有客栖莲社，短景751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 双金榜 的戏曲史意义(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37 页。难堪独夜，因此上破泞冲泥，炙酒剪灯长话”一曲，通俗晓畅，符合村居老父的语言特点，同时将“雪中送寒衣”的浓浓温情传递。正因为詹彦道雪中送来的“新衣”，才有了第六出 逃儒中，皇甫敦因去赴宴汲嗣源，而脱下旧衣换新衣的情节，“小生缊袍百结，怎生插在其间。幸喜年内詹太公，制下衣巾，新新展展，今日穿戴起来，才成了体面，也有许多风采”。皇甫敦换上“新衣”去赴宴，而换下的“旧衣”就恰好成为莫佽飞为掩饰身份行窃的砌末。如此一来，皇甫敦第一次被冤才有了合情合理的“证物”，而皇甫敦被冤远走他乡，才有了与卢氏的婚姻，才发展成为一兄一弟、一南一北的结构线索。再如，莫佽飞是皇甫敦两次冤案的制造者，第一次是使皇甫敦远走岭南，第二次是使皇甫敦滞留海外，而这两次冤案的最终结果都是让皇甫敦离开幼子，这样才有了两兄弟见面不相认的互相攻讦。而其偷盗宝珠事件是戏曲叙事的起点，“平起风波，向如来顶首暗摩挲，惹出许多精怪”，其引外番归朝、宝珠还归佛顶是戏曲叙事的终点。在这条线索上，莫佽飞始终起到重要的文本结构意义。如莫佽飞在第四出出场:“只为着真腊国那颗龙母宝珠，在天宝年分，贡入大唐。闻得此珠被太真娘娘赐作白马寺伽文佛顶珠。经云:有顶首珠，三界稀有。运三昧火，炼七昼夜，无有间歇，珠现宝华，百千万忆。子珠护母，聚于炼人，如恒河沙，不可思议。俺想此珠入手，何愁东西诸洋这一班君长，不以宝坛狎主，尊奉俺家。”当莫佽飞想要借居白马寺的时候，遭到了禅堂都管的阻拦，这时皇甫敦出手相助，“这头陀象貌虽凶凶的，却也有些奇怪，不是庸髡。这般大雪，叫他们往那里安身?自古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把这头陀就安在伽蓝殿里。那班人支在十方堂安下，过了这雪天，叫他起单也不迟。”因为皇甫敦的“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更因为在皇甫敦851 戏曲小说研究(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23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77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30 页。看来莫佽飞不是“庸髡”“观君相貌，不是凡髡。暂尔绕树寻枝，终是搏风运海”的知音之情，日后莫佽飞为报答皇甫敦的知遇之恩而将偷盗来的府银赠与，制造了皇甫敦的第一次冤案。当皇甫敦流落岭南，与卢氏伉俪情深，所育之子尚在襁褓的时候，莫佽飞又出现了，并且邀请他海岛相聚，番鬼隆重的欢迎仪式，再一次成为皇甫敦通海盗的“误会”，从此滞留海外，构成了皇甫敦的第二次冤案。可见，莫佽飞不仅有市民形象塑造层面的意义，同时还承担着重要的线索结构意义。此外，双金榜中还善于运用人物叙述将结构有机融合，如第九出摸珠中，莫佽飞出场:“咱从白马寺中，换着衣服，改扮儒装，行进城来，并没有半个来盘诘。早已在那谯楼左侧小屋角头，飞身直入安抚中来了。(走介)特湾抹角，此处看一看是甚么所在。(看笑介)月亮中，明月照见是长盈库三个字，恰好恰好。”当莫佽飞绕过醉酒后熟睡的库吏而进入府库后，仍有一段人物叙述，用人物的视角引领观众看府库内的情况:“你看月光在天窗上透进来，如白日一般。那地下明晃晃的，堆了许多元宝。似这般耀眼糊心，都爱煞孔方兄弟。果然采色晶光，难怪如今人这等爱他。”用人物叙述的视角使文本结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增强了戏曲作品的叙事性。从以书生为中心，到市民形象进入文本，再到市民形象参与文本建构的自觉运用，阮大铖探索了文人独创传奇都要面对的结构问题，而且市民角色的有效介入，打破传统戏曲的双线结构，形成多条线索交织的网状结构、使剧本的叙事空间立体多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戏曲受到文人视角空间限制的问题。951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 双金榜 的戏曲史意义(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39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46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47 页。二“别开生面”的市民审美观照与阮大铖同时代的文震亨指出晚明戏曲创作之弊:“盖近来词家，徒骋才情，未谙声律，说情说梦，传鬼传神，以为笔笔灵通，重重慧现。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移换推敲，每烦顾误，遂使歌者分作者之权。而至于结骸造形，未能吹气生活，分出砌白，又多屋下架梁，使登场者与观场者之神情，两不相属。谁为作俑，吾不能如侏儒附和矣。”而阮大铖则“一洗此习，独开生面，觉余心口耳目间，靡所不惬”。阮大铖的戏曲创作不仅关注文本，同时也关注舞台演出效果，其组建的“阮家班”在晚明较有影响。将民间戏曲演出的场面植入文人戏曲作品是阮大铖在戏曲结构艺术上的成功实践，如 双金榜中唱民歌(第二十二出)、说番语(第二十三出)均展现出灵动的生活气象与民间视角，同时又巧妙地将其与文本叙事、情节发展绾结一处。“(双金榜)通本情节诙诡，梵典图经恣意渔猎，非胸罗书卷笔具辘轳者不能作。明人传奇多喁喁儿女语，独圆海诸作皆合歌舞为一皆耳目一新，使观场者迷离惝恍，此又同时诸家所无有者矣”这种颇具创新意义的剧本建构方式，为晚明戏曲结构理论提供了创作实践的注脚，也为晚明戏曲演出注入了活力。“戏中戏”的娴熟运用是 双金榜的显著特色，其“戏中戏”的选择都是以民风民俗为标准。“戏中戏”即在一部戏曲中穿插引用另一部戏曲，将这部分作为一个片段与整部剧相连，增加戏剧的表达效果。如第七出【灯游】演出了官民同乐的元宵赏灯场面，“六街灯火一半是梅061 戏曲小说研究(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文震亨题词)，黄山书社2014 年版，第 313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文震亨题词)，黄山书社2014 年版，第 313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吴梅跋)，黄山书社 2014年版，第 480 页。花。开小队，放高衙，香烟细细，马前百戏喧哗”，场面华丽而闹热，“象瀛洲一座鳌山，赛华胥万户人家”。有闹滚灯:“斗辉星灿，倘东西随方逐圆，杨花滚作木绵弹。光乍乍，白鬖鬖，似老僧伽脑磕琉璃殿。”有跳竹马:“乘风掣电，半空中高揭鸡竿，曹交半截木靴穿。龙作马，玉为鞭，阿修罗一对央儿战。”有妆故事:“(杂扮昭君抱琵琶、杨六娘对舞梨花枪上)冰絃檀板，扮当场优孟衣冠，琵琶马上泪偷弹。红叱拨，锦连环，舞矛俞四面梨花颤。”还有筵席烟火等传统的民间歌舞形式轮番登场。再如，第十八出 煎珠中摆放佛像、花灯、香幡、火炉等的场景描写及宝峰师父宣演经咒的大段唱念，龙王虾兵鼋将舞上旋下的表演及龙女献珠、海鬼献珊瑚、鲛人献绡的舞蹈，都是在文人传奇中难得一见的。如第二十一出 诺婚中写到:“我们这边风俗，男女成婚时，定要对坐草茸中，女家先唱个竹枝腔词儿，男家答一个，一答答上了，方才携手归墟，洞房花烛哩。”这里有意表演出异乡的婚俗之奇，“不似你周礼周公在洛阳”(第二十一出)，增强舞台表演的新奇感。第二十五出浮海的表演性也特别强，以“生大惊”的科介来表现场面之奇异。可见，有的关目就是为舞台表演而有意设计的，“千里飞帆，令人惊眩欲绝”“生长中土，视此便作稀奇”“今日相招到此，真是井蛙观海，见所未见，令人心目俱开”等均表现出场面之宏大，及景观之视听刺激。再如，第三十一出 变夷，皇甫敦为番邦讲授中原文化:“这些岛夷番鬼，161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 双金榜 的戏曲史意义(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41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41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41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98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13 页。各各鱼贯成列，鴃舌谈经，颇有中华礼乐之风。”但同时也存在语言沟通的障碍，因此需要通官翻译，并且用番语写了一曲由占城、真腊、三佛齐、爪哇四处世子舞唱的【清江引】“撒摩撒褪挤弥哩，杂塔乌泥利。乌弥杂并澌，瑟帝知俱底。”这些穿插在剧本叙事结构中的民俗演出，增强了戏曲作品的可观演性，将文人戏与民间戏融为一炉。晚明戏曲是比较关注舞台演出的，而阮大铖之 双金榜则更进一步丰富了舞台演出的形式。阮大铖是明末独创性极强的文人剧作家，其认为自己创作的传奇“于稗官野说无所取焉”，原因是“盖稗野亦臆也，则吾宁吾臆之愈”，可见作为“江南第一才子”对自身才华的自负，同时也与当时盛行的生新尚奇的审美风气息息相关。双金榜以市民生活为背景，构建“奇”的结构，不落俗套，张岱有言:“阮圆海大有才华如就戏论，则亦锹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在阮大铖现存的四种传奇中，春灯谜 牟合台 双金榜都是文人独创传奇，即使是有蓝本的 燕子笺也“出目迥异”。双金榜中娴熟地运用“牡丹花”之奇，将现实与梦境有机融合。如第十二出 散花中旦在现实中出场，描述的是闺中少女的生活日常:“奴家为着母亲许舍香山寺宝幡，自年内起手到今，绣了两月，幸喜工天已完过七八分上了。牙尺剪刀，每夜灯前，长是不歇。”而天女着彩衣261 戏曲小说研究(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24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25 页。刘建欣:毛晋的名剧意识与 六十种曲的编纂 ，文艺理论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72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 5页。(明)张岱:陶庵梦忆卷 8，作家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7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刘世珩跋)，黄山书社2014 年版，第 630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62 页。散牡丹花的情节，则是由旦的人物叙述完成:“适才睡去，似梦非梦，见两个女子，似天仙妆束一般，空中飞舞，手中先撒花片，后抛下一个花球儿，红得可爱，恰好掉在奴家鬓儿上，猛然惊醒了。啐!没要紧闪这一闪。呀!这胆瓶边红艳艳的，果然一枝花在此。”虚实相生，连贯而曲折。再如，利用两次冤案牵扯出两兄弟的两条叙事线索，“一南一北，却如何这般相似，也奇，也奇”。利用玉蝴蝶构建的“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婚姻线，“这一门姻眷也结得奇”(第四十三出)等，都是以来源于市民生活本身的“奇”搭建结构。“尚奇”“尚新”是明清文人曲家的艺术追求，“传奇，纪异之书也。无奇不传，无传不奇”。戏曲是舞台艺术，新奇是观众赏戏的一个重要看点，创作戏曲自然要追求新奇，但天下之最新奇见于平常之中，如能达到在平常中蕴含新奇动人的力量，则是至高的艺术境界。汤显祖也持此观点:“天下布帛菽粟之文最是奇文，但不足以悦时目耳，然有志著书人，岂肯与时目作缘者?东嘉此书，不特其才大，其品亦甚高。”并从中悟出“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的艺术启示。张岱在 答袁箨菴强调:“兄看 琵琶 西厢，有何怪异?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明中后期，传奇朝着“奇异怪幻”趋势发展，戏曲家发现了这种艺术追求的危险性。361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 双金榜 的戏曲史意义(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63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30 页。(明)倪倬:二奇缘小引，载吴毓华编 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31 页。(清)毛声山: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前贤评语汤若士，载俞为民、孙蓉蓉编 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 1 集，黄山书社 2008 年版，第 483 页。(明)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载俞为民、孙蓉蓉编 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 1 集，黄山书社 2009 年版，第 608 页。(明)张岱:答袁箨菴，载俞为民、孙蓉蓉编 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 3 集，黄山书社2009 年版，第 521 页。“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成为理想的艺术范式。阮大铖认为“出奇”固然可贵，但不可脱离现实，优秀的作品是既能“尚奇”，又不失生活真趣。李渔在总结戏曲发展规律时专写 戒荒唐:“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无论词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脱离社会现实，一味地追求新奇，凭虚驾幻、荒诞不经，这样的作品被明清曲家批评而且排斥，阮大铖以成功的戏曲创作实践，从市民日常生活的“布帛菽粟”之中生新求奇，回应了晚明对“尚奇”戏曲结构的探索。三市民文化影响下“以戏曲讲故事”的结构理念双金榜以结构取胜，体现了剧学中心的叙事观念。吴梅评价其“头绪纷繁，一丝不乱，是大手笔。云亭、稗畦俱拜下风矣”。从文章学角度看，阮大铖重视传奇创作的文法结构，将传奇创作观念从抒情性叙事迁移到戏剧性叙事，上承王骥德的“工师建室”，下启李渔的“结构第一”，在明清传奇叙事结构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宏观整体布局、微观有机统一，并缓急得当地运用戏剧节奏，达到张弛有度的戏剧效果。双金榜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是叙事结构主次分明、脉络清晰，整体格局有伏有应，情节连贯，虽复杂多绪，但却表现为井然有序，可以看出阮大铖极其擅长对戏曲整体结构的布设安排。除整体的结构搭建之外，局部的有机统一也显得十分突出。一是前因后果的结构观照。如第二出斋夫向皇甫敦催收礼物时，皇甫敦打了斋夫，斋夫记恨在心，于是在第九出 摸珠中蓝安抚审理宝珠被盗一事时，照应前文，写斋夫的心理活动，“皇甫敦你打得我好!今461 戏曲小说研究(明)张岱:答袁箨菴，载俞为民、孙蓉蓉编 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 3 集，黄山书社2009 年版，第 521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吴梅跋)，黄山书社 2014年版，第 480 页。日撞到我手里来了”，于是诬陷皇甫敦“平日里来往无非游侠儿”，而成为了皇甫敦“误会”被冤偷盗事件的人证。如第十一出 闹勘中，蓝廷璋因武断专行而导致皇甫敦流亡海外，至第三十八出 浼咈，蓝廷璋得知詹孝标是皇甫敦的儿子，联想到当年自己的行为，认为其是自己的“冤对”，于是阻止詹孝标复姓归宗，使剧情再起波澜。再如第十三出托嗣中写皇甫敦写血书将幼子托付给詹彦道，至第四十四出 廷讦中，皇甫敦当众背诵血书内容，成为父子相认的最有利证据，当年托嗣时的悲痛之情也再次被唤起，不仅产生了重温前文叙述的效果，而且合情合理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如第五出 春谒中，外扮的弘农郡刺史汲嗣源提醒在“满城大放花灯三夜”“这太平歌管莫教辜负”时，要特别注意防盗，“此地五方杂处，探丸御货，各属时时报闻。虽值盘游，亦须防毖。大酺欢娱，那鸡鸣狗盗须防跋扈”，是为后来莫佽飞偷盗行为设置的伏笔，有意提醒观众此处有戏。在第九出回应第五出，以插科打诨的形式，描写了元宵佳节守府库吏醉酒的滑稽相，而其擅离职守又为第五出中汲嗣源的“预言”提供佐证。至此，前有因、后有果的细节勾连还没有停止，在第十一出闹勘中，汲嗣源劝说蓝安抚重审皇甫敦偷盗一案，遭到拒绝后，有一段心理描写，“可笑，可笑。功名鸡肋，弃之何难。只是天理人心，恐难昧煞”，并且重温前文的情节:“况放灯一节，也曾力言要加防范，却全然不蒙见采，及至疏虞失事，却又罗织无罪书生，希图脱卸。古云: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下官今日不去何待!”第五出、第九出、第十一出都对蓝廷璋不听劝告而导致府库失窃的因果做了回环照应。剧本不仅在叙事内容上前后呼应、互为因果，同时在关目布设中也561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 双金榜 的戏曲史意义(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50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50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37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59 页。追求前后相继的有机关联，如第十二出 散花中旦角在岭南梦天仙撒下牡丹花，而旦角的一句“闻说牡丹洛阳地方才盛”，直接引出第十三出皇甫敦离开洛阳，远戍岭南。再如，第十四出 斗草中因卢小姐游园而被帅府苗衙内墙头窥见，于是求婚嫁引出第十六出 待字，卢母拒绝苗衙内的求亲后，也成为后来皇甫敦第二次“误会”遭冤案的缘起。总之，因果相继的构思，使得剧本逻辑谨严，文思细密。二是悲喜相生的关目设计。如第十五出 泊遇写由悲而喜，先写皇甫敦面对波罗大王的神位哭泣自己含冤被远戍的痛苦，紧接着写遇见因听见哭泣声而将他捕到海船的莫佽飞，从此皇甫敦得到莫佽飞的善待。如第三十五出 捷诀写由喜而悲，将詹彦道病重过世的噩耗与詹孝标中探花的捷报布设在同一叙事时间。如第三十六出 慈养写由喜而悲，面对因皇甫孝绪中状元而即将获得的封赠，卢母反而“悲戚”:“我良人未归，鸾诰何心独受，这封赠断断不必送来，添我伤感。”至第四十一出 赚封则由悲而喜，卢母正与皇甫孝绪伤感其父下落不明之时，传来皇甫敦已经回到海南的喜讯，从“不禁含悲恸，旧事心头涌”到“天大的喜事爹爹已归到海南了”。如第四十四出 廷讦，从亲兄弟互相攻讦，到父子、兄弟相认，“以情以理”。正如王骥德所言:“文章之妙，不难于令人笑，而难于令人泣:盖令人笑者不过能乐人，而令人泣者，实有以动人也。夫动人而至于泣，必非佳人才子、神仙幽怪之文，而必其为忠贞节孝之文可知矣!”双金榜在悲喜相生的结构布局中，展现出情感的激荡和情节的挪移。661 戏曲小说研究(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64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41 页。(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457 页。(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评语，载俞为民、孙蓉蓉编 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 2 集，黄山书社 2009 年版，第 160 页。(清)毛声山: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批语第一出，载俞为民、孙蓉蓉编 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 1 集，黄山书社 2008 年版，第 498 页。三是同中之异的叙事美学追求。如第二出 雪哄中雪中送衣的詹彦道与催取年节礼的儒学斋夫的对比，一善一恶，美丑互现。如第十一出 闹勘中，武断专横的安抚使蓝廷璋与爱才惜才、伸张正义的弘农郡刺史汲嗣源的对比。此外，还有同类事件的前后映照，如第十三出托嗣和第二十九出 栈惑:“你可记得，那皇甫秀才当年与我分别正在这个所在，今日又在此地送他孩儿。”“无穷惆怅上心来，记当年此地付与婴孩。算如今十零八载，养成个梁栋之材。”第二十二出 踏歌与第三十三 赘郄，前者写岭南婚俗，后者写中原婚俗，都是以婚姻仪式表演的形式呈现，表现不同地域不同风俗的同时，体现出剧作家巧妙地运用戏剧结构营造同而不同的叙事艺术。四是戏剧节奏的缓急调控。双金榜的戏剧节奏缓急有秩，有的为了密针线而插入，故一笔带过，如第二十四出 徙官，交代蓝廷璋荐举汲嗣源复官，第二十六出 环赐，交代汲嗣源的复官，此二出均是为结局做铺垫。而第十三出 托嗣则为了表现皇甫敦被冤远戍的委曲与无奈托孤幼子的痛楚，而使叙事时间暂停，从而使得长亭送别的皇甫敦与詹彦道两人有充足的表演时间，淋漓尽致地抒发个体情感，营造悲情意境，达到与观众共情的艺术效果。戏剧节奏放缓的还有第三十一出 变夷，此出详细地叙写皇甫敦为外番世子讲解 诗经 书经 礼经春秋经的情境，运用大段的唱词以及表演动作抒发了书生“既达孔圣书，还要习熟周公礼数”的教化之旨和政治理想。再如第四十四出 廷讦，对两兄弟互相诘难的细节充分展开，因为这是全剧的重心，也是剧作者苦心经营的大结局，“要其大意，于以见坎止蜃楼，冤亲圆相，众生之照心失而无明起也。盲攻瞆诋，大约蚩蚩焉，如皇甫氏之父子弟兄尔”。此外，双金榜中虽有市民文化的融入，但阮大铖是进士出身，因此，剧作对文人之才的寄托仍然比较强烈，“才华品行，冠冕天中”(第五出)是剧作者的文人化表达。如在第八出 署集中，汲嗣源与才子761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 双金榜 的戏曲史意义(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20 页。联诗对句，提到“末后二句，我们俱不消作，就把杜审言的诗依韵续成了罢”，于是应对“火德云官齐道泰，天长地久属牛羊”。从阮大铖现存四种曲均采用集唐诗来看，此一结构的布设，应为对剧作集唐诗的提示与自我肯定。如在本出的落场诗:“东池送客醉年华，问道风流胜习家。今夜月明人尽望，中庭地白问栖鸦。”前两句出自唐代吕温的 道州郡斋卧疾寄东馆诸贤，后两句出自唐代王建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与本出元宵佳节文人雅集的情景呼应吻合，和谐统一。阮大铖在戏曲作品中表现出的“曲为心曲”，也是明末清初文人戏的重要旨趣。“曲者，非指爱物之形也。闻之曲为心曲，名言为曲，实本为心，心直中皆曲。”闲居期间，阮大铖素好延揽，招纳游侠，始终欲以“边才”启用。了解这一点，我们再读 双金榜中的外番因教化而归顺朝廷的结构布设，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文人逞才炫奇了。剧中“还是招率四夷，争来宾服。此功名载在竹帛，这才是真正英雄所为”就成为阮大铖现实人生理想的折射，面对“这一班番鬼们，言语侏离，礼度箕踞，不通文教，难于招徕”的外患，能采取的办法只有“设帐此地，用夏变夷，日久年深，化诲熟落，建此功业，便不难矣。”(第二十七出)而最终实现“羁海外教习蛮童，习礼乐来享天朝”(第四十出)的政治理想，经过“十八年用夏变诸夷”(第四十四出)的不懈努力，终获“(莫佽飞)俺为探珠得母，俨然据岛称王。赖皇甫兄廿年设教，用夏变夷，遂使禹贡外之山川革心向化。如今尧天中之日月稽颡来同”(第四十五出)的华夷统一，“舞羽著成功，万岛星辰朝拱。名儒教化，侏离革尽夷风，稽首望龙麟还陈控”(第四十五出)是阮大铖以“边功”启用的戏曲表达。文人之才的作用，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诗书传情，而是发挥出更大的政治力量，在舞台演出中实现自己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政治理想，达到“曲尽人情”宣泄情感的目的。861 戏曲小说研究(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311 页。结语晚明是戏曲结构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既有理论家的探索，也来源于戏曲创作家的实践。关于戏曲结构，元代周德清 作今乐府法中说“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乔吉则提出“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美学，王骥德在 曲律中说:“必先分段数，从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此外，臧懋偱、冯梦龙等先后提出戏曲结构理论主张;李贽则将诗文评点引入戏曲批评中，开拓了戏曲叙事结构批评的新领域，“传奇第一关捩子全在结构”“结构玲珑”“结构活”等观念带动了戏曲创作家关注戏曲结构意义。清代李渔在晚明戏曲理论家和创作家探索的基础上，提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等戏剧结构原则，为中国古典戏曲结构理论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总结。阮大铖在晚明市民文化的影响下创作的 双金榜，不落窠臼，独辟蹊径，打破文人传奇“模式化”“程式化”的套路，采取文人独创的艺术方式，减少了因袭类作品的诸多束缚，形成文人风雅传统与市民文化叙事的有机统一，扩大了传奇叙事的结构空间，呈现出较为丰富多元的叙事层次，同时前后连贯、内在统一、逻辑谨严、文法缜密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古典戏曲结构理论提供了有益实践经验。作者简介:高岩，女，绥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961市民文化兴起与阮大铖 双金榜 的戏曲史意义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俞为民、孙蓉蓉编 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黄山书社2006 年版，第 43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