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规章制度与大革命[五篇].docx

旧制度与大革命精选五篇 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作背景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写作初衷 托克维尔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它颠覆了所有人对革命的“常识” 来自贵族阶级的作者托克维尔来说，他在写这本书时，力求不带任何偏见，力求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 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革命播种龙牙收获跳蚤 通常人们认为革命开天辟地，迎来一个更好的社会。但实际情况相反。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反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更加专制和强大的中央政权，革命后的专制制度比旧的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也更加全面。这个看法对于那些长期陷于革命崇拜，期望通过激进方式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来说，无异于有醍醐灌顶的作用，让他们恍然大悟，在革命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主流价值后面，其实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自由。 希望蕴含着最大的危险 “对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会将它猛烈的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转型中能否“告别革命” 中国正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人们对于变革的渴望日益浓烈。不管你是富有的商人、中产阶级、还是农民、刚刚毕业的青年，都对现状深感焦虑。在互联网空间上，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开始主导人们，人们渴望变化，而且立刻。人们得到的越多，就希望得到更多。但同时，人们又被某种忧虑所占据。一个多世纪来的中国充满了变革的悲剧，人们发现总是在播种龙牙，收获跳蚤。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告别革命”论，有对中国保守主义之父严复的重新缅怀，更有对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根本质疑，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的重新审视，更主要的是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全面反思。在2012年，人们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思考的重点已经和二十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二十年前，人们普遍反思革命，清算革命谱系，确信应当“告别革命”；现在，人们则在思考，革命能避免吗。 对变局和改革不能没有思想准备和危机意识 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人们发现，革命何以发生，何时发生，有何后果，对于那些仍然坚持专制制度的国家来说，依然是无法预料的事情。要彻底打破革命和专制循环相连的怪圈，彻底走出社会周期性震荡的发展轨道，规避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要从根本上告别革命，只有建立起革命要素无法生长的社会制度，把革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找到足以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问答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读的七个问题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结语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在该书的前言里，托克维尔又说。“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12级法硕（法学）魏雨蒙2012120056 托克维尔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曾以一部论美国的民主名扬天下。作为政界要员，他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直到1851年路易o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逐渐淡出，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是在拿破仑恢复专制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完成的。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促使他冷静的反思，将视野从大革命中转到了大革命前，终于从历史中找出了法兰西专制制度不断重建的原因。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容和结构概述 从托克维尔为本书所写的前言来看，本书仅仅是他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部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个领域中，本书偏重于描绘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的种种形状。至于有关大革命的第二部分著作，托克维尔尚未完成就去世了。通过对“旧制度”的描绘来分析“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1、法国大革命看似猛烈，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与法国的过去割断，但是，旧制度的感情、习惯、思想在法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无法消除。 2、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的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3、法国大革命是以反教会名义进行的政治革命。 4、革命爆发时，其实是法国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法国人民的苦难要比以往轻得多，贵族根本没有政治权力，仅仅徒有虚名而已。 全书的结构很清晰。在前言中，作者声明了本书的目标是解释历史，警醒后人；概述了作者本人的基本判断即有关平等和自由的基本命题。最后作者强烈的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性：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专制的憎恨。第一编直接谈论大革命本身。作者通过列举事实，简明扼要的指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反宗教的、无政府主义的。究其本质，大革命是一场运用普遍平等思想去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革命。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全书的主体，讲述大革命在旧制度中孕育的原因。总的来说，在导致大革命的众多原因中，第二编偏重于描述制度性的原因即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而第三编则偏重直接作用于人心和生活细节中的、属于民情、风俗层面的原因即法国人对平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模糊态度。最后作者对前述各章节的观点进行了汇总，指出法国大革命正是从这旧制度中的一点一滴中产生的，并再一次分析了平等 和自由这两种价值观在大革命中的不同命运。 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体现的政治思想 托克维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倾向性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热衷于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在关于三级会议治理状况的描述中，或者在他的旧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他看来，英国、美国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会。而对于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 在大革命后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的丧失了自由，这也是不合托克维尔理念的。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认为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摧毁了许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托克维尔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法国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根据他在书中的措辞判断，他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对于欧洲传统的贵族政治，托克维尔一方面列举了1788年时德意志大多数邦国农民生活的惨状，把这些地方说成是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反复赞扬传统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传统，赞扬贵族阶级的高尚精神，对后来贵族阶级的失势表示了极大的惋惜。正是因为大革命打倒了贵族，才切断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根基。 我认为托克维尔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贵族出身。他对抽象自由持有坚定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对社会平等却抱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态度。他最欣赏的当然是自由和平等两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却毫无自由的帝国专制制度和极度不平等但存在贵族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间选择的话，他更倾向后者。 平等本身不会威胁自由，平等不是自由的对抗价值，平等可以与自由兼容，其关键是不要盲目服从一个权威的支配。大革命以后，民主社会的身份平等造成人们对强势政府的依附心理，产生了民主专制，即平等的专制局面。民主与专制是相对立的。在欧洲的君主专制时代，民主的敌人是君主个人的独裁专政。一旦民主取胜，它新的敌人就隐藏在民主内部，即多数人的专制。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的不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民选政府，而且同样可能是高高耸立的断头台。民主作为所有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参与形式带有多数人暴政的危 险，最终带来泯灭个性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自由。大革命前法国人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只是心满意足的奴隶。这种民主加剧了自由在社会中的逐步失落。对此，托克维尔表达了强烈的遗憾，并对他心中那种真正的、发自心灵的、毫无功利目的的自由给予了高调的赞扬。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专制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追求铁血式平等的法国才会有血腥的大革命和革命后的专制复辟。 三、法国大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的相似性 首先，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形似。法国在大革命前是欧洲最典型的专制主义国家，而中国更是高度专制的封建帝国。革命前两国都在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在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贵族的政治权力已经被削弱乃至剥夺，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在中国，清朝政府正在实行所谓的“新政”，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较为全面的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闸门。正是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剧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流动的程度，进一步削弱了本已腐朽的清廷统制，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 其次，两国人民对待民主的情感相似。“人民在革命之中想挣脱专制的镣铐，但他们在没有学会自由之前也无法摆脱旧时的习惯、情感和心态。于是，他们又使专制不断得以重建”。中国人民在心理上更没有摆脱专制思想的束缚，无法在真正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 最后，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相似。造反精神一旦完成其毁灭性的使命之后，很容易演化为一种对立面，即对安逸平和的追求。革命党人以他们忘我的革命精神推翻了封建帝制，试图从封建专制一跃而实现美式民主共和。但是，这正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想要摧毁旧制度，却又继承了旧制度，所不同的是法国大革命是“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而辛亥革命则是砸烂了旧制度的招牌，换上了新社会的门牌。 四、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热读，是因为当下中国的结构性处境和托克维尔所处时代的法国，有一些相似性。通过阅读找到其与中国当下现实的契合焦点，以及托尔维克思想中对于中国未来的借鉴之处。“改革可以产生红利，但改革本身绝不必然就是红利。怎样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无疑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而在这一层面上，托克维尔的视角恰恰是当今中国“改革者”的视角，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权力执行阶层的启示录。 （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 2012年中纪委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论及了“选择性反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经验、反腐制度设计、限制公权力等问题。书记王岐山推荐了本书。今日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时期。腐败蔓延，形势严峻，很大程度与“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有关。改革到达了体制的硬核部分、制度的核心区域，到达了权力自身要受约束的阶段，而权力并不容易对自己痛下决心。于是现实呈现了一种历史性的相似，制度和体制已经改革有年，而那些遗留的硬核部分成了人们比改革未曾开始时更加不能忍受的对象。新的领导集体的产生，以及风格差异，使人们燃起了新的希望。对于社会政治向前走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时机窗口。这个时机窗口能延续多长，能扩展到多大，则视乎能否有不断的前进来印证。新的改革如何启动，新的制度顶层设计如果展开，人们正在期待中。 （二）某一阶层进入孤立失语的困境等于把他们推向革命 法国大革命之前，王权高度集中。旧贵族获得免缴捐税的特权，新兴在资产阶级获得大量财富。而农民阶级却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迫切要求变革，成为大革命的主力。旧贵族在革命中被砸个粉碎，曾一度并肩战斗的资产阶级也很快被农民推翻。 对比我国当前社会现状，繁荣和谐的社会之下也存在一些严峻的问题。农民工群体遭人歧视、商贩与城管人员的矛盾尖锐、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观点的上访活动、暴力拆迁、官员贪污及特权阶层超越法律的活动等等现象都表示出我国社会潜藏着危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尽快尽早的解决，很可能出现托克维尔所论述的陷入孤立失语的阶层通过革命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这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 （三）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章是恐怕是最能引起今日国人关注的。托克维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关键是王权政府在肆意胡作非为，它不断刺激全民族的发展欲望，又不断阻挠这种欲望的满足。时过境迁，三十年前对同样的痛苦能逆来顺受的人们现在已无法忍受了。 随着经济上的繁荣，人民精神层面也得到开放与提高。对自由平等的认识与追求不断的加深。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看法，代表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不在是盲目无知的个体，对政府的任何行为人民都是有权监督的。所以如果缺乏一定的政治自由，政府的所有胡作非为都不能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抑制或纠正，结果只能任由政府在错误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知识分子和言论自由 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个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个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的形象。言论自由是宪法中的一部分，也是民主制度的关键。当一人的言论受到来自社会或政府的压力或控制，其惧于压力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或不满时，可能产生以下问题。首先，不利于思想的交锋和真理的发现。其次，如果是对政府的监督得不到有效的表达，容易引发政法僭越职权或者怠于行政。最后如果不满长期得不到宣泄，积蓄的矛盾爆发事可能引起更大的动荡。 总结 透过托克维尔鞭辟入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关联，看到旧的思想观念在21世纪的遗留，看到专制制度对社会人心的腐蚀，看到民主的缺乏如何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我们可以从这些论述中得出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必须从点滴做起，改革开放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论述中得到这样的启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讲述的是法国的历史，但是，书中分析的社会政治规律，放在今天中国的背景下仍有其理论及现实意义。阅读该书以及延伸阅读托克维尔的其他著作，如美国的民主上下册、托克维尔回忆录对于拓展视野、涵养文化、增长知识都是有意义的。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作者托克维尔，其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提出的五个现象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1我们即将出台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电公司领导干部职级调整，照理说，这对供电公司全体领导干部都是一项利好政策，但却激起了供电公司领导干部的普遍非议，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沟通上的问题，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2