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改革.docx

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制度经济学层面上，它把高碳的化石能源和清新的大气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福利资本，要求将其纳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要求改变低能耗、低碳排放经济主体，节能减排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因而，生态环境必须从经济系统外部性因素、制约因素，移植到经济系统内部，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素和促进因素，进而成为核心要素。使低碳经济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生态环境这种公共资源在产权界定、利益分配、责任承担等方面目前存在诸多空白。为此，应该从经济制度上，厘清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引导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由于有着与传统经济观念完全不同的发展理念，低碳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比其它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更加依赖于制度来保障。低碳经济首先强调以环境友好方式利用资源，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逐步实现以最小的代价、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实现污染排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其次，低碳经济还强调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控制废弃物的产生，建立起反复利用自然资源的循环机制，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到自然循环中去，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因此，低碳经济就为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为从根本上消解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开辟了道路。制度安排与市场机制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或两驾马车，低碳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一种模式，不是旨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而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的路径。
制度创新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X8226;诺斯曾指出：“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１］１０５，１６２制度创新会改变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改变制度安排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正如包括亚当X8226;斯密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条件主要是合理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合理的制度结构框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组织或个人进行努力的愿望及不断地进行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当然上述因素也同样可能会被错误的制度所抑制。［２］发展经济不仅仅需要考虑资本、物资、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制度的复杂系统。在低碳经济建设中，必须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纳入其中，才能有效地解释低碳经济现象，人们研究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都必须分析与其相关的制度问题。
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及克服
制度演化中最为明显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就是路径依赖，这也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最常用的一种描述制度演化的方式。路径依赖理论由道格拉斯X8226;诺斯１９９０年提出，其基本含义是今天的制度演化受以往制度的影响。制度演化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体制不断自我强化，它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的轨迹。所以，初始的制度选择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初始的制度选择有差错，在以后的发展中，将可能使整个制度创新最终远远偏离目标。做出任何一项制度变革，都要十分谨慎地不仅考虑其直接后果，还要研究其长远的路径影响，以免出现积重难返的情形。经济学家刘易斯讲过：“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就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进行下去。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协调一致。”［３］因为，制度演化不可能推倒重来，原有制度的影响是既定而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也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４］一个旧的制度被打碎了，但是，为其论证的思想意识要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梦魔”纠缠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表现。
（一）发展模式制约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模仿，属于一种典型的粗放型模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投资固定资产的超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资源、能源消耗量过大，同时导致建设规模过大、投资需求膨胀、煤电油运紧张、经济结构失衡，为了发展生产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带来了十分尖锐的资源环境矛盾。而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的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一种强化和助推的作用，生产促进消费，消费反过来拉动生产继续进行。而文化观念则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必要性，一方面文化作为被成员广泛接受的价值理念，具有连贯性、稳定性和统一性，并且这种特征有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协调和保持经济体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文化需要变革时，这种一致性反而会妨碍成员对新事物和新观念的认可，阻碍文化变革的实施。
（二）利益因素制约
一个社会的组织状态深刻地影响着制度引起的社会效益状况，从而决定着制度变迁的轨迹。然而，这些组织都是存在着自身利益需要的集团，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比现行体制更有效率。一旦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形成，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换言之，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总比另辟路径要来的更方便些。同样，这些利益集团的矛盾提供了制度变迁的动力。一种制度之所以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或陷入非绩效的锁定状态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或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竭力维护现有体制，并反对各种企图进行制度路径替代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５］。
（三）不完全市场因素
指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由于市场总是复杂多变的，不可确知的变数充斥其中，人们不可能事先掌握准确而又全面的信息，再加上人们受到各人的主观意志、意识形态及个人偏好的制约，对市场的反应存在着千差万别。因此，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时间就可以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
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
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更有效地增长或发展，一旦现行制度有碍于或不利于经济增长，就需要创新或变革。因此，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机制，是推动社会经济朝着低碳方向转型的必然要求。发展低碳经济，制度创新是保障。中国要更加切实地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探索建立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措施。
（一）建立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
要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针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具体能源和环境现状，通过一系列行政、法律、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制度进行宏观调控，建立能够逐渐反映出能源和环境稀缺水平及真实成本的价格体系，建立有利于低碳产业快速发展的财税体系，建立能够确保能源环境安全并保障可持续能源服务的能源体系，建立高效率、低排放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同时，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还处于初期，必须依靠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引导，制定清晰、稳定的鼓励支持政策，出台鼓励企业进行低碳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采用征收能源税、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贷款优惠、价格、收费及许可证等经济手段，鼓励有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增加对低碳的研究［６］。我国国内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应当不断完善政策促进体系。
（二）建立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机制
中国的能源供应体系要不断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相协调，通过各种不同能源的生产、转换和输送，以各种不同形式服务于不同的用户，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放眼中长期国家能源环境战略的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实现煤炭清洁利用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发展，更加重视并切实建立一个稳定、经济、清洁且多元化的能源体系，注重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捕集和封存技术的发展，重视能源开发利用对国际国内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其相应的应对措施。还要在合理的政策制度的引导和激励下，推动高能耗的工业生产部门实现单产能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动提高广泛的社会消费部门用能产品的技术效率，最终实现可持续地利用能源并降低排放。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０年，中国政府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累计节约６.３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排放ＣＯ２１４.６亿吨以上；工业生产过程的Ｎ２Ｏ排放基本稳定在２００５年的水平，甲烷排放增长速度得到一定控制。［７］
（三）培植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机制
通过产业制度创新改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链条与产业结构。低碳经济条件下的新兴产业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产业制度进行创新，核心在于改善“高碳经济”条件下产业制度，即“高碳产业链条”与“高碳产业结构”两个维度。首先，改变产业链的分布。过去和现在价值链的分布一直是向资源型企业倾斜，今后产业价值链可能分布在高技术产业，向掌握低碳经济核心技术的环节和链条倾斜；其次，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使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所以，认识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所酝酿的这种新兴产业革命，并在国家战略、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规划等领域内有所准备，待新兴产业革命机遇来临时能够充分抓住这种基于并以新兴产业推动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广，应该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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