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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制度的社会情形下探讨
摘要。随着社会从现代性逐步向后现代时代的过渡，公共管理也随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这些发展对行政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相关理论的探讨，从一个侧面来理解当代公共管理发展的背景。
关键词：现代化；权力；新公共管理
一、“现代性”内涵的变化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话题，从韦伯到吉登斯等一系列社会学家都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作为现代性理论在近期的发展，齐格蒙特X8226;鲍曼倾向于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轻灵的”或“流动的”现代性，以区别昔日“沉重的”或“稳固的”现代性。在他备受关注的《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他试图通过解放、个性、时空、工作和共同体这五个概念来理解当前的社会状况。在这本书中，鲍曼详细考察了我们从沉重的、稳固的、硬件取向的现代性向轻灵的、流动的、软件取向的现代性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给人类状况带来的深刻变迁。
总体而言，鲍曼试图通过固体和流体所具有的性质来理解现代性在不同阶段上的总体特征，进而说明当前的社会状况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在他看来，流体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别于固体：首先，它不容易保持自身的外形，而固体则有明显的空间维度。因此，对于流体而言，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流动的时间，而不是它们临时占用的空间。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鲍曼才会说：“在描述固体时，我们可以总体上忽略时间；而在描述流体时，不考虑时间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次，流体具有惊人的流动能力，它能绕过或溶解障碍，也可渗透静止的物体。在遭遇固体时，它完好无缺，而固体却被改变了，或者变得潮湿，或者被浸透。〔1〕
鲍曼巧妙地以“固体”和“流体”来隐喻现代性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伴随着现代性经历的“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这两个阶段，人类生活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微观层面权力及其运作方式的改变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变化又对组织管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权力及其运作方式的改变
１.从权威到榜样
鲍曼指出：“沉重的、福特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是法律制定者、程序设计者和监督者的世界，是一些人追求另一些人规定的目标的世界。所以它也是一个权威的世界，换言之，它是领导和导师的世界：领导总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导师会告诉你如何去做。”这种对权力的认识与权力运作的方式是经典组织理论的直接来源。经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具有这样的特征：任务分配、角色规定、职权体系、交往原则、贡献和报酬制度。这种组织是通过一次性确定的目标进行统一和协调的，它的存在是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服务的；它的结构是被明确的边际限定的，所以是具有稳定性的；它的成员被置于一个有明显的等级秩序的整体里，因此，是受单一的理性支配的。这种组织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形式组织，如同企业、学校、医院这样的机构。社会学视它为经典的组织模式。
而在当代社会，“流动的现代性”使得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说权威是稳固的现代世界的副产品和必要成分，那么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鲍曼曾以健身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健身教练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榜样，而不是一个权威，在日益个体化的生活世界中，健身教练试图向追随者暗示，如果你能像我这样积极锻炼，你就会拥有我这样的身体。正是日益个体化的生活状况，促使人们寻求榜样，而不是领导。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正在取代权威。在此我们或许会联想到韦伯的“魅力型”权威，即他笔下的最具现代意义的“法理型”权威之前的权威类型。对此，或许会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而笔者更倾向于将这看作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反映，而这种多元化体现在组织管理中则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管理模式的大规模创新。
２.行动者与交换——现代组织社会学的观点
权力运作方式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现代的权力分析往往与利益交换结合在一起，由此使得权力并不像以往那样是绝对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更加灵活和复杂。吉登斯曾说过：“如果权力和冲突经常频繁地交织在一起，那不是因为其中一方逻辑地包含另一方，而是因为权力与利益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而人们的利益又不可能一致。”在吉登斯看来，分析权力关系的时候，仅仅看到表面上的服从或意志的实现是不够的，权力背后的利益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利益（包括由此而形成的资源）的交换是权力行使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这方面，社会学家布劳做了出色的分析。在其名著《社会生活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布劳提出了获得权力的四种必要条件：包括对于他人能够提供给自己作为交换的利益保持冷淡；对别人需要的东西加以垄断，以保证对方依赖于他提供某种服务；防止他人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形成强制力量；别人需要他所提供的利益。布劳认为，“权力来源于单方面的依赖，一个人对其他人的权力在于向他们提供的服务。充分的权力使个体们能垄断资源并使其他人日益依赖于他们。”
克罗齐耶等人的组织社会学理论循着布劳的思路做了进一步发展，他们指出：在人类关系和社会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权力关系。克罗齐耶进而提出，“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新假设：权力问题是涉及各自都想竭力对对方施加影响的双方在协商中试图支配交换条件的问题；权力是一方在与另一方的关系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交换条件的能力，那么权力关系就可以被认为是双方参加的一种交换关系和一种协商关系。”虽然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但是它同时也是一种相互的关系：b同意a要求他做的事，b必须在这件事中找到他的利益；因此，b同意去做a要求他做的事，b必须以作为交换某事或某物才去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体现在一种力量或势力的对比关系中，关系的一方b能够比另一方a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关系的一方b从来也不是“身无分文”（即毫无准备）地面对另一方a。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具有势力的人必须具有使用势力的能力和愿望。换种方式说，如果在禁止使用或不可能运用势力的情况下，弱者和贫者可能战胜强者和富者。〔２〕
三、从现代性内涵变化看现代公共管理的进展
就公共管理而言，现代性内涵的转变带来了管理模式与方法的巨大转变，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新公共管理”潮流。在外部运作方面，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效仿企业的目标管理与效绩考核制度，表现出了极大的效率与灵活性。新公共管理以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为其理论基础，而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的前提是市场机制。因此，推崇市场机制，主张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和效率机制以改善公共部门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取向。新公共管理认为，市场能纠正政府的种种弊端，而且市场带来更多的“自由”，为公众提供更多的“选择”，因为“政府本身存在限制经济增长和经济自由的问题”，压缩政府规模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率，进一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同时，新公共管理在推崇市场机制和限定政府干预的同时，并未完全否定公共机制的作用，而是提倡在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各自职能的同时，把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融合。〔３〕
在组织内部，现代组织中人的能动作用以及非正式的结构也在管理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加上权威结构的转化以及信息化等多种因素，使得传统的政府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技术应用于政府，对传统的金字塔型层级组织结构的改革提出了要求，削减政府内部的中间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实行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成为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内容，“无纸办公室”、“网上办公室”、“政务超市”成为可能，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成为一种趋向。单一的、垂直的、封闭的官僚体制为多元的、互动的、开放的现代网络组织体制所取代。这是与现代组织中相对灵活的权力结构相适应的。尽管这种效仿企业、接近市场、调整组织结构等改革措施遇到了许多批评与困境，但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公共管理将向着更加多元、高效并富有创新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１］郇建立.现代性的两种形态［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１）.
［２］李友梅.组织社会学及其决策分析［Ｍ］.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程祥国.国际新公共管理浪潮与行政改革［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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